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血流天安门广场

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他是中共专政四十年来唯一关怀人民的领袖,又为平反历史上的冤、错、假案而奋斗。

当时人民对耀邦去世的反应是痛哭流涕;接着便思考是什么原因形成这个历史悲剧,那就联系上两年前迫使他下台的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人了。

按照惯例本应成立治丧委员会,这一次却交给“治丧办公室”主办,又在讣告中未提及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惯例也),更不会涉及三年前被迫辞职的往事了。公众对胡耀邦抱有迫切的期待,希望他总能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的国家。在他以前的三位首脑论其政绩和品德都差一截,而最大的损失,由于他的去世,全国人民曾有过的美好愿望一齐粉碎了。

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十七日,首先在北京就有三千多名大学生集合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跪着向李鹏等中央首脑们请求,最沉痛悼念耀邦逝世、严惩贪污、腐化。很多标语牌上写着“还我耀邦”、“民主必胜”等口号。

四月二十日的凌晨两时左右,新华门前突然出现大批公安人员,指挥警察猛砸停放在路边的自行车,并且驱逐周围的学生和市民,另外又来了更多的警察,有的手拿电筒,有的挥舞着皮带,专门对付学生,即时,便有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可是警察们还是摔着皮带抽他几下,并且用脚上的皮鞋猛踢已倒下的人。更为下流的是,挨打的对象专找女学生,姑娘们逃命似的前往地铁站,又被追上的警察用皮带的铜头挥打,再加上拳打脚踢,直至流血为止。

这就是“四·二零”血案的事实经过。当新华门的血案传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两万几千人之后,在第二天就有十多万学生参加了和平请愿,四公里长的游行队伍通过长安街,又折向木樨地,他们高喊:“耀邦千古”:“爱国无罪”:“反对暴力”和“民主万岁”等口号,两旁的观众人数比游行的队伍还多出一倍。市民为此浩大的正义之师感动了,也喊出“人民理解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等激励士气的口号。

四月二十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胡耀邦的告别仪式,由紫阳致悼词,里面有四千人参加,而在广场上却有十多万人同时参加悼念,当胡耀邦的遗体通过长安街运往八宝山去火化的途中,沿途竟有上百万人默默地目送着他走向永恒(毁灭)。很多妇女竟泪流满面;有的喊出:“是谁让你离开这个世界”?“是无情的黑手逼死你的呀”等无奈而又气愤的悲声。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出来,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把人民为了正义出发的行动定性是‘动乱’,并指出背后有一小撮坏人,有计划的搞阴谋的人策划的,而且捏造出有人喊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这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已表明邓小平决心动用军队,屠杀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了。(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学生运动与胡耀邦是代表正义的旗帜’,在《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刊出)

定性为动乱的升级却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第二天即有几十万人集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四周,有的合唱国际歌,有的扯起横幅标语:“悼念耀邦,何罪之有”?“反抗暴政,人人有责”!还有一条写着:“武力镇压无效,要求和平对话”。清华大学的学生拉起标语:“还我耀邦”,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每人头上缠着白布条,上写着“抗暴”,他们在标语上只有一个字“痛”,并用红色在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直到晚间十二时,由北京几所科技院校的同学们出发开赴新华门,只因人数太密集,经四十多分钟还未走出广场。直至东方露出乳白色,终于走到目的地。这时才看清这个游行队伍,就象滚雪球似的愈滚愈大,总比原有的人数增加一倍以上。一条长达十里的长龙步行到人民大会堂前面。正是东方升起红太阳的时刻。同时也看到一队警察前来拦截,虽然参加游行的人群又饥又乏,听的警察来了,精神立即激动起来,同声发出有力的呼声:“反暴力、反独裁、我们不怕,要怕就不来了”!前浪喊过的口号,又传到后续的队伍,他们喊出:“胡耀邦去世,就是邓小平的末日”!“刀枪吓不住人民,人民不怕武力镇压”!上万人的呼声,称得上惊天动地!

在北京发生的示威抗议行动,历时一个月之久,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间长、人数多的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中共领导人发现“众怒难犯”,为着保住专制王朝的命脉,终于在六月四日早晨,开进了坦克、战车和三十七军的两个师团。

五月十二日,恰好又是俄国首脑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第二天,即与赵紫阳举行会谈,正当北京城处在民运的高潮中,只得请出李铁映和阎明复等人去劝说学生们,停止绝食和请愿行动。结果是无人理睬。

在中、苏双方会谈时,赵紫阳说:“中央在十三大时曾通过一个决议:‘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仍有邓小平掌舵’”。

原来各国通讯社和报刊,派出记者和摄影记者来到北京采访达八百多人。没料想反而亲自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整天有三十万人继而发展至上百万人的抗议行动。而且把邓小平之流的顽固和残忍行为通报至全世界!历史上这种偶然的巧合,正表明了罪恶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而邓小平也就成了掩盖不住的超级屠夫!

十九日早晨,赵紫阳和李鹏首次来到广场上的抗议队伍中,赵紫阳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要活着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他的话中,就已透露出杀人的惨剧即将发生了。

同一天的下午六时,有李鹏、杨尚昆签发了实施首都的戒严令,其中有两点特别严厉:限于两天内完全撤出天安门广场,如有违例者格杀勿论;另一项规定:凡参加过抗议行动,不论任何人犯下严重罪行者,只要向本单位或学校领导人去自首,写出悔过书,保证既往不咎。

颁布戒严令并未吓倒广场上任何人,至于施展招降纳叛的手法,更无一人上钩。

五月三十日,由中央美术学校的师生们制作的民主女神像增加了新的景观。

六月四日黎明时分,解放军的战车和坦克沿着长安街西南以高速冲向天安门,只因来得突然,当场即有十几人被碾死。在民族饭店门前,几千名工人和学生拿起铁钩,树段和四辆巴士车,设置路障,选了三百多位同学埋伏在它后面。而军车横冲直撞往前开来,遇着路障便有几支机关枪同时密集打出几百发子弹,三百学生几无幸免。

接着二十七军的步兵在一辆坦克处,专找民众集合之处扫射,粉碎了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试图抵抗的防线,有数百人死伤。

在民主女神像和英雄纪念碑之间,共搭建五十几个大帐篷,一百多个小帐篷,解放军的军车和坦克横扫过来,在里面的数百人被碾死了。

当大地升起了红太阳的时刻,在中国首都进行的大屠杀终于停止。清场运走的尸袋装满了七十多辆运兵车,来回运送了三次,沿路的血迹直通至郊区火葬场。

自六月四日早晨七时,六个小时之内解放军共杀死学生和市民为八千七百二十余人;受伤者有两万八千七百九十余人(引自一九八九年七月号《争鸣》月刊,记者左逆)。

这一场大屠杀引起世界各国的震惊,纷纷提出抗议!在中共统治四十年来,这是首次暴露其凶残的真面目,只因碰巧碰上举行中、苏会谈,引来许多国家记者和摄影师,是上帝的巧安排,才让最怕曝光的中共大显其豺狼真相。

