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基督教文化节。在此期间，每日居住在崇基学院的校舍中，每日行走在美丽的未圆湖畔，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如诗如画的北大未名湖畔的生活。曾经在中文大学任教的北大学长吴国光教授，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从未名湖到未圆湖》的文章，两个小小的人工湖，两所人文色彩浓郁的大学，确实是相映生辉。
刚到中文大学的第一天，我便发现山麓的一排大树上包裹着一圈黄色的丝带，周围还写着若干标语。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大的学生们正在兴起“保树运动”呢。校方以建设和发展为名，企图砍伐这排饱经风霜的老树。于是，中大的师生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在现场张贴出了反映其心声的标语，而且还在校园网络上发起了《齐来保护我们的山城》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便得到超过两千名学生校友教职员的支持。
我站在这几棵姿态优美的老树旁边，默默阅读着这些来自青年学子们的单纯而热切的呼声，倍受感动。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想，是他们对大学无私的爱和关怀，他们把大学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来珍惜和保护。我个人最看重的便是这种有具体指向性的爱，这种爱比那些官僚们宣传的空洞的“爱国主义”道理更为真实可信。对一个国家的爱，不是对一种抽象概念和权力体系的爱，乃是对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那片土地上的同胞、以及由祖祖辈辈共同创造的历史和人文传统的爱。在此意义上，在“保树运动”中奔走呼号、据理力争的中大学生们才是最可爱的爱国者。
我在中大的网络上读到了一篇署名为“校园环境关注组”的、题为《还中大以山水和人文》的文章。文章指出：“我们珍惜中大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不仅仅因为那是我们的集体记忆，而是我们深信，保护环境重视传统，本身便是大学教育理想的一部分。……如果大学能够开风气之先，尊重自然，以一种‘每一棵树的生命都值得珍惜’的态度去保育中大环境，言传身教，则必定能够建立一种二十一世纪大学应有的基本理念，培养出具绿色视野的学生。”文章还对校方提出了恳切的呼吁：“校方如果立志要将中大发展成一所值得世人尊敬的大学，便必须明白中大人所重者何，必须体会什么是中大最优秀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更必须从宽广的价值视野，好好省察大学在今天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坚持什么理念，培养什么样的社会栋梁。”这篇文章让我对中大的学生刮目相看，正如后面一个帖子所回应的那样：“如果我是内地的家长，会希望我的孩子能像中文大学的学生这样……”这些可爱的同学，为了校园里的一棵棵老树忧心如焚，他们所捍卫的不仅是校园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参与的价值，更是大学精神的根基所在——求真、求美与求善。
大学不应成为一个政府的行政机构或商业机构，大学理应为社会大众提供通往未来的钥匙。在此意义上，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是其知识和思想库，更是其道德伦理的最后持守者。大学应当是超越功利标准的，也应当独立于时尚潮流之外，这样它才能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与思路。一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最终便体现在大学是否具有生机和活力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学兴，则国家兴；大学亡，则国家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次中文大学的“保树运动”，让我看到了香港大学生的纯真与热忱，也让我看到了香港社会未来的希望。这些今天积极参与“保树运动”的中大学子，未来进入香港社会之后，必然会在各个领域中为社会的公正、自由和民主而努力、而奉献。
我对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的童年是在“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的环境下度过的。当我来到中文大学的时候，看到山上的每一棵树木都感到无比亲切。有山，有树，这是中文大学优于北大的地方，也让我不得不承认中文大学的风景比北大更美。没有树和绿色的校园不成其为校园。内地有许多新建的大学新区，其建筑极尽奢华之能事，但诺大的园区内几乎没有几棵树。这样的校园至少对我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是的，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生命，每一棵树里都有一个灵魂，树是我们的兄弟姊妹，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最好的朋友。我羡慕中文大学的师生们，在树丛中完成学业的中大学子有福了。我不知道经过中文大学师生的呼吁和抗争，崇基学院这排美丽的老树能否存活下来，但我祝福这些树永远地、自由地站立在这里，倾听海风的声音，倾听青年恋人们的絮语。
从中文大学的老树，我不禁想到北大的老房子。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北大未名湖畔贴出了一张气势汹汹的告示：今年春天，这里要进行北大五十年代迁移到燕京大学校区之后，核心区内最大的一次拆迁。此工程将拆除未名湖以北朗润园、镜春园和全斋一带的许多老房子，目的是“筹建北京国际数学中心”。我不知道所谓的“北京国际数学中心”的设计究竟是什么模样，反正如今的北京早已成为国际新潮建筑师们尝试其奇思异想的试验田。但是，如果未名湖边的那些老房子统统消失了，一夜之间矗立起一座像鸟巢或鸡蛋的庞然大物，未名湖还是未名湖吗？北大还是北大吗？
