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美国学界关于“恶之平庸”的论战
近年在美国学界，诸种因素促使围绕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论战再次升温。争论主 要围绕“恶之平庸”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根本恶”转向“恶之平庸”，阿伦特的问题在于她大大地缩减了人们理解恶、 应对恶——或者说思考人类责任——的问题框架。
文|刘文瑾
凭着《极权主义的起源》 一书，汉娜·阿伦特毋庸置疑地置身于 20 世纪最卓越的政治理论家之列。 在中国，除了“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之外，她最为人熟知的词汇，恐非“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莫属。正如她指出了极权主义制度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新型的恶的肇始，她也以“恶之平庸”揭示了 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特有的恶的形态。然而，“恶之平庸”及其所出自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恶之平庸 的报告》b 一书，自诞生伊始便毁誉参半，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家们对该书所涉史实的研究与 出版，争议从未平歇。近年，电影《汉娜·阿伦特》的上映、历史学者斯坦格内丝的力作《耶路撒冷之前的 艾希曼：一个大众杀手未经检视的生活》c 的出版，以及学界有关巴以冲突的论战，都促使关于此书的争议 在美国再次呈现白热状态。
一、60 年代西方知识界的一场“内战”
1961 年，阿伦特向《纽约客》主动请缨，作为特派观察员前往耶路撒冷，听取对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回 国的在逃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彼时，她已经由于《起源》一书而闻名思想界。无论作为极权主义制度的 著名批判者，还是作为一名幸存的犹太人，她都感到有必要亲自去面对这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刽子手，尝试 理解其心灵世界，以便如她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中所述，探索纳粹在令人尊敬的欧洲社会引发的道德沦丧的总体性 。随后，她在《纽约客》连续发表系列报道，并于 1963 年将其结集、扩展、出版。今天，这 本融哲思、观察与描绘为一体的“报告”，已然成为阿伦特除《起源》之外流传最广的书。然而，这些报道 和这本书最初的出版却在美国和欧洲知识界引起了一场“内战”。如同阿伦特自己在此书《后记》中所言： “本书尚未付梓前，便已成为争论的焦点，以及抗议的众矢之的。”
冲突主要围绕她书中的两个观点：其一，与当时人们普遍的舆论相左，阿伦特认为，亲自参与了毁灭 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犹太人行为的艾希曼，既非生性凶残冷血的恶魔，亦非心理变态的怪物；既无任何针对 犹太人的深仇大恨，亦无希特勒的狂热信念，而只是一个正常得令人惊讶的“普通”人。 由此，阿伦特以 “恶之平庸”代替了关于纳粹的恶魔神话。
无疑，作为一种理论，“恶之平庸”的提出显然十分之深刻和精彩。它揭示了一种仅只发生在 20 世纪 的、独特却又普遍的现象：浩大的罪行，作为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是在许多普通人的协作和参与下共同 完成的，因此，当人们试图追究罪犯的责任和动机时，竟无一人能够或愿意承担。马克·里拉正确地指出， 如果阿伦特只是写了一本书，讨论在现代社会中，无思与邪恶是如何奇怪地相互依赖的，那么，无人会受 到冒犯，人们会将其作为对《起源》中谈论的“根本恶”的补充和部分性修正来阅读。可惜，在《耶路撒 冷的艾希曼》中，阿伦特却不够明智地将自己的论题悬于艾希曼这个在大屠杀中拥有“过人天赋”的后勤指 挥官身上。而她对艾希曼的了解和判断，仅基于她当时所接触到的有限材料，以及对玻璃审讯室中的艾希 曼的匆匆观察，但她却自信自己对艾希曼的理解，要优于其他人，包括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她的理解和 判断，无论当时还是事后，尤其近十五年来，都遭遇了历史记忆的严峻质疑。
冲突的第二个焦点，是阿伦特对大屠杀事件中“犹太人委员会（Judenrat）”的表现进行道德审查时所使 用的语词和评述。在否定了艾希曼的恶魔神话之同时，她以冷嘲代替同情，揭发了犹太人的受害者神话。 她指出，正是由于犹太人委员会的合作，艾希曼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才能实现得如此之“圆满”。而这 显然是一个十分敏感复杂的话题。