原是邓小平下令调动军队发动的大屠杀;而激起人民的普遍愤怒,起因是为了胡耀邦受折磨而逝世,是谁策划将他撤职处分的呢?又是邓小平带头干的、即使邓小平曾提出过“改革开放”的政策,此人也已成为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原来所有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当最高的首脑一旦死亡,肯定会发生动乱;封建时代的皇帝,在他驾崩以后就会出乱子。再举纳粹的首领希特勒,当他在地洞里自杀以后,它所经营的第三帝国即宣告灭亡;当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在他死后只有十天,赫鲁晓夫便接管了政权,又过了五天,他所做的秘密报告即公布于世,引起了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接二连三的瓦解。也吓昏了东亚的毛泽东,他把“赫鲁晓夫”作为一顶帽子,送给他的政敌戴上。

现举现代中国的例子,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四人帮却下令禁止人民悼念他,引起了各省市群众的抗议,即选出传统祭祀亡灵的清明节,四十多万人民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其实是针对四人帮的示威抗议行动。

同年的九月九日,第一名大独裁者毛泽东死亡,只过了二十五天,被全国人民痛恨的四人帮同日被捕,其中有一位是他的爱妻江青,经法庭宣判死刑,缓期执行,入狱四年后自杀身亡。

历史上已有四名领袖在死亡后就出乱子,因此下一位党的领袖邓小平在他死后也会引起动乱吧。

2、第三次牢狱之灾

北京市宣布了戒严令,在五月二十二日,上海市也发生了抗议游行。作家协会的队伍,第一排是由吴强、白桦、戴厚英、王若望和徐中玉共五人组成。而文艺界包括京剧、淮剧、越剧、话剧、评弹、杂技界;此外还有电影界的导演,男、女明星、美术布景人员,连跑龙套和幕后配乐人员等,共有一千几百人,文艺界的游行最能吸引人,围观的群众都认识其中的男、女演员们。

我在身上肩上披挂一条白色素绸(访问西藏时,藏民赠我的哈达)肩披,前面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面写着:“救国救民,先救孩子”,格外引人注目。

当游行队伍出发以后四十分钟,上海师院和华东师大的两千余名师生也挤了进来,将进入人民广场时,又有束着厂名围单的两家纱厂的男、女职工,约有一千多人赶来了。

当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广场时,便停下来让人站出来演说,在白桦、戴厚英、徐中玉讲过以后,便由我来讲话:“我的岁数不小了,称得上是老人吧,从巨鹿路来到人民广场。却走了四十五分钟,岂不是老牛拖破车吗?而我们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家伙了,他们把个好端端的国家,变成为大屠杀的基地,不也变成十足的破车吗?而且修理了三年五载,越修问题越多。莫非让十二亿人民一起乘着这辆破车进入社会主义天堂吗?引起了轰然大笑。

这一次游行队伍自衡山路直至淮海路,经过大世界又转入南京路,从头至尾长达八华里。而沿路围观的民众还比游行的人数多。

在游行队伍中所举起的标语牌有的写着:“反对暴政”:“必须制止暴行”:“怒吼吧,上海同胞们”!“违反民意的领导没有好下场”;还有:“声援北京、悼念耀邦”:“申张正义、全民抗争”:“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犯着老毛病”?“撤销戒严令”和“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等口号。

最后游行队伍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门前,人群沿着外白渡桥延伸至中山南路,只见挤在一起的人摩肩接踵,有人说有几万人。只见铁门紧闭,这时总指挥拿起麦克风喊着:“黄市长胆小鬼,不敢出来,我们大家决心守在这里,直到市长出来见面、同意对话的时候,答复我们的要求为止,就能结束这次抗议的大游行了”。

黄市长始终不愿出面,这时游行队伍又唱起国歌[和国际歌来,其中正好有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符合现实的感受。这可是上万人的大合唱,浩荡的歌声又引得黄埔江上十几条轮船拉响了喇叭,与岸上的游行队伍相互呼应,形成了一派紧张激动的气氛。

这时天渐渐黑下来,上海市的营业员和参加游行的家属组成了慰劳队,带着食品和饮料前来外滩,无奈供应的食品太少,反而刺激了食欲。直至半夜十一点钟,总领队通过麦克风宣布:“今天的游行告一段落,现在决定:大家回去吧”。他又奔向南部,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大游行,并没有迎来中共的回心转意;却引起“六·四”血染北京城。经过几天的“无政府”真空,中共当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公开狰狞面目对人民,在中央电视台大放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尽量制造紧张局势。明眼人马上发现我呆在家中不安全,于是建议我去郊外避风头。汽车三转四弯,到了佘山小镇,在一位郑先生家“落户”,他热烈欢迎我,并办了酒席接风;这是一家书香门第,家中存放着许多图书,我正好在这里多读书,打发掉逃亡生活的无聊岁月。在这里读了《顾亭林文集》、孙中山著作:《三民主义》;《胡适文存》;《冰岛渔夫》和《清史稿》;《拿破仑传》等。

在郑家住了一个半月,朱先生打电话来,说是可以回去了,保证不会找麻烦。于是就从松江乘火车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到家中的第二天,上海作协便有人打电话来表达问候之意,并请我明天去作协传达文件。

既然是传达文件,我准时欣然前往,接待我的是邬胜梅女士。我向她介绍了在松江的生活和读书乐的经过,话犹未尽,忽然有两名公安人员破门而入,给邬女士出示了“拘捕证”,即刻把我押上警车。临行前我放大音量高喊:“这是一场骗局,我是压不倒的!走着瞧吧”。

当天即被押解至公安局,一位戴着警帽的官员接待我,态度和蔼地说:“请你来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为了核实几件证词,你知道就讲一句对,不清楚就说一个不,这件事与你无关,不过你出去以后要保密,因为这件案子并未了结”。

我说:“好吧,我一定据实回答就是”。

这位警官就此走开,只留下一名警察坐在门口把关。我坐着约莫一刻钟,原来那位警官回来说:“核对证词已经用不着了,王同志,你可以回家了”。

我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心想公安人员对我还算宽容、礼貌,难得遇到的好警官。他陪着我乘警车一齐回到家中,当我刚下车时便发现后面还有一辆警车跟着停下来,同时有三个警察一起跟至门口。

我回到家中,还没有坐下,那位警官即宣布:“从今晚起,对你实行监视居住,除非我们找你询问,你不得擅自离开家中。你的大门外有警察值班”。同时他又取出一张纸头给我,要我在上面签字,原来纸上印着:“本局政保处决定,为维护社会安定起见,兹令本市公民王若望接受监视居住,自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至 月 日止”。下款印着市公安局长的名字。其中我的名字和前面的日期是用笔写的,而后面的日期却是空白,我感到不妙,也许是无限期的。迟疑了会儿,我说:“请写明结束监视居住的日期后,我就签字”。警员说:“按规定是在执行的第一天上签字的,请签下你的大名”。

我被迫签了字,然后警官又宣布:“除了这上面指定的主人外,家属和雇工都能自由出入;外面亲友来访,须接受值班警察审查。监管日期的长短,就看实行的规章如何了”。

警官退出以后,就在我的家门口安排三名警察,我的家人发现他们的茶具搁置地下,主动腾出一张圆桌,并供应开水,还借各种杂志给他们阅读。

幽居的日子过了十来天,我开始出现轻微的咳嗽,即报告门口的警察,提出要去医院。可是不在“约法三章”之内,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只有半个小时就开来救护车,有两名警官陪同,进入中山医院。请了一位名医师,虽然没有带公费医疗证,却从头至尾作了检查,咽喉部分探视格外周到,还请了另外的医师复查,然后开出诊治药方,临行前还带走了好几种药物。

