1、无意间得知的秘密

“厂长基金”的建立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只不过学习了点老大哥的皮毛。五十年代,中国领土上还有两处属苏联管辖:旅顺、大连的中长铁路,都在东三省境内。1952年9月,北京机械部通知:组织一批机械工业大厂的厂长们前往哈尔滨中长铁路机厂,学习那里的科学管理方法。由马天水部长领队,集合了十多位厂长来到北国城市哈尔滨,本人也得厕身其间。

到了哈尔滨的铁路机厂,学到的工业管理方法称作“什么索夫工作法”(全名因记不清,只得以“什么”代之)由俄国专家介绍,经译员说明,该什么索夫工作法的要领可归结为,使组成机器的零部件,在流水作业中,保证充分供应,不能中断,也不能生产太多而积压。本厂长只须花不到十分钟,其中的秘密即能融会贯通矣。学的东西如此简单,我们感到有些失望,俄国专家给每个厂长赠阅“什么索夫工作法”的著作,此人还得过什么奖的。马部长表现出虚心领教,认真推广的姿态,重复说:“感谢老大哥指点迷津”之语。

我们还抽出时间参观哈尔滨的几家机械厂,这儿的机器仍是伪满时期的笨重不堪老掉牙的货色,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机器设备的排列往往留出一大片空白,只看到冲床,刨床之类稀稀拉拉地前后不相衔接。似乎是给刚刚学到的“什么索夫工作方法”展览反面典型的现场。

这个怪现象使上海人纳闷,便向车间里的老师傅讯问,他紧张地直摇头,欲言又止地说:“这个嘛,可不能说”。

带着这个谜到另一家机器厂参观,又碰到同样的“反面图式”,我拉过车间主任悄悄地问,此人一副尴尬面孔说:“这是老毛子搬走的”。我问:“搬到哪儿去了”?车间主任余怒未息,无可奈何地说:“拉回他的老家,缺腿少胳膊的才留下来”。他避免讲出苏联,而用带有贬义的称呼,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操压倒了国际主义的“一面倒”,我们感谢这位车间主任,在来宾跟前敢于道出真情,我们跟他一样,脸上的气愤超过嘴上的语言。

不远千里而来的一群上海人,本来向老大哥讨教,却被他自家人的掠夺行径抹去了那个俄国专家的一片好意。“什么索夫工作法”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

原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红军便长驱直入开进满洲,解放军星夜兼程北上,只差两三天也开进了辽宁、黑龙江,苏联红军以胜利者自居,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用整列火车运走了哈尔滨、沈阳、旅大等城市抢掠来的机器设备和仪表直至千斤顶、吸风机。完全是一帮明火执仗的强盗!只有中长铁路机器厂的设备没有被搬走,那是因为中长铁路还属苏联所有。所以,在这里保留着原来的流水线,“什么索夫工作法”或许行得通。

在红军攻占东三省以后的两个月,当时西满地委书记吴亮平和吉林地委书记刘顺元把苏联红军纪律败坏,到处奸淫妇女等情况写书面报告给党中央(并没外传),结果这两个地委书记遭到撤职处分,罪证是破坏中苏友谊。

东北出版的一份《内部参考》,其中统计了苏联拆走的机器设备占百分之六十四,剩下来的都是笨重的老爷机器。

这次我们到哈尔滨最大的收获便是:让我们知道了许多“不许外传”的机密,使我们对苏联的迷信产生了根本的动摇。

我跟兄弟厂的厂长在归来的火车上,谈了这样的私房话:“请你对比一下苏联红军吧,他是我们的老大哥,又是抗日的主力军,却把中国当作战败国,把我们土地上机器尽量撤走了,世界上有这样的老大哥吗”?

我说:“上海机床厂和吴淞柴油机厂原是美国救济总署的剩余物资,美军从中国撤退的时候,原封不动留下来。而苏联老大哥却把东北工厂里的精密机器挖走,让我们喊美国是头号敌人,怎么喊得出来呢”?

2、现代弃妇怨

在哈尔滨只有十来天,我们就回到上海,可以说是一无所获,第二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全国卷入了打倒美帝的狂热中,各个大城市皆成立了抗美援朝后援会,发动捐献飞机。

大概由于我在宣传捐献飞机中表现突出吧,上级指派我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以大军区为单位成立慰问分团(西北、华东、东南、华北、四个分团).

我任华东分团秘书长,浩浩荡荡开赴朝鲜前线。后来还组成了地二、第三届的赴朝慰问团,梅兰芳、巴金等都到过朝鲜前线。

参加慰问团,特地挑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徐铸成(《文汇报》主编)、武和轩(民革中央委员)、陈仁炳、张孟闻(民盟上海主委),出发以前每人做了一套统一的御寒服装,四个分团有一百四十余人,分头去沈阳会师。

那时,南韩李承晚的部队与美国兵已打到平壤以北,形势吃紧,志愿军总部命令慰问团先在沈阳待命。这样,我们在沈阳停留至阳历年底。全体慰问团皆住进东北旅社。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电梯间旁的一间小屋,一个女服务员送进窝窝头和一点儿小菜;当她打开门时,我好奇地看里头究竟是什么人生了病。

我惊奇地发现,小房间里是一位女性,面色憔悴,头发不整,似曾相识,一下子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我就问那位女服务员,她说:“她是神经病,丈夫是东北局的大官,不要她了,就把女人扔在我们这里不管”。

反正我们在沈阳闲着,我倒要弄明白,这个疯女是哪一位高干的弃妇?

我上门去找旅社的政治指导员,由于穿着慰问团的统一服装,用不着介绍就取得了他的信赖,他告诉我当代高干依仗权力干出了一出“现代弃妇怨”的悲剧。

这位不幸的弃妇原来是方纪同志(参看本自传第二卷:“抗婚小组”一节中,她与凯丰的强迫婚姻有过详尽的交代)。

方纪的美貌我曾作了如下的描述:“她的美丽在群芳中确实有突出之处,她端庄里透出娟秀和灵气,青春的光芒四射,她一旦进入会场,随便什么人都会向她行注目礼,觉得能多多看她几眼也是一种享受”。(239页)

何凯丰,原名克全,江西人,与王明、秦邦宪都是留苏派干将,何的年龄比方大十多岁,我在延安听过他多次演讲,那时他任中宣部长,他的报告与王明异曲同工,枯燥乏味,口齿不清是他做报告的特征,喜欢引用斯大林语录。凯丰的文章散见于《解放周刊》和《新华日报》,江西土话和口齿不清总算避免,但言而无味像个瘪三依然如故。像方纪那样的美人儿与他结合,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怎不令人惋惜!

政治指导员回答我的提问:“凯丰怎么把方纪关在沈阳呢”?那是八路军乘着苏联红军开进东四省,我们党的大批干部与国民党部队争夺领导权,高岗、林彪、凯丰、罗荣桓等,分别担任东四省的东北局党、政、军领导。凯丰的太太到第二年从关内调来,没有多久,方纪发现凯丰爱上了文工团的演员,年龄比他小二十多岁,可以做凯丰部长的女儿了。党组织对下面的干部搞重婚,生怕影响不好,一定会干预的,唯有对高层干部不敢碰,惹不得,听之任之。真正的带头人是高岗。

方纪闹着要离婚,但党组织不许,理由是刚到新开辟的根据地就闹离婚,怕影响不好,怪就怪在凯丰另外搞女人,怎么不怕影响不好?方纪气不过,慢慢得了个癔症,经医生诊断,其实就是神经病,去年凯丰离开了满洲,就把他的妻子扔在我们这里,比扔掉一块抹布还干脆,而且特别关照,要保密,又说是怕传播出去影响不好。不过东北局人事处答应每月支付两百元人民币作为这个疯女的生活费。指导员问起:王同志为啥对方纪这么关怀?

我说:“在方纪没结婚前我们就认识,她与凯丰的婚事比封建婚姻还要野蛮,完全是运用组织压力强迫配对,没想到来到沈阳碰巧看到了这一出悲剧。是不是同意我看看她?也许能测定她的神志还有几分是清醒的”。

得到宾馆指导员的允准,我把方纪领出那间充塞着臭味的黑屋。她认不得我了,我亲切地连叫了两声她的名字,她才回应说:“你是毛陈”(我在宝鸡时的化名,证明她的记忆蛮好。)我邀请她到东北旅社的餐厅吃饭,方纪走出黑屋,大概从玻璃窗里见到自己的面影,她招呼我慢着慢着、她折回去,重新整理一下衣裳,并且搓开手指梳理头发。(可怜,她连梳子都没有)我重新审视她,没有爱情的女子容易衰老,当初那么美丽的方纪,活像一个祥林嫂,头发不再蓬乱也不能掩盖苍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在餐厅里叫了几个菜,她像饿煞鬼一般狼吞虎咽,似乎好多天没有吃饱,只有从吃相难看上判断,才象是精神异常的样子。

在就餐时我问:“你想回家吗?”

“我提出我要回家,这里不答应。”

“你的老家还有父母姐妹吗?”“爸爸不在了,妈妈还在,还有一个哥哥在天津市工业局。”

“还记得你老家的地点吗?”我继续测试她的记忆力。

“怎么不记得?”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她木呆的眼神突然闪出一丝智慧的火花,欣喜地说:

“你能送我回家吗?我妈在天津。”

我十分有信心地对指导员说:“方纪同志的神志可清醒咧。要求我送她回天津老家,为什么你们不答应?甩掉一个包袱不是很好吗?”

指导员苦笑着说:“一个神经病患者,放到社会上她要是胡言乱语呢?就是怕影响不好”。我生气地说:“又是那个影响不好!你们宁愿养着一个疯女,只是为了给党的部长遮丑!牺牲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首长的名声。如果你的妹妹是方纪同志,你将心比心,就会觉得你做了凯丰的帮凶角色”!

