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的回城风

一九七八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走向开放与宽松的转折点,会议公报否定了华国锋的“凡是”派论点,并撤去军委和党的主席,只保留了政府主席、中央委员的名义。就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则取而代之。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胡耀邦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宽松的表现首先在“西单民主墙”打开一个缺口,容许言论自由的范围争得了方寸之地。

追叙西单民主墙的兴起,经历了曲折和有趣的斗争,不妨说,是汪东兴催生了“民主墙”。四人帮扼杀了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月刊,“四人帮”粉碎后,《中国青年》有理由复刊,该刊编辑人员都是胡耀邦的部下,并参加了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第一期刊出了“天安门诗抄”,汪东兴文化不高,在他那里收容了为四人帮服务的笔杆子,其中有人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送到汪东兴那里,他下令禁止该刊的发行。编辑人员就用化整为零打游击战方式,将第一期《中国青年》拆开张贴在首都西单墙上,“西单民主墙”就这样诞生了。胡耀邦却支持民主墙,设法将民主墙上讨论的重大问题反映到中央工作会议上来。民众就这一事件张贴大字报批评汪东兴无权干涉言论自由,这时批汪东兴的大字报已不限于西单,而且向其它街道扩展。大字报所涉及的问题,如要求平反冤错假案,不管是不是反毛;更大胆的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

由西单民主墙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直至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矛头针对邓小平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和“第五个现代化”,正好与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唱对台戏。不仅扼杀了可怜的西单墙方寸自由之角,而且把魏京生重判十五年。邓小平一朝权在手,第一个动作便是制造冤错假案。

胡耀邦面对邓、汪联合把西单民主墙扼杀的行径,表现了束手无策,彭真跳过胡耀邦,将起诉魏京生犯有泄密罪的判决书直接交给邓小平,等到胡耀邦想插手干预,冤案已成定局。

所谓“泄密罪”也很离奇,判决书上预先造了谣,说魏京生讲过越南战场上中方指挥官的姓名。此事报纸早就揭晓,何来泄密?从此司法部门给持不同政见者定罪,大多袭用“泄密罪”。

北方的民主墙事件扩散到上海,南京,慢了一个季度。上海响应西单民主墙,在淮海中路,人民广场南京路一面的大楼,贴出了长幅的大字报,第一回合的语句比起魏京生的几张还要激烈,我赶热闹前往观看,至今尚有印象的大字报,在淮海中路中百二店对面贴着霹雳大字。

“毛泽东不是神,是人”!

“四人帮倒了谨防新的四人帮重来”!

在三年以前,党中央号召大城市青年支持边疆的经济建设,分配上海人前往的是云南、青海和新疆三省,由于近年来党的政策表现了宽松的气象,所有支边青年再也忍不住了,便成群结队回到生活过的城市。带头发动第一波的回城风,却是上海的青年们。

当第一批回城青年达到了目的,第二天便前往上海。在市委所在地康平路,那里聚集的人群约两万余,真叫做波澜壮阔。这场运动与八九天安门的群众运动有相似之处,它是自发的,支边青年皆从新疆、云南省回来,所以又是集中而有秩序,市委领导找不到什么借口动武镇压;不同之处,回城风只有一项要求:允许边疆回归故乡的中青年准予落实户口。

读者有所不知,中共对城市户口的管制极端严格,几乎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敢于冲击城市户口制度,首先发难的就是上海人。参与回城斗争的还有支边青年的家长们,他们向聚集在马路边上的群众宣称:当年街道干部如何用车轮战逼迫子女非支边不可;有的则用威胁的手段,如果不鼓励子女支持新疆,就要敲掉家长的饭碗。我听过白发老人在马路边声泪俱下的控诉,才知道所谓“车轮战”,是发动老头老妈一批一批轮流到某人家中,如家长点头,当场画押,并通知派出所今后不得将其子女列入城市,于是这家门口贴上“光荣人家”的告示,车轮战的部队才停止战斗。有一位老人发狠地说:派出所和里弄干部耍的是无赖手段!不过只有极少数家长被迫上钩。

