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可看作是一种宁静普遍的哲学，它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存在之上，建立在对此存在的关照之上。中国的道家学说就应该如此理解。也应该如此理解苏格拉底的学说、伊拉斯姆斯的学说、在本身意义上人文主义的学说。但是随着城市的建立，对人类自己成功涉入其中的现实做出不同解释，这种理解的要求也逐步升级。道家只主张从所谓对立之物的辩证法出发。讲究普遍常道，或者道法自然，可以接受真实，但不认为人需要去证明真实。要证明真实，就只能导致把那些人们本该借以做为出发点的相对之物单元打散。这会反过来导致证据本身还需要证实，证实本身需要再证实，证实其证据组合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对真实的分析分解看来都是没有必要的。人们除了接受被分解得支离破碎的真实，被各个打散部分搅得困惑不解，搞得疲於奔命，其结果是不得不在各种组合之间做无穷无尽繁琐多样的选择，依然不会导致什么其他结果。人可以预见（因为除了哲学传统之外人也积累长久的困惑经验），若是开始拆碎基本的真实，把它们切割成事实或部分事实，那会把人引向何处。宁可还是停留在自然法则，停留在安稳的真实法则的存在状态，停留在“道”或者“平静之路”。与其沉思默想圆环积分，不如用人生状态的所有方式表达自己的生存，不是通过线绘或测量几何式精确细微的圆形，而是通过图画一个内涵相对之物和谐共存的象征符号的圆环：阴与阳。
於是，人就有可能避免陷入所谓的分子式思维，也就是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哲学家芝诺（ZENON）所落入的两难处境。人就可以走另外的道路。当埃利亚学派钻研各种问题，讨论着分离的部分、点、小和大的距离、那些正消失的小时间单位和正消失的大时间单位等等问题的时候，道家弟子们安静地坐在菩提树下，讨论简单的问题，讨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哲学，而足以回答自然而然的常存常在，是关於生活的艺术，而不是关於知识的权力。
口号“知识就是权力”对於道家世界来说时不可思议的。对於他们来说，从来不需要提出象古埃及神庙门楣上那样的警世戒语，那种针对初学而涉世未深者的警告：
“只寻求知识权力者必受诅咒！”
对於道家来说，知识从来不是一种权力机构，也不是寻求功名利禄的工具，用来在人类等级和权力设置中向上爬。道家所追求的主要是内悟，而内悟是不能籍由知识的贪婪而达到的，也不能籍由对此事彼物都无休无止追根究底。内悟只能在沉思默想中达到，在避开一切可避开之物，排除一切可排除之物中达到。这是要达到一种超然的内悟，可以分辨出什么是人为造作而什么是自然天成，什么是基本永恒而什么是瞬息万变的，什么是乡野生活而什么是城市浮华，什么是自然山水而什么是花园堆砌，什么是富贵娇宠荒淫无度而什么是穷困清贫朴质无华。这还涉及到分辨穷得正直还是穷得贪婪，分辨本分廉洁还是时刻觊觎权位野心勃勃。而分野就在於思想之内，也与社会等级高低无关。
“玉之琴瑟，冥冥之中，亦有静友。”
静默之诚实，相当於静默之诚实的某种状态，相当於寻求“平静之道”之内悟的静默者那种没有贪婪欲望的内悟。若有很多人同时追寻这种内悟，而且是在静悟之中，那么世界就会改变。对掌权之术驭民知识的追逐，就会变成对内悟的追求。
有关存在的意义，则道家子弟从不滥言从不讨论。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直接针对理性主义儒家学说的思想之上。与儒家相反，他们不追求真实。他们从已有现有的事物出发，而他们处在生活姿态本身，在造物本身之中。对於道家来说，造物本身是一个价值世界，也不可能再有比本身更多的价值存在。控制这一价值世界本身的每一企图都是表现出控制方对於良性可能怀疑不定的病态。道家学说，与其说是学说不如说是每个个人的清纯精神状态，是静默的内悟，而不是理性分析，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如果宇宙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意义不仅在知识起源之处而且也在知识终止之处都已经存在。
