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能抓，只是懒得抓
某天，在街上，我听到二个警察在谈话。一个警灿谠另一个说：“格毛（杭州方言：现在）的人，哪个抓起来没有事情，只不过是我们懒得抓。”猛听此言，我毛骨悚然。循声望去，那位说话的警察两眼灼灼然，对着满街的人露着狞恶的光。只要想抓，中国老百姓都能抓吗？！我不精通法律。从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不损人利己就不会犯法；我从不损人利己，就乐得坦荡荡了。
别来烦我，去贴大字报嘛
1979年，我因为关心中国的政治前途，和朋友们在湖滨开辟了“民主墙”，警灿卩次上门警告。对面一个劳教回家的流氓很领会地用大石头堵死了我家的厨房。我妈妈去向居委会求助。居委会说那流氓不好对付，还是去派出所叫警察来。我妈妈去了，派出所那个户籍警对我妈说，叫你儿子来。我去了，那个姓王的警察一看到我，精神非常亢奋，大声训斥：“你不是不要共产党吗？你来找我们干啥！你可以往省委、市委跑嘛！你可以到湖滨贴大字报嘛！”
三十几岁了，不可能一点错都没有吧
1983年，“从重从快”运动起来了。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把我从睡梦中“传唤”去了，同时疯狂、彻底地抄了家。接着是连着半个多月的逼问。我懵懵懂懂地不知道犯了什么法。政保科有个叫杨忠良的，操着一口北方话“开导”我：“你没有犯法嘛，也有违法吧；你没有违法嘛，也有错误吧。你30几岁了，连一点错误都没有，这不大可能吧。”唉，全家被抄得底朝天，10几天的车轮战，我也该向他们提供我的“错误”了。这位杨政保瘦长的黑脸显得那么真诚，他反覆表示，讲清楚问题就让我回家，否则……。对呀，我30几年来，从小到大，不是常被父亲教训吗，那不是错误是什么。我心里豁然一亮：我尿床、我丢过几次红领巾……。西湖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最终讹诈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只好作罢。这次事件留给我的唯有几段精彩的小笑话。除了杨政保的那段外，还有一个叫缪根生的园管局保卫科长。他用绍兴官话对我说：“你要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们的法律是有弹性的。”我听了纳闷，反问他：“法律是准绳。准绳怎么有弹性？”听了我的反诘，那张可憎的嘴脸更可憎了：“你嘴巴不要老，3到5年、5到7年就是弹性。”我当时心里想，把一切帐都算到“四人帮”头上的时候，这笔帐是无论如何也赖不了的。
工作方法有问题而已
1989年5月18日，我太太33岁生日。我带着摄影机陪她去西湖玩，一上街就遇到学生和市民的游行队伍。在新闻界的声援队伍中，有许多是我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我就顺便拍摄了起来。“六四”后，杭州江干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又找上了我。政保科长张宝裕多次要我交出这卷录影带。我拒绝合作。他们出动大量警力，连夜抄了我母亲、我岳父、我妻舅、我妹夫和我自己的家，以“参与动乱”的罪名把我投入黑牢“收容审查”。“审查”的内容除了“美国之音听过几次”，就是“陈立群到哪里去了？”（陈立群，79杭州民运人士；89时曾组织市民声援学生。其时，他已远遁。）关了近1个月无所获，临时将案件转了向，以从家中抄走的录影带《追龙》、《鬼胎》有半裸镜头为名，说我“播放（注意，不是传播。）黄色录像，罚款1，000元。”出狱后，我向市公安局声辩，“黄色”不是可以治安处罚的“淫秽”，因为共产党把凶杀、暴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统称为“黄色”。市公安局信访处一个女的说：“你水平高。我们认为黄色就是淫秽。”更为卑劣的是，这1，000元钱是我关在收容所时，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安局向我弟弟索要的。当时，他们声称，交了钱就放人。这简直与绑架无异。信访处的女人说：“这是我们工作方法问题。我们会向他们指出。”
都是非法集会
于是我想，兴许是因为我不懂共产党的法律吧。
一九九九年1月11日，朋友来金彪在杭州西湖边一公园与人聊天，被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以“非法集会”的罪名拘留10天。他感到很冤，怀疑警方是否滥用了权力，就根据警方的指点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了解对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上面明明白白、确确实实是这样写的：“本法所指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我读过几年书，心想，既然是集会，恐怕一定会有人数的下限吧，比如几人几人以上。天哪，我从前翻到后，从后翻到前，根本找不到。我感到恐怖、感到不寒而栗，心里不由又冒出前面那个警察的话，看来确实只要警察愿意，谁都可以被抓了──