三天以后,集合在康平路上的回城青年人已有五万七千余了。并且选派出代表应雄耀、乔中林等五人,提出坐下来和市委领导人对话的要求,在被迫之下,上海市委只得低头,恢复支边青年原有的城市户口;只有一条例外:男、女青年已和当地的对象结婚者,迁出的户口不能恢复。

这场回城风的斗争以完全胜利告终!胜利的喜讯传至四面八方,当年奔赴青海、甘肃、新疆等处的支边青年乘着胜利的东风纷纷赶回上海。这几个地方加起来的人数在十五万人以上。

“回城风”的胜利引起的连锁反应,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冲击了城市户口制度,也就是争取迁徙自由的初步胜利。从此,城乡男女婚姻制度自动取消;农民进城做买卖,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付警察的干预。

“回城风”的斗争,还有一个特点,新疆回归的上海青年,大多是高小、初中文化程度,他们从小出了远门,生活阅历比较丰富,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是很好的大学校”,生活的艰苦锻炼出不屈不挠和近乎狡狯的性格,比如说,“回城风”的斗争没有知名的领袖,他们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也用车轮战术与市委领导软磨硬撑。上述王辅臣、傅申奇、张先梁等,开始似乎没有什么,但他们的命运并不美妙,没多久当他们响应西单民主墙,到街头贴大字报,就遭到逮捕。

在以后的捉捉放放中,这几位久经考验的民运战士表现出坚定和圆滑,始终不改初衷,他们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与我协力同心,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协会”,(最初命名“中国人权研讨会”)我本人任顾问,主要骨干王辅臣、张惠康、傅申奇、温定凯、乔中林、龚星南等。公然面呈市府民政局,要求登记注册。民政局并未拒绝,只是说:按规定社会团体必须与某个单位挂钩,事实上所有的官方机构见到“人权”就怕,谁也不肯与这样的社团沾边。“人权协会”每周在复兴公园举行座谈,公安人员站得远远的,用摄像机拍下在座的英雄好汉。在座的神态自如,只当没这回事,引得公园的游客们向他们伸出大拇指。

“中国人权协会”也引起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注意,邓小平就在一九七七年底的一次报告中曾提及:“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关系,策划破坏活动”。(引自《邓小平文选》中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最后一句看来,他又在捏造虚假的罪名,准备采取镇压手段,只过了半个月,即有乔中林、李庆荣、应雄耀、董绍平、王辅臣和傅申奇等被捕。

2、胡耀邦仗义执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任命胡耀邦为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比较开放宽松的局面。这种宽松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两种反应:极左分子觉得这是个卷土重来的机会;民主派的知识分子认为根绝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必须进一步与思潮作斗争。前一阶段极左思潮曾把华国锋的“凡是”解释成“反右”,如上海作协的刘金和唐铁海一伙混淆“左”和“右”,表明极左思潮常常依附于“四人帮”,二者是形与影的关系。

一九七九年极左派的反扑先在文艺刊物上露头,六月号《河北文学》刊出“歌德与缺德”一文,认为作家的任务是“歌颂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食无衣之虑,日不怕盗贼行凶,夜不怕蒙面大汉上门。河水泱泱,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谁指出社会主义有阴暗面者,就是“缺德”。此人还以恶毒的语言辱骂揭露林彪、四人帮种种恶行的文艺是“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只能诅咒红日”,后面一句是骂反对红太阳毛主席者是动物。明显露出此人原是四人帮的仆从、余孽!

我立即撰文进行反击,题为“春天里的一股冷风”(1979年7月20日《光明日报》、同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以下简称“冷风”。由于《人民日报》转载,“冷风”的作用非同小可,各省市党报纷纷转载,几个省的作家协会、文联发表书面谈话,声讨“歌德派”,“歌德派文学”在文化界成了流行的贬词。这一下吓坏了极左派头头胡乔木,他不便正面反扑,而是运用组织力量,打电话通知各省市文宣部门不要一哄而起,不要赶浪潮,对“冷风”却没有半句肯定。