回到家中,一日服药三次,至第二天晚上便痊愈了。藉此机会还能到外面世界游逛一番。

关于“监视居住”,联系历史上的传统,倒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如封建皇帝的后、妃,当她被遗弃的时候,便打入“冷宫”;妇女失宠已很痛苦,为何从此终身押入死囚牢中?昏庸而残忍的皇帝有绝对的权力,才演出了这类悲剧。近代有一位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便尝到了五十余年“监视居住”的苦味。

我是会唱京剧的,于是唱了一段“四郎探母”,其中有:“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藉此发泄内心的怨气,同时也让门外的看守员认识一位在禁锢下还是“苦中作乐”的人物。

在监视居住期间,有的朋友来访,不得不出示证件,签了字以后,方能入内访问我,见了我的面,第一句话是“老王,你现在成了中央干部了,同赵紫阳一样的级别了嘛,门口还有‘警卫站岗’了,多‘威风’哪”!我苦笑着回答说:“确实很象,只有一点区别,赵紫阳的警卫是听赵紫阳的,而我得听‘警卫’的”。延至九月八日得上午,羊子去上班时分,我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你看,公安局已经廿多天不来找我传讯了,肯定很快就会撤退门外的警察。”

到了下午,两位公安人员进得门来即宣布停止监管,要我去学习班几天,并让家属带着日常生活用品:毛巾、牙刷、衣服上了警车,而车窗的玻璃拉上了黑幕,似乎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当我走出警车的时候,原来是从前来过的第一看守所。原来执法如山的警官,也是靠撒谎来骗人的。

这次入狱,我的情绪比较平静,回顾近两年来的行动,对领导当局确有冒犯之处;另一个感觉,这里是旧地重游的地方,好似逃回娘家的女儿有被拉到恶婆娘家:一条监房有多少号子,能报得出数字,有十几位看守,能叫得出他们的姓氏来(名字在这里是保密的)。被关入二十一号监房,早就有六人在里头了。其中有三人自报犯下的罪,姓郭的是盗窃犯,姓黄的是赌博输了抢台面上的钞票,而且动手打人;姓李的奸污两名妇女。他们讲起来并无悔意,还带着理直气壮的口吻。看来还在等待宣判。

另有两人却不肯讲话,连姓名也没有。从所穿的服装上,推想是上流人物,其中一位戴着眼镜,他是知识分子吧?

回想二十二年前,也是在同一个看守所中,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几乎每天都有人拉出去枪决。对照下来,邓小平原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残酷手段,由此想起在这里的政治犯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吧?关进来已有六天,还没有提审过,大概把我冷处理,给我充裕的时间反省本人的罪行吧?

在八天以后,一个哑巴终于开口了,他说:“我认得你的,当过总工会的文教部长,听过你做的报告,为什么也关在这里”?

原来他知道我的来历,内心虽然感到幸运,不过在狱中却不能串通,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意躺在他的身边说悄悄话了。

当天夜晚,我知道他是税务局的科长,为了贪污两万七千元,已追回三千元,正在等着宣判。如能如数补交,至多被撤职,会很快释放。正盼望家属能够凑出二万四千元来。

我问道:“你怎么会产生捞钱的念头”?

“反正都是公款,手中有掌握四枚公章,一念之差,就很容易地捞到钱了”。

我又问:“你这件经济案是怎样给人发现的呢”?

他说:“我猜想是一位女出纳员报告上去的”。

“你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

他叹了口气说:“当她准备告发之前,她曾先给我打招呼的,并且所报款子的数字一点不差;我表示已得款项可以对半分,她还不满意,只是伸出三个指头,另一只手伸的大拇指和食指,含义是占三分之二的钱归她。这个太欺人了,当然我没有同意,谁料想她竟告到法院去呢”。

我接着问道:“正式开庭的时候,这个女人会出席作证人吧”?

“一定有她,这真叫做‘人间最毒妇人心啊’”!

在这次进行夜话以后的第五天晚上,这个贪污犯就放了出去,可不知是凶是吉。

另一位哑巴在贪污犯释放之后的第二天也说话了,他是在毫无顾忌的状态下发言的:“我是律师,当然熟悉国家制定的各种法律,这次判我有罪,指出是包揽诉讼,向被告伸手讨钱,这完全是诬告,第一次过堂就提不出人证和物证来,委实是冤案。有朝一日获得释放,我还要起诉诬告的一方哩”。

姓黄的质问他:“凭什么把你关进牢监呢”?

律师回答:“这原是我国法律上的漏洞哪。所有西方国家的法律,只有在查明有人证和物证,还得经过核准以后,才能签发拘捕证。可是中国的法律却没有这一条,只是凭原告写一份状纸,就可以抓人判刑进监房。许多冤案和假案从此不断地制造出来”。

姓李的问他:“听说强奸一个妇女就要判刑五年,玩两个女人加一倍,可是真的吗”?

“没有这回事,要看对方是不是强迫的,如果是自愿呢,那就不犯法。可是中国的妇女即使是自愿,为了自己的名声,总是不肯出庭作证。所以男的强奸犯还是要坐牢的”。

他回头问姓李的:“我猜出你是强奸犯吧,那个被奸污的女人会站出来作证吗”?

“她自己当然不肯咯,是她姐姐告发的”。

律师问:“她有证据吗”?

“唉”,李某说:“原是那个女的给她姐姐讲的,而且保留着一条沾着精液的内裤”。

“这就非判刑不可了”。

“那么,会判几年呢”?

“你有两次强奸妇女的记录,大概总在十年以上吧”。老李懊丧地低下头来。

盗窃犯睡在律师身边说悄悄话,在夜深人尽环境下,同号子的监犯还是听得真切:“我的案子很严重哪,原是到一家富商去抢劫,从后墙翻过去进入侧门看到有人先用绳子捆绑起来,再用胶布封住嘴巴和眼睛,由一个人守着他家的父母亲、女儿和媳妇;另外的人就去搜罗金银首饰和钱钞。

“抢劫钱财还不满足,姓李的又和我奸淫媳妇和姑娘,两个同伙看着别人扒在女人身上,忍不住也要尝甜头,于是也参加了轮奸。破案是为了急着脱手金银财宝露了馅,就抓了我和姓曹的,第一次过堂已经招供抢劫首饰,法官倒没有提到奸淫妇女的事情。你看会判几年”?

律师说:“你这个案子,判的刑期可长可短,单是抢劫犯,有上万元的钞票判刑五十年;要看退赃的数字的多少,还要查过去有没有‘前科’;再加上强奸罪,最高会判死刑”。

“有啥法子判得轻一点呢”?

