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戈尔巴乔夫（下）
中国到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笔者认为除了从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去寻找根源之外，还应从中共本身去寻找根源。
中国是一个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国家，从夏商时代起，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滿清于1911年被辛亥革命推翻为止的约四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一个先是王权后来是皇权不受制约的国家。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起，到满清被推翻时止，中国虽历经了多个朝代，其间除了三国和五胡十六国时代出现过分裂状态之外，一直被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朝严密地统治着，因此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严密的、服务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朝统治者的、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理论、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各时代的封建皇朝，都通过极其残暴的手段及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注：1]，強制向民众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灌输这些东西，以对民众和士大夫们进行洗脑及奴化教育，控制他们的思想，以扼杀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性和反抗精神。
此外占中华民族绝大部份的汉族人一直没有自己的宗教，也就没有自己的信仰。中国本土的所谓儒教、道教严格地讲也算不上是一种宗教。儒教的孔孟之道实际上不过是服务于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一种学术理论；道教不过是一个沉缅于通过炼丹、男女双修…以寻求长生不老、在民间装神弄鬼以获取或骗取钱财维持生计的一些民间人士组成的松散的民间组织。它们都没有明确的符合人性及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信仰、完整的教义和像犹太教的旧约圣经、基督教的新约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以及佛教的多种佛经那样，阐述他们的信仰和行为准则的经典。
自东汉初年起，佛教传入中国至今已将近两千年，时至今日在中国已成为流传最为广泛的宗教。佛教虽然也宣扬慈悲、与人为善，但它也宣扬脱离尘世、隐忍人世的苦难（包括遭遇的不公与所受的欺压）、生命的轮回、善恶的报应。让信众隐忍今世的苦难、不公与遭受的欺压，以求得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和轮回到美好的来生。这对于稳定高度集权的中国封建皇朝的统治十分有利，所以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都得到封建统治者们的青睐。他们利用佛教来消除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忍受他们的欺压、奴役和盘剥。所以说佛教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要大于它的积极作用。
两千多年高度中央集权的、残酷的封建皇权统治，和为它服务的封建礼教、封建文化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已经把中国民众的创造性、进取精神、反抗精神扼杀殆尽，至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概念，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届封建王朝臣民的头脑中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尽管曾经有人也提出过“民为贵，君为轻”、“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有点“平等”色彩的主张，也不过是些骗人的鬼话，说说而已，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哪个皇帝把它当真实行过。
中国只有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至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前的这短暂的三十八年内，此时中国民众虽然仍然生治在贫穷与战乱之中，但中国民众的思想、文化、观念却从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严酷统治的桎梏之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封建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反省。大量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艺著作，几乎不受制约地涌进了中国，并广泛为中国一心希望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精英和先进民众所接受。这其中不仅有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宪政的先进思想文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财产这样的异端邪说。
面对中国贫穷落后，又备受列強欺压的现状，一心救国救民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正处于救国无门的苦闷与彷徨之中，此时马克思主义以它那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遥远的美景，在苏俄金钱的支持之下，使他们产生错觉，误以为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像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真心误认为共产主义能救中国，而投身到共产主义革命的。
然而有更多的带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奴隶主义思想的半知识份子们[注：2]，诸如：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这一类人，他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研究，他们看中的是这个学说对共产主义美好远景的描绘、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全民公有制，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苦大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欺骗性；它的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他们发动民众起来造反，实现自已打江山、坐天下的梦想的理论依据和有力工具。
这些人因为没有宗教信仰，对普世价值观、民主宪政不是一无所知，便是不屑一顾，因而他们不知道敬畏，也就没有什么他们认为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只要对他们有利，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违反天理、人伦、道德、良知、传统、法律的事，他们都做得出来。这些人和前面谈到的那些真心误以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的，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前者是为了救国救民；后者是为了打天下、坐江山），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操纵和金钱的支持之下走到了一起，在1921年7月1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注：3].
