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十月底,我因事和太太一起去台北,我们在台北受姨妹接待住在她家。三天之后,适逢周末,她不须上班,问我们想不想到市外走走,我说想去木栅,看看别来已久的母校——国立政治大学;姨妹欣然同意,因为她也是政大比我晚几期毕业的校友。

星期六午饭后,三人坐了姨妹自已驾驶的车子开上高速公路,由于是周末又未踫到塞车,只开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政大校门前。这和我当年上学时,坐公路局班车走北新公路,弯弯曲曲、走走停停,经景美、过沟子口,到了木栅还要穿过市街,再跨越道南桥,至少要一小时才到政大;完全是不同的途径。沿路景观我都前所未见,四十年的变化,实在不小。

到达校门前,姨妹说时间还早,不妨先登山去指南宫瞧瞧,于是过门而不入,驱车直上山顶,到了山顶指南宫,俯瞰山下,校园及周围道路房舍都清晰在目,远眺四外山川风貌,冈峦体势依稀仍是旧时形状,但抚今思昔,世事人情却已迥异当年;山风阵阵,不禁感慨万千。

从山顶下来,走的是前山以往指南客运汽车惯常行驶的道路,快到山下校门时,我指着路旁右边的山坡树林,向姨妹问道:“这山坡上有一座汤恩伯墓,你可曾去过?”不料,她听了我的问话却笑道:“姐夫,你真是老了,汤恩伯墓是在校园里‘四维堂’后面的”醉梦溪“畔,怎么会在这山坡上?你记错了!”

听她这一说,我脑海里立刻映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那是山坡上树林中,一座占地不小的孤零零墓园,水泥坟墓前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面刻有几个浑圆厚重的楷书大字:“故陆军上将汤恩伯之墓”,我自信记忆清楚,绝未弄错。

因此,我对她说:“民国四十七年(1958)我入校时,礼堂兼室内篮球场的‘四维堂’开工兴建未久,尚未落成,它后面是稻田与山涧,未曾听过‘醉梦溪’之称,汤恩伯墓决不在那儿,你才搞错了!”我的说法,她全不同意,坚持汤恩伯墓是在校园内“四维堂”后面的所谓“醉梦溪”畔。

就在我们争论不休时,车已开到校门前。至此,二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我于是建议;就汤恩伯墓在何处的正确答案,打赌新台币一千元,一定要找出正确答案,记错的人要认输罚钱,由在场的第三者——我太太作证。

这时,校门口警卫室里,三、四个穿制服的校警中,一位头发花白,看上去年过半百的警员走过来,告诉我们校门前不能停车,我连忙开口说:“请问,你知道汤恩伯墓在哪儿吗?”心想以他这个岁数,叉是干警察的,准能给我个明确的答案。谁知,他听了我的话,一脸茫然地摇头道:“汤恩伯?不知道……. ”再看看另外几位警员,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我想不必再多问了。

姨妹把车子调过头来,正在盘算该去哪儿寻问,我一转头看见不远处,学校边门正对面的街上,有一个警察派出所;于是我们就开了过去。停车走进派出所,只见三两个二、三十岁的年轻警员在内,我虽略感失望,但还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向他们发问:“请问,这附近有一座汤恩伯墓,知道在哪儿吗?”他们听了,面面相觑,都摇头不语,其中一位想了想,指着我们刚才下山来路的方向说:“那边山坡上有一座褔德公墓,至于汤恩伯墓,没听过;也不清楚在哪儿。”到此,似乎欲问无从,我们总不能到街上逢人便问吧?

这时,我太太已经不耐烦了,她说:“时间不早了,别再瞎找瞎问,这种无聊的事,你们争个什么劲?快回台北去吧!”我和姨妹虽然都不认错服输,但也无可奈何,一时想不出解决的方法。其实,依我的意思,干脆找个地方把车停好,走进校园到“四维堂”后面去实地寻个明白。但是,校门前找不到停车处,而我太太和姨妹都不肯花这些力气和时间;我拗不过他们,只得怅然上路。汤恩伯墓在何处的问题,只好暂列悬案。

回到台北,姨妹有个应酬,她独自赶着去了,我们留在家中。晚上,姨妹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叫着:“姐夫,你输了!刚才我们聚会时,叉碰到一位政大同期毕业的同学,他也记得汤恩伯墓是在校园内‘四维堂’后面的‘醉梦溪’畔,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说:“别急,我自信记忆不错,等我们再查问查问方能定输赢。”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位在台北的老朋友请我们吃午饭,这位老友正好也是比我晚几期的政大校友,他和姨妹在大学时就相熟,所以也请了她。吃饭时,姨妹把我们争论的问题请他评判。他听了,毫不犹疑地说:“汤恩伯墓当然是在校园内‘四维堂’后面的‘醉梦溪’畔,每次临到考试,我们都去那儿温习功课,老左你一定记错了!”这一来,已经三票对一票,我似乎输定了。但是,我深信自己没有记错,同时,心里也想出了要怎样去找正确答案的办法,所以,也就不再跟他们争辩。