指导员脸红脖子粗地为自己辩护道:“上级关照下来,不这么做也不行呀”!我拍拍胸愿意承担责任,希望尽快回老家,对公对私都是上策。

我从朝鲜回国以后,仍旧关注方纪的命运,只是从安东乘火车回到上海,没有在沈阳停留,我写了封信给东北旅社政治指导员,他回信告诉我:最后请方的哥哥来到沈阳,护送方纪回天津老家,你所说方不像有神经病,她的哥哥也是这么说,他气愤地辱骂凯丰耍了诡计,这样,凯丰就可以逍遥自在的乱搞女人了。

3、跨过鸭绿江

朝鲜战争第二个战役告一段落,慰问团趁着战争空隙过了鸭绿江。我们分别乘俄国的嘎斯汽车驶向崇山峻岭。战区的时间表是白黑颠倒的,志愿军的行动都在夜间,只因美军完全控制了天空,敌方的轰炸机多半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这样,慰问团的活动不得不昼伏夜出,头一课就是学习夜猫子的生活。

我们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反正天亮了就得停下来,由志愿军一名副官领着我们步行到一个废弃了的矿洞里。华东分团在行军中稀稀落落,美国飞机在刚刚天亮时就出动了,敌机的轰炸更使得团员们惊慌紧张,有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掉队落后得好远。

愈是紧张,走得愈是慢,钻进矿洞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挂起。想看看志愿军什么装备,什么样子,除了那位志愿军的副官,什么都没见着。

我们蹲在矿洞里,怎么进行慰问呢?直至第三天,有三、四名战斗英雄来到矿洞,看来是他们慰问祖国来的亲人。先由团长欢迎战斗英雄,讲得热情洋溢,接着由战斗英雄报告打胜仗的事迹。矿洞里黑黑的,只点了一支蜡烛。不能做记录,过了没几天,就慢慢淡忘了。

至今还能记起,志愿军的生活很艰苦,吃的伙食是装在干粮袋里的炒面粉,不分一日几餐,饥饿了就抓一把炒面粉吞进嘴巴,供应的小菜是咸菜,盐巴,偶尔分配到祖国运来的食品罐头,吃这种罐头本应是喜事一桩,只是一个班分到一罐,一个人吃到那么一点点,反而把食欲吊起来了,好事倒变成了埋怨。慰问团是受到优待的,我们吃的东北锅盖,它像铁锅那么大,又像铁锅那么硬,牙齿差点就没法啃得动。比起十几个人分到一只罐头,我们就是天之骄子了。

战斗英雄报告战争事迹,似乎只有胜,不会败,慰问团里个别的人士偶尔问起有无打败仗的情况,对方语塞,避不作答,这个提问的团员在英雄离开后,受到难堪的批评,我记得一句重话:“这是有失慰问团的身份,我们是来打气,不是泄气来的”!

我回国后写了一本《赴朝慰问记》,在《劳动报》连载,劳动出版社出版,其中也回避了上述的对话,必须遵循“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则,怎么能在公开出版物上给前线将士说泄气话呢?

像这样的话:“你想不想家呀”?也会勾起思乡之情,在军队里,说话要特别小心,就怕影响士气哇!

我们窝在矿洞里,尽量想走出矿洞,到前线亲自去体验一下战斗生活。志愿军总部终于满足了这一要求,四、五天以后,由那位副官通知我们:将老弱残病留下来,挑选精壮年轻的团员组成小分队,指定王若望任分队长。副官带领我们走出洞穴,再三叮咛防空要紧,安全第一。我率领七名男女队员,都在二三十岁左右,其中有一位歌唱家,还有一位交大的女同学。四、五十岁的团员则留下来,他们前去后方医院慰问,于是兵分两路,他们那边占了四分之三。

小分队步行至某个加强连的驻地,连长是新四军的营长,名叫徐文彬,调至志愿军反而降了一级,他给我的印象:年轻有为,幽默活泼,他欢迎小分队的几句开场白就不同一般:

“加强连是个打冲锋部队,祖国亲人来了,这是我们的光荣,也许会使‘加强’变成‘加弱’,大家注意相互帮助,让强弱掺和,一样打冲锋”!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小分队终于参加了一次加强连阻击李承晚部队的战斗。美中不足的是小分队没有武器,连手榴弹都没有,我们的任务只是负责捉拿俘虏。

第二个美中不足:对方不是美国兵,而是南韩的国民军,当我们快速奔往望子山,好容易做到没有掉队的,徐连长先把我们隐蔽在低洼的‘死角’,只让我们旁听密集的机枪声和打炮声。前后不足十分钟,敌兵就后退了。徐连长抽空来照拂我们:“幸而上来的是南韩的李承晚部队,要是美国兵占领这个山头,他们的火力就不得了,这是你们碰上了好运气”。(在《赴朝慰问记》中,描述小分队亲自参加了望子山战斗,那是作家的移花接木,这儿写的才是真实的。如照实写出,岂不长了美帝之志气?故不能说真话也。)

这一场战斗结束后,我们的歌唱家引吭高歌,唱了三支拿手的歌曲慰问战士。

夜晚,朝鲜的天空星光灿烂,可以欣赏美国飞机撒下许多“天灯”徐徐降落,(天灯是悬有小降落伞的照明弹)与天际的星星相互辉映,煞是好看。也是我们车队运输最繁忙的时候。

白天,美国飞机沿着迤逦的羊肠小道撒下了无数的三角钉,它是一项破坏汽车轮胎的新发明,三角钉成几何形,共有五个锐利的箭簇般钉子,随便扔在地下即有三个钉子在下,两个钉子朝上,汽车压过三角钉,便会刺破轮胎跑气。

开头几天美军的新发明颇见功效,我方运输司令刘居英想出了对策,发动妇女拿着扫帚扫去三角钉。对付的办法有了,美国方面却继续扔钉子,只是侦察机发现我们的汽车安然无恙,照常行驶,美军才收起他的新发明。慰问团回国,每人都把三角钉作为战利品带回去,成为到过朝鲜战场的纪念品。

罪魁祸首斯大林——

自1950年9 月至1953年7 月,在朝鲜半岛打了整整三年的抗美援朝之战,只打了个平手以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共方面的参战,虽则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当时大肆宣扬“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尽了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等等,凡是歌颂独夫民贼毛泽东的光荣历史,少不了大书特书提到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英明决策。

抗美援朝之战,果真是中国主动参战的吗?中国志愿军不参战,美帝是否拿走了东三省,将成为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的跳板呢?

历史如堕五里雾中,它把真象掩盖了几乎有半个世纪,好在苏联已经瓦解,那里的秘密档案得以开放,如今我们才知道:挑起南北韩自相残杀的内战,不久又演变成国际间的战争,北韩这一边以毛泽东、金日成、还得加上半个斯大林,南韩一方则有美国和联合国部队。而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却是斯大林。

至于前面讲到‘半个斯大林’,苏联只是出动几架飞机沿着鸭绿江转悠一番,而且还得改扮成志愿军的服装,此外还帮助了上千辆嘎斯车,斯大林死后,换了个赫鲁晓夫,这笔款项仍然归中国政府偿还。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根据莫斯科解密的参谋总部档案材料,将斯大林的面目暴露无遗,这里只能引用档案材料的实录:

当斯大林询问金日成是否已经作好入侵南韩的准备,他听到的回答“还没有”时,斯大林大发雷霆责备了金。

金只得坐到斯大林办公室门外,直至改变了自己的回答。

1950年绘制的一幅机密的地图,地图上显示北韩部队入侵南韩的路线,斯大林还用红色箭头标出应在三日夺取汉城,七日内攻下南韩。

金日成为什么对进兵南韩迟疑不决,他知道仅仅以朝鲜人民军的兵力打进南韩完全没有把握,希望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拉上中国的军队,可操胜券。谁知毛泽东有点犹豫,在莫斯科参谋总部的档案里,记载了一条:“1950年2 月,金再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尼古拉。拉莫夫洽谈,金告诉斯大林,他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毛泽东还没有回到两个朝鲜的问题上来。斯大林告诉金:必须在五月作好一切准备,不能再晚了”。在这次会见后,推迟至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才答应出兵,为了掩人耳目,改称人民志愿军(引自1993年8月9日《世界日报》转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译文)

抗美援朝战争持续了三年,最后半年,双方战战停停,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志愿军最高兵力达一百三十五万人,大陆各大军区的部队采取半年一个周期轮换,让所有的部队亲自接受炮火的洗礼,据说这是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练兵。

志愿军的死伤统计:死亡共十五万两千人,二十三万伤病员。仅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就被敌机炸死相声演员常宝坤和程树堂二人。失踪者两万一千七百人。联合国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共死亡三万三千二百人,受伤十万三千人。(注:上述双方死伤统计引自九五年二月出版的《新闻自由导报》)

这场战争于一九五三年在板门店双方握手言和,双方议定八月五日至六日对等地交换战俘,联合国交出七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人,其中北韩人七万零一百八十三人,中国人五千六百四十人,不愿遣返的志愿军官兵四千七百零四人,占百分之八十三。四的战俘不愿回归祖国,这个数字使中共十分难堪,众所周知,眷恋故土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意识,这么多人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刻宁愿选择远适台湾,如果不是对中共统治深恶痛绝,他们决不会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个数字也给那些宣扬中国人民主意识淡薄的论点一个有力的反驳:只要给人民提供自由选择的空间,人民肯定会选择民主与自由。在国际监督下双方交换战俘,正是绝无仅有选择的难得的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义无反顾抛弃了家园的人有福了,据曾经在志愿军中做过战俘营医生的沈元津的见证:“不愿返回大陆的军人,到了台湾后这些年,多数已富了起来。近年很多人愿意回去看看老家,带了很多美金,腰缠万贯,回到老家,受到欢迎”。

沈先生也讲到“志愿军回大陆后,即集中在辽宁昌图县集中学习和审查,当然会用揭发批判、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之后多数回到农村”。(引自1993年8 月15日《世界日报》“朝鲜战争时的北方战俘营”)

遣返大陆的战俘倒霉了,本来,这一小部分人坚决回归祖国,按常理应该嘉奖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党的忠诚吧,没有!中共领导反而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批斗和洗脑,这样违反人道,还有一套大道理:上前线的只能“马革裹尸回”做了战俘就是在敌人面前低头了。

沈元津先生没有交代那些在昌图集中营挨斗的一部分所谓“表现不好者”的去处,在《王若望自传》第二卷418 页曾讲到:“抗美援朝停战后,从南韩放回来的两万多志愿军俘虏,回祖国后竟把他们流放到北大荒种棉花大豆,——只是从美军俘虏营转入国内的劳动集中营吧了”。(原文谈到这一部分遣返回国的战俘,数字偏高,应予纠正)。

中共的党史和历史教科书里,还在把“抗美援朝”之战作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功绩载入史册,其实中国人死伤二十五万一千人的代价,不过是替斯大林、金日成火中取栗,对中国人一无好处。我们就有责任还其本来面目,特别是中共当局至今还在传播“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之类谎言。

4、红色恐怖惨案实录

我们从战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回国,正遇上国内杀声四起的杀中国人的镇反运动的高潮。

我刚踏进自己的家门,妻子李明万分遗憾地告诉我:“你要是早回来十几天,你的表弟的两条命或许有救,你的舅妈从乡下来到上海,专门求你去救救她的两个儿子呀”!