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急於追逐知识，象是追逐肉食与瓜果，而这类肉食瓜果其实还是陈烂下去，只会迫使人们无穷无尽地继续追求。即使在这种追求知识的道路上最终到达终点，其实还是一无所获，因为到时一切都显示其本来面目，不是无意义，就是大有意义，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人们会发现，对於事务本身人们既不可添加也无法消减任何东西。
道家的理想出於自然基於自然，在人间俗世肆无忌惮追逐权势的背景下，道家的自然态度比入世的人要更加温和、更具可能，也更加真实。
道家的出发点是人只有通过自然才能发现自己找到自己。通过如此彻悟自然，从中发现“良性可能”。通过自然，通过自身的自然化，可以达到人类普遍之爱，即宁静、平和、自由、开放。人不会疲于奔命，不会精疲力竭。
很明显，道家之途是正确的，是唯一自然可能之路。这是不以取得什么结果为目标的道路，其意义是通过内悟而获得，到处有意义到处可以获得意义。其真正意义是有宽泛价值的真实，如日月光辉永存，也如草木到处生长。它们不会令人厌倦，不会令人刺目，它们到处存在，遍及万物。它们同样宁静，在自由中发挥永恒的作用。
针对这种学说，这种人生观，有人可以提出重大严肃的反驳。这里我们且只讨论其中某些重大反驳，看其是否确实重大严肃。至少对道家来说，这些反驳不是压倒一切不可抗拒的。
例如，我们可以指出，人类可以通过知识而成功获得对付所有严重危险的方法手段，可以对付瘟疫如黑死病、天花和肺结核等灾难性的疾病。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要记住，这只是真实的一面。而另一面是，这些疾病的产生是和人类居住拥挤及卫生恶劣有直接关系，是因为过分的城市建设和群体繁殖。而道家在此意义上早有预见，他们反对儒家人为地把社会系统化，反对城市建设的规划，因为其意义不过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道家在其最纯粹意义上其实是一种乡村哲学，其出发点是和平宁静地生活，以万物可重新利用为基础。它是建立在人应该分散居住依泽依山依田而居的理想上，是与风与海为伴。道家是强调户外生活的人，而不闭居室内与自然隔绝。道家艺术家都求居山林，自由自在浪迹天涯。他们搭建简陋的茅屋居住，而时刻准备进入自然创作艺术作品。道家就是一种为农民和艺术家所用的学问，是露天旷野中自由自在地思想和感觉。
我们欧洲的文学史说，艺术发现自然是十七世纪的事情，这是发生在我们所谓欧洲的小圈子里。如果我们更仔细研究这时候的文学，恐怕这个阶段连真正的自然都没有。而在中国艺术中从来不是如此。他们的艺术理想一向是讲究空灵、简朴、自在自由。艺术产生於乡野，虽然有时候也会产生在离开统治者的宫殿就近的地方，产生在庙堂之上。这涉及所有具备很高价值的中国艺术，包括陶瓷烧制艺术。在瓷都景德镇，这个逐渐发展为百万人的大城市，聚集了不计其数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极少到城区之外去，而终日守候于城里三百多座瓷窑，其时中国瓷器艺术的衰落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陶瓷烧制艺术的理想在宋代和明初达到巅峰，其追求的单纯的自然观，给当时那些简陋分散的小瓷窑烧制工作带来创造力。那些小瓷窑是大师们在自由的天空下在深山野地中或乡村原野中修筑的。在自然中，这些小型的大师们的瓷窑，就象是乡野茅屋，分散在遥远偏僻的小溪河川之间，掩抑在风中自在摇动的竹林之中。同样的理想至今还鼓舞着很多独立独行零散居住的陶瓷艺术家，特别是苏格兰。在苏格兰的那些小瓷窑，和中国宋代的那些偏僻村庄在时空上相距很远，但是他们的平静追求的理想是一样的：要在天空之下找到归宿。
