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网1 空巷幽深的月光
面粉一样细腻柔和的墓色苍苍茫茫地在傍晚降临。所有的街道都迅速沉醉得模糊不清。又一个七月。令人捉摸不透的卢梭刚刚在西方逝去，紧接着我尚还娇嫩的妻子就在东方溘然辞世了。这种偶然的巧合顿使天空飘坠起伤心而急促的玫瑰，于是红蜡油凝固而成的情绪便铺天盖地，以至于所有的床头、照片，还有那个温暖的夏天。
啊，很不错，七月是夏天，夏天只能在七月。这种颠来倒去都一样的绝不会随人的因素而出现根本性的转机。因而，我的生日就注定了永远只能同各种各样的裙子、衬衫、灭蚊器、汗味和稀薄零散的水蒸汽，以及各种各样的赤胳臂光腿儿的烦闷景象联系在一起，而且永远固定在七月中的某一天。那一天的气氛有可能热烈，也有可能平淡，但我三十五岁这一天的气氛却是充分温暖的，对体内的某一部分就像冬天里的一只保温瓶那么温暖。三十五岁。七月二十四日。其实，那天热得没法形容。气象部门谎报有三十六七度，我估计远远不止这个度数。家中的凉席一大早就是滚烫滚烫的。为使我的生日过得永远难忘，妻子眨眼就搞弄出很多的菜，还配备有一系列的冰冻瓜果，从中午到傍晚这段蜷曲的时光，她都一直陪同着我盘坐在屋里最阴凉的那个等边三角形的阴影里，咂巴咂巴地喝酒。很快，焦头烂额的落日就神情疲惫地倒卧在了西边的温床上。于是预谋已久的鸟儿迅速起飞，在狐狸尾巴似的暗黄色的天空形成了钳嘴似的队列，咕咕咕地正朝一个莫名的目标俯冲。接着，我和妻子就兴冲冲地横穿过天生桥的每条巷道，包抄迂回地来到江边游泳。妻子的游泳得绝非一般，即便是仰泳，双臂反打在水里，也不会随便激起一个浪花。总而言之，整个白天都过得那么散漫、愉悦和亢奋，哪怕屋里热得依然像一只刚出炉的蒸笼，没一丝儿风，可妻子还是因疲倦过度而像落日那样倒卧静睡在了床上。转而，我就坐回到窗边那张剥落掉一层皮的然而曾经是黑发亮的书桌旁，那个时候我总是一醒百醒，然而睡意又往往是伴随落日的重新苏醒才会爬满我的眉头，于是，我静下心来，顺手就翻开了那本新近出版的《新爱洛伊丝》。这是上个星期才从天生桥的一家不打眼的书摊上买来的。何况我从来就迷醉于卢梭那隽永的思想和翡翠清秀的文笔，想一个心眼钻进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以便我能从中寻找到一条闪光的思路来给妻子抛洒一封感慨澎湃的情书，使她一觉醒来首先就呼天喊地的狂叫惊喜。就像那位神经错乱的家庭教师对待丝丝甜蜜的朱莉小姐一样。胡里胡涂的工夫，耳根底部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还来不及怀疑是谁，就奇奇怪怪的拉开了门：一个瘦削，身着浅灰色长风衣，无胡须，在棕色脸蛋的陪衬下，鼻梁陡峭如刀片的俊男人，正了不起地挺立在跟前，他两眼笔直地望着我，宽阔的天庭在灯光的反照下正灰扑扑地发亮。我欲言又止，一惊愣，反而使他抢先一步，噼哩叭啦只一瞬，他就自我介绍是打法国那边穿越而来的卢梭，说他历尽艰辛，真不容易，足足找了我两百多年，并且在此期间，听说我也在努力寻他，实在叫他感动不已，因而，不论走多远的路，哪怕踏破千山万水，他发誓一定要找到我，不然，他作为人更何况作为卢梭的一生就如同这间平凡透项的破房那样不悄于引人惊奇和振奋。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我了。于是，他松了口气，接着就顺势递给我一个葫芦似的铁水壶，我握在手中一摇，清脆的金属声顿时就此起彼伏，仿佛又一个人影在墙上跻身穿行，搞得我立即哑然失色，周身发痒，然后就是隐隐作痛。痒是痛的开始。就像从面生到面熟。我想跟前的这个人应该很面熟，但反来复去，我也不觉得一个熟透了的人在这种鸡都不叫的时刻，以一种突击的方式来亲近我是出于有节制的礼貌，直到我呼噜呼噜缓过神来才发觉这个面熟的来访者实际上不是别人，而恰恰就正是卢梭。旋即，一绺飘带似的月光滑落下来，穿过丛林密集的树枝，悄然泻漏进了我的书房。于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或者说一个高空俯视的角度来看月色笼罩的书房，无疑那样的惨白在暗中又类似于一滩菜青色的呕吐物。是的，如果站有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当然，当然啦，卢梭的确今非昔比，摇身一变，现在却是个即或身无分文仍可在全球打空手道玩玩的大人物，他的名字早已跟人类或世界之类的词儿同等响亮和重要。因而，他一般都不轻易屈尊同我们这帮苍鼠之辈随便往来，更何况我是他也会如此。老实说，初与这号人接触，我往往都会忐忑不安，诚惶诚恐，惧怕在握手、交谈、眨眼甚或冲茶递烟的一刹那有什么不得体的破绽被对方猛然抓住，然后从此就被他冷落，而更有甚者，还有可能绷紧脸皮被他劈头盖脑的嘲讽挖苦，那样我就更消受不了。自然，同卢梭见面，心慌意乱不必说，就连搭讪应付的本领也顷刻烟消云散，只觉有股暖烘烘的东西直往脸脖子扑，于是，我耷拉下头，将背转向他，嘴皮作抖地忙请他坐，我不敢正眼瞧他，只好勾身到低平柜前去取杯，并且手忙脚乱的为他沏好了茶。云南的“下关”沱茶。我猜他一定喜欢。那儿会，卢梭早已无拘无束，摆出一副大师的漠视一切的派头环顾四周，神气活现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十分狡猾和洋洋自得的预言家的意味，一种狂热、隐秘、老谋深算的意味，搞得我在一旁不敢言声，但我心中有数，即或这帮名人怎么怎么，都统统吓不倒陌生路人，这跟持枪在大街上疯狂抢劫的罪犯大有区别，名人只能吓倒崇拜他的人，抑或吓倒他的左邻右居。仅此而已。就像我惧怕他恰恰是因为我崇拜他。这跟谁打得过我我就怕谁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于是，卢梭嘀咕了句什么，转而就把身躯舒展在了我常坐的那把紧靠茶几的圈式藤椅上。那姿势晃眼很像领袖端坐在黄泥巴窑洞里对全局的运筹帷幄。不知卢梭感觉是否如此，或者是否舒适。当然，这枯黄的藤椅远比不上离卢浮宫相去咫尺的他那起居室里的貂皮或者牛皮猪皮狗鸡巴毛皮大沙发舒服了。可惜我没有他那么有名，更没拥有那样宽敞明亮的住宅。不用说，他的运气就是比我提前生活了两百多年。岁月只能在这节骨眼上表现出它的残忍、吝啬、悲伤，还有诸多的怜悯和宽容。不然，反过来，我就很可能是卢梭，或者，卢梭很有可能就是我。要不，我和他之间怎么会同时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呢？
户外的夜空群星灿烂，简直千疮百孔，寻欢作乐的蝉儿们沿着密密匝匝的桉树枝和低矮的屋檐，把它们风起云涌的鸣叫从四面八方传送进屋来，一种调子，反反复复，好像在合唱一首它们熟悉的进行曲，又好像在提醒我们要打消对它们的警惕。户外没有风。屋里屋外一起热。妻子还熟睡，轻微的鼾声从里屋传来，一下就变得十分渺茫。我递给卢梭一把巨大的蒲扇，随着他的手腕就迫不及待地挥舞起来，以致扇叶炸裂出爆米花似的破响。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流行电风扇。电风扇是后来才传入人间的。卢梭晃动着硕大的头颅，想用眼睛去把握风的速度和节奏，虽然，他不爱与人作一些无谓的寒暄，就连跟我，甚至一句礼节性的问候也没有，以至于我都不曾发觉他是否认真的端详过我。一阵沉默之后，他便站了起来，于是整个身影朦朦胧胧就覆盖了一壁墙，他要独个儿去欣赏对面墙上的那幅徐悲鸿的画，然后又把眼光逐步游移到旁边那幅郑板桥的书法。我觉得这种凝滞的气氛不利于畅所欲言，其实这都无所谓，更何况他还是那么大的人物，但我又不愿这种僵持的局面再继续下去，于是悄然踱到他的身后，递给他一支指拇粗的“淡色”雪茄，他没有回头，略微哼哈了一声，随即就从腰摆深处倒伸出手来，勾指将烟接了过去，动作老练，显得极不在意，而且还傲慢地昂着头，还一吞一吐，不知对着什么鸟人，他就猛个劲地说他一离开法国，旋即就把辉煌灿烂的母语忘了个精光，现在叫他说两句，简直就像嘴里包了几颗巧克力，滚都滚不转，而相反，对汉语，他可是不学自通，语言嘛，压根儿就是一种形式，对于形式，他咬定，仅凭与生俱来的直觉和感悟他就能闪电般的捕捉到。事实上他也捕捉到了。不知别人是否能这样。至少他是这样。难怪他是大师，说话不费吹灰之力。我接着准是说了一句什么恭维的话，但他并没有理会，而只是松开左手的五根指头，急促忙乱地搔了搔被一撮长卷发遮盖住的后脑勺。遂而，一阵汽车的轰鸣声从远处响来，卢梭借机又唾沫乱飞，忽儿画，忽儿字，转而就停留在了字上，他肉麻地夸赞起郑翁，以至于尤其是在酷暑的夏天去欣赏郑翁的书法，就等于围绕着一个圆型的制冷空调突然走进了一个阴凉爽快的绿色宫。我坐在一侧，在他的右边，没吱一声，终于，他旋转过身，手捧茶杯对准我，神情怡然地喷吐出一口乱糟糟的白烟，接着又说起了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情景，在扬州的一个旧货市场上，他就曾与板桥有过交道，尽管当时他们都穷不可挡，但相互都挺够哥们，尤其是板桥，一听说他就是卢梭，便兴致勃勃地硬拉他去喝酒，就在南北道路交叉处的那家张灯结彩昼夜喧闹的吊脚楼酒馆里，兴致勃勃地喝，喝的全是老白干，而其味道却毫不亚于法国的白兰地。当然喽，板桥喝倒是能喝，一上桌就是十来盅，几乎到了半醉，很有可能全都醉了，他们才恍恍惚惚分了手。中国人讲义气，比西方人好。分手时，板桥兄（他如此称呼）还慷慨地赠送他一幅没有及时卖掉的竹画。那画现还珍藏在法国国家博物馆。那画帛的质地极好，至今也不脱落一丝色彩。卢梭越说越来情绪，脖子一伸一缩，丝毫就没有停一停的意思。谁知这种人的话匣子一旦打开，语言的泛滥就像那条夹持在天生桥背后山沟里的宁静优雅的龙凤河，也会在洪水季节里突飞猛涨一样，一瞬间就可以淹没掉成堆成片张牙舞爪的房屋。我惶惑了。以至于他越说我越惶惑，最后我也不知道他说到哪儿去了。
这以前，坦率地讲，卢梭，要说见过当然见过，说没有当然没有。我只是偶尔从他著作的扉页上目睹过他的风采，较之眼前的他，的确相去甚远，几乎就对不上号。从前一蓬熠熠金黄的飘曳卷发，而今已稀疏，粗糙，一晃，衰老的倾向就占据了上风，曾经那么细嫩匀称的白净净的脸腮，一晃，也改头换面成了酱紫色，不知鬓发又怎么延伸到了下颚，恰像哺乳期的鸡鸭狗仔刚生出的新黄毛，软茸茸的，似乎风一吹，稍稍地一吹，连根拔起的毛发就会排山倒海地飘飘舞舞。尽管如此，也就是说，卢梭的相貌和以前不同了，但性格——他一开口，我即明白——同我从书中了解的不差毫厘：那就是多愁善感。据说，他是个歇斯底里的大情种。我俏皮地问他，他却决不隐瞒，情绪一抖，就满嘴夸口他的情妇遍布世界各国，在每一个城市，无论哪个角落，即使在卡扎菲的落地帐篷里，还是在萨达姆的半空王宫中，只要他卢俊的足迹降临，情妇全都会倾巢出动：胖的，瘦的，苗条的，匀称的，可爱的，娇滴滴，粉沓沓，间谍，秘书，打字员兼密室保安，应有尽有。他说着说着就猫起腰来，如一支待发的弓，将藤椅一个旋转就挪搬到了屋的居中，说是天热，这样空气可以往来流动。我明白这是托辞，实际上是在向我炫耀一种青烟缭绕的艳情经历，可惜我没有那种经历，尽管我赫然震惊，但还没有胡涂。这时，他沉醉的眼光平静地越过我的头顶横扫在那扇洞开的天窗上，一眨一闪地，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自然，他是客人，而且是头一次跟我见面的客人，纵使我心里有什么不快也不好对他直说，更何况我还那么崇拜他。这种两难的窘境但愿他没有察觉出来，不然那样就显得我太没城府，然而他以好像察觉出了什么，突兀地嘟努起两片斑驳的老嘴唇，埋下头去品尝悠久的“下关”沱茶，似乎越品越有味，并且还时不时地颔首称好，或者一声高叹，接着就感谢我对他的拳拳诚意，只怪我不厌其烦地读他的书，才使得他夜夜激动不已。他真是精明过人，用一堆漂亮话来弥补先前对我的忽略，就像一个过失的孩子面对父母的巴掌，总要许下许多不再犯错的誓言一样，他一旦粉饰起人来就总会把你搞得浑身奇痒舒服。不舒服才怪哩。我笑眯眯地听着，心里高兴，当然也喜欢听，更何况这也是人的本能。接着，卢梭腾出一只手来，掸了掸裤腿上的烟灰，之后，又干咳了一阵，其中还扑啦扑啦地吐了两下粘挂在下唇上的茶叶子，没吐掉，又继续两下，随即一顿，冷不防地拉长了声调，迅速责备起我妻子何以无缘无故就对他抱有那么多的成见，竟搞得我先笑后怒，惊恐失色，不明所以。时间一下击穿了所有的房屋。呼吸挤压着呼吸。当我庆幸还没喘过气来去追问，卢梭跟着就透露出在半个月以前，也就在在一个薄饼一样脆嫩的清晨，他正手挽着那位整夜未归的情妇（就是《忏悔录》中教他弹奏钢琴的那位缱绻多情的美夫人）去塞纳河岸观赏日出喷薄的胜景，尚在兴头，一股龙卷风陡然呼啸而至，旋即就停泊在他俩的上空直打旋旋，隆隆声里裹夹盘踞着一个女人尖声厉气的嘲笑声，转而卢梭就闪电般地感悟到那女人就是远隔千山万岭，在一张地图的背后直接通入著名的天生桥小街，居中拐一道儿弯，然后对直穿过那丛贴地而生的矮树林，在离悬崖一步之遥的那幢母鸡似的褐色平房里，就能找到我的妻。他说当时他的那位疲于受惊的情妇也被吓唬得魂不附体，脸色儿铁青，浑身抽搐，一如蜷缩的海，并且伴随着牙床的胡乱打抖，紫红色的嘴唇缝里就昌吐出了美丽的金鱼泡泡，于是她就一个劲地惊叫着那是海妖在愠怒叹息，再不留心，就很有可能把她捉拿到蓝色深处去喂养像舰艇一样张开血盆大嘴的银色鲨鱼。话音未落，那位大失常态的情妇就踢着腿儿一股烟似的逃跑得无影无踪，最后也就不知去向了。