“只要你供出实情,有谁参加抢劫,讲出他们藏躲的住处,并且确实抓到手,

这样就能将功赎罪了“。

老郭说:“这可是叫我为难了,就得去做害人的事哪”。

律师劝说道:“这一回你放过他,在下一回他还是会干老本行的,早晚会关到这里来,而且由于两次犯罪,判刑更重”。

我佩服这位律师善于做思想工作,又能设身处地为对方出主意。至于姓郭的是否照办只因三天后我换了监房,关入二十五号。在新号子里关押八人,其中五位是刑事犯,两名经济犯,只有姓林的案情不明,连原有的难友也不知。我从律师那里学到一些常识,不妨在郭先生身上作一番实验。

利用夜晚我有意躺在他身边,用轻微的语言问他:“你在这里有几个月了”?“五个月零九天”。我又问:“你是政治犯吗”?“不”。“我看得出来,你不会是刑事犯”。他说:“你的眼力不错。我倒要问你是犯下什么罪行呢”?我答:“政治犯哪”!他又问起:“为了什么原故,被公安局逮捕进来”?我按照真实情况答复他,接着我又问:“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吗”?“不知道,你就直说吧”。

当说出我的名字来他说:“这可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人物,想不到在这里才能当面领教。可见得坐牢也有收获呢”。

于是他直言不讳自称是林建堂,本是虔诚的基督教牧师,由于政府四十年来企图摧毁所有的宗教,只许信仰唯物论,而反对唯心论;谁信教就是犯罪;既然不能公开走入教堂,又不许举行礼拜仪式,只得转至地下;林建堂牧师便是地下教会的成员;不知是谁手持一份地下宗教信徒的名单,被政府人员抓住,其中有六十二人,在同一天被捕。

从此以后,他与我成为莫逆之交,互相获得安慰和鼓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谈了宗教的形成,对社会所起的积极影响。这里只能作扼要的介绍:

人类最难解释在周围发生的偶然事故,特别是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于是就创造了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不论是东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不入流的邪教,各自有不同名字的上帝。

《圣经》的第一章宣称: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其实各类宗教以及信奉的精神领袖,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等,都是古代的氏族社团创造出来的,为了满足精神上三项迫切的需要,第一,在全世界各处都会发生偶然的喜事和灾变,当人们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时,认为是由神力所推动的。随着科学水平不断提高,有许多偶然性的事变已找出其运动的规律,但还有广阔的领域是一片空白。第二,宗教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在信仰统一之下它成为团结内部的“神圣联盟”,并不依靠武力,完全自觉自愿。因此在历史上宗教改革就能改变社会结构,公认的事实,当初开发新大陆的英国第一代移民,正是基督教的新教徒嘛,我在教会里当了二十七年的神职人员,根据调查:犯罪案件在教友中所占的比例极微。

共产党干部总是指责信教的人是迷信,我承认凡宗教确实存在迷信的成份。不过迷信也有好、歹两类,对专制皇帝、独裁领袖,这种迷信便是愚忠,甘心做他的奴才;而宗教信徒却着迷于行善,重视道德品行的修养,遵守十戒。由此可见:迷信的含义也要一分为二吧。

最后要谈关于人的死亡,这是人类都会思考的问题,既然是每人早、晚不能避免,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了,因此佛教便设计了十殿阎罗王,不过是人世间帝王的移植,天主教和基督教则共同拥戴上帝,所有教派都把灵魂的出路称作天堂或天国。

这种创造发明,原是为了给病危或是老朽的人精神上的安慰而已。我亲自考察过临终前的教友,都能以平静的默祷迎接死亡。

在另一次交谈中,林牧师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完全消灭了宗教,并占用教堂改为学校或高干的住宅。造成的结果便是盗匪横行,而且很难破案;文化低的民众对善、恶的观念模糊,而在社会上行凶作恶者又不绳之以法,盗匪的队伍就会不断扩大,你看监狱中的刑事犯就挤得像个蚂蚁窝似的,这就是证明。

“再提到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中有很多是贪官污吏,他们的特长便是弄虚作假,连代表政府的发言人也是一片谎言,谁站出来指出他是当众撒谎,就有可能被判刑。所以说:共产党的大多数干部犯了十戒,更让人气愤的是,国家的政策偏偏保护这批贪官和骗子呵。

“这都是消灭了宗教之后产生的后果;当然不能说宗教信徒占优势的国家,就不会发生抢劫和奸淫妇女的事件,由于在一个国家中并不会全都是教友;而且有一部分品德败坏的教徒本人也犯了十戒呢”。

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部门每年都提出了严打运动吧,为什么政府又要保护这一批罪犯呢”?

林牧师回答:“这并不难解释呢,你不妨去查一查,所有被捕的刑事犯都是没有后台、而且已经暴露在外了。历来有两句话叫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因此县级以上的刑事犯是极少的”。

“在当今的朝廷里,已经是无官不贪,有财便抢,并且结成团伙,坐地分赃、互相包庇,这就保证了机密。至于保护了其他的刑事犯,这是由于人同此心,自己的手脚不干净,也就缺乏勇气去惩办‘同志’们了。前不久就有邓小平的大公子创办了‘康华贸易公司’。结果,最严重的判决,只是‘撤销’两个字,非法收入的数字也是保密的,他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就是真正对大贪污犯必须保护的事实哪”。

最后他问起我:“你对宗教有什么看法?愿意信仰耶稣吗”?

我即说:“虽然我不信教,只是看过《圣经》,总觉得对政治有兴趣,认为是和宗教有冲突的,因此没有参加”。

林牧师说:“我发现你有灵敏的悟性,这是作为教友的先天素质,只要性格上坚定地站在为善的一方,也就是教会以外的善男信女了”。

“过去认为政治与宗教是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我既然献身于反对专制政权的民主运动中,就不曾参加基督教。但是读过《圣经》,也听过几次牧师的传导演讲,学到一些做人要领,由此对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怀有尊敬和好感,我从你这里听到的,确是比以前几位牧师更有说服力”。

他说:“宗教本来和政治是性质不同的信仰,现在这里的政府决心消除一切教派,这就使得专制的政治压迫教友,迫使教友们必须投入反专制的政治抗争。最后他又举出西藏佛教的活佛达赖喇嘛游历世界各国,共产党政府的发言人不断对他的出访行动提出抗议的声明,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活佛,成为争取信仰自由、民族自治的杰出领袖”!

3、初审的交锋

在看守所关押了四个月后,牢门洞口第一次唤我的番号,便有一看守带我至审讯室,上边坐着戴着眼镜的承审员,按常例问了姓名、籍贯,接着便提出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你可知道这次为什么拘捕你进来”?

我当即回话:“只有去问当初抓我的公安人员嘛”。

“你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应该知道犯下的罪行是什么性质,司法部门总不会无事生非地拘捕你吧”!

“我的行动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即使在关押两三年吧,也不回想起犯了哪条罪状”。

眼镜承审员戴着微笑的善意说:“历来对政治犯的量刑并无明确的标准,主要看他本人的认罪态度,比如两个人在同时和同一地点、犯下同样的罪行,其中有一人认识到错误,并有悔改的诚意,这就具备了无罪释放的条件。我是希望你能够学习这种人,坐牢原是一种长期苦难的生活哪”。

原来这又是诱降的阳谋,便回答说:“我想请教法官先生,按刑法上的条例,杀人者偿命,这一条现在还有效吗”?

“当然继续有效咯”。

“在马路上公开杀人,那一定是判他死刑吧”?我说。

“这个问题离开你所犯的罪行未免远了,还是回到原来的犯案上来吧”。承审员已看出他的对手别有用意了。

我说:“至今我还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不过我倒怀疑法院执行的刑法最近可曾修改过”?

他回答:“我国的刑罚非常完备,还需要改吗”?

我接着说:“既然刑罚的条例照旧,那么杀人者必须偿命还是有效咯?现在的情况,公开杀人的凶犯安然无恙,而群众表示抗议却判他有罪,这是完全的颠倒哪!因此我才怀疑到刑法上的条例变了吧”?

