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01 通天译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文
约翰·斯托塞尔
译 熊越
前言
当人们看到问题，往往会寻求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通过一项法律[译者注：此处的法律是指人为的立法，并非真正的法律]。这并不总是奏效，因为强制很少让事情往好的方向转变，而这正是“法律”的本质——只是在实施强制。约翰·斯托塞尔以一个消费记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调查新闻生涯，他曾为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工作，以前是电视节目20/20的联合主持人，现在在福克斯商业新闻主持斯托塞尔秀。在Students For Libertys成员参与的国际自由学生大会上，他拍摄了两期斯托塞尔秀。
我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部分原因是我看到政治左右两方所提供的选择都是错误的：政府控制经济，或是政府控制我们的个人生活。
双方都认为自己热爱自由。左派认为政府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右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让美国人更加善良。如果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政府推动自己的议程，我认为我们最好走开。
让双方争论像吸毒和贫困这样的事，但不让任何人被征服强迫，除非他盗窃或攻击了某人。除了资助一个高度有限的政府所需的少量资金，不让任何人强行拿走别人的钱。当出现疑问，别计较，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它留给市场和其他自愿机构。
但大多数人并不是这么想的。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一个满是问题的世界，而这些问题能通过法律解决。他们认为，使得我们无法解决自己问题的，只是政客的懒惰、愚蠢、或冷漠。但政府是强制性和无效率的。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政府不设法解决生活中大部分问题的话，一切会更好。
人们往往认为，“政府可以！”每当出现问题，他们说，“应该有一项法律！”
即使中央计划的可怕结果造成苏联解体，也没有使世界震惊到放弃大政府。欧洲开始谈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而美国的政客梦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以及“管理资本主义”——政客们常常在此替代看不见的手。
乔治·W. 布什竞选总统时，承诺了一个“精简”的政府，但他决定创造每年500亿美元的处方药补贴，并建立一个叫做“不落下一个孩子”（No Child Left Behind）的官僚机构。在布什任期下，共和党让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增加了一倍（林登·约翰逊以来最大增幅），扩大了禁毒战争，并聘请了9万名新监管者。
布什所增加的监管，并没有平息媒体要求更多的需求。
于是奥巴马来了，他的开支大到足以让我们所有的孩子破产。这助长了茶党和2010年的选举。
茶党给过我希望，但我又被耍了。短短几个月内，新的“财政保守”的共和党投票给了维持农业补贴，发誓“保护”医疗保险，并在罗姆尼未来的副总统候选人众议员保罗·瑞安提出自己的温和赤字计划时退缩了。
不幸的是，部分建立在自由至上主义原则之上的美国，无法承认政府已经变得太大。东亚国家却拥抱了市场并蓬勃发展。瑞典和德国也开放了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并看到了自己的经济改善。
但我们还在不断通过新规则。
这里的敌人就是人类的直觉。在市场炫目的恩惠中，很容易把市场的好处当做理所当然。我可以到国外去，把一个塑料片插到墙上，现金就会出来。我可以把同一块塑料片给一个甚至语言不通的陌生人，而他会把车借我一个星期。当我回家，维萨或万事达卡会把账单寄给我，准确到每一分钱。我们把这样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相比之下，你甚至不能指望政府的选票准确。
然而，每当出现问题，人们纷纷转向政府。尽管中央计划者有一长串的失败记录，但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骑在我们头上的把一切归功自己的政府，会真的糟糕透顶。
二十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H.L.孟肯感叹道，“一个政府说到底无非是一群人，而实际上，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下等人。（…）然而，出于人类总体在智力上的懒惰（…）这些无足轻重的事被当做一种义务普遍遵守（…）[并]假设有一种高于普通智慧的智慧。”
我们作为自由的个人和在一起自由工作的个人的团体无法做得更好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政府能做到。
如果没有大政府，我们的可能性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