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克,是我终生的挚友。他于2005年6月21日因肺癌不治而去世,享年仅仅58岁。

他已经离去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我没有为他写下一个文字;但是,我一直与他相影随形,一直与他交谈对话。特别是每遇一些重大事情,我总会首先想起他,总会设想他会有怎样的看法,猜想他对我会有怎样的批评和建议,甚至有怎样的讥讽和揶揄。

我俩是最过心的知音。

齐克的父亲母亲都出身于大户人家,都曾是接受民国教育而长大的知识青年。1949年后,齐克的父亲齐德恩先生曾当过一个中学的非党员校长,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母亲刘嶽石女士曾当过矿务局医院的医生,热忱工作,诚心待人。听他们的老同仁说:年轻时,齐德恩先生儒雅、端庄,而刘嶽石女士文雅、俊俏,是那个年代就敢于穿连衣裙和高简丝袜的“新女性”。

文化大革命前,我和齐克并不怎么熟悉。我俩虽是同校同级,但不同班。那时,我只觉得他是一个穿着挺“洋气”、长得挺“帅气”的活泼少年。他乒乓球打得好,是学校乒乓球队的“种子选手”。但是,他有一个同学中间人人皆知的“糗事”:每临强手,他都会认真、勇猛地搏击,但每遇“不堪一击”的对手,他便开始“逗你玩”,打出各种各样的搞笑怪球;每次打赢了,他都让心花在自己的脸上怒放,喜地欢天春风好,而每次打输了,他都会流泪哭泣,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孩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就成了一路风雨相随的战友,直到他离开这个令他伤心、哭泣、然而又舍身爱恋的世界。

我是“星火燎原”战斗队的组织者之一,而他是“鹰击长空”战斗队的骁将;后来“两军会师”,我们又都一起成了“革命造反大军”、“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中坚。在我所有的“造反派战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与我自始至终风雨同行。

然而,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做事情,而决不当头;只动笔动口,而决不动手动脚;只揭批“党内走资派”,而决不批老师、打同学、搞武斗、破四旧。我想,之所以如此,不但是因为他一直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更根本的,是“原生态”家庭给予他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教养。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久,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军黑干将”、“造反派坏头头”。一次批斗会上,在我被冲上前来的同学愤怒地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胸前挂着名字被打着红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的我,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齐克:他哭了,用手抹着眼泪离开了!那时,我的泪水在心中流淌如涛涌。

不记得是哪一天了,齐克找到我,要我化妆和他一起去军分区,向军队首长反映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实情况,倾诉我这个“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暂不公布)”被“群众专政”的“冤情”。回顾起来,在被“专政”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没有给予任何结论和“说法”的前提下,我被允许重回“群众”之中参加“知青集体户”,大概与这次去军分区“上访”不无关系。

文革期间,齐克和其他几个同学(包括后来的诗人朱雷)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革命壮举”,就是他们背着父母“离家出走”,带上《毛选》,带上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去新疆参加“建设兵团”做“军垦战士”。

那岁月,齐克最爱朗诵郭小川的《军垦战歌》和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等等:

看浩浩黄沙,红旗如火;听莽莽古林,机声大作。铲平沙丘造良田,砍掉枯树盖房舍。英雄女儿,千斤大树肩上扛;千万战士,披荆斩棘唱豪歌。无缰的野马啊,塔里木河,从今啊,要给你们披鞍上锁。不管你滔滔恶水一千里,不管你千里荒凉无春色。

塔里木河的流水啊,
是我们的豪情在挥洒;
准噶尔的草地啊,
印下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你看那:
天山南北,一片红霞;
戈壁内外,千里庄稼。
你看那:
亘古荒原,沧桑变化;
大好河山,锦上添花。
边疆春色如图画,
处处战歌处处花,

若问起边疆人的心意?
身在天山,心怀天下!

——郭小川:《军垦战歌》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

一路上,扬旗起落——
苏州……郑州……兰州……

一路上,倾心交谈——
人生……革命……战斗……

……

呵,胸中的江涛海浪!……
呵,满天的云月星斗!……

……

江山呵,在我们的肩!
红旗呵,在我们的手!……

……

呵,祖国的万里江山、万里江山呵……
呵,革命的滚滚洪流、滚滚洪流……

现在,让我们把窗帘打开吧,
看车窗外,已是朝霞满天的时候!