这个党从它成立起直至今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争夺领导权的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内斗。那些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目的参加这个党的知识精英们，或是在党内斗争中被排挤出党；或是因认清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而退出该党；或是因认清了中共党内领导层的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不堪与之为伍而自动退出该党。剩下来并进入领导阶层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那些在不停的你死我活的内斗中“脱颖而出”的最阴险狡诈、最厚颜无耻、最心狠手辣的人。毛、刘、林、周、邓、陈…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就是这些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手上没有沾满中国民众的鲜血，和那些在他们彼此的内斗中失败了的他们的“同志”们的鲜血。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苏俄的金钱和物资支援下，先通过武装暴动进行武装割据建立伪苏维埃政权，再通过“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不顾民众死活发动的所谓“解放战争”，用极其卑鄙无耻的欺诈骗得民众的支持、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以一千数百万人的死亡为代价，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起一个有中国传统的奴隶封建主义与马恩列斯的共产主义相结合的共产极权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政权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各种政治运动、强制性的马恩列斯毛共产极权教条的灌输、洗脑和对真相的隐瞒、歪曲、欺骗來彻底清除在民国短暂的三十八年时间内刚刚开始进入民众，特别是知识精英们头脑中的人格尊严、民主自由思想、普世价值观。并极力恢复和强化在辛亥革命后已被动摇了的，在中国民众和知识精英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对最高统治者的敬畏、崇拜与盲从以及奴隷封建主义思想和奴性。
“解放”后毛和中共的残暴统治，垄断人们生存所需一切资源的统治方式，以及没有间断过的政治运动，几乎彻底击碎了中国知识精英们本就十分脆弱的脊梁。使他们沦落为一群为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和御用工具而互相争斗、互相揭发、互相丑化，有时甚至不惜往自已头上自泼脏水以取悦于毛和中共当局的人。他们希望以此避免自已和家人被捲进毛和中共这架吞噬了无数人性命的绞肉机。在这群可怜的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中，只有张东蓀、储安平、林昭…等寥寥数人在经受住了毛和中共对知识精英们的沉重打击之后，仍能傲然挺立他们那宁折不弯的高贵脊梁，他们是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光辉典范。然而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少，并且都被无声无息地迫害致死。直到今天他们的英名和光辉事迹才慢慢为世人所知晓。由此看出，在“解放”前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完全没有可能进入中共领导层，更没有人能成为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顶多只会出现几个因出卖自已的灵魂被毛和中共赏识，而被授予有职无权的官职，被毛和中共当作其“多党合作”和“民主”厨窗里的花瓶，以供毛和中共在“人大”、“政协”会上和外宾面前拿出来展示。诸如：郭沫若、黄炎倍、史良、吴唅…等人便是他们的代表。
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在斯大林死后幡然悔悟，从一个斯大林的帮凶和屠杀乌克兰人的刽子手，转而成为前苏联甚至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政治经济改革的先驱，是因为残存在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东正教信仰、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和民主意识，在斯大林的凶恶摧残、压制突然失去之后，便很快苏醒了过来。所以前苏联斯大林死后出现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者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的。
而以没有信仰的以汉族为主的大陆中国人，历经两千二百多年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的残酷而严密的统治和封建礼教、封建奴隶文化、封建奴隶伦理道德观念的灌输，再加上“解放”后毛和中共数十年比中国历代封建皇朝更严密、更残酷的统治对人性、人的尊严、文化、思想的摧残，以及对民众数十年马恩列斯毛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洗脑、对真像的隐瞞、歪曲和欺骗，已经把中国民众的人性、良知、独立思考能力、反抗精神、创造性几乎扼杀殆尽。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与世界上同时代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已十分严密、十分残酷，但到了民不聊生，危及民众自己的生存时，还是有人敢于起来造反、起义。虽大都被封建统治者镇压下去了，但也不乏因此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先例。然而到了毛和中共统治时代民众被暴力压制、灌输洗脑和隐瞞欺骗改造成了一群即使到了危及自已生命的时候都不敢起来反抗的不可思议的奴隶。
在上世纪1959年━1961年那场因人为的原因饿死四千多万人的大饥荒中，在中国大陆汉族人聚居的地区，不仅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抗毛和中共残暴统治的造反、起义，就连许多即将饿死的农民，面对近在咫尺的装滿粮食的国家仓库，都不敢去把仓库中的粮食抢出来维持自已即将死去的生命，而宁愿静静地躺在家里等待死亡的降临。难怪连刘少奇知道后都要“惊叹”道：“这是多好的人民啊！”如此“好”的一大群没有信仰、没有人格尊严、连奴隷都不如的“人民”中能产生马林科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吗？更不用说产生戈尔巴乔夫了。
