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克，是我终生的挚友。他于2005年6月21日因肺癌不治而去世，享年仅仅58岁。
他已经离去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我没有为他写下一个文字；但是，我一直与他相影随形，一直与他交谈对话。特别是每遇一些重大事情，我总会首先想起他，总会设想他会有怎样的看法，猜想他对我会有怎样的批评和建议，甚至有怎样的讥讽和揶揄。
我俩是最过心的知音。
齐克的父亲母亲都出身于大户人家，都曾是接受民国教育而长大的知识青年。1949年后，齐克的父亲齐德恩先生曾当过一个中学的非党员校长，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母亲刘嶽石女士曾当过矿务局医院的医生，热忱工作，诚心待人。听他们的老同仁说：年轻时，齐德恩先生儒雅、端庄，而刘嶽石女士文雅、俊俏，是那个年代就敢于穿连衣裙和高简丝袜的“新女性”。
文化大革命前，我和齐克并不怎么熟悉。我俩虽是同校同级，但不同班。那时，我只觉得他是一个穿着挺“洋气”、长得挺“帅气”的活泼少年。他乒乓球打得好，是学校乒乓球队的“种子选手”。但是，他有一个同学中间人人皆知的“糗事”：每临强手，他都会认真、勇猛地搏击，但每遇“不堪一击”的对手，他便开始“逗你玩”，打出各种各样的搞笑怪球；每次打赢了，他都让心花在自己的脸上怒放，喜地欢天春风好，而每次打输了，他都会流泪哭泣，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孩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就成了一路风雨相随的战友，直到他离开这个令他伤心、哭泣、然而又舍身爱恋的世界。
我是“星火燎原”战斗队的组织者之一，而他是“鹰击长空”战斗队的骁将；后来“两军会师”，我们又都一起成了“革命造反大军”、“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中坚。在我所有的“造反派战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与我自始至终风雨同行。
然而，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做事情，而决不当头；只动笔动口，而决不动手动脚；只揭批“党内走资派”，而决不批老师、打同学、搞武斗、破四旧。我想，之所以如此，不但是因为他一直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更根本的，是“原生态”家庭给予他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教养。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久，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军黑干将”、“造反派坏头头”。一次批斗会上，在我被冲上前来的同学愤怒地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胸前挂着名字被打着红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的我，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齐克：他哭了，用手抹着眼泪离开了！那时，我的泪水在心中流淌如涛涌。
不记得是哪一天了，齐克找到我，要我化妆和他一起去军分区，向军队首长反映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实情况，倾诉我这个“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暂不公布）”被“群众专政”的“冤情”。回顾起来，在被“专政”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没有给予任何结论和“说法”的前提下，我被允许重回“群众”之中参加“知青集体户”，大概与这次去军分区“上访”不无关系。
文革期间，齐克和其他几个同学（包括后来的诗人朱雷）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革命壮举”，就是他们背着父母“离家出走”，带上《毛选》，带上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去新疆参加“建设兵团”做“军垦战士”。
那岁月，齐克最爱朗诵郭小川的《军垦战歌》和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等等：
看浩浩黄沙，红旗如火；听莽莽古林，机声大作。铲平沙丘造良田，砍掉枯树盖房舍。英雄女儿，千斤大树肩上扛；千万战士，披荆斩棘唱豪歌。无缰的野马啊，塔里木河，从今啊，要给你们披鞍上锁。不管你滔滔恶水一千里，不管你千里荒凉无春色。
塔里木河的流水啊，
是我们的豪情在挥洒；
准噶尔的草地啊，
印下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你看那：
天山南北，一片红霞；
戈壁内外，千里庄稼。
你看那：
亘古荒原，沧桑变化；
大好河山，锦上添花。
边疆春色如图画，
处处战歌处处花，
若问起边疆人的心意？
身在天山，心怀天下！
——郭小川：《军垦战歌》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
一路上，扬旗起落——
苏州……郑州……兰州……
一路上，倾心交谈——
人生……革命……战斗……
……
呵，胸中的江涛海浪！……
呵，满天的云月星斗！……
……
江山呵，在我们的肩！
红旗呵，在我们的手！……
……
呵，祖国的万里江山、万里江山呵……
呵，革命的滚滚洪流、滚滚洪流……
现在，让我们把窗帘打开吧，
看车窗外，已是朝霞满天的时候！
来，让我们高声歌唱呵——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
虽然，最终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当“军垦战士”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齐克本人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的志向绝无改变。此后，无论是在农村当知青，还是进工厂当工人，他都努为学习马列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坚定反对特权和特权阶级，永远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
