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
先说一下，《落叶集》的见天，为什么让我“如受电然”？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期盼有所发现。就像一位新生代批评家所表达的：
我在开始重新阅读“文革”时期的所谓“地下文献”的时候，总有一种期待，期待着能有某种令人震惊的发现，就像我们现在重新发现斯大林时代的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以及更晚一些时候的索尔仁尼琴和“萨米兹达特”一样。许多“文革”史家似乎也有意地去努力发现（或发掘）那个时期的“异端”文献。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觉得我的期待基本上落空了。政治上的和哲学上的“异端”少得可怜，这且不说。文学上的“异端”除了一些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之外，基本上也不再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张闳：《戴面具的萨德》，《声音的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0页）
他的结论我不敢苟同。“期待基本上落空”云云，还不是他的个人经验有限？作为曾经“查勘地下文学现场”的人，我就不那么看。像我那篇文章明明白白说——这次“田野调查”消除了我的许多问题，从此对“地下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再不怀疑。但是我那文章的结尾，也明明白白表示：静水流深啊水流深，我怕“潜在写作”并未真正结束，而且沉潜得更深。我担心时间久了，深水鱼会成化石。我担心时间久了，地下河会成内陆河：
就像成都诗人陈墨1964年写过的《蚯蚓》一诗：“谁能看得见你哟／黑暗深处的躬耕者？／谁能听得见你哟，／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出来吧！／小小的灵魂。／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可“出来”见阳光谈何容易。再举个例子。人们说，“林昭在狱中写过不少的诗。那是用倒流的泪顺流的血写成的，至今还大约封闭在提篮桥监狱的档案里。”（林斤澜）可其实披露出来又如何？就拿林昭的血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来说，应该说大白于天下了，可我没见到，有哪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把它写进去了。只能感叹陈伟斯先生《林昭之死》文中发的感叹：“……林昭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交织血泪。尽管她有礼貌地呈现给这时代，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
（李亚东《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1960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
——“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的确是个问题。
可是与此同时，就看到有人抱怨。看到颇有建树的苏俄文学翻译家蓝英年谈论：在斯大林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仍写出像《大师和玛格丽特》、《切文古尔》等作品。“当时当然无法出版, 后来都出版了，引起轰动。他们写的时候就坚信总有一天能出版。中国仿佛没有作家在‘大跃进’年代写出真实反映‘大跃进’的作品, 准备以后出版。反映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蓝英年、李辉《关于苏联文学与中国的对话》）看到本行业卓有贡献的学者洪子诚发问：
……为什么在相似的社会环境里头，俄国会出现一还让读者喜爱，或者说价值很高的着作，在这些着作中有那么多的对人的境和精神处境探索的东西？而中国为什么不能？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 年版，126 页）
当然不能同意他们的“看见”。可能要话分两头：一方面，必须承认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的情况有那么一点儿特殊。正像在民国年间鲁迅痛切陈词：“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书》）。他说的是实情。若用清人诗句，则“恸哭范滂犹有母, 飘零张俭已无家”（钮琇）、“可怜埋骨竟茫茫，四海五洲无寸土”（邢昉）……可是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无“硬汉”。如陶渊明《咏贫士》：“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文天祥《正气歌》：“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想说我们当代，也有“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的“坚卓者”：