星期一早上,刚过八点钟,趁姨妹尚未出门去上班,当着她的面,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打到位于台北市金华街的政大校友会办公室。经过一番询问,找到这时已到办公室的吴灿辉副总干事,我先自我介绍,说明是母校第二十二期,在台复校后第四届毕业的校友,随即把我们争论的问题告诉他,问他能不能为我们找出正确答案。

听我说完,吴副总干事非常热诚谦和地回答说:“左学长,你记得完全正确,汤恩伯墓是在校园之外,位于校门对面到指南宫去的路旁山坡上”。他接着告诉我,校园内“四维堂”后面也确有一座坟墓;不过,那是政大复校之前就存在的一座当地人士的祖墓,叫做“杜母墓”。也许,复校之初,早几届的同学很少到该处活动,所以印象不深。至于所谓“醉梦溪”那是到了第二十六期,才由一些同学给那条小溪取的名字,离校较早的前几期校友,恐怕就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吴副总干事又告诉我,他自己是第二十九期毕业的校友,大学部四年,研究所两年,毕业后离校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母校工作已经四年,前后在母校待过十年以上,对校园内外环境非常明了熟悉,记忆不会有误。

经他这番详细说明,我们争执的问题终于得到正确的答案,在电话上,我向他表示了诚挚的感谢,相约以后保持联系。至于和姨妹的打赌,本来就是玩笑性质,我只要证明自己记忆无误,就心满意足了,输赢当然不了了之。

从台北回到洛杉矶后,又和几位此间的政大前期校友谈起这件事,大家记得的情况也都与我一样。只是想不出,比我们晚毕业而且较我们年纪轻的后期校友,怎会以讹传讹,不求甚解,把明明位于校园外面的汤恩伯墓,竟搬到校园内去了?由此可见,世间人事沧桑,真相易泯难求。

过去小时候,从上海到台湾,常听父辈及师长谈起汤恩伯,只约略知道他是中央军系的一员大将,但对他的详细出身事迹却不甚了解。因为这番争论,我特地找了一些有关汤恩伯的资料,仔细翻查一遍,把他的生平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摘要纪录如下:

汤恩伯(1899 – 1954),清光绪二十五年生,浙江武义人,本名克勤,家世贫寒。杭州体专及浙军讲武堂毕业。民国九年(1920)任浙军排长,受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字公洽,一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日本土官学校毕业)赏识,由陈资助赴日留学。先入明治大学习政治经济,再进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科,毕业后归国。因陈仪之推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军北伐,北伐成功后,转任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大队长,自此受知于蒋介石并归属于中央军嫡系。民国二十年出任第八十九师师长,从兹扶摇直上飞黄腾达。饮水思源,汤恩伯对陈仪感恩深重视如父师。

抗战期间,汤恩伯历任第八十九师师长,第十三军军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方面军司令官,以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宫。其间曾参与百灵庙、南口、娘子关及台儿庄诸重大战役,骁勇刻苦,颇着功勋。汤本人虽非黄埔毕业生,但其任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大队长之资历,使他成为蒋介石重用及信任的中央军嫡系重要将领之一。黄埔第一期至第四期毕业的将领如陈明仁、陈大庆、王仲廉、李玉堂、孙元良、石觉、刘玉章及张灵甫等,都曾先后隶属为其部下。

抗战末期,汤恩伯以其基本部队第十三军为主干发展而成之第三方面军,在贵州独山抗阻日军,扭转威胁陪都重庆之危局,功名震于一时。抗日战争期间,汤之作战及指挥才能,连后来投共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及亲共文人曹聚仁,对他都有过赞扬的报导,以范曹二人之立场,这些报导应属客观公允。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内战开始,汤的官位愈高;声名却江河日下。从民国三十四、五年(1945-1946)之交,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他以陆军二级上将先后出任首都(南京)卫戌司令兼陆军副总司令、代陆军总司令。国共内战局势紧急之际,又受任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东南沿海精华地区之防卫任务,后来退守福建,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为陈诚);但各项任务皆以败绩告终,由是落得“常败将军”之名。

当国军在大陆节节败退之际,民间曾有讽刺流言曰:“送命陈胡汤”(注1),意指蒋介石最宠爱信任的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个军事将领,是国军溃败最具负面影响的关键人物。