沉默。无风。妻仍在熟睡。蝉儿也叫她不醒。
如果深入一想，我和妻子的确发生过一场关于卢梭的口角。大概就在上月的中旬。也就是六月中旬。至于哪一天，却又记不得了。好像成了习惯，每天一早，只要天晴，况且我们这儿的早晨往往都是天晴，妻子绝不破例，总要反复将我从床上唤醒，强拉我同她一道去天生桥对面的那座环型花园里漫步。当时我的身体不太好，食欲不振，肠胃有病，偶尔还眼花无力，精神犯痛。漫步途中，我和妻子的心情一般都比较好，因而自然而然地总要闲扯一些当日的劳作计划。我们刚刚筹办完婚事，意味着不久就要抱孩子了，可一旦为人父母，孩子的教育，又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对此，我和妻子当然就要认真对待，不然，我俩就不会见缝插针，甚至针对某一点，没完没了的讨论，有时还要扯上许久，以便统一认识，端正态度，共同肩挑起抚育孩子的重任。那时，也刚读完卢梭的《爱弥儿》，不知她肚里怀着的究竟是爱弥儿还是苏菲，但从她那个角度上讲，她的确又对卢梭不抱什么好感，而且一直认为那两个畸形儿是他卢梭想当然、使尽魔法从空无一物的抽屉里一巴掌拍出来的，没有经过健康母亲的血肉循环，因而，儿童的身心，即便彻底无知，无论怎么都经不住像他那样怪脾性的人去瞎折腾。看得出，对爱弥儿和苏菲这两个无辜的少年，妻子无疑倾注了大量的同情和惋惜。尽管如此，她每每提及，我都似听非听，佯装老成，不管她如何申辩，抑或咒诅，我都不以为然，甚至反而认为卢梭施展在爱弥儿和苏菲身上的那种教育法，即或在今天，多少也是值得猛烈提倡的。“行不通。绝对！”妻子好像没经理智上的深思熟虑，一任直觉上的不快，就连声把《爱弥儿》和他的贴身保姆兼导师卢梭拒之门外了。我俩一边前行，一边交流，争论随之也就愈发厉害，使得周围那些早起散步和舞弄太极拳的老男老女们都齐刷刷的放弃了动作，神经兮兮地张望着我俩，视为好奇了。迅即，一股白烟似的飓风尾追而至，天空灰暗，凉意骤浓，寒颤一样的冷风正网眼似地侵袭蜇刺着我俩的脊骨。没准就是这阵风把妻子的余音偷送给卢梭的。他那惊慌失措的情妇呢，明白底细么？但愿可怕的海妖依然把她蒙在鼓里，不然，女人一旦嫉恨起人来，确确实实，我和卢梭都领教过，那将是蜕化变质、超级无度的。我把那一番风动影摇的情景原原本本地描绘给卢梭去修正，而他却跷起了断桥似的二郎腿，坐在我对面，半合上眼，好像心不在焉，又不耐烦，像思索，像困倦，或许什么都不像，而仅仅是心不在焉。于是，我起身重新给他的茶杯换了水，隔着鸿沟一样的茶几，再次将茶杯递在他手中。半晌，他才慢不愣吞地滚出：“我的教育方法乃是我的理想，当然只适合我的孩子。”“你的孩子”。我张口结舌，以为是听错了，事实证明我又没有听错。那么，回过头，在卢梭的诸多教育设想中，我推断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教条不仅有真知灼见，而且还能点滴不漏、按部就班地移植到我们东方儿童的身上，倘若这样，他会不会给予频频首肯呢？究竟是他在理，还是妻？一时，我也感到颓然，无所适从了。
接着，里屋的电扇就呼呼呼响起，一瞬间那种银色的光圈就普及到了千家万户。显然，卢梭的深夜造访还不止一次，恐怕有很多次了，不过从前都是一闪而去的影子，如果影子和光还可以互为映衬的话，那一切都不会出现像飞机突然坠毁那样的大错。于是妻子就睡眼惺忪地出现在门口。我怀疑她早就倚立在门口了。明显是被我们过于沉重的谈话给搅醒的。一阵轻松的叹息或者尴尬之后，我就忙作介绍，妻子主动踱过来与卢梭握手，致使卢梭也只好伸出那扇泥铸般的手掌，竟想不到，那一瞬他的五根爬虫一样的指头连曲都不曲一下。他是客人，而且是那么珍贵的客人，我想，不管他对我妻子怎么的无礼和轻慢。只要能忍就忍，忍成大器，他就是忍过来的，更何况那么大的人物，怪癖都多，他的怪癖就多。不过，还好还好，我妻子能稳住阵脚，不愧女中豪杰，遇事总比我冷静，处理生人的方式那么从容，这都得益于她的自信，她自信内心的涵养那么丰富，同时又自信她的长相毫不逊色。当然，这还得看跟谁去比较。不过，老实说，我妻子的确生得秀气可爱，红彤彤的皮肤，水汪汪的眼睛，瀑布一样流动的长发，身材那么柔软，浑身上下几乎就没有多余的拼凑，尤其是兜挂在胸前的那两个闪抖闪抖的东西，从她穿起的雾霭一样半透明的白色睡衣里闪抖看来，简直就像要滚落掉一般，恨不得叫你突然伸出手去把它接捧住，竟然同样搞弄得卢梭那样久经风月的眼光也一溜一溜的，很快就烟雾迷蒙起来了。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一片甜蜜的沉寂之后，空气终于活跃起来，妻子首先发起进攻，毕竟人年轻，尽管见的场面少，经验不足，但很有冲劲，她的神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仿佛一个外交部的官员突然照会某国使馆参赞对他当面提出抗议那样，言辞上全没有婉转回旋的余地。她激动起来很有意见，时或话里带刺，尖利如排箭，时或旁征博引，果断而有力，时或又轻言细语，动摇人心，如此如此，殊不知，她的一连串自以为能取得良好效果的表述方式都被对方轻而易举地肢解得七零八碎。与卢梭较量，显然她不是对手，而且压根儿就够不上格，几说几说的工夫，她的语调就含混起来，思维在其中被溃不成军的词语折断成一截一截的了。而相反，这时卢梭却神采飞扬，整个脸庞红得像刚从雪霜冻土中挖出来的红萝卜头，油嘴滑舌，干练，精确，有尺有度，半月样的眉毛绷拉得笔直，笔直得一如两条静卧在对峙状态中的黑毛虫。我端起茶杯，很想把身子横移过去，挡住他们互不相让的视线，以便暂时中断那种进攻性的谈话。然而，一只灰色的飞蛾搅乱了我的安排，于是我朝它翅膀扑打的声音回头望去，然而一只飞蛾又迅速变成了几只飞蛾，正从敞开的玻璃窗侧身斜飞进了屋里，好像要从动物标本的角度加入进我们的谈话。于是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了卢梭的注意，转而，他的眼里就大放光芒，嘴角深处随之也就泛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是阴险的鄙薄一切的笑。不然就是傻笑。但他这种人又决不会随随便便的傻笑。更何况我还能够敏感到一些问题。比如他的笑。因而，我又只好随着他的话细听下去，渐渐地，思维也紧跟着他翻牌一样的快嘴，忽儿从这头跳到那头，忽儿又从那头跳回到这头，跟着跟着，好像就愈发觉出他的有关教育的大部分思想其实早已牢固的埋藏在了我以往的想法中。于是，趁他话音一落，我也忍不住要从侧面对妻子发起反攻了。有靠山，我不怕，再说，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转而，妻子就把正愁找不到出路的眼光立马从卢梭脸上收回，迅速地划过天花板，投落到了我的脸上，并且毫不示弱，连讥带讽，居然还骂我无非“只能拾人牙慧”。当着生人的面，我往往都不好使她更加难堪，只好反来复去的解释，但怎么解释都无用，她一概不理，几根灵活异常的指头竟然能把笨重的桌面敲弹得乒乓乱响。卢梭坐在斜对面，无论同我同她，都是一个斜对面，左右环顾，恰好形成一个三点睨视的三角形。此时此刻，他干脆一语不发，二郎腿一跷一跷的，好像仗一打响，他就本能的溜出了伏击圈，赶忙操起一副观战的态度蔑视着我俩，几乎跟他毫无关系似的。我想也是，光靠我来数落密密麻麻的想法，决不会使妻子服输，况且她也不会轻易服输，必须换种方式，以事实入手，拿形象讲话，转而，我便又一次从陈年旧事中把我自个儿提取出来与爱弥儿去作比较，直到证明出卢梭的教育方法多半都是对的。片刻，屋里的整个全部所有都齐刷刷地回归到了空阔的宁静。包括墙上那张各色线条密布飞窜的世界地图。
接下来，卢梭侧身腾出一只手，端起早已凉却的茶杯往嘴边送，而另一只手还在搔弄着后颈窝，一只飞虫正往他脸上扑，搅得他两手慌忙地乱舞，杯中的水晃荡晃荡，终于晃荡出白白的一片，顷刻就浸化在了高翘的衣襟上。而与此同时，妻子却掏出寒光闪烁的铁剪子，坐在一旁不露声色的打磨指甲，一副稳坐江山的样子。我希望这种场面对我有利，于是继续说：“其实我与爱弥儿一样，从小就野，不读书，爱弥儿十五岁开始走上正路，而我却比他还要晚五个年头。殊不知我们的灵性相通，进步飞速，这是事实。”我又看了看妻子：“暂不说爱弥儿是不是他卢梭的杜撰，可我是真的。这你比谁都清楚。”接着，妻子就从灯光的深处抬起头来，似乎话到嘴边，又强吞下去，哑了一阵，只好支支吾吾地推说那是因为我们都有天才，更何况这种惊人的现象在人类毕竟只占千分之一甚至不足千分这一，可能是万分之一，又可能是亿分之一，那都说不准。这时，卢梭干咳了两声，终于忍不住，把破哑的喉咙倒插了进来：“天才，什么天才？所谓天才其实就是性格间的差异。更何况人是大自然中的小自然，理应自然地成长。况且，孩童的贪野本性又是人在发展途程中的一个自然环节。正因为如此，我才在《爱弥儿》中告诫人们要把笼中的鸟儿放飞到自然中去，唯有自然中任意振翅翱翔的鸟儿才能经受得住狂风骤雨，而笼中的鸟儿始终不能高飞远飞腾飞。这道理——”他狡猾地刹住话尾，突地站起身来，就势拍了拍我的肩头，以低沉平和的口吻夸赞我的现身说法恰恰就是对他《爱弥儿》的一个生动注释，绝妙的，有益的，又一个铁证。卢梭真精，动辄就聪明过人，拿我当活靶，随随便便一勾身，就可以拈到什么去堵我妻子的嘴。反过来，妻子也一样，并没有急于去填充那之间的语言空白，而是反攻为守，像一位临阵埋伏的士兵，那神态，那姿势，都在整装待发，但又被她内心的命令所操纵，直到选好了目标，她才又一次地面对着我，唇枪舌剑，进一步的强调孩儿从小就放任不得，必须严加管教，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一俟成年，方才有所作为，而绝不能动不动搬起洋货随便倒卖，一加一并不全等于二，洋人拜耶稣，我们就不能。她顿了顿，捋了一下额前的散发，然后又抢辩说中国的国情特殊，更何况历来的才子佳人自幼就是从《四书五经》中走出来的。像她父亲，之所以成就斐然，全都归功于他四岁时就被送进私塾觐拜孔子了。卢梭听到这里，眉头立马皱曲成一团：“怪不得。”好像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但妻子很快就把一种本不属于她的发言机会强行粗暴地据为已有：“总而言之，把爱弥儿和苏菲聘过来做儿章教育的范本，行不通。绝对！”一激动，她的上身就发抖，于是手中的杯盖便不翼而飞，猛一下掉落在瓷砖地上，砰的一片巨响，旋即成了碎块。女人总是任性。她更胜一筹。我迅速瞪了她一眼，暗示她要和气，尽量和气，但她没加理会，即便理会了，这种时候她也不会自动放弃所赢得的堡垒。其实，在这方面，还是卢梭沉得住，毕竟老姜更辣，这时他反而平静地将右手反伸到后颈窝，不停地搔搔，没置片语，嘴角却滚落出一丝似曾相识的冷笑，连接两腮的肉纹线条曲拉得那么荒诞，然而又极富魅力，仿佛包含有一种讥嘲年轻人易于轻狂的守旧气派。我看在心里，仍没吱声，姑且让我去开导妻子，还不如就让卢梭，我想，恐怕那样更有威力，比如他的那种笑，实际上就是一种威力，要不，再让我和妻子这样你一枪我一炮的相互来回练习着射击，搞不好就真会闹翻脸的，最终还有可能打胎离婚，如果那样，当然就太没意思了。何况这类以假当真的现象并不少见。然而，妻子今晚怎么啦，也许她头天下午喝酒喝多了，不然她不会这么一意孤行，她把嗓门再次提高了八度，一个轻地劝说并热忱地希望卢梭迅速从东方大地上收回他的所谓教育法：“过去和现在，无论怎样，它都行不通。绝对！”要想把卢梭赶出家门甚至赶出国门，以至于要叫卢梭放弃他的思想，这就等于无缘无故就取消他的个性，他哪会肯，他死也不肯的。妻子真是打偏了方向找错了人。况且，卢梭对类似的强制语气天生就特别忌讳，深恶痛绝，于是，本来晴朗开阔的脸颊倏而就阴云密布，接着屋里的四壁就重重地回响起一声大骂：“狂妄！”