如果人们还留意考查真正艺术中的，以及非人为的智慧世界中的所谓接触新鲜空气的想法，那么还有其它事情其它状态可以指出。在这样的基本思想的相似相符之间，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而基本思想是人们不可脱离的。
举例来说，欧洲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同业工会体系的规定中有保持健康条款，其中要让工人学徒步行外出，如果没有这种规定，这种工会几乎是一个完全摧残健康机构。
学徒步行外出的整个想法，本身不过是医生三年保健药方的扩大形式而已，就是规定徒工每天都要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散步，如此才能应付长期坐在室内的劳作。同样的想法还见於以色列人口授相传的古训，其儿童要常到沙漠中步行，直至四十岁。
在所有步行远足的理论之中，其实暗含人还理解不足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大规模集居、城市、集中营、兵营、密集住房和象蝗虫那样群起群落等，其实都是灾难性的、有害的、摧残人的现象。人只要分散在阳光之下，一切就足够完美。清水凛冽，日流不息，日日更新，其告诉人的充分意思就是要人听从自然，如此而已。大规模集聚居住是对人的诅咒，是自然灾难，是人自己走出的狭窄道路。这是一条对人类有害无益让人心灵扭曲的道路，只会制造无谓的心理问题，制造一个扭曲的充满让人困惑的行为规范的世界。因为疾病，才有关於疾病的知识。
道家的智慧是从田野和风景出发去思想，是在风中构建思想语言世界，是在海上在阳光下在月光之下思想，也早预见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简单、开放和自由来规定简单与高尚出众。其实就在当时遭遇蒙古部落袭击时这也有道理，而使他们的学说能经受得住检验。因为一个广布全国的民族是无法用铁木尔冷（TIMUR LENK）在伊斯潘罕（ISPANHAN）屠城那样的方式屠杀干净的。在道家的逻辑中，长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多余的建筑。因为在一个居民分布各地的国家，来犯之敌也不得不分散开来。在一个没有城市的国家，没有一个敌人可以指向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在千百万心脏分别跳动的地方，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要害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乡野。要进入的敌人不得不采取分散的方式，也就很容易被那些住在乡野熟悉乡野的人用游击战方式消灭。敌人不得不分散，但只会被各个击破而消灭之：在分散的死亡秩序中被埋葬在成千的偏僻角落。
人们可以看到，此处的天真质朴是有很深逻辑的。道家也并非是屈服妥协投降的哲学。他们的信徒不是追求成为烈士的人，也不扭曲地主张承受必要之痛苦。如果需要，他们也是让敌人和追杀人类的人在分散的秩序中去死。死亡象是被打散的一把遮阳折扇散开。
那么道家为什么消亡呢？
我认为人们不需要提出太多需要刨根究底逻辑推理，就可以清楚看到主要问题的主要回答。
首先，道家的人数越来越少，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太少，因为在道教的兴盛时期他们是人数众多的。但是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日益成为一个人口过剩的问题，道家把人看成依水而居的理想无法在实现。集中人口、建立都市等都成为必要措施。新的问题已出现，必须要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儒家就至少有一半的必要，而儒家信徒们看到这种状况，就更急於把儒家倍加推崇，使其加倍，就成了全部必要了。因此道家就突然被人当作一群不切实际的乡下蝗虫，一群只会坐在树下高谈阔论的寄生虫了。孔子每次在殿堂上说点冠冕堂皇的称赞老子的话，不过是些客套而已。他声称他和老子一样，是站在善良温和“直达天庭的真龙天子”一边，而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这位大师的理论太高明太大如天，而中国太小而用不上了。为了不被卷入那个一切都会象落叶一样被旋风刮得打转的野蛮的龙卷风中，我们应该建立长城烽火台，要有上万规则建立的台阶。