我不安地问:“怎么啦?两个表弟,怎么能一同完结”?

李明眼里有泪水,对我说:“舅妈几乎吓疯了,来到这儿,是一个晚上,外边下着雨,她没带伞,浑身湿淋淋的,头发蓬乱就像一个疯女人,一进门就给我叩头,哭泣着,哀告着,她把营救她孩子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对她说,刚不巧他去了朝鲜,我不知道几时能回来。不过你不知道共产党的事情路归路,桥归桥,若望说话未必管用。她绝望地撕扯湿透了的头发,就在这里,她喊出了叫我揪心的呼天抢地的哭喊:‘这是天不帮忙吧,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遭镇压的表弟名叫恩嘉,只因恩嘉参加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忠义救国军任连长,按照解放军朱总司令公布的入城守则:国民党各级军官,只要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登记,即既往不咎,并保证给出路等语,恩嘉信以为真,故主动向县政府交出武器进行登记后,便回家等候安置,并不躲藏。没料到他还是被抓,只经一次公审大会,便在会上与忠义救国军司令张少华等十多名反动军官同时执行枪决。他的弟弟耀嘉,在一个镇上任三青团的协理员,跟他哥哥一样,在解放后第五天就向反动党团登记处进行登记,当他发现哥哥仍然被抓,他吓慌了,才明白到政府去自首登记,并不能救自己,人总有逃生的本能,他赶快离家潜逃,当地政府还是从他躲藏的丈人家捉到了,同样判了死罪,只是没有召开公审大会,哥哥的罪状是参与反共部队攻打新四军,据说有血案;弟弟的罪状是出身反动家庭,国民党反动骨干,畏罪潜逃。哥哥死时二十九岁,弟弟死时二十五岁,弟弟是在哥哥被杀一个星期,被枪杀在同一刑场。他们的父亲前往收尸完毕,从此得了神经病,每天几十遍重复说着一句话:

“耀嘉若是不逃,他不一定死哪”!还算好,他发神经病总算没说出反对共产党的话,如果有人告发,他也会判刑坐牢。

这时,全国的报纸都以大小标题登载各地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处死多少反革命的消息,上海市郊县的镇反运动如火如荼,里弄,机关纷纷传言某某人被抓,某某人被杀,一片红色恐怖的紧张情绪充塞着每个角落。

我刚从朝鲜前线归来,上级布置我们要到基层做慰问报告,不知怎的,总是提不起劲儿来。特别留下深刻记忆的一次,去到奉贤县作报告,当地的领导郑重地介绍做报告的会场:下午几点还要在这里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并预先说出有多少人吃枪毙的数字,王同志吃罢饭,顺便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镇反吧!言下显得颇得意的样子。

我马上想到,我站立演讲的台中央,也许就是宣读执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地方,我感到浑身冰凉,倒吸一口冷气,我拒绝了他的盛情邀请。在我做朝鲜战场的报告,介绍志愿军如何英勇杀敌,头脑里总是挥不去无产阶级的子弹杀死我的两个表弟的可怕景象,我讲得无精打采,前言不答后语,好在台下的听众都是奉命而来,他们对台上所表演的一切是好是赖,只知道用鼓掌或喊口号来表达;在我讲完以后,接连召开公审大会,听众也许是同一群的愚民。

我联想起1937年8~9月间,我从国民党牢狱回到故乡,表弟恩嘉和堂弟寿昌皆愿意跟随我们一同去延安参加革命,火车票都买好了,进了车站却被一同出狱的难友吕恒和陈君益竭力阻止。在本书第二卷第一部中的“节外生枝”一节中谈到这件终身憾事,当恩嘉懊丧地发出恳求的呼声:“勿要忘了我们呀”!如今那呼声仿佛是赴死的告别!当各人的人生旅途来到十字路口上,他因没有一步到位就走上了人头落地的下场,回想当年我也有一份责任,心头感到特别沉重。我对这个案子的愤慨,觉着连三青团的区级干部都判死刑,实在违反了朱总司令的入城守则,可见全国开展的杀气腾腾的镇反运动,不知滥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直到下一轮的政治运动,我本人也成了打击对象,反右斗争才使我开了窍,开始怀疑给恩嘉定罪的几条罪状,恐怕也是掺假的,由于没有辩护律师,又没经过法律程序,只是轰轰烈烈开一次公审大会便一锤定音,哪能不错杀人呢?朱总司令颁布的入城守则,写得多么宽宏大量,仁义礼智信呀!可惜联系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谓南辕北辙,比一张废纸还不如:前几节中讲到我们刚刚解放上海便强占民族资产阶级的交通银行:“自报公议”逼得资方人士倾家荡产;很多人跳黄浦江或跳楼自杀。

我娘舅一家的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

他家中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复嘉,他两个哥哥一同枪决那年,还只有十七岁,上大学没他的份儿,只好到工厂里打工,后来他被调到安徽铜陵有色机械厂做锻工,第二年有一名青年工人被锻压机压坏了手,而这个青工是跟复嘉在同一台设备上,厂方保卫科干部的阶级警惕性很高,他们不去过细检查这起工伤事故是不是机械故障或是操作工人本人的疏忽,首先确定这是一起政治事故,果然从复嘉的档案袋里找到了证据。那里面明明写着他两个哥哥一同遭中共镇压的材料,这便成了怀有血海深仇阶级报复的铁的证据。(注:档案袋制度是中共控制每个人命运的资料袋,本书第二卷中“一张表格定终身”一节,我与徐春来的婚姻被破坏,就坏在档案袋里的一张表格上。)(138~139页)

于是复嘉莫名其妙被公安局上了铐子带走了,对他采用刑讯逼供,厂党委和保卫科的一粉报告就成了起诉书,法院就判了他无期徒刑,据说还是宽大处理,没判死刑,理由是那个致残的青工只截断了一只手。一宗冤案就是如此构陷的。

复嘉宣判以后,厂党委还把他的案例作为生动的阶级斗争活典型,在工会系统大会小会展开传达和学习。就在教育工人如何仇恨隐藏得很深的破坏分子的运动中,一位老师傅心里犯嘀咕,觉着复嘉是无罪的,但是当时高压空气造成的舆论一律,根本容不得第二个不同的声音。直至复嘉坐牢三年以后这位老工人由于良知的冲动和提醒,他决定挺身而出,先说服只剩下一只手的青工,二人一同向法院为复嘉鸣冤叫屈:他就是发生工伤事故站在机器旁的证人,他证明机器出事故的时候,复嘉并不在现场,受伤的青工也愿意证明这一点。法院派人下厂开了调查会,证实那起事故与复嘉无关,乃宣布无罪释放,不过三年冤枉官司已经吃完了,他不会要求法院给他一点儿赔偿——中国法律上偏偏没有这一条,反而感激法官英明仁慈哩。

表弟复嘉的绝处逢生,他不过是千万件冤划案中绝无仅有的幸运儿。要是没有狭义心肠的一位师傅挺身而出,复嘉注定会老死狱中。

这样,我们就更深一层了解镇反的打击面多么广大,死者长逝矣,但活下来的家属皆受到各种不堪忍受的株连,他们中的男女老少被称为“反属”、即反革命家属的简称,就像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属于黑籍户口,例如:与耀嘉结婚的女子,生了一个孩子,不满一岁,就成了寡妇,她还年轻,她的父母亲戚为她操心,介绍了几个岁数大的光棍汉,他们听说女方是反属,一律摇头,她连改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至今还是个寡妇。

镇压反革命第一波,令我刻骨铭心的大冤案,还有株连很广的“工福会”案,它原是解放前的赤色工会,这个名称太吓人,后接受刘少奇的批评:“工会必须关怀职工的切身福利”,乃改名为“工人福利会”、简称工福会,这么一改,果然见效,本《自传》第一节“侵入交通银行”中就提及朱俊欣,汤桂芬等工人领袖,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大罢工,称得上功勋彪炳了。

历史似乎倒转了,中共刚夺取了政权,不出三年,工人领袖一变而为反革命,“工福会”被定性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这时,“工福会”领导人刘长胜,刘宁一都不敢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解放后荣任上海总工会副主席的朱俊欣,往后转任“失救会”的主任,解放前他在工人心目中几乎是革命党的符号,他的出身成份又是无产阶级,却在无产阶级先锋队胜利之日,一下子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朱俊欣一家和我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不仅是我的先后两个单位的顶头上司,并且同住一幢公寓,做了五年的邻居。

有一天朱下班没有回家,第二天没回来又没打电话,他太太情知有变,原来公安人员抓人并没通知家属。我通过有关人士,打听到老朱并未关进监狱,而是软禁在新康大楼。朱大嫂带着两个孩子哭着向我求情,那种慌乱、悲苦、急迫、无奈的心境,仿佛她哀求救命菩萨似的。我怎么回应呢?这时我才理解刘长胜、刘宁一当初为什么不能为朱俊欣说句话,一来陷于疯狂的党领导,听不进任何忠告;二来怕连累自己呀!