“犹太人委员会”指“二战”期间在欧洲被纳粹占领的犹太聚居区内，由纳粹委任建立的所谓犹太人的 自治委员会。为了能够高效地完成屠杀欧洲犹太人的任务，纳粹始终对“最终解决”的目标严密封锁消息。 因此直到最后时刻来临之前，委员会成员普遍认为，纳粹的意图只是剥夺犹太人财产并驱逐他们，所以， 委员会成员一方面配合纳粹的管理需求，例如：清点人数、财产，组织聚居区里的劳动生产等；另一方面 则尽最大可能，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维持犹太人在聚居区里的生活。他们当中固然有少数人为保护自己 及家人而同纳粹合作，但大多数人只是考虑怎样尽可能为犹太人争取最多时间、延迟处决时刻的到来。他 们当中不乏为拒绝同纳粹合作而自杀者。
阿伦特在书中集十页左右篇幅对此进行评论。她的评论既不离题，亦非首发，诚如她在书中所言：“法 庭中曾提及犹太领导人在这场浩劫里发挥的作用问题，而这场审判是我报道与评论的对象，我在书中讨论 这个问题是理所当然。”早在 50 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在以色列以及其他地方，被犹太人小范围 地讨论。大范围的公众注意则始于这场审判以及历史学家希尔伯格的重要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希尔 伯格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两个日后引起大量争议的观点：其一，犹太领袖同纳粹合作；其二，由于几个世纪的迫害造成了犹太人懦弱的文化习性，他们在大屠杀中没有进行足够的抵抗。a 阿伦特在撰写《艾希曼》 之前，已经作为评委阅读过希尔伯格送审某出版社的书稿。虽然她没有支持该书稿的出版，却在自己的写 作中大量援引希尔伯格的研究而没有足够地标识，以致希尔伯格指控她抄袭。
阿伦特的评论之所以引发巨大的冲突，并不在于她公开了犹太人的“丑事”，而在于她描述和批评这个 丑陋不幸的伤口时所使用的语词和语气。在这件事情上，如同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人们所指责的，与其 说是她谈了什么事，不如说是她如何谈这件事的。b 在由阿伦特的学生扬 – 布鲁尔为她写的传记《爱这个世 界——阿伦特传》中，谈及这场争论，作者也不得不认同上述观点，并客观地承认：“此书的结论让人吃 惊，也包含了许多事实上的小错误，经常使用讽刺的文风和武断的语调，几个富于争议的段落写得格外缺 心眼。”
阿伦特的评论主要由于这三个方面的表现而引起众人反感：第一是修辞的嘲讽与尖刻。例如，在谈到 犹太人心目中的圣人、几次放弃逃亡机会而坚持与同胞一道受难的柏林犹太人领袖Leo Baeck拉比时，她 使用艾希曼副官的方式，称其为“Jewish Führer”。而“Führer”乃是纳粹对希特勒的专称。迫于压力，在此 书的第二次印刷时她终于删掉了这个称呼。d 又例如，在描述犹太委员会所写的公告时，她颇为主观地评 价说：“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多么享受他们的新权力……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犹太官员成为杀人工具时 的感受：像船长……像救星……”e 第二个引人反感的方面是，她将个别案例普遍化。对这一点，扬 – 布 鲁尔在传记中正确地指出，“协助纳粹的许多事例”，“有些是明显做错的，但是，许多事例尚有讨论余 地。阿伦特的许多犹太人读者都清楚这些。她的一般化推理让很多人觉得过分。面对极端的道德困境，同 情心与对错事的直接指认同样重要，而阿伦特那里似乎就缺少这种同情”。f 其三，她将个人的主观判断和 解释绝对化。在缺乏足够历史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她不乏轻率地做出了这样一种大胆推测：“各地的犹太人 皆有其领袖，而这些领袖几乎毫无例外都以某种方式、出于某种原因与纳粹合作。所有的真相就是，如果 当时犹太人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情况会变得很混乱，但被害者的数目不至于会达到四百五十万至六百万 之多。”g 这种事后推测的合理性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历史研究者的批评。在此问题上，她显然是过于自大地使 用了太多最高级的和不容置疑的强判断语词，如“：undoubtedly” h“darkest” i“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j“The whole truth was”k，等等。l 她甚至说“：身为犹太人，这些犹太领袖在自身民族大灭绝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 （undoubtedly）是这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m 关于这句倍受质疑的评断，正如里拉所指出的，如果 我们不去小心翼翼地琢磨她所说的黑暗该如何理解，如果脱离其上下文语境，这个句子简直就是将在劫难 逃的犹太领袖和无思的艾希曼等同，甚至对犹太领袖进行了更严厉的评判.