要叫卢梭发怒的确不太容易，然而这会儿卢梭真的愤怒了，整个脸孔一耷拉下来就像一张刚抖空面粉的粗黄麻袋，仿佛风风雨雨跟着就要来了。我急忙将一只手反伸到腰后，不停地给妻子挥舞手势，以便她能暂时收敛一下锋芒。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好像猛然得心应手的掌握了一种乘胜追击的战略战术，一时奔涌的口沫旋即形成气势，漫过了堤岸，滔滔不绝地卷舔着卢梭和我的残言尾语，以至于在说话的节奏上翻了个跟斗，终于停顿下来，这时她的语气变得缓和了，但在缓和中她还是强调，如今我们社会，孩子间的竞争恐怕比科技竞争要激烈残酷得多，因而孩子必须从幼引导，像卢梭那样去教绝对不行，那样准会抱憾终身，其实，在这方面，她父亲就没错，很有一套，打儿时起，她父亲就循序渐进地给她灌输了许多诸如神话传说、诗画美文什么的，而且还时常率领她到大自然中去，鼓励她去琢磨那许许多多的生命现象为何不呈彼形态，而是此形态，以召唤出她丰富稚嫩的想象力。然而，但凡牵涉到一些个古老的言情故事，妻子就迟缓地说：“比如《西厢》，抑或宝玉黛玉什么的，即或父亲偶尔提到，也是一语带过，当着孩子的面，他从来是一提‘爱情’二字就讳莫如深，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因而，我从小喜欢察颜观色，恐怕就是打父亲那儿学来的。凡是他们大人热衷而又背着孩子才能说出口的东西，我都充满了好奇、相象和渴求。他们说我具有一种稀奇古怪、零碎破烂的想象力，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她噼哩叭啦地放了一通，终算嘎然止住了。这时窗外的天色开始发白。但我还是想，这个妻，好一个妻，我为卢梭辩护，结果她却在为她爹，其实差不多，既然都是模仿，还有什么争头，况且思想方面的巫术谁都可以学来一招。接着，屋里的灯光突然暗淡下去。那是妻子的背影。她端起茶壶，掉过头来，咕噜咕噜地吞掉了一大杯水，随即将空杯推向圆桌的那一头，转而舒展开眉宇，指着卢梭，对我说：“依他老先生的办，孩子恐怕小学也念不满，就会浪迹街野，遭人愚玩了。”话到这儿，困坐在一旁的卢梭好像如临大敌，手脚来回交叉地抽动着，显得慌里慌张，很不自在了。仿佛现实里的所有文盲都是他一手拍出来的。也不知后颈窝乱长了个啥鬼东西疮，他又急急地搔捣了一番，然后叹道：“难怪你们社会中的成年人要比儿童清闲自在。这种人为的竞争和搏斗过早就强加给孩子，实在违背天意，太不合自然的法则了。”屋内几乎还笼罩着一股解不开的玄奥气氛，为了轻松，我忙补了一句：“不只是儿童，现在提倡优生，搏斗早已提前在娘儿们的肚皮里了。”仿佛真的大笑了一阵。过后，卢梭显然有些发窘。
说话回来，其实，妻子对卢梭怀抱的成见，最最首要的，我想还不完全在于他的所谓教育。抛开这一面，而另一面又恰恰在于他擅自为爱弥儿和苏菲搭造起的那座爱情桥梁，那才是最最首要的。不知别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妻子是这样，她向来就把爱情看得比如金似银还要如金似银，心想人讲精神，而精神与教育又是一对和睦相处的孪生兄妹，因而，好的爱情就必须包括有好的教育。可见，她绕了那么大的弯子，方才回过头来直捣老巢，也是颇费心思的。我没去点破她。想必卢梭也不胡涂。更何况她还在批判那座桥梁不是卢梭用钢筋水泥，而是用青竹篾条自个儿胡乱编织成的，但凡风雨稍作，整个儿就会坍塌无遗，沉入河底。她一边形容一边斜视着卢梭。而卢梭呢，怎么不吱声啦，瘫坐在藤椅上，喘着气，鼻音很重，看来他确实有些疲倦了，不拒万里，长途奔波而来，的确我又不忍心去打搅和折磨他过久。可是，妻子却相当执拗和顽固，好像决不肯轻易放过他似的，勾身捡起了卢梭搁在一旁的那把蒲扇，操握在手掌中，漫不经心的一直摇晃，并且还连声斥责卢梭恐怕是个有神经病的卢梭，凭他的鬼意愿，想把爱弥儿同苏菲撮合就撮合，想拆散就拆散，忽左忽右，搞得两个倒霉的孩子整日颠三倒四，疯扯扯的。好像妻子在自言自语。尤其是爱弥儿和苏菲结合后，卢梭跑到苏菲家对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进行训导的那番情形，妻子一提起就捶胸顿足，煞是不安。好像妻子还在自言自语。当然，至于卢梭，干脆就没听见似的，朝下耷拉起眼睑，句话不说，仿佛还沉浸在另一番久违了风景中。结果，妻子又说，结果“苏菲还是反了。”话音一落，她就从我手中接过茶杯，一晃一晃地，近逼着卢梭。尽管这样，卢梭也仍不作声，跟我一样，权且把她的话当作了一片自言自语，就是不肯再拿什么话去给她想象发挥，于是，他两掌合拢，十根青筋毕露的指头交替运作，一伸一曲地，时不时又散开一会儿，接着右手就反伸到了后颈窝。天热，又闷，屋里总不见凉，我们三人都一样，口渴犯慌，几大瓶煮熟的生水全喝尽了，我又只好返身去厨房重新烧水。直到这时，妻子的情绪才渐趋平和了。卢梭好像困倦得不行了，脑袋被一根线绳牵住似的，一升一降，不断朝藤椅的扶手上搭。我劝他去我卧房休息，他摇摆着头，强打起精神，忙说不要紧，如此搭一会也就行了。他做了个打瞌睡的手势。妻子问他要不要来杯咖啡。“巴西产的”，我补上一句，意思是让他来点。他迟疑片刻，一挑眉，就旋即吹嘘去哪一个国家，他都很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因此，烦请我把杯里的陈水倒了，再给他重换一杯新鲜浓稠的沱茶。看得出，他这番话说得非常勉强，话头话尾老是卡在喉管里，退退缩缩，全不是个滋味。干脆点，爱就爱，不爱就不爱，既然喜欢喝咖啡，何必偏要喝茶呢。
后来的情形往往都是这样。我，妻子，卢梭，后来我们三个恐怕又继续闲聊了一个把钟头。争论了争论，友谊了友谊，各归各的。卢梭不辞劳苦，既然来了，妻哪有不感动的。不用说，对卢梭的来，妻子的确激动，能和那么大的人物膝对膝的交换意见，振奋、愤怒的羞愧之余，她仍有一种满足感、荣幸感。后来，我就乖乖地退居一旁，好让他俩充分地表达残存的心意，况且这样的机会又千载难逢，于是我就只好看着他俩兴高采烈地谈着，不是他笑，就是她笑，仅仅几分钟，好像在他俩心里相互都充满了那种一见如故但又相见恨晚的遗憾与满足。卢梭的睡意顷刻也就烟飘云散了。后来，我感到他们得寸进尺，继续把我冷落和闲置在一旁，这时我就生气了。然而，妻子绝对敏感，忽然嗅觉出了什么，侧脸盯住我，面带强笑，仿佛生硬别扭的回忆起那天清晨我和她在花园漫步斗嘴时的情景。于是，她哈哈一笑，转过身，旋即将田螺似的尖嘴凑进卢梭宽大的耳叶，神情诡秘而又细声细气地对他透露出我们真的快抱孩子了。但是，她早已坚定了决心，在孩子十五岁以前，决不胡里胡涂交给一个持他一样观点的人去管教，而要亲手培养。说完，她走了过来，在门边挪动挪动步伐，好像欲回里屋去了，显然，进屋之前，她还在同卢梭客客气气地道别。这时她又可爱多了。接着卢梭就不住地点头，起身将她护送到了卧室的门口，而且有种笑，不是酸笑，就是傻笑，是不傻笑，恐怕就是媚笑，总之那笑显得特别那个，眼光儿直定定的，从妻子脸上滑下来，通过宽容和搏爱的下颚，再通过有几圈光晕的颈脖，滑落在她澎湃的胸部，干脆就在那儿停住了。我下意识地偷瞟了妻一眼，但见她脸颊已飘荡出几朵不明身份的新生红云，转而，我又迅瞟卢梭，这会他刚好抿起两片湿润的嘴唇，对准她，还在微微蠕动。心一凉，我顿感惊恐，未来晃动的影子就像一扇扇横扫飞来的耳光，在我毫无防范和招架的情形下，正劈头盖脑地响落在我的脸上。于是我预感到了疼痛与不安。是的，有人想用诗韵一般的牙齿侵犯我了。
像一两滴红墨水化进一盆白净的清水中一样，满屋的热气直到黎明重新开始才渐移后退到了墙根里。窗外的树枝在摇动，好像有了风。蝉儿们一批困去，另一批又醒来，叫声始终不绝于耳。我和卢梭还沉浸在一种飘而不去的氛围中。他一醒百醒。可能男人之间对收拾残局更有兴趣。不然就是我妻子的什么搞得他一醒百醒。总而言之，同卢梭不期而晤，不管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都是件不可多得的快事。当然，我最后也不免要询问一些久久以来我所好奇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但凡关涉到他，他就总是眉飞色舞，口沫乱溅，尤其提到他们那伙年轻贵族们突发奇想掀起的那场启蒙运动，他就更是兴奋若狂，手舞足蹈的，随之桌子、凳椅、茶几和杯盖什么的都被他搞出的声音碰撞得一个劲地乱响。他这个人也太容易激动了，吹他以往的辉煌经历，动不动就那么激动，所以我就干脆什么都不提了。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把话题一转，就同我平缓地闲扯起了各国尤其是他们法国的那些个令我生疏的民族风俗和传统时尚，之后，一顿，他又把手中的烟头掐灭在烟缸里，抬起头来，故作关心，进而又神秘鬼崇地向我打听此地有没有什么超前眼光的土特产品。“怪味胡豆”，我随即脱口而出。一听“怪”字，殊不知卢梭的眼睛就瞪得兔圆，为了不虚此行，他一张口就说要扛它几十公斤回去，把这异国的宝贝散发给那些个以五香嘴吃遍全球的他的法国情妇们，好让她们也心情愉快的开开口胃。“这玩意儿很难买。”我说，我们这儿的商品经济刚刚兴起，许多东西不走后门买不到，不过，看在他卢梭的份上，我愿为他出些力。况且，天生桥副食店里的那位营销主任还是我的小学同学。卢梭听后不以为然，搁下茶杯，漫不经心地叹了口气，然后说这都没关系，他是老外，何况是用美金交易，再说就凭他卢梭的大名，他相信，谁都会买他的帐。于是，沉吟了半晌，他就侧过脸来向我借了一本新出版的中国地图，转而背影闪动了一下，将双手从风衣兜里腾出来，顺势理了理曲皱的衣领，接着就说他要走。我想留他多呆会儿，甚或多呆几天，他却执意不肯，无论如何也要走，而且趁早，马路上车辆稀疏人不拥挤，他好清清静静地去品尝一下山城的早茶，然后就直奔朝天门码头搭船，一路饱览三峡风光，领略葛洲坝的气势，顺水而下，直抵上海，在上海搭坐摇晃气喘的游轮去大连，再从那儿换乘万吨级的货轮乘风破浪，日夜兼行，直到一个牛奶般的早晨才能抵达德国的汉堡港。他说他的倒数第二个情妇就是标致的汉堡美人。汉堡包似的美人儿。这样，他兴许会在那个城市多呆几日，如果有空，没有什么大的意外，他还得去拜会拜会他仰慕已久的莱辛兄弟。他说估计大约要在十月初的光景他才能风尘滚滚的赶回马赛。
次日，也就是同年的七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妻子就兴冲冲的游泳归来，直奔卧室，一把将我从黄金般的睡梦中猛然推醒，抢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我把你的卢梭从茶馆拖拉到江边。一枪就毙了。
镜网2 看摸不透的脊背
那一天，我要描述的那一天，恰恰是在夜幕的卷动下我同卢梭邂逅相遇之后，抽身返回到白天的日光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天，我还没有来得及更换汗衫，是的，我穿着这件廉价的藏青色网眼短衬衫坐在茶园深处的光影里喝茶，那样子好像无忧无虑。天生桥的茶园一到下午总是光辉灿烂。好像就是那天下午，或者说，几乎每个下午我都在那座茶园里喝茶，只要肯定是下午，至于哪一天或那一天，实际上都无关紧要了。那可是一座包容性巨大的露天茶园，粗壮的树干，飞墙走壁的草本植物，翠绿的藤蔓也凌空飞扬，以至于白玉一般的圆石桌缠绵哀伤地围绕着人，于是读报的，打牌的，聊天的，说情吐爱的，男的，女的，甚或老的，少的，没有空缺。接着时光就在其中毫无顾忌地奢华流动起来了。从来没有风。从来没有雨。有的只是骨油似的浓茶，骨油似的太阳光。