二十多天后,司法人员派人员通知家属,要她到停尸间料理丈夫的后事。朱大嫂没有去成,一听说朱俊欣从七楼跳下,她立刻昏厥了过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俊欣之死还没过“五七”,房管所派人要收回原居住的公寓房子。市政府官员好狠心呀,人死了,还逼着孤儿寡妇扫地出门,还有理由威胁家属,说什么:“上头有指示,自杀的行为就是用死来反党,不能再住进这样的公寓”。过一些日子,朱的女儿领我去她的新居,原来是有门无窗的汽车间。

我的悲愤,我的无奈,我从未哭过,在如此境遇里忍不住呜咽了。

5、设计救人“罪”一条

镇压反革命的浪潮正席卷全国,我所在的柴油机厂也不例外。这一天我批阅杨浦区公安局信封的特急件,公函内附着一个人的半身照片,我认识此人是本厂工艺科技术员,名唤陈锦华,三十岁上下。

其中说明批捕的的两条罪证,说陈在国民党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供职,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期间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在报上写过反共文章,根据中央公安部第几条,象这样的人应当作为社会主义的危险敌人依法处理。

按照行文的语气,此人的罪行多半是死罪。外面集团式的惩治反革命,公审大会的紧张场面,共产党杀人杀得近乎疯狂!我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头不久就要落地,我不是怜惜人才,而是怜惜生命,趋使我不能容许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变成一具死尸!如果我手中没有这个权力,只能徒呼奈何,既然公安局批捕的公文需要厂长签名,就不能贸然盖上我的“橡皮图章”。

我必须征得党委书记的同意,从人性的角度去打动他,我还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急需人才,象陈某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厂是不多的,忽然把他抓起来,难免引起科室人员、知识分子干部的震动和不安——

刁书记不以为然地直摇头,他把公安部第几条念给我听,教训我道:“我们不能对阶级敌人手软,基层党委的责任只能帮助公安局发现敌人,而不是扯后腿或扯皮呀”!

回想起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那场争论,最后的结局是厂长与党委书记平分秋色。不过由于党委权力更高的传统根深蒂固,理性和人道主义往往斗不过“党性”。

看来我难以说服刁书记,不得不退一步改用缓兵之计,我说:“我们要对陈锦华和他的家属负责,先把陈的历史弄清楚,更重要的一点,他进了吴淞厂以后的表现如何?这样来帮助公安局正确区别谁是真正的敌人”。

我说服保卫科长如何征集陈锦华的材料,必须站在爱护人才的角度,不要夸大,不要发挥想象力估计此人将来会怎么样,而是有一说一,不做结论,结论由上级公安局去做。

宋元田科长为难地说:“查询他的历史问题,只有与他本人谈话,公安局捕人的公文却不许泄漏给被告,这是一条纪律呀”!

我说:“正是这条纪律,我们办案绕过被告本人,不得不以猜想和道听途说冤枉许多人。你说是不是?这一回你并不把公文的内容给他说明,只是技巧地用关心的语气核查几个问题,比如说,你不妨问他当初如何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的”?

宋元田照办了,他向我讲:陈是无顾忌地讲他年轻时候确实写过一篇反动文章,刊在学生会办的刊物上,那上面两处骂共产党是共匪,那文章也骂国民党腐败,指国民党也会被共匪打倒。陈说:“我在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的时候,保存了好几年的那本学生会刊物已经交上去了”。

我愤愤不平地说:“你看,怎么能把这号人当作反革命呢?要是我等因奉此盖上图章,岂不葬送了一个技术人员的一生”?

宋科长大梦初醒地说:“是呀,就凭他自动交出那份反动刊物,这就是对我党表忠心嘛!区局抓住这一点就作为反动的罪证,那是完全不讲政策了”。

“你就起草一份报告给区公安局言明真实情况,我们凭这份事实材料说服刁书记,也说服区局自动收回成命”。宋科长知道我平时好动动笔头,要我来写这份报告,我说:“还不如以保卫科名义写,你们写好了给我看过,再交党委”。

保卫科的报告交上来,我借此机会又教训他一番:

“你要知道,在当年的国统区里,把共产党骂成共‘匪’是流行的口头语,就象我们骂蒋介石叫‘蒋该死’一样,不这么说反而有亲共嫌疑,区分局连这个情况都分不清,恐怕不知会冤枉多少好人呢,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社会上镇压一个人,就会连累一家人,而且造成共产党杀人不眨眼的坏印象,它的后果是负数,而救人一命呢,那就是积德,是行善,这样的保卫科长才是好科长”。这篇议论其实是为我的两个表弟的惨死而发泄心头之怨。

刁书记看了保卫科的报告,他的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加盖上厂党委的图章,送交杨浦区公安分局,果然扭转局势,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而陈锦华始终蒙在鼓里,压根儿不知道刀子曾经驾在他的脖子上。

我为他的重生感到庆幸。

没料想公安局对陈锦华依然穷追不舍,直至他的保护伞王厂长离开上柴厂,1957年我也被划为右派,区公安局又翻出四年前的老账,还是将陈逮捕,这时杀人如麻的镇反高潮已过,杀头之罪总算免了,判刑六年,押送安徽白茅岭农场。联想到从香港回国的五金行老板,他在三反五反中弄得倾家荡产,镇反运动开始,他也解到白茅岭,他和陈锦华遭到同样的命运,四十年后,我从他女儿口中才知道她的父亲同样冤死在劳改农场。

跳槽“华东局”

上海柴油机厂的产量总是上不去,百日竞赛的时期,吴梅生总工程师早就提出铸工车间是生产中的瓶颈,他没跟我去哈尔滨学习“什么索夫工作法”,其实合理工作法的要领就是保证供应充足的零部件。

于是,我就动用基建资金,扩建翻砂车间的场地,二十天就提前完工了。对提高生产起着关键作用,在厂长负责制的职责范围内我完全有权这么做。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竟掀起轩然大波。

华东工业部把我叫了去,很不礼貌地指责我违犯了财政纪律,我跟他说明扩建翻砂车间,不到两个月,即能收回全部基建资金,并且改善了翻砂车间的灰土飞扬,使工人在工地上可以自由呼吸,工人的健康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

财务处长似乎被我说服了。没过几天,工业部长马天水又通知刁书记和我两人去见他,谈的还是违犯财政纪律的小事一桩,只是他讲话比较和气,强调“扩充厂房不是不可以,但是按规定要事先向工业部申报;基建资金的使用按规定专款专用,财务处审查下来,你把这两条规定全犯了。我找你来就是商量怎么善后”?

我有点负气地回话:“怎么善后?我愿接受批评”。

马天水板起面孔说:“财务处要我们严肃处理”。

我说:“财务制度也不是死的,一切服从提高生产,应该根据实际困难通融办理嘛。你领队带我们到哈尔滨学习了苏联的什么索夫工作法,上柴厂的均衡生产,铸造车间一直是瓶颈,正是学习了哈尔滨机车厂的什么索夫工作法,立见功效,明明是功劳,财务处却认为是违章,你做部长的应该公正的评评理”。

刁书记在一旁说:“王同志怎么这样说话呢?毛主席教导,有事不向上级报告,就是犯了自由主义。扩建翻砂车间,你连厂党委都没有打招呼,我看犯了自由主义之外,还犯了独断独行的毛病”。

刁书记本该跟我站在一起的,想不到此人又在一旁火上加油。我处在完全孤立无援状态。

我只得承认理屈词穷,想办法给自己找台阶:“我写一份检讨书吧,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征得财务处长的同意,允许把扩建翻砂车间的两万元经费,在今年年底补足”。

谈话完毕,我跟刁书记乘厂车一同回厂,在路上两人一句话都没有,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此加深了厂长和党委书记之间的裂痕。我心里想的是,这个厂长不能干下去了,我没法跟这样背信弃义的人共事。

我把我和刁书记一同去工业部见马天水部长的情况跟吴梅生作了介绍,并说出我不干这个厂长的意图,总工程师吴梅生劝我别走这一步,他恋恋不舍地说:“我们相处得很好,你这个领导很爱护工程技术人员,这一条是有目共睹的呀!他还举出我上任不久就救下了工艺科陈锦华的一条命。

当我一想起来到上柴厂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职工关系亲如家人,何必为一件小事和领导赌气呢!我要吴梅生不要对外声张,这样的事最后还得由工业部作决定。所以原来的辞意也就打消了。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马天水以华东工业部的名义,发出一个内部通报给所属工厂,其中有上柴厂厂长王若望写的检讨,马天水在后面批示曰:“上柴厂不经工业部同意,擅自动用基建资金,这是违反了财经纪律,现将该厂的检讨书通报各厂,引起大家注意”。

这个通报加强了我跳槽的决心,我只能遗憾地对吴梅生宣告:再见了!我的上柴,我的总工程师!

我写了一封信给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夏衍,向他提出我愿意转到文艺部门,其中还提到我在山东根据地出版过小说集,几天以后,华东局宣传部同意调我至文艺处任职。时在一九五四年四月。

跳槽成功,我转入华东局宣传部,任文艺处副处长,黄源任处长(三十年代主编《译文》月刊);副处长还有一人,即《红日》的作者吴强。

华东局离我的住宅只有一条马路,上班下班非常方便,日常工作审阅华东五省的文艺刊物和处理作家队伍的问题,这两项工作富有弹性,高兴干发现问题就多一些,放任自流倒乐得清闲。形成这个风气,多半因为夏衍部长对文化艺术宁松勿紧的态度,几年以后,夏衍得了个“自由主义”文人习气的美名,做他的部下倒是开心的。

华东局的首脑饶漱石,副书记谭震林,上下级隔了两层,我与首长很少接触。

可是我跟饶的夫人陆璀女士有较多的沟通。

陆璀是北大的学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二一六连续两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她带头冲出军警包围圈的照片,曾作为《大众生活》的封面风行于世,陆璀成了抗日学运中一颗灿烂的明星。饶和陆在巴黎结婚,回国后带回他们的小女儿,起初姓饶,父亲出了问题,改称母姓,连下一代都不敢使用爸爸的姓。

“三反五反”是大陆陷共以后的头一起政治运动;一九五三年底发动“高饶事件”则是第二波的政治运动,头一起是发动群众斗倒斗垮资产阶级,第二波则是诛戮党内的开国元勋。笔者曾以《高岗、饶漱石、刘子丹之死》一文揭示毛泽东谋杀之谜(附录一:刊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和《传记文学》以及《王若望文集》)。

6、转进“作家协会”

华东局在1954年底便告撤销,过了一年快乐神仙的日子,在这个时期里,吴强完成了《红日》的战争小说,我与吴强同时被分配至上海作家协会,具体工作我任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副主编(巴金任主编),吴强任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我接任《文艺月报》不久,就遇到了麻烦,起因是从老根据地南下的几位作家、诗人,他们结成一团,想独占文艺月报的地盘。这时,初露头角的孙竣青,在上海两大报发表了忆苦思甜式的作品,一时很走俏。他投给《文艺月报》的作品,我看了不怎么样,未能刊出,他便联络几位老解放区的作家,对我展开了攻击,指责我偏爱上海本地老作家,排斥老区来的年轻作家。明明他们有个宗派,反将宗派主义小团体的帽子套在我的头上。

我的两栖身分很容易把这顶帽子扔掉,我说:“我也是老解放区来的吧,为什么你们没把我看作同类?‘月报’是公开的园地,好菜好饭我都要。”

以孙为头头的老区作家没话说了。于是指使一位诗人名陈山者,给《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指责我不重视解放区文艺的文章。孙这时参加了作协党组,任副书记,他又想利用党的力量进行反攻倒算,吴强却主持正义,指出《解放日报上陈山的文章,发表出来影响不好。并且指出:巴金只是挂个名,副主编有权取舍稿件。如果这点权都没有,刊物怎能办得好?

