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07 山民遇水 小戎俴收
（根据照片制作的油画）
民国的历史，仿佛每一刻都有无数暗流在上升下降，表面是一段政治和战争的纷乱时代，背后是思想、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独立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足以使她傲视先前的数千年和后来漫长岁月。当然不应该过分地夸大，它之所以凸显，是因为其它时代过于低矮。今天，这一苗头似乎又令人欣喜地出现了，尽管距离民国时仍显得非常低矮。
这要感重洋对岸那个伟大的国度，近二百年来美国人为中国近乎单方面地付出，终将被未来的中国人铭记在心。中国会有远大的文明前程，她将成为一个拥有博大胸怀、明辨恩义是非的国度。配得上这片广袤的国土，更配得上她数千年来所蒙受的无尽苦难。
进入民国史阶段，写作进度可能会慢很多，因为头绪要比晚清史复杂得多，只有试着一步步向前，诚惶诚恐，汗流浃背。作者无意张扬某种意识形态，但有明确的历史观：人类的良知性经验，既是历史写作中的批判标尺；获取这些经验，又是历史写作的任务，它们是人类在长河中跋涉最重要的财富。
革命以和谈结束，临时大总统声望如日中天，“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呼声响起，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不完全统计有三百多个，光叫“国民共进会”的就有好几个。这些党派绝大多数根本不懂近代政党为何物，随便抄几个词来当纲领，更谈不上深入民间，去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比如说由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们改组而来的“民社”，他们直接声称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党纲。民社可能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政党，武昌的革命首义者们放下武器，不再追求控制军队，使用暴力，转身为一个民间社团。尽管他们学识有限，气度却值得称赞。
（黎元洪凭借温和、善让的气质，是各党派都争相奉为旗帜的人物）
这些玩具政党，遇上重大问题通电发发声音，当时电报费用不低，发声也需要不菲成本，有钱的还会办份刊物。以其说是参政，说他们是在过干瘾更加贴切。他们的存在使社会一下多了很多声音，是民主化改革早期的一道靓丽风景。
武昌首义的革命者们放下武器，给同盟会巨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在临时参议院和临时政府中占据半壁江山，“空手而来，满志而归”。随后黄兴萌生“功成身退”之念，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呈现出“群雄并举”的局面，当上都督或大员的人忙着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在没有当上都督的，在各省和都督们争权夺势，试图控制军队。不仅外界呼吁同盟会放下武器，会内也出现这种了这种声音，一部分人脱离了，但主流仍在争权掌军，密谋“北伐”。
孙黄虽表面上淡出，会内大事仍需要他们通电确认才能生效。同盟会的帮派色彩可能比北洋系更浓重，而且他们都以志士自居，互不买账。据各种不太准确的回忆录称，当时最活跃的宋教仁，经常在会内甚至在公开场合被“打脸”（是真的上巴掌、拳头臭揍，不是当今的“吓尿体”文风），女会员们似乎最热衷此道，以“侮殴”宋教仁为能事。可见同盟会之迥异于北洋系的帮派文化，北洋系是正统的士大夫式帮派，而同盟会是一群既可恨又不乏可爱之处的自负之辈。
（公开掌掴宋教仁并骂他叛党的进步女青年沈佩贞（左）、唐群英（右））
经常被“侮殴”，尤其是被“进步女青年”们“侮殴”，勾勒出宋教仁热情、宽厚而又富有感染力的理想主义者形象，他缺乏中国传统政客所必须的“威仪”，也不把中国人视为至关紧要之物的“情面”太当回事。他直面问题所在，很少顾及各方利益的平衡，更不为人情世故所左右，也不谙剪除异己的狠辣权谋手段。这种气质系民主改革家所必须，同时又使他们在现实中四处树敌。想要形成民主改革的领导集团，一个宋教仁远远不够，需要一大群具备类似气质和才干的人，分布在不同政治集团中。如果这些人早已存在的话，那么恐怕在“亡清”时期，立宪改革的领导集团就已经形成了。
我们略绕一些弯路，来看看国会选举前各派所摆出的公开姿态。至于底下的密谋，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最具实力的北洋系，对即将产生的国会和宪法摆出一副既无心参与，又乐观其成的态度。部分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国会为何物，意义何在；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要将促成国会召开当作自己的一大政治资本。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宋教仁这种最优秀的组织专家，明白议会-责任制政府运转机制的人极少。在绝大多数人心中，那些东西只是换个官名而已。