《河北文学》主编田间对“冷风”一文也不以为然,乃写信给胡耀邦,信中指责王若望的文风太刻薄了,不注意文艺界的团结。胡在百忙中邀请田间和编辑——即“歌德”的作者赴京面谈。

胡耀邦发话安抚田间和那位编辑,指出“冷风”还是符合大方向的。我从中宣部内部发行的《宣传通讯》看过胡耀邦的谈话摘要:

“王若望是我党的老近卫军战士,他的批评失之于尖刻,你们不必计较,而《河北文学》的那篇文章是确实不符三中全会的大方向”。

那个时候,“老近卫军战士”的称谓是很高的荣誉,当年列宁赞许功勋卓着的近卫军战士,就是这么说的。本人不想借列宁和胡耀邦之光来炫耀自己,对谁也未透露过。直到十年以后胡耀邦逝世,适值《百姓》的主编陆铿兄来访,我才跟他讲了胡耀邦的谈话。我说:当年由胡耀邦跟《河北文学》编辑谈话的那本《宣传通讯》,上海地区的文教干部没有看到,原来是陈沂部长做了小动作,因为我在四届全国文代会上公开批评他“左”得离奇,他对我心存报复,竟将耀邦称赞我的那期《宣传通讯》扣留不发。感谢安徽宣传部长赠给了我一本,使我知道耀邦讲话的原文。从这件小动作上暴露出这位陈沂是小人肚皮鸡肚肠,他想一手遮天,结果是自欺欺人。

3、《红旗》论坛第一篇

一九七九年是我多产的一年,“冷风”引起国人和耀邦的注目,刺激着我旺盛的创作欲,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雄心。如果说“冷风”是针对一个刊物,一篇文章,往下要批判的便是党中央的文艺领导。

接下来的一篇题为:“谈文艺的无为而治”发表于九月号的《红旗》上(以下简称“红无为”)。《红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这就提高了它的身价。“红无为”敢于批判《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而此文历来认为是老毛的经典文献。此文一开头对“文艺讲话”强调作家世界观的改造,似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就写不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红无为”提出相反的论点:“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往往是通过自己深入群众的体验,艺术的感染,榜样的示范等途径逐步实现,并由此获得创作的题材和灵感。而那种采取行政手段把作家赶下乡,开学习会讨论,或采取批斗方式,送干校劳动之类,都不会收到什么好效果”。并批判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之类“无法分工的分工”等荒唐的领导方法。往下,罗列了所谓党领导文艺,其实是外行领导内行,给予作家开出“不”字的当头的许多条戒律,计有“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和动摇;写爱情就是小资产阶级请调;英雄人物不能失败,也不能死,死了就是悲观失望;用儿童的心理和语气写少儿读物,就是资产阶级童心论;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中间人物不能写;历史上党的错误路线碰不得;代表这个错误路线的人物写不得;悲剧、讽刺剧要不得。¨¨¨”

《红旗》犯下的错误惊动了党中央,《红旗》主编熊复请示胡耀邦如何善后,胡看了我的那篇“红无为”,据说提了几条意见:“不必公开批评,不要作者检讨,《红旗》是我党的机关刊物,由党中央的机关报认错没有先例,影响也不好。作为一家争鸣,让他去‘鸣’,好在问题不大”。耀邦并未指出一家之“鸣”错在哪里,熊复感谢胡耀邦卫护了《红旗》的面子,他当然照办,只是把向我约稿的柯蓝作了替罪羊,株连他丢了饭碗。

4、冤家路窄

陈沂原是军委文化部长,下面两个副部长,一位叫刘白羽,另一位叫魏巍,三个“左”王组成的领导班子闹不团结,据说副部长刘和魏拿得出响当当的作品,魏有一个记述长征的剧本,刘有几篇歌颂内战的小说,而陈部长却没有一篇文艺作品发表。部长受到两个副部长的排挤,这种情况在军内并不稀奇,几十年来,军队是个独立王国,外来干部等于异己分子,只有个别忍气吞声的外来户才能混得下去。陈沂把自己的苦恼向胡耀邦报告,他想离开文化部,至于受排挤的内情他没有说。胡耀邦是个好好先生,他提出:中央的部长不当,当市里的部长,行不行?陈沂问:是哪个市?当他明白是上海市,便觉得挺好。胡耀邦只注意陈的级别是军委文化部长,他可不知道,把一个“左”王派到上海领导意识形态,其后果比军队左了一大片要严重得多。

陈沂从出发前电告吴强和我到机场迎接,承他看得起我,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十年间相互碰撞,想不到又在上海相逢!