在党组会上,孙被吴强批得哑口无言,而孙的同伙仍不服气,又把吴划进偏袒本地作家的宗派里,双方剑拔弩张达一年之久。派性这个东西和理性原是对立的,所以排他性比较顽固,它与黑社会的拉帮结派属于同一历史源流。

多亏孙某一伙中的刘知侠,后来调回山东改编他的《铁道游击队》;另一名陈山则借调至浙江搞“戏改”,上海文艺界这个“六人帮”才散伙了。

7、镇反的带头羊和替罪羊

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者的名义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只因左翼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胡风以《文艺报》作为靶子写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其内容实是全面批判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这是从未有过的敢于对全国人民尊之为伟大领袖的挑战!其中辛辣的语句如:“五把刀子阉割了中国的文艺,好的作品从来不是由政府下令创作出来——”,如果说解放初期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只是捕风捉影,导演和演员并无丝毫反党反毛的意识,‘三十万言书’却是白纸黑字明目张胆否定党领导文艺的权威。

毛泽东看了‘三十万言书’勃然大怒,他知道打击胡风不能采用批判《武训传》那么简单,他采取了转弯抹角、一步紧一步,自己则躲在幕后,由线民反戈一击,让胡风自乱阵脚等等狡猾手法。

他让《文艺报》加印厚厚一册原著,不加前言和按语,毛信心十足,深信真理在他手中,用他的话说,先公布反面材料,为了发动群众。我看完三十万言书,首先觉着他所表达的批评意见,正是我早就想说而又没有勇气说,不能不佩服胡风的勇敢大胆;转而想起全国人民尊若神明的毛泽东,他的“文艺讲话”自认为是世界第一流的杰作,谁个有这么大胆敢于动手拔虎须呢?

然后联想到自己,连带我主编的《文艺月报》,对当前文艺界出现的这件大事,应该怎样定位、如何表态呢?我与唐弢、魏金枝商议如何应付之道,他们的心情是左右为难,跟我的思想矛盾完全一样。唯一的出路,还得屈服于最高权力的意志和棍棒了。我只得违心地约了几位文艺批评家限时写出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不过有的说他对胡风缺乏了解,有的说既然胡风写了这么长的意见书,要批他起码要用十万二十万字吧。他们都婉言谢绝。后来由作协党组发动党员作家写稿,我写的一篇是驳斥胡风的“五把刀子”,吴强,李子云,肖岱,孙竣青等奉命也写了批判文章。

巴金是作协的主席,他是全国知名的老作家,在‘大敌’当前,他怎能不表态呢?他被迫无奈也写了文章,当然,巴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不过题目我已记不清了,至今能记得的,他从青年作家路翎在抗美援朝前线写了一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路翎也被划进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圈子,而巴老曾参加二届“赴朝慰问团”,当路翎的小说刚发表的时候,巴金曾经欣赏路翎的小说。没话找话说,巴老不得不撰文批评路翎的作品,他竭力避免扣帽子,不过发现自己的文章经过《人民文学》主编的加工,把批胡风的调子提得过高,他说:“起初我很不满意,过了一夜,我就心平气和了,现在正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假使照我的原稿发表,我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似乎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了”。

我们从老作家巴金身上,可以看到毛泽东搞政治运动的威慑力量,虽然巴金不愿作违心之论,还是想多留一点属于自己的领地,结果自己的文章发表出来,却变得面目全非!

为了打击胡风,毛泽东发动全国人民共讨之的政治运动便迅速展开了。

反戈一击的人物即舒芜,他上缴了胡风友朋间的许多信件,毛泽东如获至宝,正中下怀,特地在《人民日报》分三批刊出,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以“编者按”的名义写了嘲讽刻毒的按语,仅从标题上纲至“反革命集团”来看,胡风分子就成了人民的公敌了。

兹摘录一段“按语”:“他们的人很少,过去说是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都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队伍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引自《毛泽东选集》五卷一六三页)

拆阅私人信件,本身就是违法,根据私人通信的文字作为罪证,那是双重的犯罪。此例一开,在下一次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便扩大为抄家抄得的日记也可作为文字狱定罪。

应该说:公布三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几十封信件,倒成了毛泽东本人双重犯罪的证据。

从以下两节“按语”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指望以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为起点,引向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

(二)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它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从这里,毛透露出他如何深谋远虑,原来他挑起胡风集团中人狗咬狗,自己坐山观虎斗,把胡风和他的同伴作为带头羊、替罪羊,抓住典型“教育”群众,下一波紧接着将挖出“钻到肝脏内部的特务分子和坏分子”。比起1952—1953年的镇反,那时遭镇压的尽是地主和国民党残余(参看本书前一节的“红色恐怖第一夜”)。后来展开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红色恐怖,果然延续到1957年。著名的案例:即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杨帆,此案是由江青主使,如果没有毛的“深挖钻在肝脏里面的特务叛徒”的批示,她怎敢对潘杨下此毒手!

这个基本队伍经认真一查,不对了,毛给人扣的可怕的帽子不是捕风捉影,就是莫须有。

和美蒋特务有密切关系的绿原,原来他给胡风一封信中,向胡风征求意见,中美合作所需要一名翻译,胡风还没来得及答复,绿原并没有到中美合作所任职,就是凭着这样一封信,毛的按语里就断定绿原是美蒋特务,于是关在秦城监狱五年多,至1962年免于起诉,保得头颅而回,可是到了文革,全家又被批斗,他的小女儿被逼疯,至今嫁不出去。

尤其荒唐的是所谓“反动军官”阿垅,他确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十期毕业,参加过1937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受过伤,后来到过延安,离开延安后,他利用各种关系,向延安送过军事情报。国民党曾发出通缉令捉拿他。

阿垅对共产党是有功之臣,廖承之出来为阿垅辩护也没人听。在五五年端午节关进秦城监狱。他作一首诗记其事:“汨罗江水故沉沉,江水不如馋谤深,总是娥眉违众女,还将芳草遣孤心”。

毛在反胡风的按语里,接连用了三处“不对了”:“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单纯文化人,不对了;过去说是他们好像是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

从他给人定罪的“美蒋特务、反动军官”等等可怕的罪名,如上述二人,经了解倒是真正的“不对了”,也许这叫做“否定之否定”吧,这么一来,连英明伟大的毛泽东自身也被否定了。

8、“胡风分子”在上海

有必要特辟一节介绍文艺界的“胡风分子”,上海文艺出版社可以说是胡风分子的大本营,如耿庸,张中晓,罗洛,王元化,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华东局文艺处长刘雪苇,复旦大学则有贾植芳,剧团演员中有王戎,作家协会有王北秋等。

耿庸原是台湾银行里的职员,后来去广州某个报纸做编辑,后转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他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即被捕入狱,株连他的妻子王皓,与她丈夫关在同一看守所,王皓被关了约半年后便放了出来,乘毛的阳谋鼓励大鸣大放,她竟写信给毛主席为丈夫鸣冤叫屈,结果她自己戴了右派帽子,不久就跳黄浦江,以自杀抗议中共的暴政,耿庸坐牢十五年后才释出,方知家破人亡,却不知到哪里去收拾妻子的尸骨!

张中晓,在舒芜提供的张给胡分一封信,曾挖苦毛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图腾”的迷信,故毛的“按语”对他特别严重,半年以后据说他已自杀,张中晓未婚,在上海没有亲人,究竟怎么死的?尸骨到哪里去了等等,谁也不去查究,死得不明不白。

诗人罗洛被押送青海做苦工二十年,他的未婚妻杨友梅在《上海文学》任编辑,(前身即《文艺月报》)她万里寻夫陪伴充军的丈夫一同劳改。如果不是作家协会领导班子内心同情胡风和他的信徒,杨友梅的壮举也不会获得批准。直至毛死后,胡风问题彻底平反,罗洛夫妇回到上海作家协会,罗洛成了协会的负责人。

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是胡风集团中官衔最高的,在舒芜提供的信中,某人写信给胡风,希望宣传部长放宽审查的尺度,也不问彭柏山是不是照办了,一样把他拉下马;另一位刘雪苇,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看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比较艰深,据说胡风专案组发现刘的文风完全学的胡风,就凭这一点,刘也被圈进胡风集团。

贾植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是由正式开庭起诉的三个胡风分子之一。(其他二人:胡风,阿垅)贾关了十年后才开庭。他的妻子任敏在贾判刑后,也被株连送至青海劳改。

王皓以身殉夫,杨友梅前往荒漠待罪二十年,任敏受夫株连送至青海劳改,——仅仅以她们对爱情的忠贞,足以看出中国女性的刚烈!