二个人在公园（露天公共场所）约会（聚集），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爱你（发表意见）。”另一个说：“我们结婚吧（表达意愿）。”这样的活动非法了。
几个朋友在广场（露天公共场所）邂逅（聚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听说你最近很赚了些钱（发表意见）。”另一个说：“希望你来帮我一把（表达意愿）。”这样的活动也非法了。
几个群众在街头（露天公共场所）闲聊（聚集），一个说：“目前的社会，当官的贪污成风，太腐败了（发表意见）。”另一个说：“再不清除贪官污吏，国家没前途了（表达意愿）。”这样的活动更非法了。
于是，中国老百姓在露天公共场所的一切社交活动都非法了，除了“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自由恋爱当然不是“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因为我们的传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什么是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呢？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共产党的宣传说：万恶的旧社会，老百姓没有谈论政治的权利，连茶室里都贴上“莫谈国事”的禁示字条。教育我们的人说，封建专制独裁的黑暗社会，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我知道了，向来老百姓喜欢在茶室里“谈国事”。那正是“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而茶室也有许多是“露天”的。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能不坐牢吗，除了警察的宽容和恩典──“懒得抓”！
散布国际人权公约也不行
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祖师爷列宁的那句话：“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没有个人自由、肆意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社会，与监狱无异。我常常想，贫困无助、缺乏社会公正、滥用不受监督的权力，一定是中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根源。看着那些笑眯眯的死刑犯，那种解脱生命的释重感，我感到深深的悲哀。美好的生命真是中国老百姓的重负吗？苛政猛于虎。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的中国已经是民不堪命！这样的统治者光荣吗？你们的良心轻松吗？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谴责声中，于去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是中国广大老百姓至今还不识这个《公约》的庐山面目。非常讲究宣传、讲究普法的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向人民公布《公约》的正式文本。有人从浩瀚的书海里找出一份半文半白的《公约》，自己掏钱偷偷印了2，000份，被公安部门从家里查抄没收了。有人试图在茶室里向渴望了解《公约》的群众介绍《公约》内容，被公安部门以“非法集会”的名义驱散了，并有人被关押起来。
警察饭难吃矣
记得前些日子我被关押在派出所时（由于我的不同政见，被关押骚扰是家常便饭），半开玩笑地对小警察讲：“今后社会越来越民主，你们这碗饭也越来越难吃了。第一，民主社会赋予人们发展的机会更多，对腐败的监督更严，老百姓的心态平衡，犯罪率就低，你们的奖金就少。第二，民主社会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你们要用证据来证明罪嫌是否有罪，而不是打一顿，他自己说有什么罪就是什么罪。第三，劳教制度取消了，不经过司法独立的法院，你们不能再任意剥夺老百姓的自由，你们享受滥权的良好感觉没有了。”
养活他们来管自己
是的，滥用权力是一种野性的快感。面对着怯怯的受害者，自己似乎成了猎食动物。可怜的、无助的中国老百姓竟没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竟不知道这种使自己深受其害的权力就是从自己这里被剥夺走的、竟不知道关押自己的监牢是自己纳了税建造的，而对自己漫骂、暴打的人也是自己纳的税所养活的。
中国老百姓，你们的权利在哪里？！
中国老百姓，你们的法律在哪里？！
（1999.3.24）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