陈沂刚上任不久,按理应会见文教、宣传、卫生部门的专家和领导,他把这样的会见改为大家聚集在“文化广场”听大报告,简单省事做到了,却把与各条战线的领导与专家了解下情和亲切交谈的机会错过,势必成为首长教诲,居高临下的格局。这且不去说它,他在台上所讲的内容令人大为泄气,我是听众,他忽然讲到白桦的“苦恋”是不爱国的,将军们和耀邦同志很有意见;他还说:市委宣传部就是要强调思想改造,就是要捍卫社会主义¨¨¨。我在台下替他捏一把冷汗。他的大报告在技术上很差劲,讲得重复,冗长,教条,枯燥,言谈之间听得出此人浅薄,不学无术,人们担心他怎么担当得起宣传部长的重任。

在这以前,我的党籍已恢复,重新回到《上海文学》任副主编,领导我的是老成持重的钟望阳,为着发稿用与不用,难免发生冲突,我信任陈沂,在相持不决的情况下,有时把可用的稿件请部长作最后决定。为着一篇很精彩的作品,被钟排斥,我告到部长那里,陈沂没空看,我并不怪他,可是他同样否定了这篇佳作。我相当恼火地当面批评了他,没想到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参加会议者大多是各区宣传干部,他举王若望的例子,批评我自作主张,党性不强。

这一场冲突,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差错,退一步说我真有错误,应当当面提出,趁我缺席而大扣帽子,岂不是一种缺席裁判?这一年正好在北京开四届文代会,出席会议的作家名单,须经市委宣传部审核,这样的手续体现了党领导一切,民间团体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部长陈沂发现上面有王若望的名字,本打算将王若望刷掉,后来还是保留。

我在赴京路上就设想了争取公开发言的机会,这次文代会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致词,他的祝词强调创作自由不容侵犯,如有谁干涉作家创作自由,可以向全国文联,作协或中宣部提出申诉。这对我的公开发言又是一种鼓励。文代会的程序中有一项各地代表自由发言———以前文代会以及其它会议,从未有过,“自由发言”一项,实因“自由”二字是中共的禁忌,四届文代会实属“首创”。

我代表上海作家发言,前半段热烈拥护胡启立承诺创作自由,接着举上海宣传部长为例,批评他便是窒息文艺的领导人,至今记得我还举出若干事实:话剧“布谷鸟叫了”,“洞箫横吹”以及白桦的“苦恋”等,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涉,有的禁演。党中央的文艺政策已经公布了,传达到下边如果顶着不执行,你们说怎么办呀?我和陈部长的友情已有半个世纪,曾当面对他提出忠告,他不愿接受,反而干涉的情况多起来了。我们的宣传部长还在继续犯错呢。最后,我又回到胡启立的祝词,我说:“真正兑现创作自由,不要怕得罪领导,胡启立授予作家们有权上告,今天我的自由发言就是第二次使用上告的权利唔!

我的这次发言,会场上激起多次鼓掌。

回到上海,便碰上陈沂软硬兼施对付王某的动作,他找我去谈话,当然没有好面孔,陈要我承认我是一种报复心理还要我发表文章,挽回在文代会上肆意攻击陈的影响。我说:话都讲出去了,如何挽回?如要我发表文章,我或许有更多事实证明我的发言并非恶意攻击,报复心理或许有,先是你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你点了我的名,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双方是平等的,你既然点我的名,我也可以在你缺席的情况下指出部长的缺点,高明的领导人闻过则喜,不高明的领导人才会指我是报复。

陈想不出反驳之词,一时语塞。我动之以情诚恳劝说他珍惜我们之间已有五十多年的友谊:想当初你通知吴强和我到机场接你。我和文艺界的同志对你抱着多高的期望,你也以为上海有两名老朋友可以更好地协助你的工作。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对立。

我进一步说:“你不妨反思一下,你刚到上海,下车伊始,第一次在文化广场跟上千名专家和领导见面,你轻率地把几位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批了一通,完全是从极左的角度做的大报告,人们挖苦这是新官上任放的第一把火。我曾通过马楠同志(陈的妻子)反映一些作家对你的粗暴作风有意见,我的用心良苦,却换回了你如此恨我,难道这是我的责任!