承审员摘下眼镜,迟疑了两、三分钟说:“你是含沙射影攻击党的领导人吧。玩弄颠倒的正是你这个顽固分子。就凭这一点还要加刑才是咧”。

“我请求你做个清官,真正按法律的条例作出公正的判决。昧着良心办案的人极少。我不信你会站到昏官那边去”。

他说:“请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哪有犯人到这里来教训法官的?我会把你刚才讲的侮辱公检法人员的话,作为新增加的罪行报上去”。

说到这里,他按一下警铃,便来了一位警察,奉命押送我到监房去。在临走以前,我提出了批准我读书的要求,他同意了,不过限制政治方面和现代时局的出版物,并允许在下次家属探监时即能带进来。

在入狱五个月以后,家属带了司马迁的《史记》和《毛泽东选集》,我猜得出羊子的用心,《选集》投合了典狱长的意愿。从此就能把牢狱转化成学校。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坐牢,早就准许囚徒读书了。而且没有什么限制(参看《自传》一卷:“八卦大学”第三四六页),往后的日子就觉着好过得多了。

在这以前,我已蹲过两次牢,都实行“放风”的规定,也就是准许囚徒们到场地上步行半个小时;可是来到看守所以后,没有一次放风过。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太阳,我的牙齿开始动摇,而且吃饭时痛苦异常。于是对看守报告了请医生诊治的要求。

看守回答:“我快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又向看守提出治牙要求,又推到明天,这样就使得我连续三天不能吃饭,晚上一直不能睡觉。最后只得请难友陈君去报告看守,门洞外来了一位医生,他问生的什么病?在了解是牙齿痛时,即说:“我是内科医生嘛,没法治呀”。陈君又提出:“他吃不下饭,也有两、三天了”。只听得门洞口留下“嗯,知道了”的回话。

次日上午,发给的一罐头食物改成与米麺糊了。而在当天的下午开了牢门,让我走入一间“医疗室”,经过一位医生检查牙痛的病源,主要在上面的牙周发炎,必须拔掉两颗牙,才能解除病痛。

有一天的下午,牢门洞口有一名看守(我记得他姓孙)叫我的番号,当我刚走出门外,他轻声低语地说:“我愿为王先生做些事情,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你想一想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同样压低音量回答:“只有从我的太太那里获得外面的信息,这是最重要的请求”。

他提出要我写明家属的地址和亲笔签名(这是为了取得他在我太太面前的信任),他当场提供了一支铅笔。

下一次值班时,我即从牢门洞口抛出一张纸条给他。

几天以后他打开牢门唤我出去,即塞了一张小纸片在我手中。并且说:“看过以后撕了它”。

纸片上是羊子的笔迹,写着:“《天地有正气》已在‘百姓出版社’出书了;台湾的柏杨夫妇介绍的出版社,印行了《第二次结婚》,你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你,你一定要挺住,要乐观地等待到明天”,

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也证实了这位看守是可信可敬的人物。从此打开了通向自由世界的窗口,囚禁的苦难减轻了许多。有一次他还对我说:“这里还关着四十多位政治犯,都是为了参加游行活动”。我即问他:“其中有几位是文化界的名人呢”?

小孙犹豫了一会儿说:“有一位是张伟国,还有一位叫陈绿波的”。原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京记者也被捕了;至于后面的名字,一时间却想不起来,或许他不算名人吧。后来终于恢复记忆,他的父亲是上海市统战部长陈同生,曾在复兴西路34号公寓是邻居,听说小陈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难道陈部长不能争取宽大处理吗?

就在传入佳音的第三天,看守领我来到审讯室,上面坐着与上次不同的承审员。我心里有几分紧张,也许那位可敬的看守的非法活动已暴露了吧?(出狱后,方知道,小孙为了同我联系,果然暴露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监禁了十天,被开除了公职,后来我们设法让他学习驾驶汽车,但不知后来他的前程如何,去国以来,我和羊子时常怀念小孙)。

“你进来快一年了,总不能这样拖下去吧,我是愿意提早结案的,就看你能不能合作”?

我回答:“需要做什么事情才算合作呢”?

“那很简单嘛,只要你保证今后不参与政治活动,就能够无条件释放”。

看来原先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从容不迫地问他:“你说的政治活动的名词比较含糊,反对党或者拥护党都是在‘政治’的名义下进行活动的吧”?

承审员瞪着眼睛看着我,强忍下怒气说:“你不要玩文字游戏了,当然是指反对党中央咯”。

如今就是有人在北京公开杀人,你们应该首先捉拿凶手、判他死刑才符合杀人者偿命的法律,现在却倒过来了,我被政府抓到这里来,把参加政治行动表达正义要求的人关进监狱;古人赞颂正直的法官为‘明镜高悬’;当今的法官只能说他是‘黑幕枉法’了。不过我相信昏官只是极少数人,而你是会主持正义的总不能同情屠夫吧“?

承审员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便说:“看来你是不能保证今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不过我要警告你,肯定会判你刑,到那时可不要后悔呀”。

我的回答是:“即使写了保证书,该判刑的人还是逃不掉。这样的例子我早就见识过了。既然命中注定还有一场牢狱之灾,后悔还有什么用呢”?

他又说:“前一位承审员就介绍过:你是顽固不化的人物,现在证明果然如此。”

于是他宣告结束了这次审问。

在牢中已有一年的时候,又有一次提审,是一位戴着四颗星帽子的法官,从他的语气中,掌握这最后判决的权力,我的心情不免又紧张起来。

他说:“你的案卷都看过,我还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在口头上声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这就能够呈请上级部门对你宽大处理了”。

我说:“口头上和书面上的承认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只需要用嘴巴说几句违心之论,就在你的面前表现出口是心非了,我相信你不会支持一个伪君子吧”?

“我们已经同意放你出去;总希望从此回头,不要再犯老毛病,政法部门总是希望被告改恶从善罢”。

我回话说:“你的一番美意使我十分感动,你不妨查一查过去的历史,我是非常乐意为人民做好事的嘛”。

承审员无奈地说:“这里可不是追叙历史的地方,既然决心顽抗下去,只得由你去咯”。他手中拿起文件,站起来说:“好咯,等着判决吧”。

九零年七月上旬,是第三次提审,我估计就要作出判决了。法官的开场白:“听说你喜欢长篇大论、能言善辩,我今天只有三句话:很有可能放出去,只要表示一点让步的心愿,采取什么方式由你自己决定”。

这可是出人意外的好消息,但是后面两句却是重点哪。我提出两天以后作出决定。

前后只有五分钟的审问就此结束。

我等候了两天的五倍,并没有人来问我是怎样的决定。

再过了十三天,看守开门让我出去,并将所有的书籍和衣衫带走。这时我相当紧张,以为是押解去监狱服刑了。有一位警察领着我走进接待室,定神一看,羊子站在我前面。一位郑姓的警官先生露出微笑对我说:“决定在今天放你回家,不过你触犯法律的行为并未结案,还得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接着把我交给羊子,连带所有生活杂物,羊子叫了计程车,一路顺风地回到了家,结束了十四个月的恐怖的监禁生活。