然而“解放”后，特别是大饥荒时代，反抗毛和中共共产极权暴政的较具规模的造反起义，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则时有发生，如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西藏、青海、四川的藏族人，宁夏、云南的回族人都发生过许多起造反起义[注：4]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这些边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代中央集权皇朝严酷统治鞭长莫及的地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受中原地区的封建文化、封建伦理道德、奴化教育的影响较小。他们源自本能的对自由的向往和反抗精神尚未被历代封建统治和中共当局扼杀殆尽。所以当他们遇到不公或遭受欺压时就敢于起来反抗。另外一方面是这些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已的宗教信仰，因而都有着因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形成的不可逾越的道德、正义底线。因为有自已传统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较难接受马恩列斯毛的共产极权教条的灌输。宗教组织、宗教活动也使这些少数民族较易团结在一起进行较具规模的造反起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为了争夺领导权就处在不停地以各种名义（诸如：特务、内奸、叛徒、AB团、托派、阶级异已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进行内斗、清洗、互相残杀之中。那些良知尚存、有救国救民思想、有献身精神、有独立思想、品德高尚的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早已在中共历次的内斗、清洗之中被斩杀殆尽；或是自动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像陈独秀、李达、龚楚…等），剩下来就是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类没有信仰（他们虽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蒙骗民众，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它）、滿脑子封建皇权思想、为达目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阴险狡诈、凶残无比、敢于蔑视、践踏人类所珍视的所有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不受任何人类公认的道德、传统、法律的约束的人渣。在这样一群人渣之中，完全不可能产生一个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伟人。
看一看面对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层的反应，就与前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以及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的反应截然相反。这些共产党、工人党都一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对苏联民众犯下的滔天罪行。马列主义及斯大林式共产极权体制也引起它们的反感与反思。而毛本身搞的就是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中共搞的就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式共产极权体制。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共产极权体制，在毛看来就是反对对毛的个人崇拜，就是反对他和中共的毛氏封建奴隶共产极权体制。所以毛和中共组织党内御用文人们，按毛的旨意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为斯大林招魂，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他的成绩是巨大的，错误是次要的；充分肯定斯大林式共产极权体制的“丰功伟绩”。并公开提出要反修正主义（暗指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改革）。
在波兹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不是和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一样从斯大林式共产极权体制上去进行反思、反省。居然凶像毕露地公开宣称之所以发生波、匈事件是因为：“东欧这些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还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结果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因为在这两次事件中波兰和匈牙利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尽管毛和中共在“解放”后通过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杀掉了四百多万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其中包括许多知识份子）；通过这些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已经把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头脑中本来就不多的西方价值观念、人格尊严和反抗精神几乎摧毁殆尽。但毛认为自已做得还不够彻底，他对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仍然不放心，仍然担心他们会像波、匈的知识份子、大学生那样“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