陈沂只能列入“不高明”的领导人之类,对我的推心置腹的进言依然无动于衷,上一节曾讲到他扣留内部刊物《宣传通讯》,因为那上面刊有耀邦称赞王若望的话,他就全部扣发,借机报复。如果通过这次交谈,他表示愿意改进的话,弥合我们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还是做得到的,可惜他始终耿耿于怀。在他六年后写的一篇文章,副标题为:“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谈起”一文中,讲到这次交谈: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王若望针对我作了不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发言。这个发言,不仅在上海几百人的代表团中造成不良影响,也在全国文艺界造成不好的影响。回到上海后,我向市委作了汇报,但我们并没有对王若望进行公开批评。我只是个别找他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对他进行了批评。最后问他:“你这样做,考虑后果没有”?他说:“没有”。(参看《自传》二卷附录422页)。上述引文提到“我们并没有对王若望进行公开批评”,从这句话里,可见市委并不同意他准备严惩王若望的意见。

陈沂部长手中有权,他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又想方设法把我调离《上海文学》编辑部,这么做未免太露骨了,便转了个弯调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刚刚恢复党籍,既然他用冠冕堂皇的名义调我去党校学习,不服从也不行。

5、进党校受洗

我历史上两次开除党籍,两次进党校进修,记得一九四三年我头一次进入山东分局党校,因我得了个“山东王实味”的美名,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同意调我至党校,那时我对李林部长的决定,感情上并不抵触,不像第二次进党校那么勉强。记得老根据地流行两句顺口溜:“叫你洗澡,请入党校”。“洗澡”在这里不是真的洗澡,指的是思想改造,或者像天主教徒受洗,这两句口诀说明进入党校的学生多半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结合我的遭遇,当时觉着到那里洗掉“山东王实味”的美名,洗得干干净净,一举两得,所以我第一次进党校的心情是愉快而满意的。

第二次进党校,同样也有洗去思想上污垢的含义,在陈沂眼里,王某喜欢“抗上”的污垢够严重的。我心里明白,进党校不过是一种过渡,他的计谋最终是撤掉我的《上海文学》副主编职务。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注意喜鹊的生活,党校设在郊区,观察喜鹊比较方便,引起对喜鹊的研究,多半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着的《昆虫记》使我对动物发生了兴趣。七年后我写成《喜鹊王》的科学小品,是我进党校的“博士论文”的意外收获。我还写了“上海一霸”,评论上海市委书记,一手提拔四人帮的柯庆施罪恶的一生。(发表于一九八零年《民主与法制》)。

我的处世哲学:自我感觉良好。尽管有权的人左右逢源,背后捉弄我,打击我,我处之泰然,自求多福。

既然来党校的同学大多是犯了这样那样的差错,得罪了上级,他们的自由化思想比较严重,与我可算是臭味相投,这就使我联想起当年在“五七干校”中的一段自由开放的生活,在这里,我悄悄地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记下各人受打击遭迫害的经历;二是出了几个问卷调查,请求同学写下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的意见。

学习结束时,我的调查研究赢得了双丰收,两本笔记本记得满满的,可惜这两大丰硕成果在一九八七年抄家中被公安人员抄去。好在我用拉丁字编码记下各人的名字,没有株连同学。此处只能以苦思冥想记下问卷答案的干部思想调查:

(一)最不满领导体制中的何人何事?(二)何项制度?(三)有哪几件好人好事过硬的?大多数答卷:(一)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组织部长,人事处长;(二)开会忙,向党交心,公车、房屋、补贴上的等级森严,不断搞政治运动,报表弄虚作假,党委干涉个人婚姻自由······;(三)最不过硬的是学雷锋,学大寨,学焦裕禄,学杨怀远,好人好事大多是弄虚作假,吹肥皂泡吹出来的。