4、半自由的滋味

出狱后的几天中,境外、海外、海外新闻媒体电话铃声不绝,致敬的、慰问的、鼓励的,活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他们是: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香港的《百姓》、《南华早报》、《虎报》、《明报》、《当代周刊》、《新报》、《亚洲新闻》、《香港电视台》;美国方面有《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世界日报》;英国方面有《独立报》、《BBC广播电台》;日本方面有《共同社》、《读卖新闻》、《东京新闻》;法国方面的《法新社》等,还有在海外的朋友以及反自由化时期的同情者,也在这时期通过电话表示慰劳之情。尽管每次电话几乎是同一个内容,但我还是乐意不断地回答好心人的提问:我确实获得了免予恐怖的自由,自由确实来之不易;我衷心感谢各方面人士对我真切的关怀,虽然我的牙齿掉落了两颗,但我还是止不住喜悦,笑得开心,我真正体会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意境,虽然暴君有权杀人或逮捕反对他的人士,可是他必然会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欢快的心情维持了十五天左右,我就要前往第一看守所报到,这是按“取保候审”的规定执行,今后每一个月有一次,如若违反还要继续坐牢。

沿着老路,来到车站南路的看守所门警处,自报姓名,让我到某一办公室,里面一位郑姓警官和气地说到,已经看过羊子在《百姓》上撰文“今日王若望归”了,记得郑先生还称赞了羊子几句。我捉摸,羊子在文章里,把郑先生描写成通情达理、富有人情味的人。不过教训话还是讲了不少,例如:应该写思想汇报、改造世界观的程度,收到的来信、电话等,凡敏感问题要及时汇报他们等。

我说:“怎么区分来信和电话的词句哪一种是重要呢”?

他的回答很简单:“你就按这里的规定照办就行,区分来信和电话的重要性方面,我相信你的文化水平,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一时出了差错是难免的嘛,老实说吧,由你提供的数据资料,只是给政工部门作为参考的”。

第一次的会谈只有二十分钟,就让我回家。

往后就是按照这位警官提出的要求实行的,只是在五月十二日,当我出门不久,忽然下起大雨来,只得在一家门前设有帆布棚下躲雨,在这里站了两小时,开始转为下小雨的时候,突然有一辆警车停下来,有人招呼我赶快上车,车上有一位便是第一次见过的警官,他说:“已经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你太太回话,早就出门了;一定是下大雨的缘故,才决定开这辆警车,沿着通向看守所的方向行驶,果然发现你了站在街上”。我深表谢意地说:“怕的是有一天不去报到,要关起来咧”。

警官说:“遇上今天的特殊情况,还是可以通融的嘛”。这辆警车直接把我送回家中。

我已有数次到达看守所,这就有机会结识了两位朋友,当我走出铁门以后,一位姓徐的警官就跟着我同行,叫出我的名字,原来在看守所中,早就认识他了,开头两人保持着沉默,其实是顾虑:在南车站路行走,总会遇到熟人,那就要暴露了。他讲了:‘朱镕基为你这次被捕表示同情’,他曾向江泽民请示:象王若望这样的老年政治犯,一直关下去,恐怕不合适,究竟怎么办?心狠手辣的江泽民说:“除恶务尽”!

在“取保候审”期间,一个《法学》期刊的编辑施滨海对我说:“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办人)已经病危,说不定在五六天之内会去世,你能去看望他,我愿意当向导”。我迟疑了一会,决定去闯一下,于是就来到医院病榻前,只见病人已气息奄奄,我便俯身贴近他耳朵说:“还认得我吗”?只听得轻微的回答:“你出来了,总算能见一面”。接着握他的左手,再告诉他:“会好起来的,你必须安心养病”。

他吃力地说:“不是人民怕政府,而是政府怕人民”。最后他又说:“只希望邓小平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还来得及做一、两件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上海市委在他弥留之际,还派人向他宣布开除党籍的决定,可见其对自己老党员太绝情了。(参阅一九九一年五月号《百姓》半月刊,标题为:“我与钦本立的始终”,此文开头写道:“我是个身上背着‘取保候审’的十字架的人”。

往后去看守所报到后来改为每月一次,接待我的警官听惯了老一套的回话,已表现出厌倦的神情,直至七月份,警官通过电话告知:“暂时停止汇报,确定在哪一月恢复,会正式通知你的”。这时我又如释重负的感觉,联想起一生中尝过的苦辣味称得上多姿多态: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打击反对派所惯用的手段,即有判刑坐牢;未经审判的关押;下放劳动;还有监视居住,最后便是取保候审。因此我有理由夸下海口:所谓“老运动员”,我的资格最老,我经历的多种政治迫害方式最全面。关于活受罪的经验极为丰富,可不经测试而获得博士学位矣。唯一的幸运,总算没有判处死刑也。

对于政府当局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激起了我跟他斗到底的决心,同时,在‘取保候审’中,从警官的气色和语气中,也表现出厌倦疲塌和虎头蛇尾的精神状态。

5、摸索新的道路

我开始考虑继续追求既定的目标,但是应该改变斗争的策略。这期间(1991年初)有一位顾斌来访,他是由“上海人权协会”的杨周和王辅臣两位推荐的,他声言自己是1986年12月中旬,上海学潮的积极参加者。他说有照片为证,但我们见了照片,见到了几位熟悉的面孔,而没有顾的形象在内,他说他所站的地方,正好在像片的边框以外。他热情表示很想做点什么。我们曾分派他去寻找政论或散文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一本中共内部读物《新阶级》(作者是南斯拉夫原副总统、理论家吉拉斯),我们都很欣赏,这就加强我们对它的重视。

正巧,这期间,香港来了两位女记者小蔡和小崔,她们不忘六四惨痛,她们曾去北京寻找伙伴,可那时已没有八九年那种敢作敢为的气氛,在失望之余,就到上海来寻找出路,寻找诤友,她们自我介绍,是奉“港支联”的使命,小崔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南北不一样,北京方面,噤若寒蝉,可能上海因远离首都,反而松动,大多数香港人都知道您老的大名,因此想同您合作,为推动民主运动做些事情”。

我心中十分欣慰,即说:“我能够做什么呢?一是资金来源,二是公安看得紧。不过,有一位顾斌的青年,曾是1986年底上海学运的积极分子,就在这几天,他主动上门要求为民主献身,做点实事。是否我介绍他同你们认识”?她俩一听有这么热心于民主事业的年轻人,欣慰得很,感到还是上海人有胆有勇。于是,介绍双方认识,一拍即合,当即约请了施滨海以及我们这些人,在我们家开座谈会,着手研究、策划行动计划、步骤。一致的意向,办地下刊物:《民主论坛》,以羊子牵头;另一个计划是《人权协会》,由我牵头。关于经费,我和羊子心中无数,就由顾与两位记者直接商讨,顾斌提出要五万人民币左右。羊子认为,经费的事,事关重大,专门约了顾斌谈话。羊子以牵头人的角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认识不久,我们发现你的积极性很高,做这种事情,除了智慧、勇气,还需要诚实;完全靠个人的道德形象。钱好比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你当明白,花钱的事千万小心!顾斌显得很虚心,保证严格把关,请我们放心就是。

关于《上海人权协会》,我说“协会又吸收了九位成员,都是对民主事业忠诚而又坚强的战士,由于警察和特务到处跟踪,,为了安全,不能盲动,暂时埋伏下来,今后会继续扩大组织,务必做到每个区都有协会的成员”。

她们也提出经费问题,我建议以刊物为重点,“协会”经费为副,等刊物稳定了,再展开第二战场。她们表示同意以后,我还提出:为了防止公安人员窃听电话,应该使用隐喻;有关“人权协会”,改成“公公计划”:“民主论坛”改成“婆婆计划”。

在一个月之内的1991年3月上旬,顾斌按约去广州同二记者交接经费,记者很信任地一次给了他七万元港币。拿了钱,按我们共同商定的计划,到福建的石狮镇去买了办刊物所需之打印设备和通讯设备。

一星期之后,顾来到我家,只见他一副得意的神情,手上拎着一只提包,从里头拿出一件黑色、精制的神秘的玩意儿出来,问他此物派何用处?他说这是录像机,一旦碰上公安人员在马路上抓人,就能及时拍摄真相,作为今后揭露他们罪行之用,这就是侵犯人权的证据嘛。我问:“录像机花了多少钱”?