王戎,原是剧团做过话剧演员,他在反胡风运动中,第一波即进了监狱七年,未经起诉即告释放,未满两年,在下一波的反右斗争中,他不愿写大字报响应毛的大鸣大放,又以“坚持胡风反动立场”为由,遭二次入狱,先送安徽白茅岭,后又充军至新疆,前后两次加起来的岁月正巧与苏武牧羊的放逐时间相等。

王元化是位历史学家,通晓英语,其父是北大外语系主任。只是在舒芜提供的信里提到王元化的名字。于是元化成了胡风分子,先由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面谈,鼓励元化起来揭发胡风,他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顶牛顶了四、五个晚上,(又称疲劳轰炸)并无进展,后发觉王元化出现了精神异常现象,孔罗荪,吴强和我皆有姑息放他一码之意,本来,对那位上交近百封书信的线民,上海作家颇为反感,便设计将元化的精神异常略加夸张,报上级宽大处理,市委宣传部同意暂缓追究。王元化总算免了牢狱之灾。

王北秋,在那个线民上缴的书信里,没提到他,因胡风在上海时节属作协单位管辖,作协有什么信件往往差王北秋送上门,北秋是诗人,到胡风家探讨过新诗,北秋很尊敬他。大概还在机关里称赞过胡风的诗歌吧,这样,王北秋忝列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名单上。他没有拘捕,而黑名单上有份就断送了他的前程,诸如:他的工资不能提级,他的投稿无一个报刊敢于发表,直至毛逝世了,王北秋已年过半百,才成立了小家庭。

“胡风反革命集团”牵涉了两千一百人,正式逮捕九十二人,隔离监禁者有六十二人,正式定名为“胡风分子”一百零五人。经法庭宣判的只有胡风、阿垅。上述数字中,第一项绝不止两千一百人,象王北秋,就不会统计进去,此外,我还知道有几位“殃及池鱼”的倒霉鬼:有的因同名同姓抓住不放,经学校校长拿了他的户口簿说明情况,才把这个倒霉鬼放出来;还有一位只是给胡风写过一封信,也被抓进区政府看守所,审问下来,此人从未见过胡风。自1955年5 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为的胡风弄得风声鹤唳,到处捉拿胡风分子。

胡风被剥夺自由三十余年,于1985年“解禁”,已经木然,路翎出狱后也是如此。胡风幸有儿童文学作家梅志自始至终陪伴他,使她的丈夫活了八十一岁。

胡风的忠诚诗友聂绀弩,原是“历史反革命”,充军到北大荒,适值党中央宣布国民党将军一级准于特赦,聂从北大荒“解放”回京,写了一首诗,传抄甚广,诗曰:

雪拥云封山海关,宵来夜去不教看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偶抛诗句凌风舞,夜半车窗旅梦寒

(注:开头两句意含中共治下“行不得也”和黑暗的统治)

胡风生还的最后岁月,聂绀弩恰从东北归来,他赋诗“胡风八十”记其事:

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便住华屋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
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注:第一句指姜子牙八十渭水河边垂钓;第二句用“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语出《山海经》)

9、一句戏言抓了三千五百人

上一节讲到镇反中的潘杨事件。这是五十年代最惊心动魄的特大冤案。

告知我这个内幕的是受潘杨案株连的我的亲家(他的二女儿是我的儿媳)。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将此案的荒唐、离奇公诸于世。

时间是在1952的秋季,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接待东北来的公安厅长靳某,设宴款待在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饭店,杨局长带了一名随员卢伯明一同赴宴。席间贵宾不免虚心讨教上海方面的经验,杨局长礼貌地说,几乎没什么经验,靳厅长赞扬主人在使用干部方面不拘一格用人才,杨帆回答说:公安工作必须深入三教九流,只要知道他们的底细,不用怕,鸡鸣狗盗之徒也能起到别人办不到的功能。

杨帆接管公安局,敢于留用原公安系统的人员,如当过国民党侦缉队的干警,杜月笙,黄金荣的老部下等等,杨帆获罪的罪状之一,据此被渲染成敌我不分。后来竟夸大成潘、杨私设电台与台湾方面勾结。

靳厅长幽默地说了一句:“你是孟尝君,舍下有食客三千咯”!杨帆笑了,接着说:“我的气魄比孟尝君还大,我的部下有三千五百人,”。

不久,潘、杨二人被江青点名,指出他俩是可疑人物,国务院公安部长罗瑞卿慑于江青的淫威,下令逮捕潘、杨,使公安局长关进自家公安局的牢房。

杨局长的随员卢伯明是个有心人,他星夜来到市委柯庆施的家中,声言有极重要的机密报告。他把杨帆在大三元上讲的“我有部下三千五百人”一句戏言,当作重要机密到市委书记那里邀功。从卢某被柯大鼻子加封为“三五零专案组”和“三五零办公室”主任来看,上述的推想是有迹可循的。

“三五零办公室”的任务就是捉拿潘、杨的同党,抓不足三千五百人决不收兵,仅上海地区连夜捉拿的公安及情治系统的“党羽”便有两百多人,其中有两名是我在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工作的朋友,分别任吴淞区和闸北区公安局长,也被抓了进去,卢也曾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这两人与卢的友谊比我还密切。可恨卢伯明成了历史上汤勤式的角色。他原想把杨局长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注:汤勤是“审头刺汤”京剧丑角)

我写过一篇题为“青海来客”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三千五百人中凑数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于1964年释回,不幸的是,两年以后又逢文化大革命,因档案袋中留下潘杨同党的材料,他不仅批斗,又第二次入狱,此人在上海监狱里与我同监。他一再关照:千万不要写出真实姓名,家中还有妻子儿女云云。(“青海来客”未发表)

“三五零办公室”的绝灭人性处,简直令人发指,据青海所作的潘杨案劳改犯的小统计:上海去的两百多人,其中有三十人,拘捕的时间表特别挑选在贺客盈门办喜事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正准备做新郎,便在新娘面前戴上手铐,不明不白地押上捕人的警车,这一家的喜事顿时作了丧事!

另外二十多人是在本人的儿女嫁取办喜事的时辰。看来是由“三五零办公室”有意作出如此缺德的恶作剧。

卢某作恶多端并未受到处分,三年前仍任上海市手工业局的党委书记,他虽则不折不扣完成了三千五百人的可耻任务,原来取杨帆而代之的夙愿并未达到。

平心而论,恶人当道的社会,必须有恶人可以胡作非为的土壤,藉一句戏言酿成如此荒唐的悲剧,首先就要有柯庆施之流的授权;上有江青假传圣旨的施加压力;还得有无法无天的专政机构保证执行,言论报章的严格封锁等等,才能让一个跳梁小丑“大战鸿图”!

10、死亡的陷井——阳谋

1956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鼓励大家大鸣大放,那时我以为是真的,长久蓄积在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藉此机会写了系列杂文,“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悄悄地劝告我,大意为内中恐怕藏着某种玄机,可要当心。唐是党外人士,他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对毛的迷信非常执着,甚至把唐的美意,当作他紧跟不够,思想不够解放的表现。直至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在57年7 月30日的《人民日报》用化名“徐汇”发表了“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其中印证我所写的文章,原文这么写道:“你王若望的‘步步设防’,就是违反了我国宪法”云云,而香花、毒草原是毛在大鸣大放中使用的一褒一贬的新名词。

这时我才记起唐弢给我的警告,对已经发表的文章感到后悔。

紧接着,张春桥的搭档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批评我的杂文,如“步步设防”,“一板之隔”等,标题用了胡风使用的‘五把刀子’,比‘谁家的香花’的标题更明朗更尖刻。这就意味着王若望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之一员。

这时,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如何处分?设想得还是轻松的。为着摆脱打棍子戴帽子的危险,我连忙写了一篇检讨承认错误,谁知《解放日报》拒绝刊登,(自《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以来,怎能刊出王若望的检讨?)

严厉的惩罚接踵而来,姚的那篇“王若望的五把刀子”投给文艺月报,岂不是打上门来挑战副主编的王若望?按理,我也有权利批驳文坛打手姚文元对我的诬蔑,就在这时,作协党组通知我办移交手续,一般调动工作不必办移交,办移交便是撤职的前奏。作协党组的通知,不仅剥夺了我的工作权,连发表答辩文章的自由也一并剥夺了。

作协打成右派的除了王若望,还有一名王延龄(在青年文学刊物《萌芽》编辑部工作)。此人绝顶聪明,却在一个会议上犯了糊涂,他向主持会议的支书胡德华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右派?胡以为提这种问题不怀好意,他当场回答:“我看你就是右派”。大家以为支书一句话是跟他开玩笑,直到组织上把两个‘王’:王若望、王延龄都调到图书馆整理旧书,才明白王延龄也戴上了帽子。

原来,在腥风血雨中到处寻找右派,上海作协只揪出一名右派,不成比例,而这个‘比例’却是邓小平部署反右派战役传达了毛泽东交下的百分比指标,‘知识分子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有百分之五不到’。基数是指整个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单位,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也没作具体说明。有一点是明确的,王延龄为了提出一个问题而上了黑榜,大概是为了凑足上级的指标。这样,王延龄成了‘自荐右派’。二十年后,右派分子宣布可以改正了,王延龄属于自荐右派,不在市一级的总名册中,还是那个胡德华,宣布王延龄本来不是右派,所以谈不到‘改正’。有关改正右派有少许补助他也享受不到。这一下弄得王延龄哭笑不得,于是有一位摘帽右派赋诗歌咏之:

正册无名另册无 廿年难得是糊涂
江南亲友如相问 幸喜今吾即故吾

11、抓右派的拉网战术

我是在七月三十日被张春桥的一篇文章定为右派,而由毛执笔写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早在六月八日。我被拉出来当上右派晚了两个月,因我仍在图书馆工作,才得知领导层中有些同志还是想力挽狂澜,设法抵制反右运动,在反右刚开始的第一阶段,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和周而复副部长,也曾阻止把我的名字列入黑名册。宣传部办公室还打电话给我两个‘心’字的劝告:‘尽管放心,不过写文章要小心’。市委宣传部两个部长是反对文教书记张春桥的跋扈,后来听说周而复为此写了检讨,而张春桥卡住,不让他过关。

以吴强、孔罗荪为首的作协党组也不同意把王某打成右派,一位党组成员在讨论右派黑名单时,为我说好话曰:“王若望党龄比在座的都长,又是无产阶级出身,他在反胡风斗争中表现积极,王若望是右派的话,我们都是右派了”。这位同志在第二年的‘右派补课’中,他自己也成了右派,并开除了党籍。(补课补上的右派,称作‘补课右派’)

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抓右派的战术,跟他撒大网搞严打有相似之处(‘严打’即严厉打击流氓刑事犯的简称)先抓住几个‘要犯’,然后向纵深拉网,学的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成几何级数扩大战果。

试以活靶子王若望为例,王是第一被捉拿的要犯,然后四面开花,不久将安徽劳动局工作的三弟王鹤打成右派,我的小弟弟雷华在青岛海军服兵役,按党中央指示,部队里不搞反右,从他的哥哥‘要犯’的血缘关系上小弟弟雷华未能逃过这一劫,他被军队押送回我的老家,并向亲邻宣布雷华是右派,交群众监督改造,连经商或进街道工厂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下田干劳役。

孟子曰:“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篇,即不能禁止人民在水中捕鱼;不得株连犯罪者的子女)。孟子所说犯罪者是真有罪,而当今的“右派分子”却是莫须有哪!