忽然，接着有个人好像同时穿过了两条相互连接对称的环形走廊对直就来到了我的跟前，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脸色黑黢，轮廓模糊，我敢肯定，他的表情一直都是这样，在没见到我之前，他的表情实际上就很紧张，而一见到我，紧张加紧张，使他几乎连话都说不了来了。我不明白他来找我干什么。但我又仿佛明白了他为什么来找我。要不，我们家的那位憨里憨气的小保姆紧跟在他身后就是我的幻觉。然而，事实上那又不是幻觉。小保姆的确就在他身后。于是，闪电般预感到的真相即将揭露在我的面前，又不免使我担惊受怕。好在那个人并没有急于开口，而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轻轻松松就将我从昏黄的光圈般的矮圆椅中拉出了人群，在一棵树荫下，或者，在一个屋檐和树构成的角落，他终于憋不住，还是向我准确无误的宣布了那个无法挽回的事实。这就是我的母亲真的死了。我很快相信了他的话。更何况，从他身后踱上来的保姆也哭哭啼啼起来了。尽管如此，我仍没有惊慌，恐怕人在这时反倒惊慌不起来了。毕竟，我母亲还在床上瘫痪了这么些年，死神的脚步早已踢踹过她多回，次次都没有踢中，总是虚晃一下就溜了，但这种现象告诉我，它总有一次会踢中。这是意料中的事。早迟都会发生。踢中一次无异于踢中千百万次。然而，她是我母亲，人人都有母亲，母亲在死当然令人悲伤。于是，我抬起头来环顾茶园，一如深情观望一块被魔掌圈定的黄色墓地，好像一瞬间我就横穿过了所有的面孔，死的，活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在那些静穆的面孔的严正期待中，我正拖着疲软的脚步晃晃悠悠地朝我母亲走去。
母亲死了。走出茶园，来到匆忙流动的大街上，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肚子要狂泻，双腿发麻，即而又有了一种盲然的内疚，一种不真实感，只感到发冷和害怕，但后来想这日子总要到来，这日子也总会过去，心里似乎又稍许平静了一些。无疑，我反复说过，母亲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把她的人生进一步放大，可以说她的一生就像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灾难片、恐怖片以及不伦不类的生活片，其中总有那么一个贤良，委屈，而又一贫如洗的女主角或女配角，然而，从感情上靠拢这个角色，实际上就靠拢了我的母亲。的确如此，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母亲好像从来就没有舒心开怀的笑过。自从父亲不明不白的死后，她就望穿双眼的恳求我能长大成材，然后受高等教育，然后出国深造，然后载誉归来，似乎只有这样，然后一直笼罩她内心深处的那团霾才会转化成一片晴朗的天空。不瞒你说，她的所有期待全部落空了，为此我也时常羞惭自愧。但话又说回来，我最终没能完全满足她的愿望，恐怕还是因为我的父亲死得过早，死得太早了，简直违背了生的逻辑。大约如此吧，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特别喜欢吃蕃茄炒鸡蛋掺合进煮熟的面条，然而那天晚上她端上来的那碗鸡蛋蕃茄面，父亲还没来得及狠狠的吃，旋即就被一批气焰嚣张的造反派汉子猛揪出了门，没让母亲发出第一声叫喊，一顿拳脚交加早已把我父亲打翻在地，其中一个人还嗷嗷地狂叫着，操起一根扁担似的木棒，站在台阶上挥舞，接着一声击鼓似的闷响就落在了父亲的脑门心上，转而母亲的第一声叫喊顷刻就变成了一片肝胆撕裂的豪哭，于是没有了回应，父亲不再是父亲，蜷躺在那儿，好像永远成了一个标本。从此，母亲的脸就拉长了，麻木了。一根棍棒，一条性命。惨不忍睹。只可惜那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不然我会跟那伙人拼命。更何况我还模模糊糊的记得那一棒打死我父亲的人究竟是谁。母亲说就是他。然而，事实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搞清楚那个他其实就是与我们家门对门的这个领居王魁，当然王魁就是那个造反派团伙里的一个纲领性头目。搞死我父亲的那一棒就是他打的。这些都不用说了。况且，要说的总之有很多很多，多得来就像他的影子时不时地晃荡点缀在他儿子的身上。事情偏偏很巧，他的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同学，在小学那会儿还与我邻坐，不过他学习远没有我努力，很贪玩，打架有一股狠劲，跟他父亲一样，动不动就操起教室里的扫帚或凳椅什么的，吓得所有的同学都不敢轻易去惹他。那几年他没有跟我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冲突。当时我的学习在班上名列前茅。一到考试的时候他就羡慕不已。而且常常从课桌下伸出一只稀脏的手来求我给他几道准确的答案。我对他往往都是有求必应。少年不记仇，或者说记仇的时间很有限，那种由东到西的怨恨和愤怒在我们之间似乎非常淡漠，再说，那也是老一辈的事情，好像跟我们并无多大的关系，只要我们相互之间觉得好玩也就行了。那种天真的儿时交情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毕业分手了，过去的影子依然还在。不然，他断不会刚刚出差归来一踏进自己的家门就返身跑到茶园里来找我。这时，我一直在确认，那位跑进茶园里来告诉我母亲去逝的人，反来复去都不会错，他就是王魁的儿子。不过，他真的变化太大了。
后来的时光变得那么漫长，但现在想来又是那么短促，漫长与短促，这个神秘的矛盾即便放进上帝的嘴里恐怕也不能自圆其说。那个时候的草是长的是青的，花是黄的，间或也有红的，空间范围狭小，走出十步就相当于现在乘坐火车远离一座城市，那感觉下十奇妙。随着太阳从东方漫移到头顶，学校附近的那所兵营里就会准时响起达达达的军号，那是整齐、节奏、统一步伐，迈向有序生活的气息。而与此呼应的接着就是我们课堂里那一片响彻云霄的背诵红色语录的朗朗声。除了鱼贯而入的学工学农浪潮，整个学校就像一所无人看护的幼儿园，叽里呱啦，打架，斗殴，相互谩骂，墨水变成哭声，喊声，一片闹声，随时都像一个从苍蝇王国里扑压横飞过来的集团军，嗡嗡嗡的，突然变得理直气壮。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时兴调戏女生，否则，那时的女生一旦发展到现在的女人，她们聚在一起回首往事，往往都会把对这去的声讨突然变成对今天的漠视和仇恨。想一想那个时候，有一阵子我还当上了班里的劳动委员，手里随时都捧着一本打扣工分的蓝皮本，那样子很光荣，也很神气。总而言之，我的生活中再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唯一的印象便是母亲。她足不出户，坚守在自己的家门里，直线衰老，速度很快，几晃几晃，头发就一派稀落银白，身体非常单薄，又虚弱，天气稍有变化，她就一个劲地气喘，有时咳嗽起来的破裂声还贯穿到整个夜空，因而，不到万不得已她就首先拒绝开口说话，哪怕与我，她也如此，沉默寡言，孤苦伶仃，常年斜迈着脚步走路，稍不留意就很容易被桌子或凳椅的一个什么所绊倒。如果方便，我就总是倚立在一个角落注视她那危险的姿态，并且随时准备从旋转的半空中将她轻飘飘的身体搀抱进我的怀里。尽管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但我还是担心，谁让我偏偏是她的儿子呢。
有那么些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何况王魁来到我家是后来的事，我敢肯定王魁来过我家，尽管那个时候我还幼小，但对一般相貌的识别还不致于有很大的出入。印象中，他潜入我家一般都在晚上，好像有很多次，至于几次我的确又记不清了，反正有那么几次哪怕一次，事情也就是明摆着的了。当时他总是穿着那件灰扑扑的中山装，四个正方形衣兜整齐的对称着，里面自然塞满了对某种事物歇斯底里的崇拜之情，并且在左胸或者说靠近肺叶的位置上，还挂别了一枚光灿灿的圆头像章。不用看我就知道那像章是毛主席。其实我的胸前也有毛主席。他走到门口，通过灯光把他在墙上一晃，那样的身材、体魄、胸庞以及腔调的悠长与厚重，恍恍惚惚中，似乎王魁倒有点像毛主席了。不过，当我回过神来，我就很快意识到这种比喻彻底错了。尽管如此，事隔多次，我仍然没有弄明白王魁来我家的真实动机。这恐怕只有母亲清楚。不然，她也断不会一次又一次、次次都把他赶扫出了家门，而且态度还那么坚决，那么不依不饶。后来，直到我懵里懵懂的猜测到男女之间恐怕还有那么些鲜为人知的隐私，才天真粗略的揣摸出大概是王魁喜欢上我母亲了，而至少他对我母亲有那么点意思，但我又不敢随随便便就去肯定。更何况王魁还是凶手？我想那是不可能的。老实说，有好长一段时间，甚至今天，我都想去彻底搞清醒王魁杀害我父亲的初衷是出自对我母亲的那种豪夺心理，抑或纯粹是为了对一种社会观念负责？的确，那个时候，杀人总而言之是不负责的，只要愿意去杀和被杀都很简意单，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大可忽略不记的神色，你的性命就操在了一个庞大的观念里，以至于这个观念通过一双有形的手，瞬间之内就可以迅速把你捣碎成一堆爬满苍蝇的肉末。无疑，从此以后，好像有很多的词，那些个由无数血肉丰满起来的词，即便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看见它们鼓睛暴眼的样子，我仍然禁不住要浑身打抖。尤其是在金子般的黄昏或者牛奶般的早晨。可见那个时候我的心愿总是非常美好。
想来想去，说了这么些，现在我才终于想起来了，王魁的儿子其实就是王逸。从他一出现我就胡里胡涂地把他的名字同许多人的名字混在一堆了。毕竟那么些年我们都不曾见面，他的变化太大，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既老成又持重，好像决不轻易说什么是或者不是，一旦说出，那背后发生的事统统都是真的。因而，走出茶园，在他陪我回家的途中压根儿就没有一句话是针对他的生活或者不是针对他的生活，以至于越说我就越不想知道他的什么生活，何况他现在还是天生桥副食店的营销主任，他的生活压根儿就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话也就始终掇不到一堆去。这也难怪。于是，我就只好抬起头来，装着什么都没听，抑或什么都想听，接着我就看见一只掉队的鸟儿越过楼顶，扑扑地朝南飞去。我想那边有我的家。可我的家还是老样子，从来就没有欣欣向荣过，甚至连那种迹象也不曾光顾我家的门坎，好像它远远地座落在天生桥不愿主动接收的一个角落。沿着横贯天生桥的这条大肠一般明晃晃的主干道，一直朝南走，到了尽头，再一拐，就能看到一条弯曲的石板路正好不动声色地静卧在一片低矮茂密的绿荫中，它从头到脚都连接着我家的门。那是一幢母鸡似的旧平房，褐色，苍老，寂静无声。母亲安详地平仰在红木床架上。我手扶门墩往里走，仿佛发觉里屋的光影里有个人影在晃动，当我从恍悠的感觉中进一步回过神来，才确认出这个人影恰恰就是王魁。他正两手扶膝地端坐在母亲脚那头的那把枯黄的靠背椅上。我很惊讶，一冲动，就想立即找个什么人来帮我把他撵出去，但反来复去，这时我也没有见到保姆的影子，何况只有她才能帮我这个忙。好像王魁看出了我的心思，吞吞吐吐说保姆也找我去了。于是我这才想起保姆真的找我去了，刚才还见她在哭，现在怎么就没跟我们一同踏进家门？紧随在后的王逸转而把话插了进来，他说保姆非要去天生桥的那家邮电所发电报，告诉家里这儿的生活已经结束，并且恳求那边再重新给她谋一条生路。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耷拉着头，怒气顿时烟消云散，有的全是悲衰。之后，我别无选择，开始筹办母亲的丧事了。当然，首先应该通知母亲的单位，叫他们派车派人，最好顺便能提一笔钱，以便如数付清母亲赊欠一个月有余的那堆药费。王魁说能这样办当然更好，善始善终，快速有力，而且还说我长大了，知道怎么办了，男人总之不能像女人，要有勇气节哀。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里面却包含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坚决。于是，我就转过身去拨电话，接电话的当然是首长，不然他也不敢在电话里擅自做主，哼哼哈哈的，旋即就答应了我提出的要求。王魁说好吧，就这样办，干得漂亮。看得出，王魁望着我的样子就像望着他亲手栽培的树苗终于长大成材了一样，焦黄干裂的脸上一下就流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这一瞬，我甚至觉得王魁跟我过去对他的描述好像又不大一样，是不是我的把他搞错了，姑且就是我把他搞错了。其实王魁一站起身来，你就觉得他又高又瘦，简直是堆皮包骨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也同样少于说话了，而且开始怕风，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惊扰他，一般情形他都不会主动挪身出门。当然，我母亲的死对他是个例外。据说，他关门读书，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一个劲地在古书的残骨中咀嚼周易、庄子、孟子、抱朴子以及老子、儿子、孙子和曾孙子。接着，他举手看了看表，果真拍了拍他的儿子，然后立起身来，灰白的头发旋又飘似地消失在门外。