毛和刘、周、邓…等人密谋，先于1957年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装出一副开明的样子。接着又以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帮党整风为名，鼓动、诱骗“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大学生、底层干部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绝大多数“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大学生和普通干部不知是计。他们真心以为毛和中共真正从波、匈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要改进自已的工作作风、缓和党群关系，以防止重蹈波、匈的覆辙。他们通过写大字报、在鸣放会上发言，对各级党委的工作提出改进意见。开始许多人因领教过毛和中共反手为云复手为雨手段的厉害，而有所犹豫，迟迟不敢向党提意见。此时毛和中共通过他们掌控的报刊、杂志登载一些此较激进的鸣放意见，并不加以评论、批判，以进一步引诱“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大学生和普通干部大鸣大放。这一招确实有效，“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大学生、普通干部纷纷上当，他们的鸣放的意见有的也也渐趋尖锐。特别是一些在推翻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过程中，自认为劳苦功高的“民主党派”的高层领导和高级知识份子们，针对毛的独裁和中共的一党专制，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意见如：章伯钧、罗隆基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以替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也有的民主党派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储安平提出要改变（共产）党天下的现状、储安平还提出对于民主自由在国民党时代仅是多少的问题，而在“解放”后则是有无的问题…等。
到这一年的六月毛和中共一翻脸，指责这些被胁迫和诱骗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的人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他们借帮党整风为名，向党和党的领导、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早已预谋好的大规模“反右运动”。约四百万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识精英、大学生、普通干部甚至基层党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派们或被判刑送进监狱；或被送往农场、矿山劳教；或被留在本单位内管控制使用。这些“右派分子”中，真正因为看透了中共及其带有封建奴隶主义性质的共产极权体制的反动本质，借大鸣大放的机会而起来反对它的，除了储安平、罗隆基、谭天荣、林昭、葛佩琦…等很少数人之外，大都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对本单位党委提了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或因为被显积极的同事、同学所捡举揭发；或因不问政治一心念书成绩优秀；甚至纯粹为了凑数（因为各单位都分配了右派的指标，完不成指标，只好胡乱找些人来凑数）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解放”前和“解放”后至1957年反右前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各界精英，几乎都被反右运动一网打尽，这些被打成“右派份子”的各界精英们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已属不易，那里还有可能进入中共的领导层，并成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从“解放”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段时间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大学生们，他们没有经历过赫鲁晓夫式的“解冻”时期的启蒙；也没有经历过赫鲁晓夫式的政治经济改革，他们连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都要被当局冠以“收听敌台”的罪名而横遭批斗、劳教甚至判刑。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接触西方先进的文化、政治和价值观。他们从小到大都被迫接受马恩列斯毛的共产极权教条、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灌输和洗脑。他们从小就被各级学校，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被教育成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自已独立的价值标准的、只会从事某项文化、科学、技术工作的毛和中共的驯服工具。他们被教育成毛和中共这架共产极权绞肉机上一个个“永不生绣”的螺丝钉。这一代新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除极个别的之外，完全没有机会和可能像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那一代人那样觉醒，当然他们之中也就完全不可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即使有个别人因种种原因觉醒了，只要他一旦有所表示、有所行动，马上就会招来灭顶之灾，不是被劳教、被判刑、就是被处决，还要株连家人亲友[注：5]，他们怎么有可能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并成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呢。
此外，他们也没有遇到赫鲁晓夫式的领导干部提拔机制的改革。他们遇到的是中共封建帝王式的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所以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几乎完全没有可能进入中共的领导阶层，更没有机会和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至于“文化大革命”这十年（1966━1976）由于学校停办、停课闹革命。这一代的中学生、大学生们在他们长知识、形成自已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最关健的时期。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被白白地耗费在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他们连成为知识份子的机会都被毛和中共当局所剥夺。他们稚嫩的头脑被造反有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仇恨、反帝反修、马恩列斯毛的共产极权教条所腐蚀、毒害。使这些原本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成为中共权力内斗中任毛泽东随意驱使的走卒。他们被毛和中共毒害、被教唆成为一群无法无天、内心充满你死我活的“阶级仇恨”、“阶级斗争”、隨意践踏人类公认的良知、道德、传统和法律准则的狂暴的“红卫兵”。