来,让我们高声歌唱呵——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

虽然,最终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当“军垦战士”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齐克本人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的志向绝无改变。此后,无论是在农村当知青,还是进工厂当工人,他都努为学习马列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坚定反对特权和特权阶级,永远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

见到不正之风,他就反对;遇到腐败,他就斗争;为保护家乡的山林与环境,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向有关方面举报有关领导和部门的乱砍滥伐。为此,他曾被有些人看成是一个“与风车作战”的新时代的“唐.吉诃德”,曾遭受许多来自权力的打击和来自“群众”的嘲笑。这种打击和嘲笑,给他的妻子、父母和家人都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和痛苦。

“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一介平民(他后来的职务是市科协主席),他立足于“建设家乡”,一直为家乡的发展进步操心出力。他曾多次嘱我想办法请学者、专家去我们家乡给领导和群众启蒙与建言献策。

对于改革开放,齐克的态度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一方面,他拥护改革开放,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他又对一部分人靠权力“先富起来”深恶痛绝,对日益严重的腐败痛心疾首,对天壤之别的贫富差距忧心重重,对低端人群的卑微与苦难满心悲愤。

齐克终生都是一个赋有“第二种忠诚”情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反对“执政党”中的特权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殊利益集团等黑暗势力,主张发展壮大“执政党”中的健康、光明的力量。凡事,他都首先从路线、政策上去琢磨,而较少从制度、文化上去思考。当我说:“只打苍蝇,不消除产生苍蝇的臭水坑,一切都是枉费心机”的话时,他睁大了眼睛,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齐克的父母在世时,每逢春节,我都会去他家里拜年,两位老人家都会热情地留我在家与他们一起吃饭、畅聊。齐克谈恋爱,第一个告诉我,并征求我的意见。齐克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的名字叫“一石”,是他嘱我给起的(小孙子的名字也是他与夫人嘱我起的,叫“思贤”,取“见贤思齐”之意),取自我当年祝福他们婚礼的诗中“一石一沙铺锦程”之意,那年头,我们都彼此勉励做“革命事业”的“一沙一石”;女儿的名字叫“一琳”,是他自己给宝贝女儿起的,我猜想,大概含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吧。

文革大规模武斗爆发之前,我在一次冲突中被打伤,在矿务局医院住院治疗。齐克家离医院不远,两位老人家便常常要小女儿去医院给我送汤送菜送饭。

齐克是我们家的“编外成员”。他深更半夜都能来我们家“串门”,聊得太晚,不回家睡觉,就和我睡一个被窝。我的父母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母亲就曾对他说过:“你和东成除了不是一母所生,还有啥不同?”

由于齐克跟我的友谊,更由于我特别喜欢那个善良、清纯、真实的小女孩,我们夫妇认了齐克的女儿为干女儿。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至到今天,这个实际上特有主见的女孩从未称我们为“干爹”、“干妈”,从来都是称呼我们“东成叔叔”、“林阿姨”,我们也都一直称呼她为“齐一琳”或“琳琳”(我们自己的女儿也叫“琳琳”)。如今,早已读完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一琳”,已经结婚生子(小男孩已经六、七岁了,快上小学了),定居于美国波士顿,与她的先生一样,专门从事抗癌药品的研发工作。她的父亲是被癌症夺去生命的,所以,她平静说出的“我恨癌症,它夺去了我爸爸和许多人的生命,所以,我从事抗癌药品的研发,一点也不感觉累”的话,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与温暖,让我为齐克感到特别满足与欣慰。

往往一个人离去后,人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到他(她)的价值。齐克走后,家乡的同学和朋友相聚少多了,我也很少回家乡了。那天,凛凛寒风中站在他的墓前,我感觉十分孤独和寥落。

我和齐克的交往经历证明:使两个人长久地保有友谊的根本力量,在于两个人的价值观和人品。人们的阅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学识不同,眼界不同,很可能导致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会有差别,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两个人价值观醇正、人品端正,就很可能超越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分歧,依然成为终生的朋友、甚至知音知己,成就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传奇。

齐克去世的告别仪式上,曾摆放过我敬献的一个花圈,花圈的挽联上,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齐家治国书生气
克己复礼赤子心

想来,我与齐克,我与许多朋友,谁不是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百无一能”的书生?如今,这些“白髮书生”正在回归“自己的土地”。这“自己的土地”,对于我们,是“套鞋上的污泥”,是“牙齿间的沙砾”,但是,我们都要躺进它怀里,和它化为一体,因此,我们才不拘礼节地称呼它:“我们的土地”(阿赫玛托娃:《祖国土》)。

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听雨者2018年3月24日记于京北香堂村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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