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5月25日

艰难地筹款

(1932年万法归一殿复制品在芝加哥展出)

考察队在西北一共建立了11个气象站,维持这些气象站全靠驼队在高山、沙漠中运送粮秣补给、标本、文物、数据文件,维持通讯来往,采购器材备件……这些花销成本惊人,驼队每一次在这些气象站间出没都是一次艰难的远征。再加上中国国内扑朔迷离的政局,考察队看似充沛的经费迅速被吞没。因为连续三次遭遇病痛折磨,自离开新疆到南京找中央政府告金树仁的状之后,赫定的绝大多数时间在北平度过,病痛固然是他无法顺利前往野外的一个原因,但重要的是,要维持考察队运转,除他自己出面之外,无人具备筹措资金的能力,为筹措资金他必须放弃亲临野外考察。

他曾亲身率团穿越整个中国北方,发现喇嘛教正迅速在蒙古草原上衰败。在外蒙,1924年,苏联扶植的蒙古人民党割据外蒙以来,在无神论的冲击下,喇嘛教信仰正迅速从草原上消失。而内蒙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汉人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到草原上垦荒,导致草场退化,蒙古人撤离。剩下一些喇嘛庙孤零零荒弃在汉人的农田里。尽管大部分汉人农民不会去动这些废弃寺庙里的财物,但少数流氓并不惧怕干缺德事,他们把庙拆了,好的木料、石料和瓦片拿去盖房子,剩下的当柴烧。这样的人虽然不多,却经不起多年来不停地破坏。荒弃的喇嘛庙中不乏艺术珍品:建筑、雕刻、塑像、壁画。而且,已经有不法商人留意到这些寺庙的古董价值,他们潜入内蒙和地方官串通,买下整座寺庙再拿拆去倒卖。

赫定设想了一个可以为考察队筹集经费文化保护项目。新疆土尔扈特蒙古人领袖多布顿活佛曾将把自己的家庙赠送给考察队,这顶蒙古包式的喇嘛寺以考察队送给瑞典国王礼物的名义,在欧洲展览并大受欢迎。他想到了美籍瑞典企业家本狄克斯,这位本狄克斯曾无偿赞助过一些美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便搭船到美国去找本狄克斯“化缘”。本狄克斯靠技术专利迅速发家,其时他正处在事业顶峰,尽管富可敌国,仍一派平民作风。他们交谈才不到十五分钟,便非常爽快地答应:“瑞典政府赞助多少,我就赞助多少。去实现你的宏伟计划去吧!”

赫定自己坚持要签一份正规的赞助合同,合同规定:这笔资金用于购买或复制两座喇嘛庙,及全套喇嘛教物品,捐献给芝加哥和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如果购买顺利的话,大量的剩余资金就可以用在人类学研究项目上。还有一名美籍瑞典富翁也赞助了25000美元,他信心满满地回到瑞典,聘请了人类学家蒙洁尔博士负责主持人类学研究计划。南京当局给所有人签发了可以自由出入西北各省的护照,金树仁也破天荒地允许两名外国队员再次入疆,看起来万事俱备。

考察队被分为两个主要组别,一支前往新疆,命名为“新疆组”,另一支前往外蒙,名为“戈壁组”。还有几个散落在藏北、甘肃的小组。汲取过去经验,考察队并不做十分明确的计划,以便在混乱局势中灵活调整。匪患、内战和饥荒,都有可能打乱既定计划。

他自己则带了两辆汽车,在内蒙寻访有价值且可以购买的寺庙,同时与蒙洁尔博士在这一带进行人类学取样。他找了一圈并不怎么看得上眼,有人介绍他到热河去看看,那里是前清皇帝的行宫所在,有很多由清朝皇家修建的喇嘛庙,比内蒙一代有收藏价值得多。热河是著名的“土匪将军”汤玉麟的地盘,这位老兄不仅土匪出身,当了官以后更是匪气十足。他和张作霖有很多纠葛,曾经多次反水,但张作霖念在救命恩人的情分上每次都对他既往不咎,最后,汤玉麟终于死心塌地追随起张作霖来。

