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3 山民遇水 小戎俴收

民国的历史是一部悲歌,如同一位溺入沼泽的穷汉,每次当他想要捞住一团浮草挣扎向上,总是溺得更深。他无助地挣扎三十八年,终遭灭顶。

晚清的际遇同样如此,但是后人一般对清朝幸灾乐祸,而对民国赋予同情。他们大多认同民国为自己的国家,而清朝不是。事实上,在沼泽中扑腾的是同一个穷汉,只是辫子不见了。

挣扎溺亡的国势中,有教人扼腕叹息的人物,他们似乎曾经有过机会,递上一根竹竿,却反被先拖入泥淖先行溺亡。梁启超道:“这段历史,是由国中好几位第一流的人物而且是我平生最亲爱的朋友把他们生命换出来。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么样?象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道往后要从那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得上做他们朋友。”

没有哪一位第一流的人物,比宋教仁更令后世怀念,他没有轰轰烈烈地死于对垒,在即将攀上浪尖时丧生于阴谋集团的背后冷枪,真相至今未能告破。

我们今天不为破案而来,作者没有掌握破案的足够线索。我们要看的是导致宋教仁遇害的那个时代,和它的政治色彩。以及宋教仁的理想——正是这理想把他送上了不归路。

新生民国的政治危机,以梁启超的解读最为精到:一边旧王朝留下的专制集团,他们只懂得旧逻辑和旧手段;另一边是“暴民”野心家在蠢蠢欲动,他们的心态与造反抢江山的传统反贼没有太大区别。更要紧的是,这两者如今都披上了共和的外衣在大行其道。民元10月梁启超回国,经历了一个多月众星捧月般的无尽应酬后,他很快从云雾幻觉顶端坠回地面,在给女儿的信中道:“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不绝于耳目……吾实厌此社会。”

北洋集团虽然没有表现出对改革的明显恶意,但北京城内的政治作风,仍和前清时一模一样:围绕一群达官贵人拉帮结伙,私底下达成秘密交易,求官求财,争权夺势。国务内阁形同虚设,遇上正事相互推诿,但求不担责任。大量的行政开支在无穷无尽的排场、应酬和中饱私囊中消耗殆尽,民脂民膏毫无意义地继续蒸发。

南方各省的“民军”已经扩张到了40万以上,前同盟会势力控制着钱粮和税收最充足的苏、皖、浙、赣、粤五省。民国建立非但未有使他们停止扩军,反而越演愈烈。“二次革命”的喧嚣声在过去的革命党中弥漫,两大机关报之一《民权报》,天天在咒骂袁世凯,比当年咒骂清廷还来劲。

扩军行为不可能不引起不满,革命好不容易以和谈告终,除了少数激进分子,没人愿意国家再次陷入一场内战。更何况各省库府已经在革命中挥霍一空,庞大的军费开支除了加重民间疾苦外毫无意义,这些滥竽充数的军队战斗力低下,于国防毫无益处。每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对两边的都会痛心疾首,这不是他们想要的民国。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整编全国军队的方案,但面临着几大难题:各省都督不愿交出军队归中央政府统一编制,尤其同盟会系,直接斥之为袁世凯攥取兵权的阴谋;各级政府已经几近破产,还要偿还清朝留下的外债、赔款,连兑现优待清室条例所需的每年400万两都快拿不出来了,即便能顺利实现全国性军务整编,巨额的遣散费从何而来?

外患随之而至。革命前,外蒙几大王公就已在密谋独立,脱离清国,奉俄国为保护国。主要原因是驻库仑大臣三多和他们关系很僵,三多是个铁面人,不肯纵容王公、活佛犯法的事,王公们嫉恨在心。革命给了他们机会,王公们乘机举兵,并借来哥萨克,解除了外蒙境内驻军的武装,博格达汗在俄国势力扶植下称帝,趁着各省独立风潮宣布独立。清帝逊位后,他们继续独立于民国之外,理由是:蒙古是清国属国,效忠于满洲皇帝,如今清国不复存在,蒙古自然与“汉国”再无瓜葛。

随后俄国与外蒙签署《俄库条约》,外蒙境内除禁绝除俄国外的一切外国商贸活动,条约只字未曾提中国,俨然蒙事与中国无干。关于此事孙文曾密电临时大总统,称俄库事件本非俄国政府本意,乃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挑事,中国政府应该拖延不管方为上策。

凡举国家大事,临时大总统都会收到许多密电。这些电文处心积虑从临时大总统的角度为他着想,颇得“忠君体国”一脉之衣钵。临时大总统会选择出最称心如意的法子行事。若得称道,则荣光归临时大总统所有;若受诟病,则拉发密电者出来背锅。具备发密电资格者不多,如前清的密折特权一样备受珍爱。