接下来，四周空阔宁静，我便埋头去清理母亲的遗物。可以说，母亲的所有遗物中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能够向世人炫耀，除了两柜子灰扑扑的像砖头一样厚重的专业书，再就是那一塑料袋雪片一样相垒成堆的信件。无疑，翻来翻去，那些信的封皮上都一律落着我的大名，然而字迹又明明确确是母亲的。这奇怪的现象只能有一种推测，那就是这些信恐怕是从前的某个夜晚父亲满含热泪回赠给母亲的。因为这是母亲的，所以我的手不敢在那上面过久的停留，甚至拆开来看一看，我都似乎没有这种资格和权利。尽管母亲业已去逝，但这毕竟不是我的，而是她的，并且在没有我之前就属于她了。其实，回过头一想，这些信又对我并不重要，或几乎不重要，然而，反倒令我困惑茫然的却是，既然母亲如此神魂颠倒的给父亲写了那么多的信，那么也就必然有许多父亲给母亲的信，但翻箱倒柜，我都没有找到，哪怕仅有的一封，最终也没能找到。何况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的字迹，不然，究竟我有没有父亲对我来说恐怕都是个谜。的确，不管父亲的钢笔字还是毛笔字，一旦落到纸上，总是那么龙飞凤舞，遒劲有力。倘若能找到那样的字迹，无疑我会骄傲的把它张贴在临窗的墙上，以便天天看，时时看，直到从中品味出一个悲壮而美好的人生。然而这一切又是一丝抓不到的烟云，它总在飘，又总让你抓不到，但你又总想抓到，这种不可言说的复杂心理，怪来怪去，恐怕还得怪我母亲，抑或是她在从前的某个早晨或夜晚把那些神秘的鸿雁以同样的方式回赠给了父亲，以至于那些信最后也就随同父亲一起走向了远方，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也拿不准，但从逻辑上讲，估计应该是这样。当然，我也宁愿这样。不然，我也就不会想到雪，不会想到一个影子的晃动，更不会想到一副什么铜铁似的面孔.在一个遥远的时光里。雪花依然在飘啊飘。
临近傍晚的时候，天突然就完全黑压下来了，一阵雷鸣滚过，窗外下起了雨，雨大得无法形容，覆盖了所有的声音，以致耳旁一直轰响着哗啦啦的激流。恰巧这时，王逸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撑着雨伞来叫我去他家吃饭，怕我孤单单的更为孤单，何况请我去他家，还是他父亲王魁的意思。我沉吟了一会儿，开始想拒绝，磨磨蹭蹭，后来还是没有拒绝，不知是种啥心理，转而我就像一个被寂寞和恐惧绑架的俘虏，顺顺从从就跟着他穿过了那条刚被急风暴雨冲刷过的石板路，来到了他家门前那一片狂摇乱摆的树影下，抬抬头，雨仿佛小多了，通过一股气流在树枝间横穿而过，我就看到了头上方那块四分五裂的天空，接着一团团飞逝的云翳晃眼就把我挟持进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客厅，在这里，我一眨眼就看到了那张荒诞模糊的鹅蛋型长脸，年到了他身后那一壁床单一样粗糙的白墙，当然也看到了他在墙上微微晃动的黑影。显而易见，王魁正在等候我，他瘦削而苍白的脸，几乎消耗得没有了肉，有的只是皱皮皮和碎骨头，中间辐辏成为一个略大的弓弯成钩形的长鼻子，如此一来，他的整个脸与其说是一张人脸，倒不如干脆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死亡之喙。这种忽然而现的奇怪标志不知怎么在灯光的摇曳下却唯独把他辉映得那么真切。于是，我身不由己地靠拢饭桌，上面早就摆满了菜，还有酒，两只空空的高脚杯分别摆在他的左右，显然他早把我和王逸安排在了他的左右。但我并不清楚我该坐在他的左边呢还是右边，无论哪边，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想挨着他坐，反而想一味的挪坐到他的对面去，那样就更便于我深入到他眼睛的内部。王逸重新换了一套衣服，带着一股清新的樟木味转进屋来。我看看他，再看看我，我想没有衣服换，也得去洗个手。王魁在那边轻吭了一声，招呼我不要洗手，说我的手本来就干净，干嘛还要去洗。我奇怪他对我的阻止，呆愣了片刻，真正的恐慌，反而促使我非要去洗洗手。接着，他又一声大咳，嗓门一下提得比天空都高，以至于激烈，颤抖，话语铿锵有力，到头来有些手不是随便想洗就能洗得干净，更何况我的手又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干嘛非要去洗？他的话像一道电流，迅即连通了我全身的穴位，于是，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这就是说，他的手是不干净的，他想洗也洗不干净，因为他的手曾杀害过我的父亲。一股熊熊燃烧的无名火顿时烧透了我的骨腔，我想对他大打出手，或者，干脆扭头就跑，什么饭酒的，简直恶心，可他瘫痪一样的热情最后还是魔术般的把我乖乖捆系在了饭桌旁，于是我旋转过身，一屁股就坐在了他的对面。他没有反对，好像在说这样更好，恰当的直视他只要不使我更加害怕，他就觉得这顿别具一格的晚饭没有白费。当然，我说我尽可能不怕，只要在我的杯碗中他没有施放氰氯之类的毒物，我就更不害怕，何况我还储备有一腔潮水满肚的勇气，而这勇气又恰恰是两次死亡在我十分不情愿的情形下硬塞入到我手中的礼物。王魁点了点头，抿嘴一笑，轻轻微微，基本上就赞同了我的看法。这会儿，一段空白的滑翔，他终于抖擞起精神，双手悬空颤抖的紧握起断气一样的瓶颈，咕噜咕噜地为我的杯中斟酒。我想喝下去，但不知是什么酒，他说是刚上市的啤酒，我纳闷为何要喝啤酒，他说不喝啤酒喝什么酒，莫非喝白酒，然而现在的白酒又多又不可信，往往都是半瓶酒精半瓶水，一顿下来，准会肝肠破裂神情忧郁，因而他无论如何都不喝白酒，并且还有一个劲地劝告我以后永远都不要去沾什么白酒，只要医院、工厂和实验室之类的玩意儿还存在。说完，他庄严地一笑，指给我看所谓啤酒的颜色，光凭那蜂窝一样雪白冲天的气泡泡，他就毫不犹豫地推断出只有这类啤酒是从黑土地生长的上等大麦中榨酿出来的饮料精品。我奇怪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去喝大麦，而非要多此一举地跑来喝这种不伦不类的黄水水。这种唐突的询问显然便他受窘，一阵沉默之后，他说不知道，其实他也不想知道，况且他不知道的事情还有那么多，如果非要把人为何要喝啤酒这样的难题无聊的追问下去，那就只有去投靠科学，或者去咨询一位酿造专家，然而，我们都不认识什么酿造专家，只知道啤酒，啤酒好喝，清纯爽口，还有助于消化，如果人想突击发胖的话，无疑走这一捷径就能立竿见影。他反反复复说了一通，竟然把我也搞得无所适从，但有一点，像他说的那样，我还真想发胖，不错，发胖，那么，就请再来一瓶啤酒，再来一瓶，一瓶接一瓶，就这样，喝，管他妈的，喝下去，勇往直前，一直喝到胡言乱语，以便我装聋做哑然后从王魁口中俏然套出一些有关他何以打死我父亲的秘密。这秘密对我大概远比什么大麦榨酿出啤酒的配方要重要得多。更何况，我要全力探究的是另一类配方，人的，以至于我的。
旋即，看看屋外，一团漆黑，雨声微弱，速度缓慢，它不甘寂寞的声音从低垂的树枝上正绕着道儿飘飞进来，反而把屋内衬托得一团光明。所有的灯都亮了。王逸垂着双臂，像被魔法定住的僵人，从厨房端来了一大碗西红柿蛋汤，还有驳船形的瓷盘里摆满了在煎锅里吸出了油的馒头片。王魁隔着餐桌继续给我添酒。我口渴，想渴汤，转而我就喝了一大碗汤，接着便懒洋洋地回味到了残留在嘴唇边上的那股鲜美的滋味。那是真正的蛋汤。对它好像我还从来就没有如此眷念兴奋过。于是，浓聚在眉梢丛中的睡意土崩瓦解，我的眼光像重新加了油的车轮，转而又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迅速的转动起来。后来，酒起了作用，抑或还有什么别的，王魁果然一字一顿的说出了我父亲的死因，其实那非常简单，最主要的还是怪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的那篇红色的社论，是的，就是那篇来势凶猛的社论促使他对我父亲下的手。实际上，在当时他真没有估计到我父亲的气命如此的不堪一击，他本想把棍棒打在他翘屁股上，殊不知，我父亲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屁股和脑袋旋即掉了个个儿。猝不及防的棍棒横空劈来，一下就闷响在他空如铜鼓的脑门心上，不料他紧缩起身子，朝天空翻了两下白眼，很快就像螃蟹似的伸开四肢，在一片惊叫声中永远瞪直了眼球。王魁说到这儿，一串老泪滚落下来，哽咽着，不再说了。我递给他一颗烟，他接过去猛抽，屋里顿时腾云驾雾，青烟缭绕，开始往下飘沉。我呆坐一旁，心情很复杂，既不去附和他的态度，又不去同情他，况且，随便去打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好人，更何况去杀人，当然就只能是个大罪滔天的恶棍，这类人不管他以后的态度变得怎样的廉和与友善，都不值得我们照着镜子去仿效。比如王魁，即使他灰白的头发现在看来是怎样的慈祥与平和，他终归杀过人，他的心终归黑过一次，这已经足够了。然而，尽管有些事情不能当真，但偶尔又不能不当真，除了那篇著名的社论，王魁还不无坦率的说出了他打死我父亲的另一层原因，那就是我父亲对我母亲的不忠。对此，我深感震惊，最后从王魁慢条斯理的语气听来，好像父亲对母亲压根儿就没有爱情，好像父亲久久热爱的却是另一个女人，而这另一个女人，颠来倒去，恰恰又是王魁的老婆。更何况王魁的老婆在我父亲死后不足一周也就投河自尽了。她显然是冲我父亲去的。“你猜对了，她是冲你父亲去的。”王魁的声音有些颤抖。“那究竟为什么？”我大惑不解，但又很想立即知道这个深埋着的谜底。王魁愣了一会儿，似乎不愿说，眼圈开始发红，尔后，他又倒了一大杯酒，摇摇晃晃地喝了，倒像他挺能喝似的。这种喝法跟他年龄反差相当大。我估计他恐怕曾经是个嗜酒如命的疯子。是的，他说，过去是，但现在不是，那一切都过去了，爱情，婚姻，死亡，过去的也就是历史的，那历史非常非常绵亘漫长，以至于中国的正统婚姻史有多长，那历史就该有多长。他一说一笑，而且沉痛，反复不安的样子，很有一种荒诞的意味。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要半似调侃半似严肃的打这种负担过于沉重的比喻。直到酒杯见底，我才恍然明白了，我父亲和王魁的老婆从小就是一对青梅竹马的龙凤，而且还肩并肩的远渡重洋，在加拿大或者英国留学，之后祖国在挥手，他们双双归来了，由于阶级成份和歇斯底里的革命运动，他们的爱情被人为的机构扯来扯去，始终都不能合进一本书里，就是这本拆开的书，最后把他俩割裂成了东方和西方。那边是太阳，这边是月亮，但在一个多雨多雾多风的季节，太阳和月亮又始终不能随心所欲的形影盯随。王魁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随时间的推移，他想一切都会好，但一切又那么不如意。渐渐地，他头就低进了抑扬顿挫的哭声里。嗡嗡嗡的，伴随着拉锯似的叹息。
