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07 山民遇水 小戎俴收

民国国会

(根据照片制作的油画)

民国的历史,仿佛每一刻都有无数暗流在上升下降,表面是一段政治和战争的纷乱时代,背后是思想、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独立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足以使她傲视先前的数千年和后来漫长岁月。当然不应该过分地夸大,它之所以凸显,是因为其它时代过于低矮。今天,这一苗头似乎又令人欣喜地出现了,尽管距离民国时仍显得非常低矮。

这要感重洋对岸那个伟大的国度,近二百年来美国人为中国近乎单方面地付出,终将被未来的中国人铭记在心。中国会有远大的文明前程,她将成为一个拥有博大胸怀、明辨恩义是非的国度。配得上这片广袤的国土,更配得上她数千年来所蒙受的无尽苦难。

进入民国史阶段,写作进度可能会慢很多,因为头绪要比晚清史复杂得多,只有试着一步步向前,诚惶诚恐,汗流浃背。作者无意张扬某种意识形态,但有明确的历史观:人类的良知性经验,既是历史写作中的批判标尺;获取这些经验,又是历史写作的任务,它们是人类在长河中跋涉最重要的财富。

革命以和谈结束,临时大总统声望如日中天,“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呼声响起,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不完全统计有三百多个,光叫“国民共进会”的就有好几个。这些党派绝大多数根本不懂近代政党为何物,随便抄几个词来当纲领,更谈不上深入民间,去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比如说由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们改组而来的“民社”,他们直接声称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党纲。民社可能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政党,武昌的革命首义者们放下武器,不再追求控制军队,使用暴力,转身为一个民间社团。尽管他们学识有限,气度却值得称赞。

黎元洪

(黎元洪凭借温和、善让的气质,是各党派都争相奉为旗帜的人物)

这些玩具政党,遇上重大问题通电发发声音,当时电报费用不低,发声也需要不菲成本,有钱的还会办份刊物。以其说是参政,说他们是在过干瘾更加贴切。他们的存在使社会一下多了很多声音,是民主化改革早期的一道靓丽风景。

武昌首义的革命者们放下武器,给同盟会巨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在临时参议院和临时政府中占据半壁江山,“空手而来,满志而归”。随后黄兴萌生“功成身退”之念,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呈现出“群雄并举”的局面,当上都督或大员的人忙着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在没有当上都督的,在各省和都督们争权夺势,试图控制军队。不仅外界呼吁同盟会放下武器,会内也出现这种了这种声音,一部分人脱离了,但主流仍在争权掌军,密谋“北伐”。

孙黄虽表面上淡出,会内大事仍需要他们通电确认才能生效。同盟会的帮派色彩可能比北洋系更浓重,而且他们都以志士自居,互不买账。据各种不太准确的回忆录称,当时最活跃的宋教仁,经常在会内甚至在公开场合被“打脸”(是真的上巴掌、拳头臭揍,不是当今的“吓尿体”文风),女会员们似乎最热衷此道,以“侮殴”宋教仁为能事。可见同盟会之迥异于北洋系的帮派文化,北洋系是正统的士大夫式帮派,而同盟会是一群既可恨又不乏可爱之处的自负之辈。

沈佩贞(左)、唐群英(右)

(公开掌掴宋教仁并骂他叛党的进步女青年沈佩贞(左)、唐群英(右))

经常被“侮殴”,尤其是被“进步女青年”们“侮殴”,勾勒出宋教仁热情、宽厚而又富有感染力的理想主义者形象,他缺乏中国传统政客所必须的“威仪”,也不把中国人视为至关紧要之物的“情面”太当回事。他直面问题所在,很少顾及各方利益的平衡,更不为人情世故所左右,也不谙剪除异己的狠辣权谋手段。这种气质系民主改革家所必须,同时又使他们在现实中四处树敌。想要形成民主改革的领导集团,一个宋教仁远远不够,需要一大群具备类似气质和才干的人,分布在不同政治集团中。如果这些人早已存在的话,那么恐怕在“亡清”时期,立宪改革的领导集团就已经形成了。

我们略绕一些弯路,来看看国会选举前各派所摆出的公开姿态。至于底下的密谋,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最具实力的北洋系,对即将产生的国会和宪法摆出一副既无心参与,又乐观其成的态度。部分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国会为何物,意义何在;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要将促成国会召开当作自己的一大政治资本。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宋教仁这种最优秀的组织专家,明白议会-责任制政府运转机制的人极少。在绝大多数人心中,那些东西只是换个官名而已。

张謇为首的前立宪派,对同盟会系革命党的敌意远远胜过对北洋系,同盟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动乱根源,他们希望国家安定,于是选择与北洋系结成暗中同盟。这个派别的识度普遍在北洋系之上,不过也高不了太多,基本还是按旧式行为逻辑行事,而且他们也没有一位象宋教仁一样充满活力的组织领袖。