见到不正之风，他就反对；遇到腐败，他就斗争；为保护家乡的山林与环境，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向有关方面举报有关领导和部门的乱砍滥伐。为此，他曾被有些人看成是一个“与风车作战”的新时代的“唐.吉诃德”，曾遭受许多来自权力的打击和来自“群众”的嘲笑。这种打击和嘲笑，给他的妻子、父母和家人都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和痛苦。
“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一介平民（他后来的职务是市科协主席），他立足于“建设家乡”，一直为家乡的发展进步操心出力。他曾多次嘱我想办法请学者、专家去我们家乡给领导和群众启蒙与建言献策。
对于改革开放，齐克的态度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一方面，他拥护改革开放，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他又对一部分人靠权力“先富起来”深恶痛绝，对日益严重的腐败痛心疾首，对天壤之别的贫富差距忧心重重，对低端人群的卑微与苦难满心悲愤。
齐克终生都是一个赋有“第二种忠诚”情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反对“执政党”中的特权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殊利益集团等黑暗势力，主张发展壮大“执政党”中的健康、光明的力量。凡事，他都首先从路线、政策上去琢磨，而较少从制度、文化上去思考。当我说：“只打苍蝇，不消除产生苍蝇的臭水坑，一切都是枉费心机”的话时，他睁大了眼睛，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齐克的父母在世时，每逢春节，我都会去他家里拜年，两位老人家都会热情地留我在家与他们一起吃饭、畅聊。齐克谈恋爱，第一个告诉我，并征求我的意见。齐克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的名字叫“一石”，是他嘱我给起的（小孙子的名字也是他与夫人嘱我起的，叫“思贤”，取“见贤思齐”之意），取自我当年祝福他们婚礼的诗中“一石一沙铺锦程”之意，那年头，我们都彼此勉励做“革命事业”的“一沙一石”；女儿的名字叫“一琳”，是他自己给宝贝女儿起的，我猜想，大概含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吧。
文革大规模武斗爆发之前，我在一次冲突中被打伤，在矿务局医院住院治疗。齐克家离医院不远，两位老人家便常常要小女儿去医院给我送汤送菜送饭。
齐克是我们家的“编外成员”。他深更半夜都能来我们家“串门”，聊得太晚，不回家睡觉，就和我睡一个被窝。我的父母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母亲就曾对他说过：“你和东成除了不是一母所生，还有啥不同？”
由于齐克跟我的友谊，更由于我特别喜欢那个善良、清纯、真实的小女孩，我们夫妇认了齐克的女儿为干女儿。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至到今天，这个实际上特有主见的女孩从未称我们为“干爹”、“干妈”，从来都是称呼我们“东成叔叔”、“林阿姨”，我们也都一直称呼她为“齐一琳”或“琳琳”（我们自己的女儿也叫“琳琳”）。如今，早已读完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一琳”，已经结婚生子（小男孩已经六、七岁了，快上小学了），定居于美国波士顿，与她的先生一样，专门从事抗癌药品的研发工作。她的父亲是被癌症夺去生命的，所以，她平静说出的“我恨癌症，它夺去了我爸爸和许多人的生命，所以，我从事抗癌药品的研发，一点也不感觉累”的话，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与温暖，让我为齐克感到特别满足与欣慰。
往往一个人离去后，人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到他（她）的价值。齐克走后，家乡的同学和朋友相聚少多了，我也很少回家乡了。那天，凛凛寒风中站在他的墓前，我感觉十分孤独和寥落。
我和齐克的交往经历证明：使两个人长久地保有友谊的根本力量，在于两个人的价值观和人品。人们的阅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学识不同，眼界不同，很可能导致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会有差别，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两个人价值观醇正、人品端正，就很可能超越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分歧，依然成为终生的朋友、甚至知音知己，成就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传奇。
齐克去世的告别仪式上，曾摆放过我敬献的一个花圈，花圈的挽联上，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齐家治国书生气
克己复礼赤子心
想来，我与齐克，我与许多朋友，谁不是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百无一能”的书生？如今，这些“白髮书生”正在回归“自己的土地”。这“自己的土地”，对于我们，是“套鞋上的污泥”，是“牙齿间的沙砾”，但是，我们都要躺进它怀里，和它化为一体，因此，我们才不拘礼节地称呼它：“我们的土地”（阿赫玛托娃：《祖国土》）。
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听雨者2018年3月24日记于京北香堂村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