令她的批评者尤难接受的是，她在同一本书中完成了两者：一方面指出施害者的“平庸”，另一方面 则指出受害者的“邪恶”。如此一来，人们过去习惯的对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区分便暧昧模糊起来，如同她自 己在书中所说，“检方一直苦心营造被害人与加害人界限分明的印象，此书会破坏这种非黑即白的画面”o。 不仅如此，她还以二者之间的“合作”来取代这种区分，直至揭示出“合作”背后内在的逻辑关联——一 种“集体道德沦丧”。她说：“耶路撒冷大审判并未将这部分的真实面公之于世，而我不断思考大屠杀中的这 段故事，因为从中可以清楚发现，纳粹德国在高尚的欧洲社会引发一场集体道德沦丧——沦丧的不仅是德国，而几乎是所有的国家，不仅是加害者，而且还有受害者。”a 这种可怕的集体道德沦丧，就是阿伦特所说 的“黑暗”。
在阿伦特看来，真正导致大屠杀的，是这个黑暗时代的集体道德沦丧。艾希曼之流的“恶之平庸”只是 这个道德危机时代的病灶。其肇因，乃是现代社会的“无思”（thoughtless）。我们必须强调，阿伦特无意于 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想要开脱艾希曼的罪行，或将施害者与受害者等同。她想在这本书中表达的，无非 是她心中的一个信念或真理：现代人的“无思”状态造成了对人的政治与道德责任的破坏。为此，她在自己 的晚年，一直致力于解决“无思”的问题。
阿伦特在《纽约客》发表的五篇文章所引起的论争从美国传到英国，又从英国传到欧洲。扬 – 布鲁尔在 她的传记中说到：“论争火爆地持续了近乎三年，当汇集这些论文的文集，现正重版第 20 次时，论争仍蓄势 待发。”b 阿伦特顶住雷霆压力，在几个月后立即将这一系列文章结集、扩展、出版，不惜为此与许多相交多 年的朋友割袍断义，其中包括著名的犹太神秘主义思想家肖勒姆——她和本雅明共同的朋友。肖勒姆在写 给阿伦特的公开信中说，他承认犹太人在大屠杀事件中不乏软弱乃至卑劣的表现，但她的书却过分放大犹 太人的软弱，不仅缺乏客观性，而且“带着恶意的夸张语调”； c“你的书是以一种没有心肝的、常常近乎讥 讽与恶意的口吻，来谈论这些触及我们生命要害的事件。我对这本书提出异议”。d 另一位老朋友 Siegfried Moses，作为“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委员会”发言人，向她发出了宣战书，并从耶路撒冷飞到瑞士，试图当面 劝阻阿伦特放弃此书的出版。e 在这场苦涩的论争中，令阿伦特最感痛心的，是老友 Kurt Blumenfeld 直到离 世也未能与她达成谅解。f Blumenfeld 对她的事业，尤其是她对这场审判的有关采访，曾给予诸多支持和信 任，待她如同亲人。
自然，她的书也遭到了一些犹太机构的强烈抗议。这些机构指责她的言论是对反犹主义的支持，并要 求全美的拉比们都谴责她。在纽约的知识分子圈中，虽然她仍不乏铁杆粉丝，但更多的，是那些昔日曾爱 戴她、款待她的人们的不满和批评。直到 1963 年 11 月肯尼迪遇刺事件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这些批评声 浪才逐渐减弱。
二、烽烟再起
阿伦特虽声称自己一生“不爱任何民族或集体，只爱朋友”g，但在这场论争中我们看到，在朋友和信念 的两难之间，她曾做出的一次决择。她的理由是，人应当忠于自己的思考。h 作为女性思想家，阿伦特这股 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倔强劲，酣畅淋漓地体现在近年由德国女导演冯·特洛塔执导的电影《汉娜·阿伦 特》中。
2013 年，这部典型的知识分子电影在美国上映，激起了众多赞誉，也招来不少诟病。而这些赞誉和诟 病，与其说是针对电影本身的，不如说是针对《艾希曼》一书。因为这部电影虽最终以《汉娜·阿伦特》命 名，但所讲述的内容并非阿伦特的一生，而是有关《艾希曼》一书的诞生和争议。该片片名甚至曾拟为《争 议》。
冯·特洛塔女士是德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中的一名资深导演。她特别热衷并擅长于刻画头脑发达、心智 强悍、特立独行以至令人生畏的女性形象，成功执导了许多女性主义题材电影，例如：以一位真实的女性 恐怖分子为原型的《德国姐妹》（1981），有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女性伟大先 驱的传记片《罗莎·卢森堡》（1986），以及关于一位中世纪著名的博学修女 Hildegard von Bingen 的传记片 《异象》（2009）。可以说，电影《汉娜·阿伦特》正是导演这一系列带有某种自况色彩的女性主义题材电影的最新拓展。