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周末,我回到上海市度过可怜的礼拜六,我的李明精神恍惚地告诉我:“前天来了一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对我说:‘你要做党员还是要王若望?由你选择’”。

我妻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们有这么多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

从那以后,她的精神和信仰一起崩塌了,许多反常的行为出现了。有时,她会抱住我嚎啕大哭;有时,嘴里骂着:“你为什么要反党”?并且用头撞我,踢我。我那时非常驯服地接受了她的打,一点违拗的意思也没有。我意识到,她把心里的怨恨朝我身上发泄,或许能减轻她内心的痛楚,叫我赴汤蹈火我都乐意干。我深深地谴责自己,是我在文字上闯下了滔天大祸,害得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我必须管束自己,千万不能也得了精神病,一定要保住头脑清醒去伺候她,安慰她,报答她。

整个家庭,这几年中笼罩着阴沉的哀愁的气氛。我去农村下放劳动,不把我当人看待的那种歧视和政治压力,并没有损伤我的意志和精神,老实说,这一切对我已经失去了威慑作用,因为我的神经变麻木了,我的感官变迟钝了。萦绕在我心头的唯一的悬念,便是我的神经不正常的妻李明:“她现在怎么样呢?她肯按时吃药吗?我不在她跟前,她会砸碎家里的什么东西吧?一时脑筋想不通,她会从窗口跳下去吧——”?

当我一想到这个可能发生的悲剧场面,我身上直出冷汗,呼吸都感到局促,我不能自己地朝西的大路上奔过去。直奔得两腿酸麻,上气不接下气,这才停下来,我才悟到刚才那个悲剧不过是心造的幻影,这是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悸动。我拍拍自己的前额,自问自答地说:“王若望啊,沉住气吧,首先不要让自己得了分裂症。为了李明,为了我们的孩子,必须活下去,千万不能得精神病呀”!并且意识到我是在这里“监督劳动”,不辞而行又会招来新的折磨,于是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又慢慢走回来。

李明始终站在我这一边,她是以整个生命捍卫爱情的忠贞,见面时,她没有批评过我闯了大祸的杂文有什么差错。

经过这一场折腾,我们之间的爱情又升华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我教会她下象棋,我跟她一起朗读《西厢记》,我还教她如何欣赏唐诗。蒸汽机车的马力也没能把我俩拆开,我们反而凝结得更紧密,谁也离不开谁。过去我们俩由于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一直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消受陶醉在艺术里的天伦之乐。如今我们俩无官一身轻,有足够的余暇把自己的宿舍经营成一个安乐窝,把外界的一切政治歧视,无谓的惩罚,卑劣的虐杀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一次,我又惹她哭了,那是我漫不经心地回忆起她在神经失常的时候打了我,她听了我的这段痛苦的回忆,脸色忽然变得苍白,一定要看打在什么地方,并说:“我从来不曾打过你呀!打痛了吗”?一面说着,就伏在我身上哭起来了。这时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觉着鼻子酸,眼睛湿润了,我真懊悔不该再说这些无聊的话。我早有体会,不要朝后看这个提法是多么正确!

在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康生跟在毛泽东后头也来上海鼓励大家鸣放,他在“文艺会堂”召见文艺界人士,我听康生传达毛的两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将相;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没有墙,没有派反而不正常。我便在这一启发下,写了支持“拆墙”的文字。半个月以后,《解放日报》用头版头条以赞许的语气做标题,“王若望提出党外有墙的主张”(原稿的副题是“康生谈党外有墙”,编辑部删去了康生的名字。

这样便掀起了批斗王若望的高潮,我在批斗会上申辩道:“这两句话原是康生同志说的,到会的作家都听到的吧?这笔账怎么算到我的头上”?台下观众却以喊口号压倒了我的申辩。这样的批斗会共开了三次。记得有一次,远调至山东的作家刘知侠特地赶来上海,厉声批判王若望。他发言的内容提到了当年孙竣青小集团如何受王某的压抑的老账,我在被告席上只有苦笑而已。

凡外出公干,按制度可以公费报销全部旅费,而刘知侠从青岛远道而来,全部自费,足见其斗争性之强矣。

再举另一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就在我的故乡武进县施行过。由于党政部门设法凑足上峰颁下的右派分子的指标,有位熟悉政治运动的‘智叟’献计曰:如此这般,县委书记觉得此计甚妙,便挑选在端午节前夕,由教育局出面招待所有的中小学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大摆筵席,说过端午节,请大家聚餐。

当时正逢外面大鸣大放空气高涨,右派帽子还没有出笼,来宾在酒足饭饱之余,就很自然地议论反右的消息,什么人是右派等等作为谈助。

教育局在每一桌上安排一名心腹,暗暗记下张三李四发议论的精彩部分。宴会散席,他们的右派论点也就编织停当,于是这些人上了一百多位规定的名额。

为什么挑选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呢?据告知我的老师解释道:只有教师中的尖子,发起议论来才有骨头,至于把教师中的骨干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必然影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哪里会顾及它的后果呢?

令人不胜惊异的是:为了凑指标向上邀功,连安排做记录的心腹,也有几人上了右派黑名册。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大右派,他是右派中等级最高的。沙的妻子陈修良,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日后成了我的朋友,她避免谈沙文汉的挨整,却谈了另一位极右分子杨朝龙的故事:

杨朝龙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司长,他妻子沙溯因和妹妹沙轶因皆是沙文汉一族的小姊妹,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陈修良发觉李宗仁比蒋介石有其开明之处,那时在上海监狱中关着三十多名政治犯,陈修良通过溯因去说服杨朝龙,晓以大义,趁早释放中共的政治犯,将功折罪,几经转折,在解放军在山东取得大捷后,杨朝龙设法将全部政治犯释放。应该说,杨是有功之臣,只是为了他响应大鸣大放,在发言中讲了“应将政治和法律分开”等语,就把杨划入极右派,没收其家产和存款。他的妻子沙溯因自杀而死,子女三人同时划为右派。杨本人判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身患重病,至一九七五年特赦出狱,只剩孤身一人,眼睛昏花,满头白发,至一九七九年死去。

如果说,三反五反运动成了自杀的高潮,连陈毅市长都说:“跳楼自杀者就像降落伞部队”!那么反右运动引起自杀事件肯定超过三反五反。

至今我还记得:只因表达了“党天下”成为右派的储安平,最后连尸体都不知在何方;电影演员石晖刚演完“雾海夜航”,在反右第一波乘宁波轮船跃进大海而自杀。胡适在大陆的儿子胡恩杜,任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因看到《人民日报》刊出他与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合伙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胡恩杜即自杀身亡;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的女技术员黄倩,因叔祖是大流氓黄金荣,哥哥又在台湾,出身成份不好,一连几晚的批斗大会,这位刚满二十岁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最后上吊自杀,第二天又召开了“批评右派黄倩谬论大会”,发动大家批判死灵魂。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右派补课阶段,也被划进右派,延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尚未登场,傅雷夫妇开了煤气一同自尽。文化界为此怅恨不已,对傅雷夫妇之死有人总结了两句话:反右跟上末班车,文革赶上头班车。是对一茬接一茬的政治运动的一种冷嘲。

《文汇报》被毛点名批判为“——资产阶级右派方向”,故那里的右派分子特别多,全社一百余人就有三十多名右派,社长徐铸成当然逃不了!该报社管理部主任梅焕藻跳楼自杀,范琰为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专访,他和流沙河一同被打成右派;另有该报驻京记者浦熙修女士,她是罗隆基维持了十年之久的爱人,这就成了章罗联盟与上海右派集团串通一气的女干将,当然成了极右派,还有一位记者刘光华,报导了北京的民主墙,被定为极右分子,押送北大荒劳改。该报社的其他的右派分子就“不及备载”了。

上穷碧落下黄泉般拉大网搜捕右派,所有基层组织则以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的邀功请赏,制造右派,于是产生了许多延伸的新名词,使帽子店花色品种多姿多彩。诸如有自荐右派,内控右派,点头右派(欣赏大鸣大放中右派言论而点头者),候补右派(五八年补课中轧进的右派),极右派,又谓‘极右分子’,占比数较多的尚有株连右派,血统右派及夫妻右派等等。一九七八年给右派分子改正,官方公布的数字为五十五万名,不能改正的只有六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和林希翎。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彭文应拒不认罪,他的次子自杀身亡;上级文件驳回林希翎的申诉,批示曰:“林为右派分子,不是错划,不予改正”,她也是拒不认罪。据《阳谋》的作者丁抒的统计,自1957年开始划入反革命右派者八十多万,再加上二十二万候补右派,共计一百零二万人。

回想当年赴朝慰问团,就有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六个不许改正的彭文应、陈仁炳二人,划入中央级的极右分子,另外还有复旦生物系教授张孟闻,《文汇报》社长徐铸成和赴朝慰问团秘书长王若望,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分子济济,成群结队,其密集程度可见一斑。

12、林昭之死

我先是认识林昭的妹妹即林凡女医师。先从我的年轻朋友徐建讲起,原来徐被打成右派,是受我的株连,他在国防工业飞机修理厂任工会文教部长,工会系统纷纷请我去做报告,他曾邀我到该厂去演讲过一次,他又在黑板报出过特刊,让听众发表意见。

就凭这一事实,徐君被说成是大右派王若望打入要害部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爪牙,这时的黑板报一变而为批判小右派徐建的小字报。他扣上右派帽子,撵出“要害部门”,也许该厂的领导对这位工会部长手下留情,没有发配边远地区劳改,而是分配至浦东一家玻璃厂,交群众监督改造。其中我有一部分责任。他对这场反右斗争满腹牢骚,怨有头,债有主,正是王若望害得他戴上了紧箍咒,他设法找到我的住所,热泪盈眶地吐苦水。我讲了自己的遭际,他收起泪水:比起你受的委屈,我的陪绑也就不算什么了。

以后徐到我家来过几次,有一次他提到玻璃厂没有女工,显然是光棍汉嘤嘤求偶的一种暗示。对这一类婆婆妈妈的事,从来不热心的我,甘愿为他出一臂之力,实由于内心浮起负疚的歉意,如有将功补过的可能,当然是义不容辞了!

