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25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要叙述中国的近现代史，总是无法绕开旧秩序，它巨大的惰性超乎想象。自被舰炮轰开口岸以来，中国曾经发生过五次失败的革命；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武化小革命。似乎一股一以贯之的脉络在推动着这些革命步步向前，革命的目标是要彻底摧毁旧秩序，并在旧秩序燃烧崩坍的废墟步步向前。
（经过画师美化后的道光皇帝）
1820年，38岁的旻宁坐到了太和殿的龙椅上，这位满面愁容，瘦小呆滞的人，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限制：用皇帝该用的词汇说皇帝该说的话；用皇帝该有的动作做皇帝该做的事。他的生活、思考空间极其狭隘，虽居于九五之尊，其眼界见识，并不比治下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更广阔。他既不懂如何顺应时势，更不懂如何与命运抗争，照着别人的要求，象一个木偶，浑浑噩噩而又竭尽心力地扮演着属于他角色。全中国都要奉他为表率，以他的话为金玉，以他的名为讳，感戴他的恩德，恐惧他的威势。“如果这个人坐在白金汉宫或者白宫，三天内革命的风暴将迅速燃遍全国；而紫禁城之下的中华帝国却一片静溢，没有一丝波澜的苗头。”
连最顶尖历史学家也疑惑不解，帝国巨大的惰性究竟从何而来？56年后，同一把椅子上做的是旻宁的5岁的重孙载湉，此时世道已大不相同，英国人早雄心勃勃要修建一条从上海横贯整个长江流域进入四川，再取道云南、缅甸进入印度，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最大市场连接起来的铁路。筑路计划已酝酿多年，勘探工作基本就绪，但各种原因，这条恢弘的亚洲大动脉，至今仍未落成。
1872年，日本已经有了第一条铁路，由美国修建，路权归属美国。当英国人向清政府提出铁路计划时，清廷被惊呆了。他们不知道铁路意味着什么，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铁龙在地上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必将动摇人间真龙的气数。并且，如此浩大的铁路工程，不知要吸进多少无辜路魂，才能换来交通安泰。长江沿岸是皇家粮仓，这一带风水若被铁路毁坏，引发动乱。
还有其它说法：有认为铁路方便洋人运兵的；有认为铁路将剥夺“车夫贩竖”衣食的；有认为“于田庐坟墓有碍必多阻挠”的。
（郭嵩焘是纯粹中国内部产生出的罕见开明人物，他最早主张取西法变之，背负汉奸之名死于孤闭）
但倡导修铁路的人也不是没有，最积极是驻英公使郭嵩焘，他在英国不断地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写信，陈述铁路之利。就路权问题，他特地请教日本驻英公使，日本公使曰：“此事西人为其难，东人收其利，何乐而不为。”郭嵩焘人微言轻，朝廷迟迟不给批复，李鸿章和沈葆桢一商议：先瞒着朝廷把铁路修起来，就说是修马路，生米煮成熟饭再说，沈葆桢一听“硬是要得”。
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从上海闸北通往吴淞口——很快动工，宏大的后续筑路计划还在前方召唤，由怡和洋行出资，英国道路公司承办，我们列一些有趣的事：
征地补偿是每亩50两，当时吴淞口一代的土地交易价大约30两每亩，是个很良心的补偿价，不过比起自来水厂270两每亩就逊色很多了。
铁路在1876年开通后，“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廷望者，或有少年荷锄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喜笑者，至于小孩或惧怯而依于长老前者，仅见数处则或牵牛惊看似作逃避之状者，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申报——民乐火车开行》）
（吴淞车站）
火车每日往返六趟，老百姓们把坐火车当成一桩新鲜的西洋景，连平时一年到头不出几趟大门的死宅们，也纷纷举家携眷来搭火车，“更有妓馆中之娘姨大姐满头插遍珠兰栀子花，香气四溢”。车内拥挤无比，堪比春运，而老百姓乐在其中，客运生意火爆，第一年收益竟达到1万英镑（大约7万两白银）。（《申报——记华客初乘火车情形》）
但消息传到北京后，立即遭到了守旧派的顽固抵抗，沈葆桢手下的得力干将，上海道台沈秉成被撤换成守旧派的冯焌光。这位姓冯老兄不仅自己非常之迷信风水，还肩负着朝廷的特殊使命——拆了铁路的台。他上任后马上调集乡绅和老百姓围攻铁路和洋人。为了人畜安全，铁路两旁修有隔离栅栏，影响村民放羊。于是乡绅带着村民们去找洋人交涉，要求“借”一条小道让羊过路。这当然不可能被答应，于是愤怒的乡绅和村民们拔掉了栅栏，捣毁了站台房舍。他们还在路上袭击落单的车站工作人员，一个洋人被一群村民围攻，他拔枪打伤了一个村民，暴力冲突步步深温。拔除隔离栅栏后不久，果然发生了车祸，一位村民被火车撞死了，冯焌光马上召会英国领事，要求英国领事将司机按杀人凶手处死，英国领事自然不同意，判司机无罪。
那条吸路魂的古老诅咒似乎开始应验了，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忧心忡忡。而“撞死人的凶手逍遥法外”，更是激起群情激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官府和乡绅煽动下围攻车站、道路局，要求停开火车。连沈葆桢也顶不住朝廷压力，他意识到若不停运将引发更大外交冲突，如果最后酿成兵舰外交后果不堪设想，他甚至亲自到铁轨上以卧轨相逼，铁路被迫停运。英国人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政府不满铁路利润分成的诡计，提出铁路由中、英两国合办，中国注股，英国出技术。具体方案还没拿出来便遭到北京朝廷断然拒绝，接下来，整条铁路造价28万5千两，由清政府分三期购回，付清款项前英国人可以继续用于客运。
1877年，铁路被清政府收回，很快拆掉了。当拆除铁路的时，老百姓象铁路刚修通时那般欢欣鼓舞。郭嵩焘还想阻止拆铁路，希望留下中国人自办，虽然成本要比先前高很多倍。为此，李鸿章给郭嵩焘写信说：我虽有心办铁路，但南方的事我管不了啊奈何！而沈葆桢给郭嵩焘的道歉信更加离谱，说是不是我不想办铁路，但路旁有“铁道游击队”老扒车偷东西，没办法只好拆了。
后来，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台湾当地的士绅们比内地同类要开明许多，热烈支持办铁路，刘铭传想要吴淞铁路拆下来的钢材和机车。于是费尽周折运到台湾，发现都已经变废铁，根本没法用，只好又劳民伤财运回大陆，后来它们彻底锈蚀无人问津了。
（著名马拉火车）
1881年，李鸿章故伎重施，以修马路为幌子，修建了又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用于开平煤矿运煤。朝中的反对派捏沈葆桢可以，李鸿章他们有点捏不动。但他们仍以机车声大、震动大，搅扰皇陵为由，不许使用蒸汽机车。这条唐胥铁路成了人类筑路史上最搞笑的一出笑话：用骡马牵引的铁路。
吴淞铁路被购回拆毁，是研究中国制度惰性的一大典型事例，被收录进绝大多数严肃的汉学研究著作中。在中国，此事仍仅被当成一个猎奇趣谈或者通俗笑话。经历了五次革命之后，今天的中国人也已经很难弄明白，当年祖先脑袋里装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且莫嘲笑先人，我们今日脑中浆糊，未必比当年更少，因此更需谨记此事，自省自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