我在一则朗润园原住民的博客上发现了这样一段话：“这里一个不留神就是一座石桥，再一个不留神就会走过一座被竹丛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老房子。湖边的小路极尽盘曲之能事，逼仄的湖水，松垂的柳枝和水边错落密集的平房搭配起来，活生生一个盗版的江南水乡。”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早上很喜欢背着书包到这一带来读书。这一带虽然离未名湖仅仅数百米，却宛如世外桃源，人迹罕至，安静之极。我的很多论文都是在这里酝酿完成的。
据知情人讲述说，朗润园是洋务运动首领、恭亲王奕邤的园子。依照清廷御用建筑师“样式雷”家族的珍贵藏图显示，朗润园在鼎盛时期曾拥有房屋二百三十七间，游廊三十七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京大学买下这片园子作为教工宿舍，不少鸿儒名师都曾经在此居住。而镜春园原来属权臣和珅所有，后来被嘉庆皇帝没收之后，转赐给四公主作为府邸。清亡之后，该园为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家族所拥有。可以说，朗润园和镜春园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人，同时也是北大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朗润园和镜春园的命运牵动了一些北大师生和校友以及关心北大的人士的心，就好像中大的老树牵动那么多人的心一样。以至于在一年一度的两会期间，北大校长许智宏就此事遭受到了记者密集的提问。那么，北大为何要冒着巨大的争议，在未名湖这块全国学子心目中的圣地大兴土木呢？中科院数学所的一位学者一语道破天机：“在学界，你如果拥有这样一座研究中心，随之而来的将是源源不断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来此研究讲学，而大量人才的涌入则必定使你在业内的地位大大提升。”一直以来，北大数学系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华第一系”。北大争取建此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第一的位子。因为已故数学大师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开办了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数学大师丘成桐也参与创办了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北大已经感到了威胁。但是，有评论尖锐地指出：难道再成立一个国家数学中心就能保证一定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我们吃那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亏还少吗？谁都知道中国现在仍然很穷，需要用钱的地方不计其数，需要大力资助的研究项目数不胜数。然而，若把大量的资金再重复用在建一个数学中心这样的事情上，到底是利国利民，还是有利于少数人，我们不得而知。更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数学中心的兴建，其代价是破坏朗润园和镜春园的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的老房子、破坏未名湖景区、破坏北大传统的人文景观。这样的代价值得付出吗？这样的决策经过全体北大师生和校友充分讨论过吗？
令人遗憾的是，北大并不像在中大有那么多人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关心校园环境。更多的北大学子更愿意聚精会神地准备考托福和GRE的考试，北大仅仅是他们留洋的中转站而已，他们是过客，不是主人。这些年来，未名湖边竖立起了越来越多丑陋的钢筋水泥的建筑，官员们当然是热心于基础建设，因为这既是他们政绩的体现，背后还会带来巨额的“黑色收入”。很少有北大人对此发出异议，虽然日复一日身边风景殊异。经历过许多挫折和创伤之后，人们爱北大的心已经逐渐变得冷却和淡漠了，这种心灵状态的变化比老房子的消失更让我忧伤。
如果没有一代一代的“大学新鲜人”积极主动地关注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北大的人文传统还能继续传承下去吗？正如中大学生在那封呼吁书中所说：“大学不是一所商业机构，而是理念和价值的传承和开拓者。而理念和价值的传承开拓，首要是令学生感受到自己活在一个深厚的人文及知识环境之中，从而对这个传统有所认同，对知识有所尊重。一所大学的灵魂，就在它的历史。传统一旦形成，一所大学自有其独特性格，学生自有其独特个性。传统的建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更需要大家好好保存我们的校园建筑和文化氛围，非不得已，绝不轻言变更。一所伟大的大学，最难建立的，正是这种精神气质！”同样的追问可以在北大展开：北大的传统在哪里，北大的精神气质又在哪里？今天的北大之内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思考这些“不能当饭吃”的问题呢？大学的领导、教授和学生们更热衷于扩招、拉赞助、发表论文、出国和找工作。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都必须直接与获取的金钱和名声挂钩。而关注老房子的命运，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用功”。今天的北大，正在失去的不仅仅是那些硕果仅存的老园子；今天的北大，正在失去自己的魂魄，自己的风骨。我想，最寂寞的恐怕是未名湖南岸树丛中蔡元培先生的塑像了，他无力改变今日北大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北大是师生们比这尊铜像更加沉默。北大已经迷失在滚滚商潮之中，迷失在“发展就是一切”的粗陋逻辑之中，北大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吗？
是的，如果我是内地的家长，我更愿意将我的孩子送到香港中文大学念书，而不是去最近在一份排行榜上排名“亚洲第一”的北京大学。中文大学的老树比北大的老房子幸运，因为它们遇到了那么多爱他们的师生。今天的北大，最缺少的便是这种超乎个人功利的爱；今天的北大，最需要向中大的师生们学习如何做校园的主人翁。
让我们一起为中大的老树和北大的老房子祈祷，愿它们永远存在，愿它们永远成为我们心灵家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零零六年四月五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