他们没有机会接受现代先进价值观念的启蒙，也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基础教育。他们之中只有极个别的，因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打倒他的政敌们而洩露出来的许多中共内部的机宻档案中，看到了中共及其共产极权体制的特权、内斗、腐败……，开始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极权体制的反思，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忧虑与思考。他们之中以长沙一中的杨曦光[注：5]较为有名，他在文革中所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在红卫兵和知青中流传甚广。但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像杨曦光这样已开始觉醒的人实在太少。尽管这些“红卫兵”中的一些有一定背景的人，在文革后期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而进大学；一些人在毛泽东死后恢复高考时，经“政审”合格后考入了大学。但这些人由于先天的基础知识不足，对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几乎一无所知。后期的大学教育仍缺乏公民意识、现代普世价值观的教育，仍着重培养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独立价值观的典型的各类知识工具。他们这一些人中的某些人曾借胡耀邦、赵紫阳的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东风，先后进入了中共的各级领导层，他们之中那些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者，即使在1978年之后的“对外开放”中接触到民主宪政、普世价值观；身在中共领导层更有机会洞悉中国共产极权体制的黑暗、残暴与腐败；也希望成为中国大陆的戈尔巴乔夫。他们也完全没有机会成为掌握党政军警及特务情报系统大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因为自毛死后经华国锋[注：7]短暂的掌权之后，从1977年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复出之后，中共的最高领导权就一直牢牢地掌控在手握军、警、特务、情报大权的、以邓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注：8]手中。这些满脑子封建奴隶主义思想、打江山坐天下思想、封建世袭思想和马恩列斯毛共产极权教条的元老们，都是中共党内连年不断的你死我活的内斗中剩下来的最卑鄙无耻、最阴险狡诈、最凶残冷酷、最不择手段的“极品”人物。他们把他们打下的江山当作他们的私产。他们掌握政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维护他们既得的特权利益，并使中共的独裁和他们的封建奴隶式共产极权政权由他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延续下去。他们漠视他们统治下的民众的生命、利益。他们蔑视民主宪政、普世价值。不仅他们之中不可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连他们在世的时候也绝不允许中共党内出现任何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
尽管邓上台之后，为了延续中共的封建奴隶主义式的共产极权统治，不顾党内许多元老的反对，采取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半市场化改革，其动机也仅仅是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和民众对中共的不满，使“文化大革命”后，已面临崩溃的中共的共产极权统冶能延续下去。以邓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拒绝任何有可能危及中共的封建奴隶共产极权统治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以邓为首的中共元老们因年龄太大不得不退居幕后时，他们仍然牢牢地掌握军、警、特、情系统大权至死也不肯放手。数十年血腥内斗的经验告诉他们，在共产极权体制中谁掌控了这些大权谁就掌控了一切。他们先后推上台的，名义上的中共一把手胡耀邦、赵紫阳，不过是他们手中可以随意操纵的木偶，一旦发现他们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有可能危及中共的独裁统治和中共统治集团的特权利益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不顾“党纪国法”将他们废黜，就像在1987年废黜在1986年反对武力镇压游行示威学生、并试图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胡耀邦；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废黜反对对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进行武装镇压的赵紫阳一样。所以说只要掌控军、警、特、情大权在手的以邓为首中共元老们在世，中国就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的可能。
到1997年随着邓小平的去世，元老们虽逐渐退出了中共的权力中心。但他们在死去或退出中共权力中心之前，早已把后事安排好，不仅指定了在“六四”事件时，表现出既心狠手辣又不露声色的江泽民当接班人；而且还隔代指定了那位在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时，敢于对和平游行示威的藏民痛下杀手的胡锦涛作江泽民的接班人。不仅如此，他们死前还让自己的、中共老干们的子女进入中共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型国企和金融机构，以期永保他们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这些人就是时下所说的“红二代”、“官二代”、“太子党”。江、胡二人本身并不具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生经历，因而也不具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改革思想和品格，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更何况即使他们本人想进行一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他们也不可能进行下去。因为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开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他除了具备因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改革打下的基础之外，苏联民众已开始觉醒，而且戈尔巴乔夫还有一批同时代成长起来、后来也和戈尔巴乔夫一样进入苏联各级领导层的志同道合的同志。