冯·特洛塔表示，她早就想要给阿伦特拍一部传记片，旨在表现阿伦特独树一帜的女性思想家风骨。 在她看来，这场争议也许最适于表现哲学家那很难用电影语言来再现的“思”。应该说，电影的确生动展现 了棱角分明的阿伦特在这个复杂论争中的自信甚至自负、勇敢甚至傲慢、执着甚至固执，同时也展现了人 们对她的期待与失望、热爱与不满、尊敬与批评。
为这部电影喝彩的人称赞导演成功演绎了作为思想者的阿伦特：“除了几位密友之外，影片中的阿伦特 总是独自一人，陪伴她的一无所有，唯有她的思想和永远在场的香烟。这里存在一种危险：她的香烟可能 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密码、显白的象征。然而，这支香烟逗留在那儿，随着她的呼吸而动，在她的沉默中倾 听。是那贯穿整部电影的她沉默的凝重，冲击着观众，并驱使我们和她一道思考她的观察及其含义。于是 观众们被改变了：从观察阿伦特到与她一同思考。”
批评这部电影的人如里拉，则尖锐地指出：导演选择了一个不得当的题材来表达对自己心目中的女英 雄的赞美。影片中女主角的戏份显然在于，这是一位坚强而富有才智和信念的女性，一方面出于对世界的 爱而积极介入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则有着无比丰富的私人故事和情感恩怨。然而，“大屠杀绝非可作为感伤 之旅的场所，这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里拉进一步指出，电影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没有品位，而在于其中传达的对“真相”的理解：“乍一看 电影不是关于别的什么，而只是关于真相（truth），为此，阿伦特对抗那些心胸狭隘、男性居多的对手。但 其实，电影真正的主题不是忠实于真相、全部真相、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真相，而是忠实于你自己。”c 在里 拉看来，阿伦特在艾希曼事件中的问题在于，将忠于自我等同为忠于真理，因此才会以自己的理念来代替 了对真实的艾希曼的判断。而导演则继续无视这个错误以及人们的批评，选取了一个尴尬的事件来赞美阿 伦特的思者风采和心灵故事，因为导演同艾希曼事件中的阿伦特一样，视“忠于自己”为最高的“truth”。
因此里拉认为，这部电影只是一部属于导演这样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们的德式道德剧。他们将纳粹罪 行归结为对上级命令和社会规范的盲目服从，因而准备反抗一切准则与社会规范，并视这种反抗之举为道 德勇气的体现。然而，他们却并不真正关心大屠杀、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以及艾希曼究竟是怎样一 个人。对于他们，这一切都会被自恋地理解为德国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愿为自己而思考。
里拉认为，《艾希曼》一书也同样部分地带着这种色彩。在他看来，这本书包含了两种动机。一是公允 地对待一切造成“最终解决”的因素与成分，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其施行者和受害者。在这方面，阿伦特无 疑做出了独特的卓越贡献。另一种动机则是试图寻找一种解释模式，让恐怖可以得到理解，并使人们有可 能进行判断。但这种动机却最终令阿伦特迷失，让她从自己的思想前见出发来判断艾希曼，轻易被他的伪装迷惑。里拉不留情面地道出：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判断——无思，乃是“一种过于复杂的简化”；它源于 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批评——由于丧失“本真性”，人们沦为无面孔的庸众和机械社会中的齿轮。