于是，我的眼光再次偷滑过桌面，溜出了窗外，那边没有白色或红色，而全是黑色。奇怪的是，王魁的声音从无到有，变得滔滔不绝，汪洋肆溢，几乎把狭小脆弱的房间填鼓得快要坍塌似的，并且还不时地连带出一长串有痰的急咳声，而每到这时，王逸就急急地踱过来，举起馒头般的双拳去敲击他的背，随着那刺耳的声音也就神奇般的消失了。转而，王魁又恢复了平静，红脸变成了白脸，一两杯酒之后，他把过去的话题仿佛当作了一粒粒脆皮花生米，任性的放入口中，由一腔腐烂的牙龈去咀，慢慢地咀，咀个稀烂，以至于他的状态有一阵子竟使我也把过去和未来胡里胡涂的搅和在了一堆，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总有什么发生了，而且很早以前就发生了，不然，我也断不会凭白无故就坐进一位老头的房间里来喝什么稀奇古怪的酒。如果那发生的一切真像王魁所说的那般真实可靠，那么，高架在我心理上警戒线开始对他微微松动，这种心境就是足可理解的。不光是他，还有我。更何况杀人有时并非出自一个什么预谋，偶然的冲动或失手，仅仅那么一闪，悲剧也就诞生了。这种本末倒置的怪事，每时每刻，在街头巷尾，都会以不同的面孔出现在人的身上，就像大雨之中突然出现了太阳一样，我们来不及去预防。何况那发生的一切确实是他王魁始料不及的。因而，他说，他想了，而且一直在想，如果当时还有法律，他宁可让法律判他个极刑，以免去心灵上的痛苦与折磨，但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勇气去自杀，再说，自杀要足够的勇气，当然自杀也毫无必要。似乎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狂乱不安和懊悔悲伤，才使得他战战兢兢地一次次来到我家，对着我母亲哪怕句话不说，哪怕就那么歉疚地巴望她几眼，对他那颗枯萎发黑的心恐怕也是一种亡羊补牢的安慰，就连这种安慰，我母亲都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方便和机会，而是横着鼻子竖起眼，抽疯般的把他狂撵出了门外，次次都是这样。当然，这种拒绝他尽可能去理解，但有时又不能完全理解，再何况带给我母亲的那种灾难又并不是他一个人就能造成的。除此而外，他说绝对或者说他压根儿就没有对我母亲怀抱什么非份的野心，实际上那个时候以至于后来他对女人就已经没有了野心，他开始怕爱情，甚至恨爱情。总而言之，无论怎样，即便怕或恨，杀人都不应该，杀过一次人也许永远都想杀人，或者永远都怕杀人，这要因人而异，但杀人的人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人，而且都应该被杀，因此，他一直都在盼望有被杀的那一刹那，然而他的神智又往往对此特别的清醒和敏感。比如穿越人流拥挤的马路，或躺坐在疯颠撒野的列车上，不然就是飞机的直线坠毁，毫无准备的死肯定很轻松，无疑还有种快感，况且不付任何代价。遗憾的是，这样的被杀机会他一次也没能赶上，结果反而使他对我父亲的那种懊悔与日俱增。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世上能对我父亲一直怀抱这种心情的人恐怕就数他了。于是，从他灰白头发和心事重重的忧虑神情，我估计，再不是个东西的人一旦走到他这个年龄，恐怕都会生出一种改邪归正的倾向，要不，人们把老年与善良或者儿童联系在一起压根儿就是错的。当然，人死了也就死了，正因为有了死，种种的死：非命的，注定的，罪有应得的，光辉灿烂的，有了平凡与不平凡的死，那一切悲哀的，仁慈的，礼仪的以及还有美好的东西对人才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否则，这世界就没法说了。如果人人都不死的话。无疑，王魁的话使我深受触动，可见，我父亲的死像一个可怕的阴影一直笼罩和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而且时间还那么漫长，这种惩罚对他已经足够深重了，更何况他对此肩负的痛苦与不安又要远甚于我，而我究竟还有什么可去更多地责怪他呢？老实说，他使我哑然无语，不只是这会，至少有一个把钟头之前，我就早已对他说不出话来了，而且一直拿着平静的眼光在看他。好像看到了底。接着，他掐掉烟头，立起身来，颤颠颠地手扶着墙，冲我微笑着，一扭一扭地，就朝里屋挪去了。
雨一停，月亮就偷偷摸摸地出来了，在一片云层的掩护下露出半个脸，一副羞赧含蓄、想竭力接近地面的样子，把下面的树叶映衬得在玻璃窗上来来去去的晃动。我不知我身处哪儿，或许还在王魁的家里，不然，我不会昏昏沉沉的感觉到他又从里屋走了出来，是的，他真的走出来了，披上一件灰色的风衣，这件风衣我好似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于是，王魁的形象开始变得稀薄，接着又消失，就像水消失在水里一样，以至于我到头来怎么都不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上去对他进行修正，只是后来他的微笑再一次飘浮出水面，我对他的理解似乎才加深了许多。梨花般的季节。冰冻的回忆，微笑一直在继续。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同样是王逸来叫我，可惜这个时候我不是在茶园里，而是蜷躺在屋里的铁床上。在早晨。他十分焦急，破哑着喉咙，拼命地踢门和喊叫，然后不知从哪儿蹦进来，一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扯长脖子对我说他的父亲也就是王魁一觉睡去就再也叫他不醒了，险情四伏，估计多半都是没救了。当我和王逸并肩奔到了王魁的床边，才发觉王魁的脉膊停止了跳动，他脸色煞白，嘴里四周粘凝关一种呕吐出的黄色泡沫，他的确死了。好像刚死不久。即便怎样也救他不活了。医生匆忙赶来也非常失望。这时我们家的那个小保姆不知从什么角落钻了出来，傻愣在门口，一动不动。我知道王魁年老体弱，高血压一触即发，是不是昨晚抑或前晚喝酒超量致使他脑溢血突发而死，我并不清楚，但从医生后来进一步的确诊断言，他的死几乎又跟酒毫无干系，相反还是预谋成熟的自杀。也就是说，王魁最后进走他的房间，在上床入睡之前，曾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以至于那些没来得及被他消化的药片居然还洒落得满床都是。我觉得王魁这老头实在古怪莫测，他刚说他决不自杀的，转而也就自杀了，真是出尔反尔。然而，仔细一想，王魁的死其实又全该怪我了，倘若没有我，恐怕他也决不会到这把年龄才去自杀，无疑，他似乎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使命。这就是他把他艰苦卓绝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完完整整的移交给了我，以至于我对我父亲、母亲，还有他本人以及他的老婆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甚至有了深刻持久的记忆，对他来说，这已经全够了。更何况这个秘密也唯独我才有资格去领会和接受。转而，我望着王魁那平静如睡的青灰色的长脸，旋即就见殡仪馆的拖尸车轰隆隆的开停到了门口。紧跟着，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粗大汉子神情麻木地闯进屋来，医生掉头对他们轻声吩咐了几句，他们好像没听见似的，依然重手重脚，几个快速的散打动作，一下就把王魁塞进了一匹绸缎般的裹尸布，然后稳稳当当地高抬出门坎，一直把他抬上了那辆正引擎启动的浅灰色的拖车。
镜网3 沿壁走动的琴弦
同样，当我有意无意中看到妻子的照片、字迹、服装和保存完好的各种各样的邮票，我都会泣不成声，或者，当我埋头打开录音机重新听到妻子旋转在磁带中的笑声、朗读诗词的语气，停顿时的叹息，以及车声、鸟声和风起云涌的哭声，我都会泣不成声。那是一个热气滚滚的七月或八月，准确些说，是在七月和八月尾首相交的那些日子，我妻子在对奇迹充满奢望的欺骗中被从天而降的病魔一骨碌儿夺走了。紧接而来的琴声，它低沉、缓慢，有时又很悠扬。那个七月，以至后来的七年，甚至七十年，冥冥中我对事物的所有依赖似乎都源于那个太阳热烈悲壮的燃烧，源于那个时期一直回旋流动在我周围的那种低沉、缓慢和悠扬。妻子死得美丽而突然。一次爆发性的事。唐突得就像你刚跨出家门就被一块来路不明的飞石猛地砸准了头盖骨，于是鲜血奔流，昏天黑地，耳脑轰裂。那感觉总是这样。况且，她当时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五岁，穿一身网眼透肉的白丝裙，单从年龄和打扮无论如何她都跟死亡还应该有相当长的距离。但不知是谁把这种距离在她身上缩短了，一如瞬间。美好，疯狂，妻子，以及命运的捉弄，跟着我就踏出家门，沿着一条绷拉着长脸的陡坡，从早晨走出黄昏，然后又从深紫色的背景中走向那一片静在岸边的沙滩。那曾经是我妻子每天游泳时必然要戏踏无数回的河滩。它宽阔，漫长，扭曲延伸，光灿灿，金黄黄，像一根走动的琴弦，始终低沉，缓慢而悠扬。每当雷声大作，风雨一过，它的颜色就迅速变幻，渐渐地，由红到绿，转而就仿佛成为了那幅挂贴在屋里墙上的蔚蓝色的油画，其悲壮的色彩几乎就是抽象的，几乎就是一个梦境中的梦境，于是乎，前方很快就出现了一个黑红色的小点，晃动着逐渐增大，既而就变成一个奔跑的人，裙子幡然拂动，像一只翅膀瘫痪的蝴蝶，直线似地朝我跑来－她就是我的妻。
妻。这个妻，情形往往是我们还没有相互靠拢，她冰凉的嘴唇就率先袭击到我的脸上，搞得我兴奋中也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回击她，久久之后，她的笑声打抖，嘴里滚落出金子似的声响，于是疲惫、慌乱、彻头彻尾的屏息静听，转而我就拉牵着她纤尘不染的手，旋转过身，踩踏着灼灼生辉的漏网一般的沙滩昂首阔步地跨越过一段坑坑洼洼的斜坡，并着肩对直走进那条布满茶肆酒楼的天生桥。显然，这条大肠一样延绵的街道在人为的努力中正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粼次栉比的茶肆和酒楼如雨后春笋，生意如火如荼，灯光，烛光，南瓜似的灯笼迎风飘扬，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这条繁华的穷于作乐的街道深处，人们似乎又不难想见，它曾经也以同样的低沉、缓慢和悠扬把一排排浓妆艳抹的春宫和妓院遍布在所有能侧身而进的入口处，只是新的地质构造颠覆了它的原貌，不然它的发展规模只会日益壮大，而且前景不可估量。至少我无法估量。因而，如果可能的话，我不知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而且妻子还在我身边，何况我又是那么爱她，也许男人的本性就是花而胡哨，如果可能的话，我真的愿意倒回去活，甚至提前五十年来到这个世界，那样我恐怕会成为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每天晚上我真会不厌其烦的来回徜徉在天生桥的大街小巷，忽儿游逛春宫，忽儿又涉足妓院，来来去去，总而言之，春宫的印象的确很有韵味，里而窝藏着一大批飘来拂去的美女，不用看，甚至不用摸，只闻她们哼叽哼叽的声音，就知道那都是些从皇宫大院的红墙缝里淘汰下来的残羹剩饭，而相形之下，妓院无论怎样招兵买马，其中姿色可餐的美人儿都远远敌不过春宫中的漏网之鱼。更为吓人的是，如果妻子把我放回去活或者她愿意，我就真会动用兜中的钱去搞遍所有那些穿超短裙的女人，红的，绿的，白的，虚情假意的，感恩报德的，以至现在的，将来的，哭的，笑的，甚至不哭不笑掩面而立的，一句话，统统的搞。如果钱反来复去都在我手里，这人生舞台就热闹了。然而很快，这种飘来飘去的幻想旋即伴随我来到了街的尽头，接着，妻子就把我悄然引进了一大片茂密葱郁的樟树林，在鸟儿四起的惊扰声中，我俩东拐西拐，不知不觉就踩踏在了一条鞭似的石板路上，沿着它，一直向前，胡里湖涂不知怎么就置身到了一栋白色的大楼里。我立即断定这座大楼的功能绝不一般。事实上，定睛一看，才知道它是一座设备先进的巨大医院。恐怕很早以前它就是一座医院了。