最复杂的同盟会,永远都是一言难尽。

宋教仁

(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却满面忧怀、疲惫)

一部分同盟会员宣布放下武器,组建统一共和党。宋教仁曾经短暂地担任过该党理事,但他对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不满意,随后辞去了理事。想另组一个由纯粹民主派构成的大党,将同盟会扔到一边。他拥有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组织才干,民主派们在构想一场总统和国会的真正直选,把选举权扩大到妇女、文盲、无产者,这在当时是个匪夷所思的激进主张。

这种想法很快受挫,宋教仁转向在北京成立新的同盟会机关,改组同盟会。北京政局的风气,无非是表面上无休无止的饭局排场应酬,通过这些应酬往来,相互攀附拉帮结伙,在私下达成些秘密交易,然后拿到临时大总统的委任状去升官发财。

但宋教仁拿的是一份改组同盟会的纲领,以及一整套完整的地方自治、责任制政府规划,包括地方自治会、县、州、省级的议会和行政长官选举,中央政府的选举和组织模式。他绕过那些虚情假意的应酬,直奔主题,改组计划得到了黄兴的支持,袁世凯也乐见同盟会放弃军事力量,给予很大支持。北京同盟会机关一片繁荣景象,1912年7月21日,同盟会大部分成员(没有可疑的陈其美势力),与几个大、小党派合并为全新的国民党。宣布放下武器,专注于选举。

国民党很快把支部扩散到各个州、县,准备去打一场即将到来的选战。

一个月后,在临时大总统几番催促下,国会选举终于开始了。按照临时参议院制定的选举法案:国会包括参、众两院,参议院各省选出十名代表(为挽回已经脱离的外蒙,内外蒙获得27席,而人口稀少的青海3席,另有中央学会8席,华侨6席),共274个法定席位。众议院按1:80万人名额选出,人口不足80万之省份,也拥有十个众议院席位,共596个法定席位。

选民资格主要沿袭前清的咨议局选举章程,但有几条重要修改:法定选民年龄由25岁降至21岁,学历由中学降至小学,财产由5000元降至500元。

这几大重大修改使选民人数由前清的170万,陡增至4000万。选民规模扩大是非常可喜的进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场选举,将产生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个议会。但从8月20日颁布选举章程,12月选举就要开始,来年4月国会就要召开。当时的政党和选民们,都还未经历过选举训练,要在短时间内选出国会,显得非常仓促。

从政府角度来说,有大量的选民登记、票站组织、筹备工作需要做。对选民来说,大部分人并不明白选举意义何在,只知道官府要让去填选票,中国地大交通不便,去一趟投票站往往需要长途跋涉,在大部分人心中,无非是政府让去出趟苦差。因此实际参加投票的人只有2400多万。有位农民,当选票被递到家中,并告知缴2元直接税即可参加选举。他以为这是官府又来讹钱的新招数,居然如数缴了钱后,又把选票还了回去,省得亲自跑一趟投票站。

一个候选人在茶馆外演讲

(一个候选人在茶馆外演讲,老百姓反应冷淡,倒是吸引了几个当兵的)

对政党来说,选举是门技术,如何到选民中去做工作,赢得选民的支持,绝大多数人一窍不通。清末170万人的咨议局选举,基本上集中在乡绅阶层中,选举人与候选人多多少少是当地的名流,选举实际上是在熟人圈子里展开,从筹备到实施仍花了两年。那时候的选举,选民和候选人有共同的目标——遏制政府,选举的本质是既熟悉又有相似目的选民们,相互推荐出一些代表进入咨议局。如今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基本变成了陌生人关系,对大部分仓促召集来投票的选民来说:遥远北京的国会议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选出他们来的意义又何在?而候选人之间,则从同志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过去那种相互谦让的做派早已不可能了。

这种选民和政党都严重缺乏训练的情况下,大部分选民们的逻辑就是胡乱填一个自己相对熟悉的名字。

也许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先从扩大的城镇乡自治会(俗称“农会”)选举开始,一步步进行州县、省级选举,最后再进行国会和中央政府选举,使选民和政党都得到充分训练,才是正确的步骤。英国议会由一个贵族会议,经历漫长的斗争发展而来,社会各阶层自下而上,一步步争取代表权,最终形成了各阶层广泛参与且珍视的议会体制。美国社会在革命之前便经历了上百年的地方自治,代议制政府之于政治家和选民都早已训练有素。现代文明策源地的那些国家,选举制度是在诉求和抗争中步步演进而来。中国若想要空降一场民主改革,使选民和政党都接受选举训练,使双方都明白选票和代表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在现实中磨练,逐步巩固这种责任关系的形成。这是一项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深刻变革,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广袤、贫乏大国而言。

