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2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焦达峰这风度气质，比杜叶笙如何？）
除了“外儒内法”的士大夫主义，中国还存在一个与之并行交错的强大传统，我们姑且暂称其为“徇私主义”。研究它是个巨大难题，因为它很难见诸文本、著述，只有从历史故纸堆、社会现状和文学作品中寻找来龙去脉。和士大夫主义宣传“舍己为公”的口号截然相反，这一传统的核心是私人恩怨、亲族纽带和门户之别。它有时看起来很肮脏、短视和自私，有时又表现出超越政治、种族壁垒的人际温情，面目十分模糊。
用“江湖”二字或可部分地表达出这一传统的内涵，但它远非局限于某个特定阶层，而是泛滥于全中国的普遍现象。虽然口口声声“大义”、“奉公”、等词汇，宣称要替圣人完成“牧养万民”的理想，但中国朝廷自古以来便是些私人团伙，围绕一些核心人物形成私人派系。这种状况并不一定会被扣上“结党营私”的恶名，根据需要它还会被美化。譬如曾国藩得势后大肆提拔湖南同乡，在很多历史著作被当成一桩美谈。美化或丑化的关键是团伙的核心人物是否得到生前和后世的认可。
私情凌驾于所谓“大义”之上，北洋系对袁世凯的个人忠诚，因为“袁帅有恩于我”；拉杆子出身的张作霖雄踞一方，因为他对兄弟们“够义气”；他们的成功相当程度上来自所谓“会做人”。岑春煊今天与宗社党一同保皇，明天就投靠孙文革命，反复背叛的原因是他与袁世凯积怨太深。
私人团伙的利益高于一切，世间其余事务仅被视为团伙浮沉的一个大背景。人们视自己为一个随波起伏的木盆，而非构成波涛的水滴。当处于人群中时，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从中区分出“自己人”和“外人”。区分的标准非常微妙，并没有恒定标准，政治观点、身份、经济利益、共同安危这些看起来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中国人眼里并不十分重要；私人恩怨、人情世故、亲族、同乡、同学、门户这些因素的分量反而更高。
“徇私主义”团伙非常复杂，而且会随着不同环境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有具体身临其境才能有所感悟。它有时表现的门户分明，有时又是跨集团的。岭南两个不同家族之间的成员，平日里在集市或者其它场合见面，看起来客套守礼有加，甚至相互引为知己；一旦家族间爆发械斗，他们马上推翻积攒的一切温情自相残杀；械斗结束之后，又会回到表面上温情脉脉的日常交往中来。文学作品中秦琼、宋江这些典型人物，身为公门中人，在“绿林道上”的发言权却超过绝大多数黑老大。
人生首要事务是进行拉帮结伙的站队，即便在今天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民营企业中，仍普遍存在，其广泛及根深蒂固程度，可能比皇权-士大夫秩序更甚。
为免喧宾夺主我们不再过多叙说，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面上是一段不断西化的进程，实质上仍是在追随着自己的传统惯性向前滚动。就象一个大粪球，表面沾染了些叫作“西学”的东西，大部分都在滚动中被抖落了；同时也抖落了一小部分“传统”，但粪球的核心却越滚越结实。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认识远远不够，对“西学”的认识亦同样地贫乏，部分原因是严复所认为的“中国人缺乏逻辑思辨能力”。乐于参悟（实际上是盲目追随）“大道”，不肯面对人本身的无知、渺小这一真相。曾为世界中心的幻觉，加剧了这种盲目，既无力亦无心去进行深刻的思辨和比较研究。
（1904年建立的湖南图书馆）
武昌起义原计划鄂、湘两省同时举事，但武昌提前打响，使湖南陷入迷惑之中。湘、鄂两省互为唇齿，湖南乡绅本是中国“觉醒”得最早的一批人，此地在清末人杰辈出，到了革命前夕，因英萃大量流往外省，湖南本地反倒是人才匮乏。绅商和革命党早有串通，因同盟会谭人凤的到来获得强化。武昌起义后，长沙的绅商、新军、革命党们曾聚在一起多次讨论举事响应。这些讨论离不开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事后推谁为都督？两位声望最高的人选：巡抚余诚格和巡防营老将黄忠浩，都犹豫不决。于是众人定下，起事后召开“军、商、学、绅”大会，公举都督。
焦达峰本是湘赣边境一代洪江会的头目，十八岁就当上黑道大哥，他为人豪爽，对兄弟仗义且一掷千金。因参加1906年萍浏醴暴动，逃亡日本，与孙武共建共进会，宣称奉同盟会宗旨为宗旨，奉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回国后孙武在武汉三镇致力于运动新军，他则干回老本行，重回洪门当起黑道大哥来。
长沙要举事早成了公开的秘密，迟迟没有行动，是想留时间游说巡抚余诚格“反正”。但武汉三镇战事越来越紧迫，一部分人开始等不及了，焦达峰动员了大群洪门会众潜入长沙，余诚格闻讯忙将守城新军调出，调巡防营入驻长沙，下令关闭城门，以免洪门会众涌入。起事原定在10月25日，但焦达峰和新军排长陈作新联手，组织了两小队新军，在10月22日提前发动了起事。
起事异常顺利，防守城门的巡防营听见新军叫门，嘻嘻哈哈地和对方开着玩笑便将城门洞开，放其入城，有些还抄家伙跟他们一块走了。起义部队很快来到巡抚衙门外，余诚格见状祭出白旗，上书“大汉”，以为缓兵之计。随后他剪去辫子，一路逃上海去了。“光复湖南”未费一枪一弹。