戈尔巴乔夫要面对的改革阻力主要是那些享有众多特权的苏共老一代的高层官僚集团。而江、胡若要进行较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他们面对的阻力不仅来自中共高层特权官僚集团，他们还要面对势力更大、人数众多的，利用邓的半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机会，利用他们的父辈或自已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权力寻租而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的強大的“太子党”集团的抵制和反对[注：9].他们害怕一旦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他们不仅要失去他们从民众身上非法获取的巨大权力和财富，而且还害怕觉醒起来的民众追究他们的父、祖辈和他们自已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太子党”们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不断进行内斗，但他们在为维护“太子党”的特权、权力和巨大的经济利益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能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任何有损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何况江自已的子女也是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的“太子党”的成员。所以说江、胡二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的。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个强大的“太子党”阶层，而前苏联为何没有出现一个“太子党”阶层？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前苏联因没有经历中国这样长时间高度中央集权的、严宻的、残酷的封建皇权统治，前苏联民众的思想也没有像中国民众那样被一套完整的封建理论道德所朿缚、所奴化，前苏联民众（主要是知识精英们）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历经叶卡婕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就开始接受西方先进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啓蒙，时间长达二百余年，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植根于前苏联知识精英和许多普通民众心灵深处。因他们头脑中已接受的东正教信仰，与西方现代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有许多共通之处，而他们的头脑中又没有被中国那样多的封建礼教、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奴隶思想所充塞，因而他们较易接受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启蒙。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即使像斯大林[注：10]那样的独裁者、赫鲁晓夫那样的改革者、勃列日涅夫那样的倒行逆施者，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苏共其他高层领导，几乎没有一个有想过让自已的儿女当自已的接班人的最主要的原因。因而苏联根本就不存在“太子党”。
另一方面，中国长达两千二百多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已使得打天下坐江山的思想、封建世袭思想、封建奴隶思想、崇拜最高统治者、敬畏权威的思想牢牢地植根于中国民众的心灵深处，包括毛、林、刘、周、邓、陈…等中共领导层在内都概莫能外。他们生前都着意培养、提携自已的儿女、亲属充当他们的接班人，以期他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所以说在中国大陆的封建奴隶式共产极权统治之下，出现一个获取了大量政治权力和巨大经济利益的“太子党”集团是必然的，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这样一群红卫兵出身的“太子党”集团，为了确保他们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和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不受损害。潜藏在他们头脑中的“文革”思维方式、“红卫兵”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缺乏接触西方现代价值观和民主宪政的机会，有的虽有这种机会，或因他们头脑中那些封建奴隶主义意识、马恩列斯毛邓的共产极权教条早已根深蒂固；或因贪恋他们已获取的巨大特权和经济利益而对西方现代价值观和民主宪政加以抵制、拒绝[注：11].这决定了他们只会走毛、林、刘、周、邓、陈…反动僵化的老路，而绝不会走民主宪政、普世价值观念的新路。
到现在，中国大陆已进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太子党”们这一代人掌权的时代。这些人在在他们父辈的余荫之下或成为“工农兵学员”；或进入高校镀金之后，有的进入官场、有的进入军界、有的进入大型国企。这些老“红卫兵”们在他们形成自已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的关键时期，深受毛泽东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反帝反修、马恩列斯毛共产极权教条的毒害。他们滿脑子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滿脑子阶级仇恨、阶级斗争、他们无法无天、敢作任何伤天害理的事而不感到一丝一毫的愧疚、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践踏人类公认的良知、道德、法律准则，这一切已在那个时代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他们原本天真无邪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以后一生的为人处事以及施政的行为准则。看一看薄XX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贪污腐败、杀人灭口；以及十八大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就知道“文化大革命”对他们这一代人思想意识的毒害有多深。看到这一切，你还能指望在“太子党”之中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应当清楚苏联为什么必然会出现戈尔巴乔夫，而中国大陆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戈尔巴乔夫这样人。
