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其变化的规模之大，令人身不由己；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这就造成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我们既然经历了如此复杂多样的变化，我们理当变得更成熟、更深刻，起码是更稳重；然而，恰恰是由于变化来得太猛烈、太频繁，以致于我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其中任何一段经验加以认真的咀嚼消化，事实上我们倒很容易变得更幼稚、更浮浅，尤其是更浮躁。我们似乎总是在面临新的、陌生的生活，它使得昨天都显得极为遥远和毫不相干。尼采说，那历史上“最后的人有着最悠长的记忆”。这可不一定。搞不好，他的记忆反而会最短暂。像狗熊掰玉米，边捡边丢，到头来只留有最后的一个。当然，没有人愿意割断过去，因为那等于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一般的死亡是割断未来。因此，在时间机器运转得越快的地方，怀旧之风也就越盛。可是，所谓怀旧，常常祇是情绪，并不包含理解。如果说未经思考的人生算不上真正的人生，那么，同样地，未经思考的记忆也就算不上真正的记忆。我知道，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颠簸震荡之后，大家都感到十分疲惫，现实生活又是那样紧张忙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对往事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研究，恐怕就很难获得广泛的呼应。在这裹，我们无须乎重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我要强调的是，纵然我们想抛开历史，历史却并不因此而抛开我们。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当我们沿着一条看来最省气力的道路去摆脱昨日的阴影时，我们其实正好仍然处在昨日的阴影之中。极权主义有着次第相接的三副面孔：（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回顾历史，考察现状，情况不正是这样的吗？1
本文拟就思想改造问题进行研究。
思想改造运动，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事件。尽管它未必都像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羣岛那般狰狞恐怖，但是，由于它牵涉的人数更众，持续的时间更长，因而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影响就更为广泛和深重。今天，大陆上每一个三十岁以上的人，尤其是知识份子，无不对此有深切体验。我把思想改造称为“人的驯化”，从某种角度讲，共产党统治的兴衰史，就是人的驯化、躲避和反叛的历史。
遗憾的是，相比于整个思想改造运动的庞大规模，迄今为止，有关思想改造运动的翔实记录和深入分析的文字还很少。我不是笼统地说有关思想改造的文字少，这种文字实在太多太多。一九四九年以来，在中国有两类文字泛滥成灾：一类是对党、对“伟大领袖”的歌功颂德，一类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批判检讨。后一类文字差不多全可以看作研究思想改造的原始材料。其作者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男女老少，概莫能外。不过。这类文字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正式印行发表的不多，绝大部分业已湮灭失传。第二，它们通常缺乏足够的真实性。这不足为奇。既然是思想改造，那就要求写作者自己充当自己的检查官。即使有些写作者本人自以为满怀真诚，“触及灵魂”，恐怕我们也只能将之视为心理病患者的自诉，在坦露的同时总是包含着大量的掩饰。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
“文革”之后，政治气候为之一变。以某种批判的眼光回顾和研究思想改造的文字显着增加。中共当局自己也宣布放弃“思想改造”的提法，并肯定知识份子“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界对思想改造的批判则更为严厉，不少人提出知识份子不应是“老九”而应是“老大”的口号。当然，最热闹的是文学界，包括“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即“劳改营文学”）、“知青文学”，都涉及到思想改造运动。然而，上述各类文字，在事实描述上，大部分仍不免有所回避。有些在描述外在活动上相当真确，但可惜在描述内在活动即心理活动上犹嫌简略。既然思想改造基本上是一种内在活动，因而这一缺陷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在理论分析上则有两个普遍的问题。许多分析仍自限于官方语词系统，偶尔有超出此一系统者又不够深入细緻.于是在这段时期内对思想改造问题的讨论，就和“新时期”十余年来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一样，一方面是可喜的拓展，另一方面是肤浅的满足：似乎一切都已经谈到，而且好像一切都已经谈得差不多。
以下，我将重新展开对思想改造问题的讨论。作为当事者和过来人，亲身体会加上耳闻目睹，足以构成这一讨论的坚实的经验基础。我要研究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何以能够发生以及它是如何进行的？换句话，我们为什么会接受思想改造以及我们是怎样思想改造的？然后，我们又是怎样反抗，怎样摆脱的？由于思想改造涉及到自由、真理、人生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那么，最后，在思想改造已经大体结束的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何种局面？我们应该作出如何的选择？
註释：①Irving Howe，An Image 0f Hop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hovich Publishers，1982．p．351．
（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电子版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