起义者们迅速赶往咨议局，召开“公举”大会，趁着大伙没有到来，要“选举”焦达峰为都督。反对者仅有二十多名参加起义的同盟会员，同盟会首领谭人凤，曾立主推举老将黄忠浩为都督，他为人豪爽，并不排斥革命，若黄不就，则效武昌黎元洪先例，趁着革命情绪高涨半推半就拥之，新军诸将校也支持这一提议。焦、陈二人见状，干脆把黄忠浩抓起来砍了，以绝后患。谭人凤此时已赶往武昌，同盟会既势单力薄又群龙无首，只好任凭焦达峰、陈作新摆布。焦达峰又反过来封陈作新为副都督，随后到处张贴盖有“都督焦达峰”大印的安民告示——连大印都早早准备好了。
（长沙老将黄忠浩，一字之差，有昔日黄汉升之风）
待到一众绅、商、军、学们闻讯赶到咨议局，谴责焦达峰时。陈逃黄死，咨议局局长谭延闿成了最热门的都督人选。但谭延闿制止了大家，他说：“此时岂是争都督之位之时？”
焦达峰当上都督之后第二天，他的洪门兄弟们纷纷赶来，凡求官求财，他一应慷概封赏。狱中关押的洪门囚徒，一律当“国事犯”释放，尽管大部分人入狱并非因此。这些黑社会得势，横行乡里。湖南原有新军两个标（团），被他几天内扩编成六个协（旅）。随随便便一个洪门兄弟，叫一声“焦大哥”便当上标统、管带（营长）。凡找他伸手要钱的，他大手一挥便给。有个姓吴的标统两天内连续要走了几万两银子，也无追问对账。都督府管理一片混乱，毫无编制、规程可言，全凭焦达峰一句话。自然是乱成一团，命令一日数改，教人难以适从；出现问题时也无处核对、问责……有枪在手，有都督“焦大哥”撑腰，如今成了“洪家天下”，会党们四处勒索，找仇家报过去私仇。扩军的口号是“援鄂”，而且也果真派了两个协去武昌助战。但这些乌合之众不仅毫无战斗力，而且纪律败坏，到了武昌后还引发了武昌绅商和革命党之间的巨大矛盾，革命陷于分裂的苗头，自湘军到来之后出现。
盲目扩军导致省府财政严重亏空，长沙地皮被刮起三尺，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众人一看不对，立刻组织参议院，谭延闿为参议长，规定都督的人事任免必须经参议院批准。这反倒成了焦达峰用来阻碍“外人”求职的藉口。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原本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因革命爆发时驻屯在外未能参加革命。如今赶回长沙，自然是想要有所作为。当他们赶回长沙时，焦达峰的封官许愿大戏已经唱完，五十标无人获得提拔，心生不满。有人劝焦达峰说新军可能生变，他说：“五十标才几百人，我有六万多人，可供调遣者五千，何惧？”继续沉醉在土皇帝的梦中，醉心于设计都督礼服之类的排场。
而他的副都督陈立新则沉迷酒色，花天酒地，夜夜笙歌。10月29日，一群新军军官密谋要除掉这二人，到了10月31日，长沙城内经济秩序已经崩溃。和丰火柴公司发生了挤兑骚乱。副都督陈立新只身骑马前往，在半路被新军砍死。哗变军队一不做二不休，紧接着向都督府进发，此时焦达峰又表现出一个黑道大哥和革命者的气度，临死颇象个英雄。他没有选择逃跑，走出都督府大门，对哗变的新军说：自己愿意一死，要求他们“不得残害我湘民，勿忘革命大义”。随后，被哗变军队以“乱用流氓”为名处死，年二十又五。
焦达峰以不义手段窃得十日都督之威风，他生前豪爽过人，临死慷慨激昂，毫无惧色，堪称豪杰。但革命乃诉诸暴力，这是最需要谨慎对待的一种手段。不能为秩序所驯服的暴力，实为祸乱之源。
哗变后，新军拥立谭延闿为都督，这是个宽厚好人，遇事优柔寡断，热衷于书法、办学、美食，虽然名声不错，却是个贾宝玉式的公子人物，人送外号“药中甘草”。自己没什么能耐，专事调和五味，做都督过于为难于他。据说他是被哗变新军从家里逮住，硬塞进滑杆，抬进都督府当了新都督。
（谭延闿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南三公子”）
新的军政府宣布继续支持武昌革命，并订立各种章程，重组军政府，试图挽回颓局。但谭延闿没有改变焦达峰留下的人事体系，已经被挥霍一空的省府财政，根本无力继续支持庞大的军队开支。湖南不仅没有成为武昌的有力后援，反倒是内讧不断，崩溃的经济使老百姓对革命的态度非常冷淡，本欲支持革命却严重地拖了革命后腿。不久，谭延闿作为颓势的替罪羊，又被军官们赶下台去了。
湖南是第一个响应革命的省份，在起事之前，看起来是一把好牌：各界空前团结，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但这一天果真来时，却大大地出乎人们的想象，所谓“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时乎？势乎？
焦达峰于革命不可谓不诚，其死也不可谓不激昂悲恸，引祸杀身，八、九发乎自取。革命者，以最谨慎之行，谋流血之事，是故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麦迪逊功成于当代，名垂于千秋。而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身败于生前，名裂于死后。而中国百年之革命党人，从未反省自身，反污革命不成，乃“保皇党”、“反动派”之阴谋篡夺，革命愈革愈恶，祸根实在中国之旧传统，而非西学也。
修改于2018-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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