英国宪章运动

(伟大的英国宪章运动,人民为了代表权集会抗议,反观中国老百姓的反应,可知民主改革之艰难)

但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国在这过渡时期缺少一个以改革为目标的坚实领导集团——就象美国开国之初那样。即便在美国那样上有坚实领导,下有百年地方自治基础的国度,从北美独立到制宪会议召开,仍经历了13年的漫长争夺和酝酿。新生民国的国会选举,从事后看虽操之过急,若领导集团珍视之,在实践中并非不可矫正。问题并不出自选举本身,而出自影响当时政局的那些人,他们普遍缺乏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和相应的知识、才干。

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得益于他们比其它政党先行一步,略窥了选举这门技术的门径:由党提名候选人,各地的党员齐心协力都为提名人制造声势;建立统一的竞选财务机制,为经费不足的地区提供竞选经费支持。

而其他党派的候选人们各自为战,全靠候选人自己依靠社会关系去动员选民,没有党组织为自己造势,他们以其说是政党,倒不如说是一群各自为战的独立候选人。他们要么凭借自己的名望,要么用中国传统的请客吃饭形式,试图在饭桌上拉选票,把选举当成是一项拉关系,跑交情的活,结果花钱如流水而收效甚微。和国民党利用公开聚会演讲会,散发宣传品等方式的成本、收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后来,别的党也想学国民党的方式,但时间已经十分仓促,他们失去了在技术上追上国民党的机会。

共和党在自己的老巢湖北花了50万串铜钱,才选到5个议员名额,被黎元洪骂道:“前清捐个道台都花不了这么多钱!”其它党派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国民党,便采取收买选票、甚至篡改选票等舞弊方式,结果被通电曝光,反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候选人被法办,还严重影响了所属党派的选情。当然,国民党也发生过被通电曝光的情况,但只有一起。

林长民与女儿徽因

(林长民与女儿徽因)

被通电曝光选举舞弊案一共38起,大部分来自那些想过议员干瘾的独立候选人,小部分来自共和党,其它党派也偶有为之。其中滥用权力13起,投票违规12起,裁判不公5起,金钱贿选、开票作假、选举暴力、选票作弊等各2起。平均62万张选票发生一起舞弊案,对一场两千多万人参加,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的选举来说,还是远远低于那些对中国选民持悲观心理者们的预期。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还有许多舞弊行为没有被通电曝光,不过无法估计。

从现代选战的标准来看,国民党的技术也非常原始,正是靠着这一点原始的技术优势,他们获得参议院274席中的123席,众议院596席中的296席。

选举结果大大超出各派的预测,选举前人们心目中的第一大党是共和党,由张謇领导的前清“宪友会”(他们曾在清朝完全控制着地方选情和舆情),及武昌首义党人改组“民社”为班底,吸纳许多小党而来。在选举前,共和党不仅名号响亮,竞选经费更是充足,且自以为选举是囊中之物。

另一个一度被认为是可以与国民党、共和党形成鼎足之势的党派,是以归国梁启超为精神领袖,汤化龙、林长民这两位著名宪政改革家领导的民主党,系前清宪友会中所谓的“朴拙诚实”派,在外人看来为“一、二清流”。梁启超为民主党的定位,是在国会中形成第三方势力,另外两大党谁居于劣势便与其联合,形成制衡之势。

梁启超

(卓如步入不惑,英气不再,唯余忧瘦,只有目光仍旧坚毅深沉)

据一些不可靠私人的回忆,梁、宋这两位最具宪政精神的人,曾有过一场激动人心的会谈。相约日后竞选中,无论谁所在的党派获胜,另一方便以在野身份“善意监督”。二人都深深地意识到:真真的对手乃在竞选之外,而非竞选之中,旁听者几欲潸然泪下。

国民党一共获得两院870席中的392席;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这三大党加起来也仅有223席,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当选的国民党议员又改换门庭的结果(他们可能出于不愿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崇高心理,当时党派可随时自由加入退出,亦可相互加入,经常有一人身兼多党党员身份的情况)。于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试图与国民党形成制衡。

1913年4月8日,首届国会在北京召开,时人誉为“空前绝后”,不幸一语成谶。会场庄严而风度井然,所有代表的发言中一概为庄严华丽的辞藻所充塞,记述者每每泪目追忆。这次仪式性的国会选出参、众两院正、副议长,接下来还有更加重大的实质性内容在等待:制宪、政府组织法、地方自治法……

宋教仁2

(宋纯初,破碎的纪念)

但是,半个多月前的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天后逝世。立宪改革之路,早在国会召开之前便已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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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