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6 山民遇水 小戎俴收
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外国人甚至连参与中国历史的资格都没有，更莫要说书写中国历史。这种心态在在清代变得越发自卑、强烈。排外情绪在中国是政治宣传和狭隘“民智”的混合物，它催生了一系列披着各色外衣，以古代官僚体系和民族主义的杂交怪胎为内核的奇怪政体，排外是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此处说的“民智”，并不特地指普罗大众，更包括所谓“知识精英”们，他们狭隘起来，比普罗大众的危害更大。就象今日为作此文，我翻阅了十几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比我接触过更大的世界，受过更系统的训练，他们懂英文且有机会查阅第一手资料，作出的论文却一副官腔，毫无学术风范，或多或少将庚子退款一事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很难弄明白这些拥有博士甚至更高学位的人为何在事实面前还要故意丧失是非判断，还是他们打小就未曾拥有过这种能力？他们是一群比红遍全球的中国大妈更可恨的人，让我深深怀疑他们数据的可靠性。
因为中国面临着日、俄军事入侵的严重危机，排外似乎是某种天命必然。但后来的历史进程却非常怪诞，军事入侵的危机不再后，排外情绪非但未有缓解，反而越演越烈。因此我们推论：后来的排外，纯粹是话语霸权、政治宣传的产物。
话语术与政宣术对人的影响，今天仍属最前沿的心理学研究范畴，中国最优秀的心理学家们也未有能窥门径者，作者自然更不敢妄言。
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积极意义的两件事，一为门户开放，二为庚子退款，皆有美国主导。我们可以负责人地说，外国人之于中国近现代史，美国主导其积极面，俄国主导其消极面。大约一百七十年前，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诚实、守信、彬彬有礼、宠辱不惊。这些印象来自通商口岸开放之前的“走私”。中国的走私商人们与外商们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他们驾着小船避开官府耳目，趁着夜黑风高与外国大船接驳。这种交易几乎不可能实现一次性两讫，货物交割有时跨越美国商船的几个回国周期，中国的商人们从未失信于美方。
此风如今还能在温州商人身上发现，信誉就是温州商人最好的商业担保。这和内陆式的同乡裙带完全是两码事，在商业文化体系中，商人这个头衔意味着正直、守信、纯洁、率直、重友、勤俭和想象力，如同莎翁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只是温州商人只在同乡间相互认可，使外人误将其与内陆的同乡裙带混淆。
第一代接触中国的美国人深信，这个古老文明充满了善意、诚信和不畏艰险磨难的果敢气质。此传说根深蒂固地扎在美国一百多年来的对华外交政策中，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差别，但几乎每一代美国人都下意识地想在中国人身上寻找与自身的共鸣：他们把贫苦的中国农民对比为开垦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的拓荒者；把顽固的儒家信徒对比为早期清教徒；甚至把共产党想象成开创美国的一代理想主义们……随着对中国的了解逐步深入，美好童话逐渐褪色，但美国人仍相信中、美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情感共鸣，两国人民都崇尚勤劳、朴拙的共同气质。
一百多年来，虽然受到现实政治的种种阻挠，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一条帮助善良的中国人民从暴政下松绑的道路，直到彻底失望。如今，随着大量中国海外游客渗透到全球，中国普罗大众勤劳、朴拙、谦让的形象彻底毁灭了，代之以自私、喧闹、毫无规则意识和换位思考能力、自作聪明的狡黠……等等反现代文明的代名词，比英国传说中最龌龊的下里巴人笑话还要不堪（那毕竟是些笑话不是事实）。美国人的中国情结仍没有结束，今天，此情结作用于台湾，而且终于如愿以偿了！祝贺她们。
1897年，海约翰博士出任美国国务卿，这位自由市场的信徒，理想主义的外交官，认为维护人类良知，乃是国家利益最根本所在。一个违背良知的国家，攫取再多的金元也无法维系国运长久。
在1900年拳乱后的谈判期间，美国代表在联军会议上提出：索赔额度应限制在中国财源允许范围之内，过度索取将加剧中国百姓负担，加重他们的仇洋情绪，反而有损于各国在中国市场上的长久利益。此限度应在为1亿5千万美元内（约折白银2.02亿两），英国的主张与美国接近，额度比美国稍高，这和主张“惩戒”的德、俄国要求6亿两，双方差距很大。但清国谈判代表对赔款事宜并不热心，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要确保慈禧回銮，把赔款视为收买洋人保全慈禧继续统治的一大筹码。为了赔款事宜，各方陷入长久争执。因中方在赔款事宜上的不作为，最后达成协议是4.5亿两，联军驻扎中国的军费开销高达150万英镑/月，约合白银1000万两/月，这笔开支需要由中国来赔付，赔款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非常不利。
