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02 邢小群 丁东小群

画家张仃先生生逝世于2010年。 我认识张老是2004年,他已经87岁,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但他们老两口,非常关注中国的时局和思想文化界动向。他们看到丁东的文章,很感兴趣。恰巧张仃老伴灰娃的大学同学胡作群教授是我们的好友。于是,胡教授将我们引见给张老和灰娃。

张仃家位于北京西郊一处林场的半山上,是一座二层小楼。进门后,张老和我们热情握手。灰娃介绍,张老喜欢山,于是在晚年建设了这个远离市区的山居。建设过程中,张老手里没什么积蓄,全靠创作的字画支付建设费用。张老当时听力有很大障碍。他不愿意戴助听器,却用表情关注着我们和他夫人谈话。灰娃时而在他耳边扼要地转述。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各种政治思想文化动态的浓厚兴趣。张老的坐位前面放着一个小桌,堆满了他正在阅读的书。灰娃说,现在思想界关注的书他都看,比如顾准,比如李慎之。还有从网上下载的文章。当然,还有一部鲁迅,永远在手边。那天,张老夫妇留我们吃饭后,还送给我们两件珍贵的礼物:一是刚刚出版的画册型传记《大山之子》;二是张老为我们写的篆字横幅:“冰轮横海”。冰轮,就是月亮,每当看到这幅字,我们就想起,那天是农历癸未年的中秋。

以后,我们每年都要去看望张仃、灰娃二老一两次,有时吃了午饭一直谈到吃晚饭。灰娃老师也经常打电话来,了解各种信息。和张老接触的几年中,总共也没有听到他说几句话。他就像一座沉默的大山,安详地立在那里。

张老先后送我们四幅篆体书法。灰娃说,他的学生都不敢向他要字,他是真的喜欢你们。特别是为帮助何家栋出书,我们遭遇了粗暴的对待,张老很气愤,专门为我们手书两幅篆体字:“万象立胸怀”和“滄波共白头”,落款,“八十九叟”。灰娃老师特意裱后送给我们,以表达他们的慰问,让我们想起来就非常感动。

后来我知道,以艺术匡扶正义,贯穿张老的一生。他在己巳年创作的大型焦墨山水《昆仑颂》,就是他面对中华民族悲剧发出的正义浩歌。

张仃1917年生,辽宁黑山县人。“九一八事变”后,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时年15岁。东三省沦入日寇之手,张仃心情苦闷、焦虑,改画揭黑暗、反内战、求抗日的漫画,参加了左翼艺术家联盟。1934年,他在去凌子风家的路上,被宪兵抓去,因年龄不够18岁,改押苏州反省院,在反省院认识了艾青。这时的艾青是个画家还不是诗人。一年后,张仃被同学保释出来,靠给杂志社画漫画为生。“卢沟桥事变”后,张仃画了一幅:一个战士举着枪,下面写着“收复失地” 的漫画。用木刻方式印出来,发表后影响很大。

后来张仃去了延安。从萧军日记中可以看到,张仃平日里多苦闷,因为他的艺术作品,遭到延安主流派的批评。一反东北时期在张光宇提携下那种阳光的精神面貌。这时灰娃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学习,她说,在延安给她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三个人,一是塞克、二是张仃、三是杜矢甲。“他们三人的打扮与众不同,塞克自己拿粗土布做成套头立领的哈萨克衬衫,在山上弄个树枝,做成手杖,总拿在手里;张仃穿着一件皮夹克,一双高筒靴,打扮得像普希金,其实,那时他才20几岁;杜矢甲总穿着张仃拿破毛毯子给他做的一个披风。塞克在青年艺术剧院教怎么写歌词。张仃教我们老师美术知识及美术欣赏,我们老师再教我们。据灰娃介绍,塞克、张仃、杜矢甲三人原来都在鲁艺,但他们对鲁艺的某些人看不惯。有的画家比较左,知道张仃崇拜毕加索,故意杀一只鸡,指着地上的鸡血说:这就是毕加索!我一天能画几十幅。还有一木刻家说:我就不信,像张仃这种人还能参加革命?他们都觉得张仃不像“革命艺术家”。有一次张仃买了点牛肉炖了,请朋友们来吃,被人说是“拉拢人,和党争人”。张仃说:不就是请吃了饭嘛?他讨厌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一生气,不想在鲁艺呆了。 “文抗”的艾青、萧军是他的好朋友,张仃就是去了“文抗”。整风前“文抗”解散,才到了青年艺术剧院。剧院的美术设计都是靠他。

张仃到了“文抗”,与萧军等人办了一个作家俱乐部。作家俱乐部,就设在半山上的一座破房子里。萧军到处化缘,三元、两元钱的。中共领导们都给他们出了钱。他们用化缘的钱,买来土布、牛毛毡子、麻袋片和一些旧木头,由张仃设计,比如,他做的壁灯,是用筛面的箩,切上一半,钉在墙上的,里面点上煤油灯,光线很柔和;用粗白土布围成一个圆型做酒吧台,帘子从中间分开。俱乐部的徽标是“火苗中的一把钥匙”,象征普罗米修斯盗来天火,给人间带来光明。俱乐部除了酒吧,也有舞池。领导们出了钱,当然也来跳舞。张仃在俱乐部还办艺术展览,有复制的印象派、野兽派、抗战木刻、抗战漫画等。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咬张仃是特务,张仃指着咬他的人说:“你他妈的才是特务!”张仃死不承认,搞专案的人很恼火,想了很多办法,把他关到山顶上的一个窑洞,严加看守。后来知道毛泽东写给他写过的几封信,张仃才解脱,。

每到冬季延安都搞一次生产成果展示会,连续几年派张仃负责展示会总设计。有一年,在八路军礼堂举办大生产展览。张仃用好多张纸拼接起来,画了一幅大生产运动的宣传画,沿着展示的路线挂起来——这大概可以看作张仃的第一幅壁画。还有一次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参观小礼堂举办的生产展示会。他们惊叹,边区竟然有如此别致的展示和设计。艾青曾说:“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摩登在延安文化中并不是个褒义词。他的设计大气、粗朴,力求材质本体的质感魅力。

张仃在延安八年不肯入党。他说:“我虽然信仰共产主义,但觉得自己是个散漫的艺术家,我宁可做一个党的长期同路人。”他在鲁艺时,受过排挤和打击,心里憋着一股气。直到撤离延安时,组织上动员他和艾青入党,说你们离开了延安,分配工作方便一些,他才入了党。

因为是党员艺术家,1949年以后的张仃多次担任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到过很多国家。画家董希文说:“张仃,我真想给你当助手,去趟法国,看看世界名画”。

1957年,把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拉出来与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并成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让张仃去主持工作。他不愿意去,说不喜欢搞人际关系。上边和他谈了三次话:你是党员,你要服从,他只好去了。文革结束不久,他出任首都机场壁画总体设计,开启了中国美术告别封闭,走向世界的新潮流。

张仃晚年主要是绘画、写字、看书。灰娃说,生活上他没有任何与人交往的能力。单位给他分的房子只有80多平米。方毅批条子,让他住到南沙沟部长楼,他说,还得找人联系,我也不知道到哪儿找人?学院说,你把条子给我们,我们给你要去,他说条子丢了。这才有后来他自己设计,自己出资到郊外盖房之事。

1949年,张老设计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又提出国徽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创意。关于国徽设计,媒体一度只提梁思成、林徽因,而不提张仃。有人劝他出面争一争,他说,国家都这样了,我争它干什么。张老晚年,中国艺术已经进入了市场时代,张老却不为所动。他那沉默的身影,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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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