少数答案比上述答案更彻底,报上大字标题表扬的模范人物,没一个经得起考验,标题越大越不可信,那个单位挑选的模范人物,本单位的群众最讨厌。

关于拉丁字密码速记法,我是在一九三五年漕河泾狱中发明出来的,这里顺便补叙一下:原是为了写作安全,用密码写下禁忌的杂文或通信中防止官方偷检而制作。当时,除了羊子能解读,无人知道底牌。直至一九七八年,有一位中国通美国人林培瑞先生,汉语已到了能说相声的水平,我曾教他自编的“拉丁密码速记法”,林教授一学就会,当场使用密码与我笔谈。这并不是他特别聪明,实因这个速记简单易学(林教授曾于一九八七年协助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读者如有兴趣学习,参看附录(四)中文,代数公式对照例句即可。

自羊子的妈妈介绍羊子与我认识,在定情后整整蹉跎了十二个年头,即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起初是摘了右派帽子,头上还有一顶现行反革命,后面这顶帽子压得我好苦,直至一九七八年年底才宣告废除,几乎同时,原有的右派帽子,由上海市委公布的二十四位著名的右派,由广播电台宣告右派“改正”,其中王若望排行“改正”名列第四。

这可以说是双喜临门,我和羊子的爱情延续了十二年,也应该到了划句号的时候(有关详情,请阅当时轰动全国的、由上海夏画先生主编的《青年一代》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第二次结婚”)。

新婚之后,羊子赶回湖南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上班,正如杜甫“新婚别”中所说:“暮婚晨告别,无奈太匆忙”,我舍不得离开她,半年后就去株洲探亲。我利用那个简陋而又甜蜜的小屋,写出了《饥饿三部曲》(发表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期《收获》,后编入港版《王若望选集》,并有美国骆基南(Kyna Rybin)女士译成英文,由伦敦、纽约同时出版。

这篇报告文学引起了文化界普遍的重视,(《收获》又增印三版发行三十四万册)。读者认为是写出了中共治下黑暗生活的第一个作品,系“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不过,当时的中宣部张王任重看了并不满意,他通过党组织作了口头指示:不介绍,不扩散,不转载,“三箭齐发”,中宣部内的朋友告诉我:部长看过饥饿三部曲,他批评作者将国民党的监狱与我们的监狱作对比,让读者觉得共产党监狱的黑暗还超过国民党。造成的影响极坏。

6、民主治家

我在一篇杂文中批评“朱子家训”,宣示我的治家格言:“长幼平等,民主治家,婚姻自主,睦邻友好”。

我跟李明有七个子女,李明亡故,抚养孩子的重任就由做父亲的一人承当。

我崇尚民主自由,总不能出门喊民主,关了门依然实行家长制。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受到民主精神的熏陶。上述治家格言便是贯彻民主精神的身体力行,在旧家庭中,真要做到并不容易,比如说:不可打骂孩子,这是低一级的标准,高一点的要让年轻一代敢于批评长辈,真正体现“长幼平等”,由于家长多次挨斗,在学校里黑五类的子女都抬不起头,养成了挨打挨骂不还手的驯顺的受气包性格,我和李明真正做到了不打骂子女,只是要求他们敢于批评家长,很难做得到。

有一篇《谈情趣》的短文中,我介绍自己如何跟孩子们一同戏耍,体现了“长幼平等”的家庭乐趣:“我宁愿要童心,不要野心和小人之心。我有七个孩子,他们尚在幼年时,我爱跟他们一起跳采茶扑蝶舞,我手里擎起纸做的蝴蝶,诱他们来扑打,这时,我完全忘却了‘严父’的身份了。由童心发出来的情趣是最纯洁而又有趣的”。(刊于一九八六年第四期《青年一代》,编入港版王若望杂文集《凛凛凤骨》一三六页)