——如前所述，林昭的狱中诗文是真的。“在诗坛上歌舞升平的颂歌和鼓吹斗争的战歌铺天盖地之际，在几乎所有诗人都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队伍之际，在诗坛的边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地下），却仍然有另一种声音。……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却出现了一个中国诗歌史应该永远铭记的名字——林昭。她的自由之梦，她的反抗与挑战，她的独立人格和不屈的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绝响。”（李新宇《被遮蔽的另一种声音——林昭的诗歌创作》）
——就在我们成都，就在五、六十年代,原川大中文系教授曾缄《双雷引》并序是真的。
据1965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大学社教工作团、中共四川大学委员会所编《曾缄反动诗选印》（当时列为“机密”）指控：土改时裴铁侠“抗拒土改，焚毁家藏唐代古琴大、小雷，夫妇服毒自杀。曾缄曾写长诗加以歌颂，并在部分具有反动思想的人当中流传，后曾缄畏罪撕毁。到了1962年，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曾缄又将仅记得的四句原诗，加以铺衍并写了序言而成此诗。”——“这首诗一度被批为毒草，作者生前亦讳莫如深，如《秦妇吟》秀才。时过境迁，读者应该站在诗的立场上，予以更通达的解读……至如‘询君身后竟何有，绝笔空馀数行墨’二语，则简直是作者的诗谶（曾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害至死）。”（周啸天：《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论曾缄歌行》）
——我的老师高尔泰先生，五十年代劳教时所写纸片是真的。他曾在八十年代中期，《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前言中透露：“……忍不住要偷偷地拿起笔来，在环绕在四周的厚墙上挖几个透气的小孔，以减轻一点窒息的痛苦。不被逼到这个地步，怎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美国后，更在回忆六四入狱经历的《铁窗百日》中提及——那“是我五十年代被劳动教养时偷偷地写下的记录。字极细小。……几十年来，我为隐藏这些记录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比写作它们还大。……没有这些纸片，我写不出《寻找家园》。”
关于这些“罪证”文字，他还在《寂寂三清宫》一文中“坦白交代”：
……我翻出那些在夹河滩农场用很小的字写在各种碎纸片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仔细地一张一张看起来。看着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着劳役饥饿和屈辱的生活。总觉得即使是那样的生活，也比现在这样，变成千年古墓里的行尸走肉要好。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又写了起来。……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感，写时总要把房门从里面拴住。有时风吹门嘎嘎一响，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
——“这是真的吗？”或许有人要问。你可以不相信，那是你的判断。就像你可以不接受那“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那是你的文质彬彬。可是说到探究历史，就另一回事了。要真正探究和言说历史——无论美学史还是社会史、思想史、写作史，都必须出于公心。假如你不愿罔顾明显的史实，则哪怕再不情愿，恐怕也得玩味一下如此这般的判断：“他的美学一开始就是其命运的一叶孤帆，历史的风暴把它扫向了荒野，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追思高尔泰及其美学时代》）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得以“现场勘察”为前提。
现在，“不对称的对话”又一次发生了。这一次，发生在一位才十九岁的诗人，与飞起来吃人的时代之间。这就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落叶集》，及其《我早期的六个诗集》。
二十年前的1997年，诗人陈墨有过一篇《醉话》，说“人生须干一桩痛快事。 ……人有时就是这样，不可理喻地非功利地为一时的‘豪情壮举’或‘快人心之事’，甚至仅仅追求‘不亦快哉’的美学境界而甘冒终身困厄、坐牢杀头的危险”：
当满街都是“镇关西”和飞起来吃人的“老虎”时……人倘若活得太清醒白醒，对利和害太过权衡，虽然“适者生存”会活得好点，不过“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也许更累。人们常说“棱角磨平始圆滑”，棱角便是人格，便是感性。所以圆滑的人是理性特强的人，因而圆滑的人为求身存是绝对不追求“清名”的——尤其是在浊世和乱世。因为追求“清名”无异于给人生自设障碍、自设陷讲。
暴政制造出大批圆滑的人，但它同时产生出嵇康和阮籍一类“清流”。当活得太累太累之时，我们暂时需要陶醉在我们狭小的背时倒灶的审美快感之中。哪怕那是顾影自怜，哪怕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株苍白的水仙。
（《醉话 ——读鲁迅〈醉话〉及老舍〈新年醉话〉，仿巴特〈有节制的醉〉兼答诗友及酒友》）
《落叶集》和《我早期的六个诗集》，是这样一位不醉的醉鬼，在浊世和乱世追求“清名”、追求背时倒灶的“不亦快哉”的产物。至今已然半个世纪。它们没被发表，它们逃避发表，它们不适合发表。甚至我要说，即使它们在互联网上“见天”，即使我这篇考证和解读的文章出来，大概还是会被我们这个“一潭繁华的死水”排斥。因为它本身，是与我们这个活得太清醒白醒、对利和害太过权衡、“适者生存”的时代不兼容的。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时代，“体制城堡”下没用的“断瓦残砖”，像他2001年5月夫子自道：