败退到台湾之后,以汤恩伯对蒋介石之忠诚及他带到台湾较为完整的部队,本来尚有被重用的可能;但根据2004年初去世、曾任蒋介石机要袐书十多年,与蒋关系甚深的周宏涛(注2),在他的自传“蒋公与我”书中所述,当时美国人对国军将领都很失望,对汤恩伯尤其不满,认为他无能。美国驻台代办师枢安(Robert C. Strong)即曾向国府明白表示,不该再用汤恩伯。蒋介石于大败之余,喘息未定,仍处在危疑震撼情势之下,迫切企求美方伸出援手,对美国人的批评意见非常重视,因此,汤的前途已不乐观。

按周宏涛所说,恰在此时,又有外电报导蒋介石在日本购置豪宅,作为台湾危急不保时避退之处,经蒋介石严令密查后发现,原来是汤恩伯的手下,在东京为汤所准备的。这事使蒋介石极为不悦,从此不再起用汤恩伯,只给了他一个战畧顾问的空衔。

稍早,民国三十八年(1949)汤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陈仪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派了外甥丁名楠持其亲笔信,袐密赴上海面交汤恩伯,劝汤率部叛蒋投共,汤衡量情势,未听陈的劝说,并把这事向蒋报告,使得陈仪被捕且于民国三十九年(1950)在台北被枪毙。

汤恩伯对蒋的忠心耿耿与对陈仪的忘恩负义,使他自己内心非常矛盾痛苦,后来再受蒋的冷落闲置,让他格外心灰意冷、萧然落寞。据知情者言,他向蒋密报陈仪劝降时,曾恳求蒋介石宽赦陈仪并从轻处置,蒋也曾允诺不置陈于死罪,但终竟食言而杀之(注3)。

陈死之后,汤在自宅设置灵位祭奠,日夜上香、经常悲恸哭悼。民国四十三年(1954)五月,汤恩伯胃溃疡及十二指肠溃疡宿疾复发,赴日本割治,六月即病逝于庆应义垫大学医院,终年仅五十五岁。

综观这些过去不久的往事,对照今天台湾的政治状况及两岸关系之变化,再回顾当年政治上所谓的忠奸恩怨与义利得失,不过六十多年而已,就已经情移势易如同过眼云烟,再过若干年后,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事情经过?正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有感于此,试作七绝一首以志其事,兼资日后他人谈助:

“指南宫前旧路途,将军墓在此山孤,荒烟蔓草难寻问,恩怨忠奸两俱无。”

注1. 袁世凯帝制活动失败后,袁忧急气怒而病发猝死,章太炎作輓联一付讽记其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二陈汤皆中药名;此处借言当初向袁劝进的筹安会之六人;二陈则指叛袁反帝的四川督军陈宧(音yi 颐)与陕西督军陈树藩,二人原为袁之亲信爱将,后也加入反帝阵营,成了帝制活动彻底垮台,使袁致死的送命人物。

注2. 周宏涛(1916–2004),浙江奉化人,祖父周骏彦,为蒋介石幼年就读奉化“龙津学堂”时之监督,后与蒋同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以后自黄埔军校到国民政府军政部,一直任军需主管,替蒋介石掌管军饷补给。由此关系,周宏涛自1943年入侍从室任中文袐书,直到1958年才离开总统府机要室,出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此后曾任台湾省财政厅长、行政院主计长等职。2003年出版个人回忆录“蒋公与我”,揭露不少袐辛,2004年去世。

注3. 也有人说,蒋之杀陈仪不全是因为他劝汤叛变投共,而是要借他的人头平息“二、二八事件”所引起的台湾人民之怨愤,以安定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之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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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大臧,祖籍江苏阜寕,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出生于四川成都,1945年抗战胜利,随父母迁居上海,1949年四月,上海易手前,全家移居台湾。1957年夏高中毕业,入空军官校第四十二期习飞行,但第二年即退学,改入国立政治大学。1962年夏,毕业于政大新闻系,随即入台北市大华晚报任采访记者。

1964年一月,离台赴美,入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研究。1966年暑假期间,回台北与黄敛江结婚,婚后偕妻一同返美,继续修完新闻硕士学位。1968年三月底,与妻同携甫出生三个月之长子迁赴洛杉矶,第二年底,次子出生,当时为谋生计,改学电脑程式设计,此后即以此为业,工作于南加州历三十七年。

其间,1980年至1989年,于工作之余,曾与朋友多人合力先后创办中文“加州日报”及“加州论坛报”(后改名为“论坛报”),以评论台海两岸时政为主题,终因财力不继而停刊。此后,自1997年至2003年,暇时又常为友人所办之“长青新闻”期刊,撰冩时事政治评论文章。

2000年,出任加州远东国民银行高级顾问兼驻北京资深代表,长住北京约一年,得以观察体验

中国大陆文革后,改革开放初期之社会生活状态。2005年自全职工作退休,现仍定居于洛杉矶,日常以阅读写作为乐并曾长期(先后计约二十年)为此间华语广播电台主持时事评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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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Wednesday,April 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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