封建味道浓厚的家庭,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几乎是历史传统赋予的特权,在前一节《林昭之死》中,曾提起社会上流行的两句话:“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是“门当户对”的复活与延伸;林凡与徐建的婚姻悲剧,并非政府官员搞株连,倒是自己的妈妈破坏了这一对美满姻缘,林凡的母亲却是五四运动获得婚姻自由的过来人咧。

再举我自家的例子:我的大儿子看中了近邻高家的大姑娘,只因他的父亲属于黑五类,女方的母亲百般阻挠,我的儿子差一点要跳楼。这时我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得代儿子向高先生告急,高先生本人也因被“三五零办公室”当作扬帆的同党,吃尽苦头,多亏他以感同身受的实例批驳“不嫁黑五郎”的政治标准第一,才使亲家母回心转意,终成眷属。

对其他几个孩子的婚事,同样受着“有女不嫁黑五郎”的影响,他们可没有老大那么幸运,这种社会性的歧视,谁也没法抗衡。必须等到父亲头上脱了帽子,找到对象的喜讯纷至沓来,半年之内我家接连办了三次婚礼,两代新娘聚到一起的时候,相互解嘲曰:“迟到的爱情”。

虽则我没法抗衡社会性的“政治标准第一”,然婚姻自由的原则还是可以坚持的。在孩子们找对象的问题上,我只做一个观潮派,成与败考验他们的能耐,自生自灭。只是在定情之后,让他把确定关系的对象让我看一下,我不加评语,完全尊重子女的选择。

联想起我的妹妹对她子女的婚姻,一切都得听她的,结果几个儿媳,不是闹离婚,就是躲在娘家去避难,我替她总结孩子们闹婚变的教训,我说:“青年人自己找对象那么专注,可以说全身心投入,她(他)所了解的爱人总比只见一面的老娘了解的得全面和周密,恋爱自由产生良性反应,我家孩子就经得起时间考验,不仅没有闹离婚,或接纳第三者,连反目打架的事也没发生。只有小儿子的婚姻偏离了中国传统习俗,查明责任在女方,而小儿子至今还痴迷地爱她”。

此处再补叙“四人帮”的另一条罪行:在七四年九月,突然宣布冻结五类分子的存款,只因我曾创作的儿童文学《阿福寻宝记》改编为电影;另有《无罪的女囚》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共得一万七千元,还有一千五百元是羊子的存款,在活捉四人帮以后,如数发还,还加上两千元的利息,分配使用也是通过民主方式:已婚子女两人各得一千元,未婚子女五人各得三千元,这就给他们办起结婚筵席来很有气派了。在我的名下,只收利息就满意了。

上海解决房子可不那么容易,我采取的计策是迂回曲折,逐步占有阵地。比如说,我从复兴路迁出,房管所调拨万体馆对面的高楼房子,我提出以大换小,复兴路的房子面积大,万体馆的面积小,希望考虑分两套,房管所只得同意。我与羊子在万体馆大楼里住了一年,又迁入香花桥路四层楼的一小套居住,万体馆的房子便让给两个儿子成家。这样,不出两年,六个孩子先后都解决了住房问题。

羊子对我们住房越住越小,毫无怨言,她也喜欢孩子们,夸奖他们的伦理道德水平是上好的。

我多次搬家,意外的收获也像我坐牢那样换了好几处,周游列国结交了亲如家人的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直至我们来美国头两年,当年的邻居还捎信来遥致问候。

7、胡乔木统战王若望

一九八三年,市委宣传部转来北京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在五日内晋京去见胡乔木。这时,市委宣传部长换了王元化,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陈沂部长本来把我调至党校,是把我踢出作家协会的第一步,第二步却未能实现,实由于作协党组的抵制,市委也不同意开革一个作家(全国还没有先例)。对于善写杂文的王若望,这么做尤其不可。

没过多久,陈沂本人告老退休,他的阳谋全部泡汤。

我去找新任的部长王元化,到北京去是什么紧要大事,找我一个人又能干什么?王元化也不知底细,只是说:“你就快点去吧,大概有什么事情要你去面谈把”。我是带着莫测高深的疑惑上路的。

出了北京机场,中宣部已派了汽车等着我,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放开,我估计这是中央一级要员才能享受的待遇。住的地方是石景山宾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乔木在他家中接见我。我可以使用一辆轿车,请我记下电话号码,如果外出有事,打这个电话,便派汽车接送。

谜底尚未揭晓,这一晚上作了种种猜测,怎样也猜不着乔木是把我当作统战对象!