据说，在斯大林时代，有经验的作家经常劝同行说：“能够的话，最好不要思考；万一思考，最好不要写出来；即便写了，最好不要发表！”
在“体制城堡”下，自然有许多没用的“断瓦残砖”。……体制决定了D文化。D文化注定了智识分子必须接受D的“思想改造”；一般民众与成长中的孩子，也注定必须接受D的“思想教育”。教育手段：除了政治运动不断外，就是垄断传媒，垄断出版，垄断教育。让舆论绝对统一。该手段虽变幻无穷，可两字概括：“洗脑”！
……——要证明他们对我的“洗脑”失败，我就必须做一回真人。
（《被奴役并被异化着》）
现在，这些“断瓦残砖”在热闹非凡的互联网上探头探脑地露面了。它会得到人们青睐吗？大概难。作为教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我要难以免俗地想：它会被我的同事们，被“中国当代文学史”接纳吗？大概还是难。尽管如此，我想，作为春鸟秋虫自做声的结晶，它们不是为“史”而写的。就像前引《寂寂三清宫》的结尾：“这批文章,文革中全部失去。大都落到革命群众手里，成了我的罪证。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1993年鸡年隆冬，陈墨为《野草诗选》作序云：
外面的世界象一潭繁华的死水，若再添几片落红，已全然无意义。剩下的，唯有阿Q式的一点自我安慰而已。然而，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人生，岂不正是靠这点自我安慰支撑着的么？
无论“历史”是什么，人们都在生活。无论“文学史”是什么，《落叶集》和陈墨都存在着……这就是《落叶集》的故事。这就是陈墨的意义。于无声处响惊雷。就像二十世纪苏俄相似的社会环境下，“文学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袒露：“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的确生活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时代，诗歌读者越来越多，而诗作却在整个国家以抄本的形式传播。”也像“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在其回忆录《牛犊顶橡树》中吐槽: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
他还在《古拉格群岛》第五部中，以“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为题跟我们讲述：“真理似乎永远是羞怯的，在过于强大的无耻谎言的压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语了。”但是“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这就是《我早期的六个诗集》的故事。这就是陈墨们的意义。只是我们的情况，似乎比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索尔仁尼琴们特殊。毕竟他们的社会，还有“萨米亚特”，那些“非正式出版的手稿复制品”。而对于陈墨来说，只有“从未示人，包括老友”的稿本。我以为它比“萨米亚特”更能彰显出，“二十世纪这样一个重要现象，当一个政权禁止人民提出任何质疑，毫不在乎他们的内心信念，竭力把他们降低到只能接受假话的水平时，自制的文本便成了作家的表达媒介，被那些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人们看作唯一的安慰。”（景凯旋:《萨米亚特：见证自由的文学》,《书屋》2006年第10期）
记住陈墨们“生不见叶，死不见根”的完全“非传播”状态。记住古今中外，“须知孔壁遗文在，岂逐秦燔烈焰销”（李复《残编》）的传奇。记住王国维对“地下之学问”的看重：“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 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着……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记住鲁迅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不以为然：“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记住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的观察：“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学院派人士不愿评估当代作家，通常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或胆怯的缘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38页）也记住我的朋友，《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主编老廖，2008年12月5日在一则群发邮件中所写：
……我希望引起写诗、写诗评的友人的注意，暂时装聋作哑可以，但我相信某一天，文学史会记录这一不同的声音。同时，记录下我们的盲从，我们的势利，我们的不知羞耻。
陈墨（左） 蔡楚（中）流沙河老师（右）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5/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