最后展望一下今后中国大陆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苏联能够从一个共产极权社会和平地转化为一个民主社会，也不只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这六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的。如果从马林科夫的政治经济改革算起，到1991年底苏联基本完成由共产极权体制和平过渡到民主宪政体制，历经了三十八年时间，即使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把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的罪魁祸首斯大林从神坛上摔倒在地，并开始了赫鲁晓夫时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算起也经历了三十五年的时间。而时下的中国大陆，在政治改革方面，连赫鲁晓夫在1956年做到的那一步，我们都没有做到。毛对中国大陆民众所犯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至今仍未能被中共当局公开揭露；毛仍被中共当局当作神，供奉在天安门城楼的神坛上；毛的僵尸仍然躺在天安门前的水晶棺里接受中共当局、毛左份子、五毛党党员、乌有之乡乡民和众多至今仍未觉醒的普通民众的顶礼膜拜。自邓小平以来的所谓改革仅仅局限于在维持大型国有经济垄断地位不变（甚至还有所加強）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半市场化经济改革。政治上仍然顽固地坚持马恩列斯的共产极权教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共的一党独裁专政，这些陈腐反动的政治原则以致自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不过由过去的封建奴隶式共产极权体制，演变成了现在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由此可知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还将有一段多么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指望中共内部最高领导层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希望在于民智的开启，和全国包括中共在内的各阶层民众的启蒙与觉醒。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觉醒了的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支持断无成功的可能。
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关健在于苏联各阶层民众从赫鲁晓夫改革时代起便已开始觉醒，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各阶层民众包括中下级党政官员、中下级军官士兵，甚至克格勃成员大都已经觉醒，都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以致当以亚纳耶夫为首的苏共保守的高层特权集团，发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时，被政变集团调到现场镇压民众的军官士兵、克格勃特种部队，不仅不向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示威民众开枪、开炮，反而调转枪口、炮口指向政变集团所在地白宫，迫使政变失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觉醒了的苏联民众、中下级党政官员、中下级军官、士兵、克格勃成员，他们是有血性、有良知的。苏联军队和克格勃成员不向民众开枪开炮也与残留在苏联民众、各级党政官员、中下级军官、士兵和克格勃成员内心深处的东正教信仰也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中国的大部份民众都没有初步的觉醒，特别是其中的党政官员、普通党员和军官士兵、特务、警察更是因当局对他们长时间的马恩列斯毛邓的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和洗脑、对历史、现实真相的隐瞒、歪曲、几千年来他们头脑中固有的封建奴隶思想、潜在的对领袖（以前是皇帝）、权威的崇拜和盲从意识，使他们的人性扭曲、丧失。而他们又没有自已的宗教信仰，以致没有自已的道德底线。他们对民主宪政、人权、普世价值知之甚少，甚至几乎一无所知。这样的军官、士兵、特务、警察在中共当局的欺骗唆使下，敢于对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痛下杀手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在“六四”事件中参与镇压、屠杀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的数十万野战军和特务、警察之中，除了不顾自身的危险，断然拒绝执行以邓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武力镇压和平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命令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之外[注：12]，这些人的血性与良知荡然无存。
然而从自“六四”事件以来至今已近二十七年，这二十七年来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加，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的迅速普及，已经使得中共共产集权政权的三大支柱中的两大支柱：马恩列斯毛邓的共产极权教条的灌输洗脑和对历史现实的歪曲、隐瞒和欺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注：13] ，中国大陆各阶层民众（包括一些党政干部、军警官员甚至少数高官、“太子党”成员在内）通过网络对民主宪政、普世价值观、对历史真像、对国内、国外的真实状况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和认识，因而都有不同程度的觉醒。现在中共维持其共产极权政权的唯一支柱就只剩下它所掌握的暴力工具：军队、警察、特务和情报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战争威胁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共当局年年不断大量增加军费、大量增加维稳费用的根本原因。然而全国逐年不断增长的维权事件表明：中共这剩下的最后一根支柱━暴力，也已越來越不灵了。近期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已表明，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的崩溃已为期不远了。到那时也许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人物，带领中国大陆民众，从共产极权政权崩溃后的混乱中走向民主宪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的民众也许还将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2016年4月3日