我于是拜访亲家高先生,我向他提出可否物色一个姑娘,我简单介绍了男方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头上有顶“帽子”,提出要女方留心。亲家想起他的朋友许宪民的二女儿叫彭令凡医师,也是由于出身成份不好,尚待字闺中。我把徐建领到家中,觉得徐建高高身材(因上海的少女对男方的身高特别计较,故说媒也得从女方的角度衡量男方)。目光中透着忧郁,但掩盖不了男子汉的英武气概。亲家有信心为林凡小姐搭桥撮合。这样,我便认识了林凡医师,她身材显得矮小,面色有点儿苍白,矜持中带着腼腆,衣着朴素得近乎男性化。我在她跟前又为徐郎美言了一番,安排在复兴西路我的寓所让他们见面,当她点点头表示“满意”,我和亲家都为此感到高兴。往后,徐郎在另外什么地方和林凡会面,媒人只等待捞一顿喜酒喝了。

从徐建赠给对方一件别出心裁的信物,旁边的人即可看出他是爱得多么深!是细工打磨两块不锈钢材料设计成太极图似的两颗心可分可合,用拉丁字将二人的名字分别刻在两颗心上。信物小巧玲珑,正好挂在钥匙链上。

没料想到这么一对天作之合的情侣,而且接受了定情的信物即意味着订婚,却走上了几千年不断重复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从中作梗的却是林凡的母亲许宪民,她坚决反对女儿的婚姻,如果说历史上的“梁祝哀史”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那么,徐、彭的爱情悲剧却是政治因素起了破坏作用。

有一天许老太亲自来到我的宿舍,我恭敬地请她里边坐,她不肯,不声不响站在门外,似乎特地给我家站岗来的。这是我头一次认识许老太,她头上裹着黑纱巾,满脸的肃杀之气表现了性格的刚烈,她喃喃地嚷嚷着,带着苏州口音说:“我要找徐建说句话”。我劝她:“徐建不曾来过”。她还是不走。我的住处是一幢高楼的第五层,上上下下的邻居都经过这里,大楼里便传开了王家门前来了个疯婆子。我只得请高先生出面,劝说她这件事容易了结,许老太并不疯,她便乖乖地跟亲家走了。

许老太气咻咻地埋怨做媒的:我怎能接受一个右派的女婿呢?她爸爸遭镇压害了我一家子,难道还不够呀!言下之意,女婿千般好,万般好,头上有一顶右派帽子就不是‘人’!这就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威力无比的“政治因素”了。

设身处地为林凡的妈妈想想,那个“政治因素”确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在那个时候,便有“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的无穷感叹,“黑五郎”,即指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也。

林凡和徐建被迫割断了来往,许老太达到了目的,她请我到家中作客,找出一张旧照片给我看。我是从照片上认识了她的大女儿林昭,照片上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比林凡更美丽,前额的头发剪成刘海形,一付稚气天真的面孔,透着一双赛过妈妈的眼睛。

林昭的父亲参加过考试院的文官考试,做过安徽省的霍山县长,镇反第一批的镇压对象,就把彭县长判了死刑。父亲惨遭杀害,给两个女儿的命运留下阴影,林凡变得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姐姐则变得更为激烈,开始用批判和怀疑的眼光对待中共的新贵们。还有一个弟弟彭荣华,这个青年则变得有点玩世不恭,对两个姐姐的关系不冷不热,他自学日语,能着手翻译日本的俳句。

13、生当作人杰,死也为鬼雄

十九岁的林昭曾在《常州民报》当过记者,她边写新闻稿,一边提高文学水平。二十岁转入北大新闻系,在大鸣大放中成了引蛇出洞的不幸的“蛇”,北大学生中的两名女将被打成右派:一位叫林希翎,第二名即林昭,外界误以为她俩是一母所生,其实林昭姓彭,在镇反运动中,死刑犯的子女以为抛弃父系的姓或许能免予株连,而彭家姊妹不以为然,户口簿上还是跟父亲的姓氏,这里面就透出她们消极的倔强。

北大对林昭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回老家交群众监督改造,那时她的老家在苏州,驱逐出校的林昭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联系六、七位北京和常州的同学,办起题为《星火》的刊物。她在上面发表一首诗,把自己比做窃火到人间的普罗米修士,该刊没办了两期,就被公安部门破获,其他六位同学也一网打尽。同案都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只有林昭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许老太对我说:大姑娘判得这么重,只因她是右派,还由于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林昭本人在法庭上又公然与法庭顶嘴,她在关押期间偷偷地写了“天鹅之歌”的诗,法官指出诗是反党的罪证,十分反动。这姑娘说她不过是一只纯洁的天鹅,向往在天空自由飞翔,没有别的意思。

一九六六年四月,许老太家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自我介绍姓章,他是跟同学林昭一同办《星火》判刑七年,刚刑满释放,便寻到上海的地址,所以一出狱就来林昭的老家寻访,他并坦承在北大时已跟林昭订下山盟海誓,要妈妈设法让他无论如何跟林昭学妹见一次面。此人的恳切和刚出狱的光头标记证明这个姓章的不象是公安线上的人。许老太劝说姓章的早点死掉这份心吧,她讲了大姑娘在里面判刑二十年咧,那就耽误了章同志的青春。他热泪盈眶,竟声言非林昭不娶,守她一辈子也在所不惜。

小章对爱情如此忠贞,这样的小伙子现今似乎不多了,共产党活活拆散这对佳偶,做妈妈的以为深深感到遗憾。许老太宁愿把一个月难得有一次探监的机会让他去进行一场冒险。聪明的小章根据自己七年牢狱生活的体验,把妈妈的设计补充的更加周详。

小章来到提篮桥监狱。填亲属接见表时,他亮出自己北大学生证,编造了一段自己曾与监犯订过婚约,愿意劝说她奉公守法,争取最高法庭宽大处理云云。监狱官不明有诈,偏偏这个女犯在里头行为乖张,连母亲的劝告都听不进去,有过爱情关系的未婚夫对改造她的思想或许有作用。

小章终于见到了梦寐思之的林昭,一旁站着狱警,他对她说了一番好好的接受训导员教训,真正认罪服法,争取减刑,还是有指望,我保证在外头等你之类的话,而女犯的脸部没有表情,却以诗歌的语言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折断了翅膀的白天鹅;只有呆鹅才幻想维持这个死亡了的爱情。

下个月探监的日子,许老太头上披着黑纱来到提篮桥监狱(平时她并不披黑纱),狱警告知她,女犯林昭在里头还是不老实,希望做娘的给她一点劝告,妈妈问:女儿在里头干了什么不老实的事呢?狱警说:我们让她在工场做生活,正经活不做,却剪下一块白布绣上一个大大的“冤”字。许老太不该插上以下的一句话:“她心里是有冤枉呀”!弄得狱警下不了台,很生气的回答她:“看来你的探监对在押犯思想改造不利”。这里看出妈妈也是那副刚烈脾气。正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她就学不会小章那样,看着监狱官的眼色行事。

下个月探监的日子,改由林凡前往,带回来的消息更令家人心疼,监狱当局不但不让姐姐做裁缝生活,为了处罚她,还将她关入单身牢房,那年头正是语录歌流行的狂热,连监狱里大喇叭不断播放喧嚣乏味的语录歌,林昭没武器来抵抗令人作呕的噪音,竟把她的头发浸在马桶里,用熏人的臭气来冲淡鬼哭声号的语录歌广播。

当林昭用块白布绣出“冤”字的时节,文革第一阶段的红卫兵印了五花八门的造反派小报,我从《井冈山造反报》上看到了一条好消息,报导中央文革小组两个红人,接见一名姓钱的戴过右派帽子的地主分子,解释钱某的地主分子是错划,右派分子是一场误会,中央文革小组两个领导才召见他云云。这条喜讯教我喜出望外,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一位王力同志,我认识他,联系到林昭的冤案,我忽发奇想,把这一期《井冈山造反报》送到许老太那里,她大喜过望,竭力支持我的计划,于是联系五个青年朋友,她们皆参加过第一期的红卫兵队伍,我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俞建民,金龙、银龙兄弟等,他们带了我写给中央文革副组长王力、为林昭说情的信,路费由许老太出,前往北京,上访中央文革。

结果可想而知,这几位红卫兵被中央文革联络小组当场撵了出来,可说是无功而返。这一步棋大大的错了,说明我的天真幼稚,而且中央文革将王若望的信件存档,留下王某为右派分子翻案的笔迹,两年以后我被拘捕入狱,这条事实成了罪状一条,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一九六八年劳动节的前夕,政法部门突然改判林昭死刑,立即执行。后派了一个公安人员通知家属收尸,并索取一枚子弹费用,一角五分钱。

幸而有位隐姓埋名的好事者悄悄地保存了林昭生前用血写的“血书”,最后的一节: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楷吧,擦吧,抹吧,这是血液!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这就是“死而为鬼雄”留给我们的大写的“血迹”!

过了劳动节,街道委员会宣布许宪民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许老太的刚烈性格不减,就在当天黄昏时节,她穿了孝服至静安寺电车轨道,让侧面而过的电车把她碾死,但侥幸没有闯入车轮之间,被车箱突出的部分反弹出来,只是破了头皮和盆骨骨折,立刻送医院急救,她老人家没有死成,没住多久她活着从医院出来,许老太让林凡带一根拐杖去接她。看来老太仍然丢不开这个残暴的世界,她牵挂着两个孩子。

她负伤以后我前往她家中问候,她神经紧张地招呼我快走,生怕街道小组长就在跟前。我问她:“林凡医师常来看你吗”?许老太说:“她到了美国”,并把旧金山的地址抄给了我。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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