第二天如期来到他的寓所,言谈间他承认“小王”(他这么称呼我,由于我十九岁上与他初次见面,所以显得格外亲切吧)在文艺界是有影响人物,接着便讲出了他的意图,我把记忆中的对话介绍如下:

胡:我们决心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概念并不清楚,不过叫惯了,给这个概念加进一些极右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中宣部草拟了一份名单,其中也有你,我觉着你所犯的污染还不算突出,我了解你并无一定的主见,认为你是可以争取的,我们认识有半个世纪吧,在名单中只有你跟我有这么久的历史。我对力群(即小邓)说了,我可以说服你,看能不能挽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我没有明确站在哪一边,我用装傻的口吻说。

王:什么叫精神污染,这个概念委实不大清楚,是不是周扬、王若水的文章是精神污染呢?

当时文化界正在批判周扬发表在《人民日报》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论点,文艺界则批判宗福先,流沙河,戴厚英,刘索拉,白桦等人的“污染”。这些人大概就在邓力群草拟的黑名单中吧。

胡:(压低嗓子,似乎还有更严重的消息)这些人的问题不大,全国范围除了周扬同志,巴金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他对毛主席的否定,连王震将军都跳脚。他在香港报纸上诋毁他。(指巴金在香港《明报》发表的专栏《随想录》,那时还没有结集出版)听了我很吃惊,只当作没有看过随想录,我插话打断他。

王:我倒听说,王震当着外国人,骂巴金是反革命,是不是太过火了?

胡:王震缺乏涵养,不该在外国人跟前讲。我们的批评首先要与人为善嚒,象钱钟书,他就不谈政治嚒,没一个字讲到主席,所以没一个人骂他。这两天海外的夏志清,刚巧回国,他就要去拜望钱钟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里有一本(他随手从书架上找到这本书),这本书写的偏颇,估计钱老不会跟他讨论的。(话锋一转,他紧紧抓住统战目的,回到正题,他继续说下去):

上海的文艺,改选的问题拖了五六年,按你的资历,当个副主席或主席,不会有问题,到了正式召开的时候,我会告诉王元化的。(统战的策略升到“封官许愿”了)。你的问题就是党性不强,紧要关头你就不听党的话,而你却对巴金、王蒙非常欣赏,王蒙至少是半个自由主义者吧?(胡掏出很小的笔记本,看了一下)这里有两三个题目,随你挑其中一个,象王若水同志批评某某那样,也写一篇批评精神污染的文章,先在《解放日报》刊登,由《光明日报》转载,回到上海你就动手写。

王:(我发觉他在招降纳叛,而我的这条防线决不能被他攻破)对你的建议,我还没吃透,有些犯有污染的文章,没有认真研究过,让我补课以后,还要参考一些有力的正面论点,写出批判污染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胡:你那么认真,一定会写好,你先好好学习《邓小平文选》,把它吃透,多引用他老人家有关精神污染的论点。

我怕他下不了台,就表示回到上海试试看。

晋京谈话即告结束。我起身要走,又碰上邓力群老先生,他客气地打招呼:“你们谈得怎么样”?

胡代我回答:“还好,小王答应回上海写出文章来”。

小邓微笑着说:“那就好嚒,明天还有徐悲鸿画展开幕,你参观了他的画展再走”。我点点头。

这次进京,以为能够见到胡的夫人,她名谷雨,四十六年前在安吾青训班,我跟她熟识,那时名叫黄桂英,乔木很有点浪漫,并不象如今一本正经,教务长乔木追求她,我在她跟前为乔木说好话实际上我成了他们的媒人。这一回没有见着谷雨,不知是她丈夫的阻挠,还是她不愿见我?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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