[注：1]：科举制度让士大夫们埋头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宣扬皇权至上、三纲五常、封建礼教、封建奴隶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经典之中，以此来束缚士大夫们的思想，扼杀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反抗精神。
[注：2]：之所以称这些人为半知识份子，因为这些人大都早期接受了一些以传授封建奴隶文化思想为主的私塾教育、家庭教育。封建奴隶文化思想已深入他们灵魂深处。后来又接受了短期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他们既未受过完整的封建文化教育；又未受过完整的现代文化、科学教育。故称他们为半知识份子。
[注：3]：在共产国际的金钱支持之下，在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为首，已在中国成立了几个党小组。此时毛泽东尚未加入这些党小组，毛到1921年才参加中共，并参加了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毛篡夺中共领导权后，为把自已吹嘘成中共的缔造者，才把中共成立的日期改为1921年7月1日。
[注：4]：笔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到过宁夏固原县的开城公社，曾听那里的回民讲述“解放”后当地回民曾三次发动武装起义反抗中共的暴政的情况。这些起义都被中共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除战斗中被杀害的回民外，每次镇压后还要召开公审大会，将参与起义的村庄中所有成年男子全部处决，以震慑那些未参与起义村庄的回民。笔者曾到该公社下青石大队附近的山上看到过几座空无一人的村庄，就是参与起义的回民男子被中共当局杀光后，剩下的妇女儿童或回娘家；或改嫁外地；或投亲靠友走光后留下的无人空村。
[注：5]：经过“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人为的大饥荒，使极少数坚信自已的良知、常识并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开始觉醒。他们流露出来的思想、言论被中共当局获悉。中共当局于1963年由周恩来主持中宣部、高教部共同制定《85号文件》，专门针对那些已开始觉醒的大学生。文件规定从1963年起每年按一定的比例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在毕业鉴定前后查处一批“反动学生”进行公开批斗，然后有的判刑（较少）、大部份送往农场“劳动教养”、少数送往农场“劳动考察”。一方面对“反动学生”们进行惩处、打击。更重要的是“杀鸡儆猴”以震慑所有高校师生。
[注：6]：杨曦光为“文革”时期长沙一中高中生，其父杨第甫为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他因从“文化大革命”中洩露出來的一些秘宻档案材料中看到了中共内部的内斗、腐败、黑暗，也从中看到了共产极权体制的种种弊端，引发了他对中共共产极权体制的反思。他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始了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篇在“红卫兵”和“知青”中广为流传的文章。杨因此被当局判刑，直至“文革”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才被当局释放。后考入大学，毕业后从事经济哲学方面的研究，后改名杨小凯赴美国深造，游学于美国、澳大利亚，是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2004年不幸因患癌症于五十五岁英年早逝。
[注：7]：华国锋于1976年10月通过“宫庭政变”上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到1980年下台。实际上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已被复出的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架空失去了权力。
[注：8]：这些元老除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杨尚昆、姚依林…等
[注：9]：据早八、九年的统计，当时全国3200多位亿万富翁中，“太子党”就占了2900多位。
[注：10] ：斯大林长子雅可夫苏德战争与普通民众一样应征入伍，仅任中尉，被俘后，德方提出要用他交换被俘的德军将领被斯拒绝，后死于战俘营、次子瓦西里战时曾任空军少将，1952年因要对坠机事件负责而被斯免职、女儿斯维特兰娜也未在苏共担任任何重要职务。
[注：11]：后面这种人就是那些身在中国大陆为官、赚钱，却把自已的儿女眷属和非法获取的财产转移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去享受那里现代民主宪政的优越性的高官和“太子党”们。
[注：12]：徐勤先：1925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祖藉山东掖县。朝鲜战争期间入伍，1989年“六四”时期任38军军长，当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他带领38军赴北京镇压和平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时，良知未泯的徐勤先不顾个人的前途、安危，以命令上没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为由，断然拒绝执行领军进京镇压学生、民众的命令。后被中共当局免职，并由军事法庭判刑五年。
[注：13]：据统计中国大陆的网民已从1997年的两千多人猛增到2016年初的将近七亿人。尽管中共当局使尽一切办法对网络进行封锁、对传播真像、宣扬民主宪政、普世价值的网络写手进行威胁、关押、判刑等打压措施；又用金钱收买大量仍被其蒙骗的“五毛党”对网络上对中共当局不利的言论、观点进行封杀、屏蔽。然而许多网民仍能通过不断提高的“翻墙”技术收看和互相传播事实真像、民主宪政理念和普世价值观。网络的普及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大陆各阶层民众的觉醒。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2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