木桶似的大楼。医院。白色的墙。腥味。在二楼抑或三楼，走过去，倒一个拐，迎面就伫立一间双扇门的病房，里面大约有六七张床位，每个床位都有它轮换平凡的主人。跟着，我就本能的把眼光投在了靠着窗栏沉醉的那张洁白的空床上，妻子迅速指着它，就是这张床，她说这就是她的床。她的声音像儿童摇玩在手中的铜铃，使周围病床上的人都弓坐起了身，个个儿的脸色都像蜡铸似的，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病人，个别的还在跟我点头招呼，妻子也没有给我一一介绍，所以我很快就把他们忘了。这时，一位高大的男医生踏着哀乐般的步伐从过道深处走了进来，恰好与我妻正面相迎，他手拿听诊器结果就是来找我妻子的。他叫她立马就去检查室，并且带上昨天或前天出来的那份化验报告，说完，他旋转着身，又应付似地挨个去询问所有的病人，平和而简单的语气使周围频频传来“好的”，“还可以”，“马马虎虎”之类的应答。于是，妻子就用手腕撞击我的背，从后悄然细语地说“就是他。”什么他啊他的，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说这就是那天晚上在梦中她不知怎么把他跟卢梭搅混在一堆的那位医生。哦，医生，卢梭，等我反过来，哦，卢梭，医生，我似乎太熟悉，哦哦，我应答着，仿佛哦声就是突然飞响在耳畔的那一阵枪声，清脆的。一个早晨。遥远而模糊。还有刚挤出的牛奶在等我去喝。哦，医生还站立在病房门口，显然他在等我们，快去吧，我不停地催促妻子，于是妻子挺身而出，旋即我就紧跟其后，刚进走廊，医生便侧过脸来，表情刷一变得严肃，他问我是什么人，我只好干脆说是她的丈夫。既然是丈夫，那就跟着来吧，他一边说，一边推开了拐角边的那扇门。事实上，对检查的结果，妻子好像并不清楚，她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对我眨眯着杏眼，还在微笑，一副轻松的样儿，反而使我对她的病情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和忧虑。过了一阵，医生终于走出来，神情端庄的朝病房那边指了指，意思是叫妻子先回去休息休息，接着又拍了拍我的肩，要我单独留下，等妻子一走，他就转身把我请进了一间明亮的空屋。这是他的办公室。里面的空气好多了，全没有楼道里的那种福尔吗啉药腥味。接着，在桌子的对面，他就以低沉、缓慢和悠扬的声调向我详细叙述了妻子的病情，以至于它的危险，它的严重，它的无药可救，要我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并且还要沉得住气，千万不能在她面前哀声叹气的流露出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不然我有资格去做这么一个女人的丈夫就纯属婚配史上的一个谬误。何况这还是考验我这个男人大丈夫的紧要关头。说着，医生一顿，转而喝了一杯水，顺势高叹了一声，之后就问我们有没有小孩。我说都快四岁了。于是，他神情忧郁地说，那么总之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遗憾。沉默覆盖下来，我开始纳闷这个所谓的遗憾究竟是来自多余的小孩，还是妻子的病情，在我正想同他就这一可怕的话题继续深入下去的当儿，不料另一个病房传来的紧急呼救旋即就把他叫走了。眼前的灯光突然熄灭。我感到非常茫然。这种滋味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充分体味出它的低沉、缓慢和悠扬。
是的，在一个期待中，我把所有将来和遥远的希望全都集中和寄托在了那位医生的身上，这已不言而喻。何况我信赖他，一看样子我就信赖他，的确，他又生得很不一般：高大，魁梧，棒腰，红脸，眼睛凹陷，炯炯有神，光芒袭人，而且他还年富力强，顶多四十岁左右，一个不惑之年，正好具有一双妙手回春的魔法般的巧手，要不，他也决不会如此幸运的就被安排在这种级别和规格的医院里担当什么主治医师。尤其是他刀削一样的鼻梁，不礼貌地说，简直就不像我们这个种族正宗遗传下来的那种趋于四平八稳的形状，反倒有点像个不伦不类的混血儿，其实，晃眼看，他还真有点像卢梭，或者说真有点像卢梭的孪生弟兄，这种比喻都不会引起多大的歧义。可见妻子的那个梦也不无道理。更何况外国人还那么相像，在我看来几乎就没啥区别。或许他的祖宗没准就是从那边偷渡过来的，如果我跟他混熟了，我肯定会真诚的建议他跑回老家去查翻一下家谱，没准当真能从中意外的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我现在还跟他并不熟，我担心如果冒冒失失真会引起他的不快，因而这个有趣的建议就没再向他提起，也不敢向他提起。他那么威严，总是马不停蹄地在病房与病房之间穿来穿去，又紧张又繁忙，那种时候拿任何跟病人无关痛痒的话题去打搅他，无疑就是对病人的漠视，说得严重一点，都会给病人重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灾难，直到带来雪上加霜的死亡。再说，那种时候他肯定会大为光火，而且愤怒，光凭难看的脸色也会把你搞得自讨没趣。更何况，在医院里他都一直穿着白大褂，这种工作的神秘性实际上就包含有一种力挽狂澜的魔力，或者说象征，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一有病就动不动去医院投宿的道理。倘若他走出医院，脱下白大褂，或者说下班了，回到家中，换上另一种式样的蓝大褂或灰大褂，抑或是黄白相间的风衣，踩着碎步，从卧室疲倦地走入饭厅，那在墙上晃动的宽阔背影恍恍惚惚就在饭桌前缩小得很像一只弓弯起身的猫，或者，如果我愿意，其实我很不愿意，说穿了，还真有点像我不愿随便提及的那个神秘的老家伙王魁。只不过他的头发没有王魁那么灰白。但他终归要灰白，况且，那是一种光景，那光景如此的昏暗，简直就像七月的某个傍晚，雷雨过后，窗外复又回荡起了那种低沉、缓慢和悠扬的琴弦。那可是怎样的琴弦！
约莫黄昏，大概只有七点，空中铺排起的颜色和云朵不像从前那样令人心旷神怡，相反，而是绿得惨红。与此同时，我妻子正好昏迷在病榻上，脑袋瓜儿早已被呜呜叫的电剃刀修剃得精光，如果摇晃起圆不隆冬的头，不说话，她反而像一个和尚似的小男孩，反而不像我的妻子，但归根到底她又的确是我妻子。透明的黄色输液管蜿蜓地伸摸进被窝，不动声色的针头跟她手颈处的静脉血管牢固地焊接在了一起，于是，悬空倒挂下来的药瓶中的白水水就开始你追我赶地朝下滴，它的速度低沉、缓慢而悠扬。这是流入她体内的音乐，因而，她还有希望，对此，我也充满了希望。尽管这希望后来变得那么短促，以至于不堪一击，但毕竟这希望在当时还给了我某种生的乐趣。然而，人工会诊和器械测试的结果进一步证明，我妻子脑壳里装有一个恶性肿瘤，而并不是我们当初所幻想的第二次肚皮怀孕。她好久都没有来月经了，月经就是来潮，潮是红的，一股股，一滴滴，像扭开的水龙头，飞溅激越的血，淤血、污血、废血、臭血，总而言之，她再也排不出那种机械性的血了。于是，她周身发冷，左手打抖，口齿一夜之间就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我把悬吊起的耳轮整个塞进她的口中也很难辨清她究竟要对我说些什么，即使我转过头去对她说些什么什么，转背她就全部忘掉了。她猛然对我远得生疏，近得可怕。眨眨眼，她的病情就危急得相当于一个正规集团军对七八个游击散兵的全面围歼。无巧不成书。然而，接着几天之后，当我还没有从旧的一轮恶梦中回过神来，又被新来的一轮恶梦挤压得扁扁的，于是乎，妻子的脑瘤又很快派生出一种所谓的淋疤癌，而且癌细胞蹦蹦跳跳，旋却就遍布了全身，致使她没日没夜的上吐下泻，一下就彻底垮了。我不明白她年纪轻轻怎么就会有那么多恶毒的病魔来纠缠她，而且偏偏就筛选中了她，单从她短暂的人生经历，我实在看不出她能给世界人民带来什么不好的东西，殊不知她还是真正的好女人，好啊好，真的好，好得几乎近天使。于是，我苦于无奈，只好带着无究多的或者地球一样庞大的困惑和忧虑，在一个深夜偷摸回屋，悄然拉开了她的抽屉。我记得她曾经在天生桥的一家印刷社打印过一本十六开大小、用蓝色封皮装订起来的家谱。转而，在没有完全熟透的果子般的电灯泡下，我终于得知她的血统来源于一个非常庞杂而富有的家族。难怪她的父亲四岁时就被送进私熟念书。直到解放这个家族才被瓦解和驱散，其中的成员有的被枪毙，有的逃到了台湾，甚至美英法国，并且有一个叔叔还滞留在泰国曼谷经营起了一家皮货店，至今还同她家的什么前辈保持着远距离的深入联系，其余的全都杳无音讯。据说，她的爷爷抑或祖祖曾经是天生桥这一带最为显赫的财主，那个时候天生桥还不是一条城市的街道，而仅仅是不个不香不臭的小镇，即使如此，在她祖先们的眼里，天生桥无论如何都比世界要大。事实上，她祖祖抑或爷爷的性格都有点儿暴戾，动辄就激动，来不来就喜欢把大事化小，然后又把小事化大，但其内心却十分坚定，而且很勤奋，所有的家业都是他一手干出来的，自然最后也就成了非常大的地主，并且是地主当中的铁马精英。如此一来，所有的女人自然都像鸟儿一样扑向他，而且每时每刻他也离不开女人，总是前呼后拥，更何况他当时还有效的操纵着天生桥所有春楼的百分之八十。这样看来，我越看越怕，只好暗自庆幸我没有机会生活在五十年前，不然我的性命就会操在他的手里，依我这种拈花惹草的习性，他不亲手把我宰了，也会派个杀手把我干掉，如果那个时候我真是他们家族的上门女婿。何况老一辈的人只允许自己放浪形骸，也决不肯眼巴巴的看到晚辈们照此去仿效，他们没有后辈人的这种宽容。毫无疑问，当初流传在天生桥的有关她爷爷抑或祖祖的花花趣事尚有很多，几乎上两辈的女人，只要是女人，倘若一直是在天生桥生活下来的，没有一个可以说不保留有一段与他们家族历史有关的隐秘故事。可惜那个年代的女人们没有一个能存活至今，不然，对天生桥的发言权甚或指挥权就轮不到政府，或者说，要想随便修改对天生桥的发展规划，即使政府也要屈尊去向她讨教，尽管她对发展之类的什么都不懂。然而不讨教又是不对的。更何况政府又总是对的。
白色的大楼。绿色过道。酒精炉。消毒器。葡萄糖输液瓶。煞白的日光灯。我妻子在做完脑瘤切除术后又继续昏迷了一周。她醒来的时候不会说话，只会笑，但又笑中无声，笑得勉强，然而看得出她是在笑。那位医生随时都会踏着击鼓似的脚步转进屋来察看她的病情，他的认真，祥和，一丝不敬的神情都使我非常感动，无疑，妻子也很感动，只要一看见他来了，她都会情不自禁地微笑，然后始终都会以一种急切和希翼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他的面颊、额头和深凹下去的眼睛。哪怕她当时处在昏睡中，只要传来那位医生的声音，有时竟连我都还没有察觉出那种声音，她却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听到了他的声音，于是她的整个身体就开始不停地颤抖和撕裂，仿佛那声音是一股击穿脊背的电流，直接点燃了沉睡在她脉膊里的火花。这样，在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或者傍晚，那些日子，早晨和傍晚又是分不清的，妻子支抑在床头，模模糊糊地告诉我她对那位医生的声音很熟悉，仿佛直接来自她的体内，一种宽厚圆润的男中音，像一首延绵在草原上的情歌，低沉、缓慢、悠扬，并且每时每刻都能直接点燃她瘫睡中的性，一到这种时候她的脸就会迅速发烫，而且引起周身发烫，她想不到她还会发烫，这烫多么美好，如果能继续烫下去，那该有多好。接着，面对妻子死灰复燃、光采四溢的面孔，我又闪电般地想起了很久以前的那个晚上她和卢梭见面时的情景，她的快嘴快舌致使卢梭最后也不得不以异样的目光去直视她，转而，她的脸就像她说的那样发红了，不，是发烫了。