这时那些朝廷官吏就纷纷打躬作揖，要把儒家学说继续奉行下去：这是让道路通向都市的学说；这是让道路通向王宫殿堂的学说；这是让道路通向官府手中表示公正的灯笼的学说。这是让道路通向行刑法场的学说。
而那些不同官府的官吏们就忙于设置新的官吏职位，大都喜气洋洋，还有花园气息。于是就有精致的系统在雕龙飞凤硫璃瓦下风铃作响的建筑中建立起来，从那些建筑的悬挂钟鼓的高台上可以远眺河岸，而河岸上是做苦力的纤夫无望地拉着载满痛苦的无法描述的现实之船，通过那些急流险滩。
唯一还能继续保持道家身份的，还能籍此而与山林中过去的新鲜泉水保持接触的，是艺术家，至今为止艺术家们还在夏日抽身前往山林，栖息悬崖，与松林为伴。
受艺术家的影响，从艺术家对“大道”的包容万物的信仰中发出的光辉中获得启发，新的朝廷官吏职位也发展起来，成其气候，成其体系中讲究美的体系。这里有专司长寿御龟的朝廷官吏，这里有栽培管理皇家牡丹的朝廷官吏。这里还有专司雨天中管理宫廷贵妇行走游廊的官吏。这里有晴天中为宫廷贵妇遮阳避荫手谈指划的官吏。然而，只有艺术家依然向着山林漫游远行。漫游到那些至今依然如旧的山林，漫游到那些始终如是的山林（因为人们用自己手段方式，不用去看里里外外太多事物），人们漫游到《道德经》的没有时间的年代里，回那些古朴的岁月里，回答还有?鲜活泉水的山林里。
但是艺术家在穿越州县向山林漫游的路途中，也注意到令人惊讶的人为粉饰，注意到那种即使以最简单的生活规则去解释也越来越膨胀的贪婪。艺术家询问一个暗自对此全已厌倦的朝廷官吏：中国怎么有如此众多的贪婪小人，思想有了如此多的束缚网禁，离开“大道”已经如此之远？
此时朝廷官吏回答说：
这是因为有太多朝廷官吏，看到了太多违法乱纪，看到的远比有必要预见的多得多的违法乱纪。
而这还只是一半的原因。
其它原因是人类自己已经变得越来越狡猾而工於心计。他们想到太多法律的漏洞，法律本身也让他们感到困惑，而不是给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欲望带来控制。他们再没有时间寻求自身的静默，寻求静默中的内省内悟。他们再也达不到静默而自在的诚实。於是他们否认“良性可能”的存在，因为他们除了透过束缚之网来看，已经几乎看不到其它东西。
於是中国就确实变得拥挤不堪了。有关疾病的知识追随着疾病而来，有关困惑的知识因为困惑增加而反成为必不可少。
而你问道：什么时候中国会进入另外的时代？
我回答说：当人们结束那种无聊游戏，不再无休无止把更多事情弄成必要不可之时。
事情就已如此简单无须再费口舌，我无法象过去那样说得简单了。永别了，艺术家。我祝愿你远行山林一路顺风。
编注：哈里·埃德蒙·马丁松（Harry Edmund Martinson，又译哈瑞·马丁松，1904年5月6日—1978年2月11日），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早年当过海员，1949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1974年与另一院士埃温德·雍松（Eyvind Johnson，1900—1976年）同获诺贝尔文学奖，1978年在医院中自杀去世。其长篇幻想史诗《阿尼亚拉号》（Aniara, 1956年）和自传体小说《荨麻开花》（Nässlorna blomma，1935年）有华裔瑞典作家万之的中文译本。《良性可能》（Den godartade möjligheten）最初于1947年发表，在其去世后收于其哲理论文集《陀螺》（Gyro，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