“小意思,只花两万多港币”。

羊子插话来:“从来没听说过公安人员在马路上抓人,即使抓人,也绝对是秘密进行,你怎么‘及时’去拍摄?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敢于公开在马路上抓人,你怎能带它、‘碰巧’拍摄下来?除非公安人员事先通知你咯”。

我丧气地说:“浪费了两万多港币。却买了废品,你怎么这样不守约言?因为不是你自己的钱,所以你大手大脚,毫不心疼哇”!

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还买了一台电脑,因为重,没带来,保证你们满意就是”。

我们问他还有多少余款?他说还剩三万多港币,羊子表示这余款让傅纪青女士保存,顾满口答应,但从未兑现。羊子一直打传呼机,他就是不回电话。我们只好找王辅臣,杨周,姚振祥等人帮忙。王辅臣听说顾手头有钱以后,他说:“怪不得,近来顾斌的女朋友进出我们弄堂,珠光宝气,脖子上黄澄澄的金项链”(顾与王同住一条里弄)。

由于王、杨、姚等努力,有一天,终于与顾斌在中山南二路一家食堂会面,并规定他交出余款。在压力下,顾斌摸出以一千多元人民币,和数百港币,就有傅女士保存。

6、《民主论坛》的命运

我既然允诺在上海出版地下刊物,只要公安局没发现,尽管出现了贪财的顾斌,我们还是坚持要他将功补过,要出版第一期。

为《民主论坛》供稿的有嵇伟,贺宜民,彭建,此外还选登港刊发表过的“历史的伤口”等控诉天安门大屠杀的歌曲。只有嵇伟女士用的真名。

由于打字、印刷风险极大,打电脑要东躲西鑶,有时就到章茵子大姐家中工作,章大姐全力配合。工作刚刚有起色,忽报顾斌出去买酒途中,一辆汽车忽然停在他身边,下来二个大汉,强行押他上了车,从此失踪。从此,我们自己也有思想准备,准备随时挨抓。那时,我们直接风险就是一架录像机,再说我们估计顾斌不是坚强的人,他肯定会供出我们来。所以,早作准备,反而心里踏实。果然,三星期以后的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公安人员来到我们家,将我带到看守所“传唤”,另一批则驱车开赴羊子的工作单位,先将羊子带到家中,接受抄家,那架录像机当然成了他们“战利品”。在晚饭时分,接着将她带到公安局徐汇分局,通宵达旦地折磨了我们整整一晚。

我被带到审讯室,里面坐着两名警官,右边还有一名记录员。肩上扛着录像机和一名助手接踪而来。

警官审问的重点只有两条:经费的来源;出版《民主论坛》的内容和作者姓名。我看到,此时录像机正对着我在左右移动。

我对待的策略也是两条:保持沉默和“我不知道”。僵持了两小时,换上另一位警官,他准许我吸烟,而且把中华牌香烟和火柴放在案桌上,分明是钓鱼上钩的阳谋哩。

这位警官所问的话语,仍然重复着烦人的两条,而我的回答同样讲的是一个版本,相持阶段维持了五、六分钟,他便索性留出时间,让我吸烟,并关照负责录像的人也去休息。我只得奉命抽烟了,这在我长达四十年烟龄中是唯一的例外。连吸两支以后果然有效,所谓“烟土披里纯”能激发思维活动,想出了无伤大雅的应付术。直至抽完五支烟,警官又出现了,连同原班人马。

这位警官问道:“创办《民主论坛》的经费,是香港人给你的,在十二天以前,支联会派出两位妇女到你家接洽,你承认有这件事吗”?

我说:“你依据的情报不可靠吧?应该核实一下才是,过去制造过许多冤案,就是犯了这个老毛病呢”。

警官颇为得意地说:“凡是从境外进入国内的任何人,出入境管理处都有记录,我这里已经查出这两位妇女的名字,和到达上海的日期,一位崔女士和一位蔡女士在你的家里,与羊子分坐长桌的两边”。

我说:“除非你们真的长着千里眼,谁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警官说:“在事实面前,狡辩有什么用?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当警官问起《论坛》的文章讲了什么?我直言不讳地招供:“第一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争取实现民主政权,独裁的老黄历,早就被人民丢进垃圾堆里了。我决定发表它,就为了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个论点是可靠的,不妨举出眼下的例子,通常请出法官过堂,审问一名参加过抗议行动的被告,依我看来这就是执法的颠倒嘛,人民法院不去追究屠杀人民的凶犯,却给主持公道的人判罪,我推想法官们的内心也会感到苦恼吧”?

警官拍一下桌子,带着严厉的语气说:“你在法庭上竟敢发表谬论,以后的结局准是罪上加罪;没收宣传颠覆行动的东西没有错,你却是个顽固不化、屡教不改的人物”。

我说:“在法庭上,总是要求被告讲真话,不愿听假话和株连好人吧,我就是尊重法律上的规定,才改变了前一阵只说个‘不’字,已经不再顽固不化,难道还不满意吗”?

警官沉默一会说:“你这是强辩,在法律上决不会准许出版反动期刊的词句咧”。

接着我又反驳他:“我记得在宪法第三章关于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其中有一条规定:全体公民都享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现在你们就是侵犯言论自由吧”?

这场唇枪舌战,警官始终占下风,他最后说:“法庭不是发表演说的地方,主要依靠真凭实据哪,只须查出一册《论坛》就足够了嘛”。

审讯已熬过了四个小时,所有的判官和协作人员同时退席,另有一名差役托着一碗大肉麺来,这是一顿午餐。我去厕所也有人陪同,大概预防我插翅飞去吧。

休息约有半小时,又开始审讯,换上一位带安徽口音的法官,还是重复以前问过的两个中心点,我的答话也是守口如瓶,过分激烈的反驳不再应用,保持适可而止。

已到了深夜,该是用宵夜时分,有两只肉包子,加一瓶鲜桔水,香烟也全部免费供应。

接着又审讯,还是原班人马。直至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才让我乘警车回家。

羊子也刚从徐汇分局回到家中,我们惊魂甫定,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又可在家中见面了,互相颇感安慰。

直至第二天下午,总算打听到整个疲劳夜审的情况,共有九人押解在九处“传唤”,有的在派出所,有的在公安分局。其中有王辅臣,傅纪青,嵇伟,章茵子,姚振祥,郑儒泰等。他们也都是到深夜或第二天上午才释放回家。(参看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香港《明报》,标题为:“地下民主刊物株连九人、王若望夫妇遭公安传讯”,副标题为:疲劳审问三十小时,全部过程已摄录)

