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二十三案（1969）
杨曦光（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又名杨小凯，化名沉坚等，红卫兵思想家、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1969年因一年多前发表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 》，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
“黑崽子”参加造反派红卫兵
杨曦光民国三十七年出生在吉林敦化。父母为中国共产党官员，1949年随军南下到湖南长沙──父亲杨第甫出任湘潭县长，母亲陈素任湖南省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52年，他的父母分别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和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然而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父母一直因“右倾”屡受打击降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又被湖南省委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此时，杨曦光为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作为“黑崽子”不能参加官方支持的正统红卫兵，于是参加了反对中共湖南省委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了得到毛泽东支援的“一月革命”──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力，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
湖南的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却在如何夺权问题上发生内斗。 1月20日，奉命“支左”军管的湖南省军区部队突然出动，将冲击省军区夺权的复员转业军人造反派组织“红旗军”打成“反动组织”而取缔，逮捕了一些负责人，进而打压支持“红旗军”的该省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杨曦光出于打抱不平，组织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一鸣惊人地提出“夺权必夺军权”的口号。
2月4日，省军区进一步取缔了“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杨曦光也被军队抓进市公安局看守所，监禁了两个月。出狱后，他到湖南各地考察，写了一系列思想理论性文章，包括《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考察报告》、《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并与一些没有参加官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造反派小组织筹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并于同年10月11日宣告成立。
《中国向何处去？ 》
1967年1月6日，杨曦光完成长篇论文稿《中国向何处去？ 》，于六天后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的名义油印成册，在“省无联”内部发出征求意见：“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二十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该文稿提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矛头直指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称之为“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以及称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8年1月24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党政军负责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以及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将《中国向何处去？ 》作为“省无联”的“反革命纲领”逐条批驳，周恩来在最后总结时说：
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得不高。
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马列主义的。他们的话几乎跟台湾蒋介石、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差不多，把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成是毛、林派，这话跟台湾说的、莫斯科说的、美帝国主义说的又有什么区别？ ……这些家伙要建他们的党、建他们的军，建他们的反动理论，他们的文章有个题目叫做《中国向何处去？ 》，那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读读就行了
什么“夺军权”，活见鬼！这个名字就应该取消！
周还强调：
一个中学生，能够提出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的理论吗？
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手组织……
次日，这个接见会的谈话纪要在湖南以《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公布；“省无联”很快自动瓦解，只有包括杨曦光所属的“夺军权”等少数组织坚持反对。杨曦光躲避起来，以“沉坚”的化名与朋友联系表示：“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目前还处在极低级阶段，应该肯定这场革命要二十年以上。”
1968年2月5日，杨曦光、刘小兵等六名“夺军权”成员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提出“把‘省无联’的红旗打下去”，“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等等。 4月，杨曦光逃亡武汉躲避，被人告发抓捕，押送回长沙，拘留于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此后被押往其学校和各处批斗数十次。他的父母早已被作为“幕后黑手”受到追究，父亲被关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母亲不堪批斗羞辱，在次年1月23日悬梁自尽。 “省无联”被取缔，一些负责人和杨的朋友也都先后被拘捕。
1969年6月，毛泽东视察湖南，召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黎原、华国锋，在相关指示中提及“省无联极左”、“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等问题。 10月，杨曦光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11月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随后被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接受劳动改造。在劳改中，杨曦光拜一起服刑的教师、工程师们为老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经济学研究取得成就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回到长沙的父亲身边，后到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并改用乳名“杨小凯”。 1979年，他进入湖南邵阳的省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80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1982年获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判决：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销，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
同年，杨小凯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8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1988年，他在香港出版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同年，他应聘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任教，1989年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升为教授，1993年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94年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1995年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1月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讲座教授，同年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杨小凯由于在经济学上的成就，曾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年仅五十五岁。
杨小凯的中英文学术专著包括：《经济控制论初步》、《数理经济学基础》、《经济控制理论》、《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等。
参考资料：
- 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广印红旗》1968年3月。
-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
-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中国之春》1990年12月。
-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
- 赵凌文，《逝者杨小凯》，《南方周末》2004年7月15日。
- 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华夏文摘》增刊2007年2月20日。
- 陈益南，《从杨曦光到杨小凯》，《名人传记》2009年第2期。
- 吴小娟、张五常等，《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中信出版社，2009年。
- 陈益南，《〈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指示〉与“省无联”的命运》，《记忆》201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