基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从思想到情感的戏剧性纠葛，尤其，基于海德格尔同纳粹之间直接与间接 的合作，我们不难感到，里拉在文末包含了诸多尚未展开的话题。而囿于一篇影评的主题和篇幅，他只是 迅速引用索尔·贝娄的小说人物独白来作结。这段独白是关于阿伦特的：“在政治和心理上，德国人都有一 种天才的观念。平庸只是幌子。对于摆脱谋杀带来的诅咒，有什么办法比使其看上去庸常、乏味、琐碎更 好？那是一种阴谋，对抗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抛弃良知的强烈愿望，平庸是可接受的伪装。难道这 种筹划无关紧要？”
由此，我们看到里拉对阿伦特这本令人争议不休的书的复杂态度：他既肯定了这本书在理解现代社会 在制度性犯罪方面的思想贡献，又否定了阿伦特对艾希曼作为“恶之平庸”的理解，以及对恶源于“无思” 的解释。里拉反对阿伦特将艾希曼主要描绘为一个缺乏动机、被动服从的纳粹分子。他质疑这种歪曲会遮蔽艾希曼的真相，即：艾希曼的确是一个自觉而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潜在地指出，这种对恶的解释—— 恶是一种“无思”的状态——会遮蔽恶的真相。对这个真相，“恶之平庸”只是一面幌子。
里拉的文章在《纽约书评》登出后，立即遭到了巴德学院阿伦特中心学术负责人伯科威茨的反击。a 伯 科威茨认为，里拉误解了阿伦特所说的“恶之平庸”的内涵，将其错会为平庸之恶，即：如同“齿轮”般的 普通人所犯的恶，以及恶行是平庸的。伯科威茨指出，“恶之平庸”是指那些如同艾希曼那样的人们，认 为自己出于信念和义务来遵行上级命令，自愿乃至积极地成为行政机器上的杀人工具。他们封闭在自己狭 小的认知世界中，不愿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无思”不是说他们从不思考、没有文化或不懂哲学，而是 说，他们没有能力从别人的角度来换位思考。“平庸”不是指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指他们人格的“肤浅 （shallowness）”，或者说他们对他人的“沉默（dumbness）”。然后，伯科威茨认为，里拉和许多人一样，误以 为新近发掘的历史材料，德国纳粹分子萨森（Willam Sassem）在 50 年代艾希曼逃亡阿根廷期间对其进行的 访谈，能够证明阿伦特错解了艾希曼，其实不然，对这些材料的部分内容，阿伦特在写书前已有涉猎。她 知道艾希曼的反犹主义，但仍然做出了“恶之平庸”的判断。这些新材料的发掘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她的判 断。伯科威茨说，里拉固然可以试图证明阿伦特弄错了艾希曼，但以她未曾忽视过的有关艾希曼的材料来 证明她的忽视，说服力十分有限。
里拉则回复道，要说清楚在使用“恶之平庸”这一表达时阿伦特的确切含义，从来都很困难。这个表达 从一开始提出就遭到人们反对，而阿伦特自己也曾感到懊悔。的确如伯科威茨指出的，阿伦特曾说过，艾 希曼的作为超越了一名纳粹分子的义务，但在她笔下，艾希曼主要被刻画为一个“符码”，一个缺乏目标的 人，其资质的庸常明显表现为他出庭时的语无伦次。其证言令阿伦特感到如此可笑，以致称他是一个“完 全没有动机”，“从来认识不到自己做了什么”的人。这是阿伦特的著作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这一印象与 新近发掘的历史材料和著作中所呈现的艾希曼的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伯科威茨试图否定新材料和新著 作对阿伦特构成的挑战，这并不明智。艾希曼在阿根廷的逃亡生活留下了一千三百多页的材料，阿伦特只 读过了其中相当有限的、遭到删节的部分。这些材料充分证明了艾希曼是一个全身心投入、极端狂热的纳 粹分子。这是阿伦特生前完全没有料到的。
关于“恶之平庸”，里拉和伯科威茨的论争涉及很多隐而未发的层面。从表面上，他们的分歧是“恶之 平庸”的解释效力，即：“恶之平庸”所能解释的，究竟是“资质”平庸、没有强烈动机的纳粹分子，还是 “资质”超群、自觉自愿的狂热纳粹分子，甚至希特勒本人。在深层上，问题涉及对 60 年代后阿伦特对恶 和道德责任之思考的评价，特别是将恶与无思相关联，反之，则将道德责任与思考、判断相关联。对于里 拉，艾希曼具有强大的动机，说明了艾希曼并非阿伦特所说的没有动机的“无思”，那么，恶与无思，至少 在艾希曼身上，就并不具有阿伦特在“恶之平庸”中所设想的那种对接。因此，恶的“真相”，至少不仅是 无思的问题，也许根本无法在思与无思的框架中得到理解。
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