我问羊子:警官曾讲过从香港来的女记者来到我们家中,并指出她们所坐的方位,我只得推说莫非真有千里眼吧。

羊子说:传讯她的公安人员也提到两位记者与羊子所坐方位,一点不差。开初,我们猜想难道有监视器对着我们房间?审讯员还问了羊子,当时还有别人在场吗?羊子记得还有施滨海,但她回话说没有别人了。

施滨海原是《法学》杂志的编辑,以前曾见过几次面,印象中此人还算有独立思想。难道施滨海会告密?一年后,我们的一位朋友到了英国,知道那时,她的一位政保处的朋友才告诉她:是施滨海告的密。原来施滨海在为中共做事了。据说施得到了一套一房一厅的房子。

且说已被拘捕的顾斌,在三十五天以后即释放出来,他贪污了巨额民运公款,而我们原先信任的施滨海又是告密者,造成我们的“公公计划”、“婆婆计划”的破产,还害得我们九名亲近的同仁苦捱长夜、疲劳审问。

7、出国前的准备

美国旧金山的黄雨川先生,曾创建“民主教育基金会”,每年推选出对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人物三名。在一九八八年内,我被选中,但不能出国领奖,于是委托夏雨先生代领。

两年以后,我从监狱释放,各国媒体刊登了这条新闻,还是那位黄雨川先生,他联合黎安友教授(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们以访问学者名义发函邀请我们访美,被公安局扣押了两年。直到一九九二年五月,香港的林翠芬首先来电话报讯,说她在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上看到“公安局同意王若望可以访问美国”的消息。不久后,“上海作家协会”的领导正式通知我去申办出国手续。

据“法新社”的报导:“中共领导人准许王若望出国的主要考虑是让异议人士不能在大陆兴风作浪,保持国内的安定局面”。

羊子忙于出国前的准备:四季衣服,常用药品,亲朋通讯录和电话号码等;我的任务是和上海的二十多名知己话别。终于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离开我的祖国,送至机场的子、女和朋友共三十多人。在过边防检查时,又横生枝节,其中带着的四十多页手稿,是自传第三卷的开头两节,被检查员怀疑是反共文章,必须呈上级审阅,直至起飞前十五分钟,他们将手稿扔在桌上,人走了,过了几分钟,不见人影,羊子忽然心领神会,连忙说声“谢了”,忙将稿子收进提包里,赶快登机。不几分钟,情绪甫定,机身开始移动。直到此时,我们才有心思回头了望:鲜红的“上海站”三个大字,醒目而又熟悉,说不上有什么亲切感,直到飞机离地升空时,心中顿生莫名的感叹:祖国,我眷恋的母亲,我在你怀抱已有七十四年,但这个残酷无情的国家机器,逼得我无奈远离你而去。我不会忘了我肩负神圣的使命,我更不会忘了我的江东父老,我虽已年过七十,但我战斗不息,直到重返祖国大地。

经十多个小时连续飞行,第一站便是旧金山,接机的朋友十几位,首当其冲的是雨川夫妇,他俩直接把我们接到他们的家中,我们仿佛来到宾馆般的舒服和称心。

就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徐邦泰,他原是民联的理事长,见面后即说:“盼望你的到来,将成为海外民运团体大团结的领袖,先争取民联和民阵合并,由王老带头,我作副手。民阵也得按排一位领导人;请你考虑以后作决定”。

首先征求雨川兄的意见,他也有同感,陆铿先生也认为海外民运大团结大有希望。于是作出初步决定。

此外,我还参加过一次“民运团体圆桌会议”,并发表演讲:“海外民运的三条最低纲领”,其中有一节:“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浸透文明的民主气息”。

“关于小毛泽东阴魂附体”的观点,已被千百件事实,证明着它的普遍性,已成为讽刺亲共人物的流行语了。

在旧金山黄雨川家住了一个月,即前往纽约,住在夏雨家里。以后夏雨帮我们自立门户。接着我们就开始了欧、亚、澳三大洲之旅。先进入巴黎;又转至德国,正逢东、西德统一不久,有幸去看了柏林墙的残垣;到英国逗留了几天,先后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讲演,再赴香港,“港支联”的刘千石和“港文联”的李默女士,以及江素惠等认识和不相识的各界朋友,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这里有羊子的妹妹娟英,她们借此欢聚;这里也有我的女儿北珍,也顺便聚骨肉情。之后又到澳大利亚,在悉尼(雪梨)、堪培拉、阿德雷德、墨尔本和布里斯班(黄金海岸)。澳大利亚给我的印象是广阔无边和民风敦厚。

这一番周游列国,使我和羊子大开了眼界,不过是走马看花,所以至今连游记的作品都写不出来。

最后一站到了台湾,正巧出席一九九三年元旦的升旗典礼仪式。在总统府广场前,总统李登辉‘顺便’接见了我和羊子,不巧羊子偶有小恙,李总统关切地问候羊子感觉如何,我俩感觉温馨。我对李总统说:“在我十五岁以前,就习惯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高挂于祖国各地”。李总统说:“希望你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及早介绍到祖国大陆”。

台湾的报业总裁王惕吾接见了我们;《三民主义大同盟》的马树礼接见了我们。当时正值民联民阵合并会前夕,王惕吾老和马树礼老分别赠我们四万美元。

当我俩重回纽约时,想到民联民阵合并会在即,在华盛顿举行,会期三天;为了准备充分,及时交了八万美元给徐邦泰他们。对这次大会,很多人抱着极大的期望,不幸半途祸起萧墙,我不得不退出竞选,并引起大陆的报纸刊登了一篇幸灾乐祸的报导。海外报章的报导方面,有的把徐邦泰指为制造分裂的发动者,我却认为:华府会议的夭折,又一次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着小毛泽东思潮的泛滥,粗略的统计,在这次会议中起着破坏作用者共有十几名民运代表。至于开会的经费,实际支出据说一万左右,剩下的哪里去了?至今未有交代。从此,海外民运越走越低谷。真是不胜遗憾之至!

1997年3月24日 完稿于 纽约

附录:

在第五部六节:“进党校受洗”中,曾提及使用代数形式替代密写的方法,在此介绍如下:

这是借用汉字拉丁化的二十六个字母组成:六个母音:A,E,I,O,U,Y, 即顺序代表一、二、三、四、五、六,其它二十个子音按原有书写拼在母音之前:“恩”(EN):“安”(AN):“因”(IN)后有N字母:用“0”表示N:如“吞”(T50)(50=UN);(如10=AN):“公”(G40):“根”(G20);“明”(M30);“梦”(M20)等,在“0”下加“一”者,即表示NG,(如:A0=ANG,E0=ENG,O0=ONG),词汇间隔即借用加、减、乘、除和等于符号表示。

现在举出一段文句可作无师自通的读物:

(一)13J30+T310D3-ZH40W5=Q30N3+C3F10;N3-Y3D30+Y14=L13D3Y1.
(二)D20X314P30=SH3×Y3G2÷D1D5C13-B14J50+T1F1D40L2-6.4T310A0M20=D1T5SH1+C10A0.

译成汉语字句:

(一)在今天中午,请你吃饭,你一定要来的呀!
(二)邓小平是一个大独裁暴君,他发动了六·四天安门的大屠杀惨案。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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