热河是张作霖和冯玉祥地盘的交界,因此汤玉麟需要不断地扩军对付冯玉祥。他的军饷来源主要有三:一是重税,1930年的时候,他就就已经把1941年的税都给收了。二是鸦片,他成立“禁烟局”,逼着农民种鸦片,还派专门的技术员来指导,然后上缴给他拿去统一贩卖。三是盗掘文物,热河是皇帝避暑之地,满蒙贵胄们也跟皇帝的风,在这里广置豪宅。大量皇家和王公贵族们的园林、寺庙、墓地遍布于此。挖古董拆寺庙给他带来滚滚滚财源。他查盗墓和古董走私非常严厉,那是他的宝贝,谁也别想来抢。想在他的地盘上买庙,风险不小。

(与张宗昌齐名的土匪将军汤玉麟,当时的PS技术也是杠杠底)

采购喇嘛庙的计划几次被打断。因为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联军开战了。冯玉祥号称26万的西北军倾巢出动,他把一切都赌在这场战争中。这种情况下出行考察并不明智,而且在战争没有分出高低之前,不知道该去向谁提交文物出口申请。

被战争困在北平的赫定想办法继续为科考筹集资金,人类学研究耗资巨大,这种研究涉及遗传、语言、宗教、文化、地理等诸多领域。没有补贴的话,谁会愿意让人脱光了一寸一寸地量身体,再抽上一管血呢?此外还需要采购大量的民俗物品作为宗教、文化研究的依据。瑞典同胞告诉他,罗马成立了一个“瑞典人之家”,政府定期拨给补贴,作为当地瑞典人非政治性社交活动的聚会场所。于是赫定也在北平策划了一个“瑞典人之家”,借机向政府申请经费。刨去租房子和维持这个同乡会的日常开销,还能结余一部分用于科考,同时也给考察队在北京的开销省了一大笔钱。中国各界也热情地帮忙为筹办这个“瑞典同乡会”出力,他的苦心已经赢得了北平各界的普遍支持,持狭隘观念的人越来越少。

不过这并不等于狭隘观念会彻底销声匿迹,雍和宫出版有一份蒙文周刊,把买庙行为说成是掠夺,谁卖庙给外国人谁就是卖国贼,文章作者对资金来源和赫定的计划一清二楚。有人认为这是雍和宫里有人向他讹封口费,但赫定认为不必理睬,那些人自己把雍和宫里的佛像、字画和绢织偷出去卖了自肥,没必要去和这种人扯上关系。

1930年6月,蒋介石在军事上陷入被动,他主动提出停火以期赢得喘息之机。无论是给南京还是给阎锡山方面的文物出口申请都杳无音信,双方谁还顾得上这呢?因为不知道战争究竟要打多久,赫定决定改变方案,用复制取代收购。收购虽然成本低廉,但把破旧的寺庙拆了,万里运送远涉重洋,再重新拼装起来,恐怕也不一定行得通。北平北海国立图书馆的设计师之一,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建筑师梁卫华受聘为复制工程负责人。很多人向他推荐承德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的万法归一殿做复制的模型,他决定趁着停火短暂的和平到承德去考察。当他看见万法归一殿后,喜爱之情难以遏抑。复制一座小庙不需要多大花销,但复制一座豪华的皇家寺院,花销将远远超出想象,甚至连预算都无法做,光是那些鎏金瓦,就需要黄金上万两,但他无法遏抑,非万法归一殿莫属。

这一决定使科考队的经费受到严重影响,而糟糕的事却不断接踵而至,给考察队的经费带来毁灭性打击。

但振奋人心的消息还是从戈壁深处传来。1930年4月,贝格曼博士在额济纳河附近发现了一段汉代古长城遗迹,共7个烽火台。他在第四号烽燧发掘出了900多枚汉代木简,他将发现电告北平,申请装备和人员增援。著名汉学家、藏学家莱辛教授废寝忘食地查阅资料,整理出当时汉匈战争的详尽资料,并汇集成册带给贝格曼。在这些资料指引下,贝格曼又在年底发现了破城子甲渠侯官(“甲渠侯官”的意思大概可以翻译为:甲渠县边防团)的城堡遗址。在此又发掘出了5200多枚同时期的汉简,贝格曼继续在这一带发掘,先后共获汉简11000多枚,统称为“居延汉简”。这些汉简绝大多数是公文及备忘录,对研究汉代历史、汉匈战争及古代中亚历史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清宫秘档并称“四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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