关于赔款，美国代表还做了如下两大努力：第一是为赔款争取到4厘的利息，当时主流的债券利率是5厘，不要小看这1厘的差别，39年算下来足以使赔款总额再翻一番；第二，各国大多实行金本位，要求中国按黄金赔偿，但中国实行银本位，当时金银汇率正步步走高，赔付黄金对中国大大亏本。在美国游说下，各国本已同意清政府按白银赔付，并写进条约。无奈腐朽的清廷根本无心于此，当交付赔款时，对方一要求按黄金支付，便乖乖就范，美国力促的白银赔付方案，变成一纸空文，只有美国自己还在收白银。后来美国也不干了，要求清国支付黄金。
上表系各国赔款的具体数据。不出意外，俄国的索求最大，占了将近30%。
美国的份额2444万美元，在《新手条约》签署之前，海约翰见无力阻止列强索要高额赔款，便定下“先报后退”的计划：由美国率先发起退款，敦促各国共同退款。很快有传言称美国政府将退还中国1800万美元。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牧师为庚子退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华北贫困农村的医院和学校工作20年，著有《中国人的气质》，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人性格特征最权威的著作。除了促成庚子退款外，他还促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投入3900万美元，创办协和医科学院和协和医院。
明恩溥与中国农民交道多年，深感中国农民之闭塞，对蛊惑性言论缺乏分辨能力，极易受到迷惑。要改进数亿农民的教育状况，非巨大的财力和负责任的政府不可，在目前状况下他认为，应该在中国培养一批真正具有现代视野的知识精英，使话语权从狭隘的乡绅和官僚那里，转向一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教会创办的识字学校无法承担起这样的重任，需要美国政府和教育界携手助力。于是他游说美国教育界、国务院及国会，希望美国能够退还大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华人的高等教育事业。并成立一个独立的资金监管机构，使退款免于被中国的官僚们挪做它用，在中饱私囊中毫无意义地蒸发掉。
明恩博的意见得到了美国教育界的一致认可，也与海约翰的初衷一拍即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教育家詹姆斯也热烈支持这一计划。但是光有美方单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在中国国内寻找一个这一计划的代言人，这个人好象天注定送来的礼物，1903年，梁诚接替伍廷芳成为驻美公使。
梁诚系第四批留美幼童，1881年，因为国内守旧派拆台，他刚刚修完预科学院，准备报考美国大学时，幼童留洋肄业局被撤销，梁诚被迫回国。幼童中只有首届有3人毕业，其中最著名是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梁诚系幼童中的佼佼者，是极少数六年便修完预科学业的优等生，如果他早生几年赶上詹天佑那一届，恐怕硕士学位都已经拿到。他还是全美高中棒球联赛的英雄，参赛照片至今仍挂在母校，他参加的比赛，到二战期后仍为母校校友所津津乐道。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18岁的梁诚，眼看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近在眼前而无法入学的痛苦。他到美国赴任便带了7位学生，由公使馆想办法资助他们在美国留学。梁诚和柔克义一拍即合，柔克义以美国政府名义向清政府施压，保证退款得以用于教育；梁诚负责用清政府能接受的话语说服之。因为当时清政府想用退款在东北办实业，清政府办的官办实业，无不沦为各色官僚上下其手的肥肉。所谓“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梁诚给清廷的报告称：办教育能使美国赢得义名，必获国会及各界民众支持。赔款的大头在俄、德两国，美国的退款虽然不是重头系，但一旦美国开了退款之风，便有机会促成其它列国退款。
他催促清廷不要去算这笔账，早日顺利促成退款，比什么都紧要。暗示说有机会获得更大笔的退款，于是清廷不再执着，决定按照美国人的方案去办。虽然钱落不到自己口袋里，为了日后更大的利益，权且答应下来。