张謇为首的前立宪派，对同盟会系革命党的敌意远远胜过对北洋系，同盟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动乱根源，他们希望国家安定，于是选择与北洋系结成暗中同盟。这个派别的识度普遍在北洋系之上，不过也高不了太多，基本还是按旧式行为逻辑行事，而且他们也没有一位象宋教仁一样充满活力的组织领袖。
最复杂的同盟会，永远都是一言难尽。
（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却满面忧怀、疲惫）
一部分同盟会员宣布放下武器，组建统一共和党。宋教仁曾经短暂地担任过该党理事，但他对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不满意，随后辞去了理事。想另组一个由纯粹民主派构成的大党，将同盟会扔到一边。他拥有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组织才干，民主派们在构想一场总统和国会的真正直选，把选举权扩大到妇女、文盲、无产者，这在当时是个匪夷所思的激进主张。
这种想法很快受挫，宋教仁转向在北京成立新的同盟会机关，改组同盟会。北京政局的风气，无非是表面上无休无止的饭局排场应酬，通过这些应酬往来，相互攀附拉帮结伙，在私下达成些秘密交易，然后拿到临时大总统的委任状去升官发财。
但宋教仁拿的是一份改组同盟会的纲领，以及一整套完整的地方自治、责任制政府规划，包括地方自治会、县、州、省级的议会和行政长官选举，中央政府的选举和组织模式。他绕过那些虚情假意的应酬，直奔主题，改组计划得到了黄兴的支持，袁世凯也乐见同盟会放弃军事力量，给予很大支持。北京同盟会机关一片繁荣景象，1912年7月21日，同盟会大部分成员（没有可疑的陈其美势力），与几个大、小党派合并为全新的国民党。宣布放下武器，专注于选举。
国民党很快把支部扩散到各个州、县，准备去打一场即将到来的选战。
一个月后，在临时大总统几番催促下，国会选举终于开始了。按照临时参议院制定的选举法案：国会包括参、众两院，参议院各省选出十名代表（为挽回已经脱离的外蒙，内外蒙获得27席，而人口稀少的青海3席，另有中央学会8席，华侨6席），共274个法定席位。众议院按1：80万人名额选出，人口不足80万之省份，也拥有十个众议院席位，共596个法定席位。
选民资格主要沿袭前清的咨议局选举章程，但有几条重要修改：法定选民年龄由25岁降至21岁，学历由中学降至小学，财产由5000元降至500元。
这几大重大修改使选民人数由前清的170万，陡增至4000万。选民规模扩大是非常可喜的进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场选举，将产生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个议会。但从8月20日颁布选举章程，12月选举就要开始，来年4月国会就要召开。当时的政党和选民们，都还未经历过选举训练，要在短时间内选出国会，显得非常仓促。
从政府角度来说，有大量的选民登记、票站组织、筹备工作需要做。对选民来说，大部分人并不明白选举意义何在，只知道官府要让去填选票，中国地大交通不便，去一趟投票站往往需要长途跋涉，在大部分人心中，无非是政府让去出趟苦差。因此实际参加投票的人只有2400多万。有位农民，当选票被递到家中，并告知缴2元直接税即可参加选举。他以为这是官府又来讹钱的新招数，居然如数缴了钱后，又把选票还了回去，省得亲自跑一趟投票站。
（一个候选人在茶馆外演讲，老百姓反应冷淡，倒是吸引了几个当兵的）
对政党来说，选举是门技术，如何到选民中去做工作，赢得选民的支持，绝大多数人一窍不通。清末170万人的咨议局选举，基本上集中在乡绅阶层中，选举人与候选人多多少少是当地的名流，选举实际上是在熟人圈子里展开，从筹备到实施仍花了两年。那时候的选举，选民和候选人有共同的目标——遏制政府，选举的本质是既熟悉又有相似目的选民们，相互推荐出一些代表进入咨议局。如今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基本变成了陌生人关系，对大部分仓促召集来投票的选民来说：遥远北京的国会议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选出他们来的意义又何在？而候选人之间，则从同志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过去那种相互谦让的做派早已不可能了。
这种选民和政党都严重缺乏训练的情况下，大部分选民们的逻辑就是胡乱填一个自己相对熟悉的名字。
也许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先从扩大的城镇乡自治会（俗称“农会”）选举开始，一步步进行州县、省级选举，最后再进行国会和中央政府选举，使选民和政党都得到充分训练，才是正确的步骤。英国议会由一个贵族会议，经历漫长的斗争发展而来，社会各阶层自下而上，一步步争取代表权，最终形成了各阶层广泛参与且珍视的议会体制。美国社会在革命之前便经历了上百年的地方自治，代议制政府之于政治家和选民都早已训练有素。现代文明策源地的那些国家，选举制度是在诉求和抗争中步步演进而来。中国若想要空降一场民主改革，使选民和政党都接受选举训练，使双方都明白选票和代表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在现实中磨练，逐步巩固这种责任关系的形成。这是一项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深刻变革，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广袤、贫乏大国而言。