这“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明指俄人,暗指宋教仁。宋教仁不是梁启超,他才31岁,活力充沛。面对日渐衰微的国势,他四处奔走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一面筹备竞选,一面抨击现政府。目的不为与现政府为敌,他抨击的是当前这种无责任的政府状态,为自己的责任制政府主张开路。

“俄库问题”是宋教仁抨击当时政府的一个热点问题。他认为,俄国人提出的三条:外蒙自治(措辞暧昧,虽然没有直接宣布吞并蒙古,但上下文中的隐意,蒙古是俄国的自治州,而非中国的自治州);外蒙境内禁止中国驻军和汉人移民垦殖;外蒙境内禁绝一切非俄外商。这三条总难免要对俄国做出一些让步,但如何解决它们,首先要以一个责任制政府为基础,积极去应对外交事件,多少能挽回一些局面。象现在政府这样:谁也不愿去谈这场会背上“丧权辱国”、“汉奸”骂名的外事,于是政府一味拖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三条会在不负责任的拖沓延宕中被做成既成事实,这才是真正的丧权辱国和汉奸行径。

在北京政府眼里,这是对袁和赵的抨击,而非对现行制度的抨击。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区分得出问题所在。40多年前郭嵩焘就提出,要学习英国建立一套民选制度,中国期待的“明君贤相”完全是靠不住的自欺欺人传说。近半个世纪后,郭嵩焘的理念仍处于社会的极边缘。最精谙此道的严复,自知不是自己的舞台,在革命前后直接选择置身政治之外,连梁启超这等数一数二的人物,也难免沾染“明君贤相”论的遗风。

当时的思想、风气究竟如何?很多人单纯地相信共和是“真的善的美的”,却不知这真善美的根基究竟为何物,更不知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去推进改革。

我们举两个具体事例看看:同盟会中宋教仁最坚定的支持者谭人凤,是会内的一流人物。谭曾在东京请相命师给宋教仁算过,相命师说宋是“三十年宰辅”,谭人凤便拿着这命数判词到处宣传宋教仁。即便连谭人凤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记不得他的湖南同乡前辈郭嵩焘的忠告: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明君贤相。

另一件事更具代表性,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北上与袁世凯面谈时说:“公练兵十年,吾筑路十年,黄兴采矿十年,陈其美理财十年,则十年后可雄踞亚洲矣!”国家在这些高唱“民权”论调者心目中,也只不过是几个人、几句话瓜分的玩物而已。

可以想见在他们之下的人,又是何种见识、心态?

在历史学家眼中,一场社会变革的领导集团,来自所谓“激进派中的温和派”,及“改良派中的强硬派”二者结成的联盟。前者主张激烈变革,却又不为盲动和狂热情绪所左右;后者主张渐进,却又能明辨虚假、敷衍和伪装。两类人主张不尽相同,却具备共同气质:他们是社会变革过程中最具责任感、勇气的两类人。变革过程中充满了无数抗争和妥协,要厘清和什么人抗争,和什么人妥协?何时选择抗争,何时选择妥协?如何抗争,如何妥协?需要一个坚实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唯有上述二者成功地实现联合,才有可能形成,使变革沿着良性轨道向前推进。

辛亥革命的进程是这一理论的一大体现。革命期间,联盟主要包括四大来源:受民主思想启蒙武昌首义新军军士,他们打响革命枪声;宪友会中所谓“朴拙诚实”一派,他们率先响应革命,动员社会各界支持革命,将它从哗变提升为真正的革命战争;同盟会中的非孙文一系,他们把海内、外的力量,革、商、绅、学力量串联起来;零散的革命派,先前摇摆在立宪与革命之间伺机而动,革命起后他们点起四处响应的火势。

四派都没有明显的核心人物,如果非要硬凑的话,灵魂人物分别是黎元洪、梁启超、宋教仁、蔡锷。随着革命进程,这个原先就非常脆弱的联盟关系很快在各种冲击下瓦解。武昌首义一派的气质、才干和知识结构,是优秀的革命马前卒,却不是好的建设者,除了剩下一份好听的名声,他们很快在力量角逐中的处于弱势;零散革命党本就不能算作派别,南北议和后不久便消失了。

可能的联盟只剩下两小部分:梁启超为首的“清流”立宪派,宋教仁为首的“非孙系”同盟会。而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旧专制力量和“暴民”野心家(另一股专制力量),却已经通过革命取得了比他们更大的合法名声,占据了话语权高地。

梁系书卷气很重,严重缺乏活动能力,在政敌眼里,这一系真正的力量所在,是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滇军“精锐冠绝全国”,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一旦出笼,南中国无人可以匹敌。在革命期间,曾经发生过滇军一个营震慑湖南全省的事。稳住梁启超就是稳住蔡锷,而书生们不谙政争,很容易在分争中晕头转向,丧失活力。梁启超甫一回国,袁便送上3000元月供,用比孙黄还高的规格来接待。梁启超无心说了一句:“过去曾国藩、李鸿章来京,都住在贤良寺。”随行马上告诉临时大总统,袁立刻安排布置洒扫贤良寺,请梁启超入住。令梁启超大为感叹袁笼络人心的心思之深之缜密。