后来，她和那位令人尊敬的医生在病房里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接触，那是一种使我妻子充满幻觉的接触，以至于这幻觉就是情歌，变得越来越低沉、缓慢而悠扬。坦率地说，我似乎还能理解这种东西，更何况对人的真情。我的妻子，还有那位医生，请你们正面凝视我，尽量把我想像得高大一点，辉煌一点，那样，我们就一起啊吧，啊！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是独自一人跑到天生桥背后的山坳里愣坐半天，在那儿，我能更加清晰地听到火车头和车轮的轰鸣声，尖利的汽笛声和远处街上沿路叫卖的摇铃声，过了一阵，在任何声音都消失后，我又返身跑回到出发点，从那儿开始，又继续在街上走，在街上走，在一片白茫茫的日光下，走过脸色阴郁的人群，迅速淹没在一股凄凉和荒芜的情绪中，对前景变得毫无信心。除此而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去医院陪伴妻子，她的病情不好，但她的生活信心显然比我都要充足，总是笑吟吟的，于是，在这种情形下，我还得抽空给她念几首普拉斯的诗或艾略特的四重奏，偶尔停下来休息一会，听久了她很吃力，那样我就去给她倒水喂药，间或削个苹果什么的，这种时候如果我们是个背景或者是远景，在人看来那种状态无疑就非常抒情。我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拌一下嘴，有时甚至还闹得极不愉快。那种情景没有了。我又重新给她念诗，她支靠在床头，脸色苍白，虚弱，眼光忧郁明亮，好像在充满激情地听，然而惭惭地，眼帘就垂落下来，很快，就完全合闭上了，似听非听的。这个时候我对她突然变得十分的宽容和顺从，好像只有深入到了这种白色的边缘地带，人的心灵的车厢中才能容纳下更多的乘客，不管那乘客是你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统统都能通过你的车厢去到他们的目的地。以前我没有这种领悟，现在有了，在那幢白色的大楼里，在她的身边，一种低沉、缓慢和悠扬的体内音乐会给我带来这么一种感受，这感受近看是车厢，远看却是一个庞大的球。
实际上，没过多久，病房就迅速冷落下来。窗外下起了雪，纷纷扬扬，一夜之间，银色遍地。妻子的病情始终不见大的好转，稳定了又复发，复发之后又稳定，如此反反复复，早已搞得我精疲力竭，面如土灰。况且，这样的波动更不知要拖到何时，我一性急，便跑去问那医生，他开始闪烁其词，尽量把话往别处引，生怕我万念俱灰，但最终又赖不过我的纠缠，他就只好建议我回去自个儿查看一下这方面的书籍。于是，我就拐弯抹角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了几本不同版式的《医科辞典》，从中很快就查找到了“胶质瘤”这一条目，而从不同的解说比较来看，得出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这就是说，此瘤分良性恶性两种，前者尚可保命，后者却命如死灰，至多地捱不过半年。然而，从脑切片的结果看，我妻子恰恰得的就是恶性胶质瘤。这一下来得陡，当头一棒打得我云里雾里，声嘶力竭的嚎啕大哭，一天天，一夜夜，转瞬就把我的脸吹得像一只皱巴巴的大皮球。于是，从梦里到梦里，一天早晨我就耷拉起头，牵领着刚满四岁的儿子，胖乎乎地走进了那幢白色的大楼。进房之前，还在绿色的走廊上，好像是这样，儿子执意要送给妈妈一束鲜花，我说这儿没有鲜花，他说去买鲜花，接着我们就只好从楼里倒转出来，在外逛了很久，才在天生桥的一家鲜花店里买到了一大棒火红的玫瑰，儿子神采飞扬地把它拥抱在胸前，紧跟我身后，也许是我紧跟在他的身后，反正我们一前一后踏进了病房，然而病房却空荡荡，没有声息，再往里走，只见那位医生正在勾身给我妻子测量体温，每天三次，她的体温明显下降，神色也趋于正常。看见我们来了，妻子当然高兴，随即就从热烘烘的被窝里腾出手来，猛一把将儿子搂过去，接过鲜花，吻过脸蛋，转而就反来复去的在儿子秋菊一样光滑白嫩的前额上狠狠地亲吻，过了好久才抬起了头来望着我，眼睛一时黑亮得像刚挖出的煤块，恨不得也在我的脸上烧烙出两个火辣辣的窟窿。于是我问她怎么样，她点点头，说还好，有医生在，用不着操心，“当然，”我说，“他真是个好医生。”这时，看看窗外，白茫茫的一片，还在下雪。快过年了。是的，快过年了，妻子倒换了一下话题，从床上撑坐起腰来，好像在央求我们再陪她玩一回牌。她很想玩一玩牌，我不知怎么个玩法，何况房间里只有我们三个大人，玩起牌来无疑缺少一种应有的平衡。妻子显得纳闷，问我怎么只有三个人，还有儿子，把他加进来，至少他可以占个角色，迟早他都是一个角色，事实上有了儿子也就不缺少什么平衡，何况变化无常的纸牌中还埋藏着那么多命运的秘密。于是，我们听了她的知，凑拢来玩牌，四个点位时而响起啧怪声，时而又响起喝彩声，玩得尽心尽兴，几乎忘掉了时间。尽管外面还在下雪，天色暗了下来，病房里的灯都亮了，妻子却相当高兴，自个儿在一旁狂喜般地呼叫着，下吧，让它全面地下，下个够，白雪深处是土地，土地当中有种子，种子的生命仍无限。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有力，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听起来总是那么低沉，缓慢而悠扬。她的声音。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自从妻子住进医院，她的病情就像长江黄河突然爆发了百年不遇的洪水，迅速地惊动了周围邻里。人们纷纷赶来医院探望，从早到晚，一时间络绎不绝。即使妻子不太习惯这种陌生的亲近方式，但来看望她的人依然有增无减，以至于病床旁的矮柜上，以及沿墙的空地上，到外都摆满了人们送来的时令水果和各种各样的瓶装滋补品，还有一茬茬怒放盛开的鲜花，搞得我和妻子很多时候都非常难堪，无言以对。好象人们以前又不是这样的。面对死亡和灾难，人的善意会猛然拥挤到一堆，我不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人间残留的温暖对妻子来说几乎转瞬即逝，但毕竟她感受强烈，不然她不会总是热泪盈眶，默默地遥望着每个傍晚中的天空，遥望着那些飘来飘去的云，仿佛要从那儿伸出一只手，恳求你伸出一只手，然后手拉手，一起走向远方，灿烂的，无悔的，每一个夜晚，甚至在房间，人情如花香，让它缭绕铺盖到所有的床头。于是，在俯拾即是的玫瑰花般的香气中，我很快就看见一个人悄然羞赧地走进了病房，那绝对是个女人，她模糊晃动的背影我似曾熟悉。而事实上，一旦她转过脸来，我对她就太熟悉了，妻子的同事，不仅如此，她和妻子还是彼此熟透了的同事。但她俩现在又不怎么往来了，好像她俩之间有过一段不太愉快的经历。大约就是一年前的那一次，可惜所里只分配给了她们科室一个高工职称的名额，然而，即使论资排辈还是业务水平，我妻子显然都要比她高出很大一截。稳操胜券对我妻子来说本应是情理中的事儿，但结果却偏偏出人意料，结果反倒是她上了，理由似乎非常简单，在所里她的上进心的确空前绝后，而且还紧锣密鼓的靠拢组织。其实，说穿了，所谓靠拢组织就是靠拢某个人或某派人，更何况她跟所里的大头头关系至深，那都说不清，有时还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殊不知那就是一切，这就是现实，不学一招又不行，不然我妻了就不会吃那么大的亏。好在妻子很能调整自己，即使愤怒、不安和闷声闷气的使弄脾气，那也只是几天的工夫，接着就以平常心来对待一切了。老实说，那时那个妇人在我眼里不很光彩，我也不想再见到她，但现在又见到她了，她正在病房里，在我的印象中她的身材本来很苗条，像攀枝舞弄的蛇，修长修长，但不知怎么一穿上虚假的羽绒衣，她似乎就变得非常臃肿了。如果语言的修饰法允许相互矛盾的话，她的实际身高肯定应该比穿着的冬服要高大得多而且要厚重得多，她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显得迟缓、呆板，像一副上了蜡的假面具，一个不会说话的模特。尽管如此，对她的到来以及从她修长的身段蜿蜒地从桔红色的羽绒服中流淌出来的那种低沉、缓慢和悠扬的韵律，依然使我感动不已。于是，我请她坐，我的声音可能惊动了妻子，她在床上扭动了一下，吃力地把手伸出被窝，似乎也迷迷糊糊感觉到了她的到来，显然，她想拉住她的手，意思也是让她坐下，之后，她们就真的手拉着了手，默默地，不再言语。这时，窗外还在下雪，雪是白色的，白得来就像病房里的床单，就像妻子那惨白的脸孔，以及旋转飞扬的薄冰一样的魔镜，它在墙上的反光和透视，旋即就把拥挤的人流成倍地往里填塞，于是，膨胀，重叠，泛滥，转瞬整个病房就挤得来水泄不通，并且个个都扒掉了衣服，一骨碌的还原到了真实的黄金般的肉体。那位男医生手拿听诊器在里面挤来挤去，而且汗流满面地大声嚷嚷，不知他都嚷些什么，但他的形象又总是那么高大，致使整个病房和医院的体积转眼就迅速缩小成了他白大褂上的一颗黑钮扣，或者说，整个病房甚至医院的主体大楼立即简化成了拿在他手中的那根银光夺日的体温剂。他正在给妻子测试体温，妻子的体温从此以后就停留在四十度左右。当然，无论怎样都不会超过五十度，要不，妻子就不再是妻子，而很有可能就是莫高窟沙漠中的一颗闪闪发亮的石头，那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
时光一晃，该到的全到了。那天又是我的生日，我竟不明白我哪来那么多的生日，三十五前和三十五前后，现在又来到了第三十九个年头，同样的一个七月，河边刮来的风是热的。而病房里的空调使人始终错觉到时光依然停留在春天抑或秋天。这种感觉使我不但不觉得有任何的舒适惬意，反而觉得房间一旦安上空调就无异于把活人送进了冰棺里，我对空调太不适应了。况且，妻子还在病床上一直昏迷，过了几天，这会儿才仿佛有了些动静，她在嘟嘟嚷嚷地说些什么，像梦呓，但又不是梦呓，我俯下头，凑过身去，直到她半睁开眼睛，我才明白她的意思是托我替她去街上给我买一份生日蛋糕，就等于是她买的，她竟还记得我的生日！于是，我点头头，已无话可说，一边掉着泪，一边就磨磨蹭蹭的往后退，她看着我往后退，微笑着，那么轻，然而又那么重。直到我绕出病房，她那笑还跟着我，使我双腿疲软沉重。转而我就朦朦胧胧地穿行在了天生桥那条仿佛走不到尽头的大街上，在一个拐角处，我好像迷了路，在那儿转悠了很久，而事实上我又没有迷路，我清楚该往哪个方向走，但我又不知怎么老是停留踏步在那儿，脑袋里猛然飘来一幅幅画面，其中依次出现了卢梭、王魁、我的母亲和父亲，以及王魁的老婆和那位医生，还有我妻子的笑容甚至于那位一时变得寡言的女人，然而，当我刚好把一根绳子拧成结，将他们一个个连接起来的时候，我妻子就突然而平静地死在了那幢白色的大楼里，以至于我的生日蛋糕还没能吃上一口，她就真的死了。瞬息，病房里寂静无声，旋即就响起了一片恸哭。接着，天一亮，我们就惊天动地的为她送葬。单位派来了车。那天去了很多人，居然有许多我都不认识。无疑，那位身材苗条的女人当然也来了，她穿着长长的黑丝裙，胸前别了一朵白花，早已静静地端坐在灵柩车的前排，一动不动，恰似一尊搬不动的蜡像，而唯独那朵白花还随风飘动在她隆起的左乳峰上，那么萧条，那么忧伤。送葬的队伍源源不断，低沉、缓慢和悠扬的气流伴随着我们进行，一直行进。
后来，我并没有把妻子的骨灰撒向大江大河，与其说她属于大江大河，更不如说她属于土地，她需要开花，结果，需要肥沃，树枝。因而，我最终把她的骨灰安埋在了缙云山下我母亲的坟堆旁。松树成阴，野花遍地，鸟雀飞来飞去地哀鸣，它低沉、缓慢和悠扬。我和那位医生在这个新垒起的正散发出泥土清香的坟堆前悲壮地伫立了很久。回来的路上，低矮的空中突然压来一大片乌云，随即雷鸣电闪，猛地下起了暴雨，简直铺天盖地，所有的道路顷刻就被猛烈的雨水淹没成了一片黄色的汪洋。医生自告奋勇地走在前面探路，宽大的衣袖来回掀动，我叫他小心，一叫他小心，他反而就不小心，身子一歪，猛一下子就把我拽进了一个类如粪池的水坑中，我拼命挣扎，扑打，搅得满池的泥水像天女散花。旋即，一股恶臭熏鼻而来，对直将我从梦中呛醒。于是，我这才猛然发觉是儿子熟睡在身边，正张开一个空洞的臭嘴对准我的鼻孔呼哧哧地出气。
1996年8月于青城山下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