期间出现了几起影响中美关系的事件，影响了退款计划，先是海约翰逝世，退款计划暂时搁置，还有5名美国传教士在广州遇害、中美粤汉铁路纠纷、广州抵制美货风波，使中美关系蒙上阴云。退款计划直到1907年才正式提上日程，老罗斯福总统支持下，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退还庚款1160万美元，用于华人高等教育事业，主要包括两部分：在北京创办一所预备学校（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身），拨划奖学金招募学员；在华盛顿设立留美学生监督处，负责监控资金流向，具体实施留学生派遣计划。计划前4年每年派出100名留美学生，其后按每年50人规模，直至40年后退款用完为止。在国内的资金，则由美国驻华公使馆，与清国外务部共同监管。
这笔钱折成银洋虽只有2000多万（1911年清廷“永平秋操”，一场演武就耗费1800万银洋），但事实证明只要得到有效管理，中国完全具备财力提升自己。所谓，积贫积弱，实乃制度之贫弱也。
首批庚款生从1909年开始派遣，在辛亥革命中被短暂中断，1913年由民国政府恢复。后来，民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10名中国代表和5名美国代表组成，全权监管退款资金。
当胡适之、竺可桢为代表的第一批庚子退款生返回中国，立即爆发出巨大能量。他们很快塑造出第二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气，和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人热衷于政治活动，甚至以自己的学识作为政治资本不同。第二代知识分子谋求独立于政府之外，既不当它的传声筒，也不当它的背锅侠。依据自己的见识和良知，发出独立的声音，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归宿。一场新文化运动，很快在这些自由知识分子领导下铺张开来。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全额退还庚子赔款。第一次退款连本带利一共退还估算有2960多万美元。因为资金零星实难统计，资金运转过程中也并非没有中饱私囊现象。最著名一次系本朝太祖，私吞上万大洋，拿去作社交应酬，想要打入广州上流社会，银钱败光却不为上流社会接纳，遂一怒转向革命。
第二次退款1340万美元，关于这次退款的研究很少，退款被设立为一个基金会，用基金会的盈利来长期支持中国教育事业。此基金会至今仍然存在，中美关系交恶后基金会资金分毫未动，后中美建交，基金会继续向中国大学输送资金，至今仍在源源不绝。
英国在1922年响应美国发起退款，因各种原因被延宕，总退款金额1118万6547英镑13先令。（英国人行事之缜密令人汗颜，难怪驰骋400余年日不落）效法美国模式设立基金会管理退款。利息用于五项事业：25%用于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化保护事业；35%用于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15%用于选拨学生留英；24%用于中小学、职业培训学校、卫校；1%用于奖励专著及中小学教科书编纂。
法国于1924年发起退款，总额折美元7555万，使用则比较混乱，当时有一中法合资实业银行，中国政府欠着该银行的股本，退款大部分被用于该银行商业运作，发行五厘债券，抵偿中国拖欠的股本、外债。之余用于中法文化交流，今天还在运作的中法文化年，资金即来自于此。
意大利于1925年发起退款，因为当初虚报太多，几乎全额退回，总金额接近5000万美元，模式效法国。成立华意银行代中国海关赔偿外债，少部分用于支付按年慈善义工及教师津贴。
发起退款的还有荷、比两国，数额较小略过不表。
最大两个赔款对象，对德赔款因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停止支付，巴黎和会后中德达成条约，中止赔款。
对俄赔款则比较复杂。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暂缓五年赔付。1922年，中国仍承认白俄政府，继续对白俄大使馆支付赔款，虽然白俄已经在国内基本失败。
1924年，中苏进行谈判，苏联宣布同意放弃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中苏断交后这笔巨额教育经费被财政部侵吞。苏联之举可谓慷白俄之慨，但庚款只是整个中苏谈判中的一小部分，不能拿出来单列。这场谈判中，苏联获得了白俄在东北留下的大量房地产（这些房地产已经被中国接管）。更重要的是，中苏协议，外蒙举行“全民公决”，表决独立事宜。这场完全在苏联操控下的“公决”，使外蒙完全脱离中国。系统地串联来看，这场谈判，实得不偿失。
对日赔款则在1937年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后停付。
因为汇率变动原因，中国赔付庚子赔款的总额有好几个换算版本。总额白银5亿9千万至6亿3千万海关两不等，退款总额则估计接近3亿两。两相抵扣，中国共为拳乱赔款3亿两左右，其中大头由俄、德两国合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