反观国民党,除刘揆一等少数人提出与梁寻求结盟合作外,大多对梁一片谩骂之声,仍在揪着当年的笔战恩怨不放。国民党内关于梁启超的各种恶言污蔑、栽赃陷害之辞漫天飞舞,连刘揆一也因此被骂得狗血淋头。

不久,在袁的攻势和国民党的攻讦下,梁启超为本派定下了“监督专制,遏制暴民”的基调,选择与袁合作,警惕国民党作乱。

如此一来,坚持改革的力量,只剩下宋教仁一系孤军奋战了。宪政改革的英萃们,曾经在革命中短暂地联合在一起,给革命和自身带来了希望。如今却必须以卵击石,腹背受敌,败局已定。

在国会选举中遥遥领先,似乎已经耗尽了宋教仁的能量。他就象法国革命中的米拉波,在革命走到最紧要的十字路口时猝死,为后世留下一曲悲歌。

我们稍事分析一番,在宋遇害前他所面临的腹背境况。国民党大胜,宋教仁极有可能在接下来召开的国会中,组阁成为政府总理。这位准总理必须面对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三大危机,其中他关于“俄库危机”的看法,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另外两大危机首先是财政。

北京政府已经在启动一项“善后大借款”的计划,向六国银行团提出借款2500万英镑,用于整编军队、偿还外债和赔款、履行清室优待条例。以关税、盐税为抵押,47年偿清。这笔借款极其苛刻,因为实际贷款扣除佣金还要打九折,只有2100万英镑,约合白银1亿2000万两。连本带利赔清偿还总额高达6亿多两。六国银行团提出由银行团派专员监管中国关税和盐税,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商业利益需要这种保障。但此乃侵犯中国国权之举,当时对北京政府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国权方面。

而宋教仁的认为:和“国权”相比,巨额贷款的沉重负担危害更大!国权问题还可以寻找别的办法解决,贷款合同一旦签订,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按现政府总理赵秉钧的预算,2100万英镑一下子就要花掉三分之二,只余下700多万。因此他抨击现政府效率低下,必定是到处是雁过拔毛的中饱私囊,才会造成如此巨额的资金流失。他以为,关于贷款一事,必须交由一责任政府才能提上议程,反对现政府提交的贷款计划。这笔巨额贷款不知要牵动着多少人见不得光的利益,宋教仁要将贷款事宜压到未来的责任内阁再议,要断了他们的发财路,自然为他们所不容。

另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是整编军队。陈其美为首的孙系,视整编计划为北方想消灭革命党的阴谋,他们十分反对整编计划,原先之所以支持宋教仁的议会路线,就是希望由国民党来组阁,阻止整编计划,甚至将整编计划变成国民党夺取兵权的契机。

但宋教仁不仅支持现政府整编计划,更支持全国军队统一编归陆军部、海军部,消弭地方军阀兵权,实现军队国家化。如此一来,他成了孙系眼中的叛徒。

在宋教仁遇害前大约半个月,就有不少同志提醒他有危险,包括谭人凤。奇怪的是如果谋害宋教仁的主谋来自北方,那么国民党同志如何得知风声?

在宋的的书信中,有人提醒他党内可能发生内讧,他不以为意,在国会即将召开的关头,自然不是退缩的时候,他回复说:“不惧”。我们需要注意,在前同盟会的话语体系中,“内讧”的意思不是吵架,不是分裂,而是内部发生血腥事件。

1913年3月20日晚,中国百年革命中最伟大的人物宋教仁,接到临时大总统让他赴京议事的电报,在黄兴、于右任等人陪同下,从上海北站准备登车。当他通过检票口时,凶手在几步外朝他后背开枪。宋教仁道:“我中枪了。”

众人急忙将他送往医院,大夫取出弹头,是淬毒子弹!

两天后,这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与世长辞,他活着的时候从未畏惧、退缩,立宪理想随着宋公陨命迅速消退。在他死后,忍辱负重等待多年的黎元洪,终于当上有名无实的大总统之位,他曾经发起过两次无助的垂死挣扎,想要挽救立宪理想,失败后忧郁而死。

自谭嗣同始,中国第一代理想主义者们闪耀了十五年,宋教仁为这十五年画上句号,从此,狂热取代了赤诚,立宪理想被遗忘了。前人悲剧,后世君子,必当铭记:改良中之强硬派,与激进中之温和派,此同盟为变革之中枢,凡有公心于天下者,谨记勿忘!

附:宋教仁遗书。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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