（伟大的英国宪章运动，人民为了代表权集会抗议，反观中国老百姓的反应，可知民主改革之艰难）
但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国在这过渡时期缺少一个以改革为目标的坚实领导集团——就象美国开国之初那样。即便在美国那样上有坚实领导，下有百年地方自治基础的国度，从北美独立到制宪会议召开，仍经历了13年的漫长争夺和酝酿。新生民国的国会选举，从事后看虽操之过急，若领导集团珍视之，在实践中并非不可矫正。问题并不出自选举本身，而出自影响当时政局的那些人，他们普遍缺乏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和相应的知识、才干。
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得益于他们比其它政党先行一步，略窥了选举这门技术的门径：由党提名候选人，各地的党员齐心协力都为提名人制造声势；建立统一的竞选财务机制，为经费不足的地区提供竞选经费支持。
而其他党派的候选人们各自为战，全靠候选人自己依靠社会关系去动员选民，没有党组织为自己造势，他们以其说是政党，倒不如说是一群各自为战的独立候选人。他们要么凭借自己的名望，要么用中国传统的请客吃饭形式，试图在饭桌上拉选票，把选举当成是一项拉关系，跑交情的活，结果花钱如流水而收效甚微。和国民党利用公开聚会演讲会，散发宣传品等方式的成本、收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后来，别的党也想学国民党的方式，但时间已经十分仓促，他们失去了在技术上追上国民党的机会。
共和党在自己的老巢湖北花了50万串铜钱，才选到5个议员名额，被黎元洪骂道：“前清捐个道台都花不了这么多钱！”其它党派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国民党，便采取收买选票、甚至篡改选票等舞弊方式，结果被通电曝光，反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候选人被法办，还严重影响了所属党派的选情。当然，国民党也发生过被通电曝光的情况，但只有一起。
（林长民与女儿徽因）
被通电曝光选举舞弊案一共38起，大部分来自那些想过议员干瘾的独立候选人，小部分来自共和党，其它党派也偶有为之。其中滥用权力13起，投票违规12起，裁判不公5起，金钱贿选、开票作假、选举暴力、选票作弊等各2起。平均62万张选票发生一起舞弊案，对一场两千多万人参加，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的选举来说，还是远远低于那些对中国选民持悲观心理者们的预期。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还有许多舞弊行为没有被通电曝光，不过无法估计。
从现代选战的标准来看，国民党的技术也非常原始，正是靠着这一点原始的技术优势，他们获得参议院274席中的123席，众议院596席中的296席。
选举结果大大超出各派的预测，选举前人们心目中的第一大党是共和党，由张謇领导的前清“宪友会”（他们曾在清朝完全控制着地方选情和舆情），及武昌首义党人改组“民社”为班底，吸纳许多小党而来。在选举前，共和党不仅名号响亮，竞选经费更是充足，且自以为选举是囊中之物。
另一个一度被认为是可以与国民党、共和党形成鼎足之势的党派，是以归国梁启超为精神领袖，汤化龙、林长民这两位著名宪政改革家领导的民主党，系前清宪友会中所谓的“朴拙诚实”派，在外人看来为“一、二清流”。梁启超为民主党的定位，是在国会中形成第三方势力，另外两大党谁居于劣势便与其联合，形成制衡之势。
（卓如步入不惑，英气不再，唯余忧瘦，只有目光仍旧坚毅深沉）
据一些不可靠私人的回忆，梁、宋这两位最具宪政精神的人，曾有过一场激动人心的会谈。相约日后竞选中，无论谁所在的党派获胜，另一方便以在野身份“善意监督”。二人都深深地意识到：真真的对手乃在竞选之外，而非竞选之中，旁听者几欲潸然泪下。
国民党一共获得两院870席中的392席；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这三大党加起来也仅有223席，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当选的国民党议员又改换门庭的结果（他们可能出于不愿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崇高心理，当时党派可随时自由加入退出，亦可相互加入，经常有一人身兼多党党员身份的情况）。于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试图与国民党形成制衡。
1913年4月8日，首届国会在北京召开，时人誉为“空前绝后”，不幸一语成谶。会场庄严而风度井然，所有代表的发言中一概为庄严华丽的辞藻所充塞，记述者每每泪目追忆。这次仪式性的国会选出参、众两院正、副议长，接下来还有更加重大的实质性内容在等待：制宪、政府组织法、地方自治法……
（宋纯初，破碎的纪念）
但是，半个多月前的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天后逝世。立宪改革之路，早在国会召开之前便已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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