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似乎不仅仅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一种奢侈生活的标志,一种用以炫耀的东西。这恐怕是最早将钢琴这种西洋乐器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们,所不可想像的。

将时间追溯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钢琴可以说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开始进入中国的,最早是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后来进入内陆,尤其以上海当年的繁华,接受这种西洋玩意,完全不成问题。特别是二战之后,大批犹太音乐家及钢琴老师,因希特勒的残酷迫害而逃难到上海(也有逃到哈尔滨的),成为有史以来最多的外籍音乐教师进驻中国的时期。

以中国当年的状况来讲,中上流社会有传统派和西化派之分,传统派不必多解释,西化派则是以曾留过学,或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资本家)为主,让自己家的孩子学钢琴的就是这些家庭。

我的父母及亲戚当年都是医生,他们的子女自幼几乎都学过钢琴,大姐的钢琴启蒙老师就是一个来自白俄的犹太人,父母更在上海购置了钢琴,钢琴的牌子名“谋得利”(MOUTRIE),现在已不再生产。这座立式钢琴的琴身表面油漆得非常别緻,由深棕及浅棕色绘成如猎狗卷毛似的图案,十分罕见。后来,我家五十年代初举家从上海迁居北京,这部谋得利钢琴也随着我家移民到了北京。

革命革走了钢琴

我六岁开始学琴,当时学琴并非主流,只是家里的兄姐都学琴,我也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启蒙老师是父亲的一个病人,她是北京一文工团团员;很快又换了老师,是一中学音乐老师,叫黄薏兰,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里上课。那时候也没有学费一说,学琴的人也很少,上小学时,同学中习琴者只有两名,母亲每至节日嘱我带些礼物送给老师即可。我可能有点小聪明,黄老师教我的曲子不费力便很快会弹了,小小年纪就懂得陶醉在那悠扬的曲调和典雅的和弦之中。

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文革之前的那几年,风声鹤唳,凡是西洋音乐都被视为靡靡之音,也就是资产阶级糟粕。我在学校接受所谓革命教育,意气风发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可是回到家,在钢琴上弹起那些柔美动听的曲子,仍然令我神驰,不能自己,那种纠结、矛盾的心理,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北京市所有私房都必须上交,我们住的院子是父母买下的,自然也要上交。好了,等上交完毕,房管局就来行使权力,说我和母亲只两口人(父亲在外劳改,兄姐上大学迁出),不能两个人住整个院子,结果只给了我们两间房——一间堂屋一间耳房。除了床和柜子这类实用的家具留下,其他如钢琴、沙发、红木八仙桌等全部要搬走处理掉。有天放学回来,发现家里如缩了水一样,大部分家具包括钢琴都没有了,那时还没轮到正式抄我们家(六八年抄家),家已经溃败了。

琴没有了,剩下的琴谱我却不舍得扔,那绝大部分是我的三伯父从香港陆陆续续寄来的,我将扉页上三伯父写下的赠与字迹撕掉,生恐被人看到会说我们还跟香港有联系(当年香港在中共眼中与敌占区同义),至今我还保留着好几本扉页撕掉一角的琴谱呢。

几年之后,我跟小伙伴有天出去玩,听说鼓楼大殿里保存了好多抄家物资,我们骑车跑过去看,大殿的窗台很高,我们想办法垫砖头爬上去,透过窗棱往里看,果真里面装满了抄家破四旧的“战利品”,有明清家具、瓷器、电风扇(那时也算奢侈品)、丝绸被褥及各种布料等,也有约莫十几架钢琴,我一下子便看到了我家那架别緻的钢琴,像囚犯一样,全身落满尘土龟缩在一角,那感觉就像重遇情人一般,心都碎了。

谁敢把“东方红”抄走

一九七三年,房管局第一次落实政策,退还了两间房给我们,加上本来的两间,我们的住处稍微宽松了一点。那时,母亲文革中被扣押的工资也陆续发还,我就央求母亲再买架钢琴,母亲初时不同意,怕惹麻烦,我说我已经看好了,那是架国产琴,牌子就叫东方红,谁敢把东方红抄走?于是这部东北营口出产的东方红钢琴,凭着它响遍全国的政治铭牌,走进了我家。

这部东方红琴虽是新琴,但质量极差,琴键硬得很难弹下去,声音更差,连音准都调不上去,我唯有硬着头皮,权且将它当作练习跑步绑在腿上的沙袋,每天只练音阶,弹车尔尼练习曲,当作练基本功。两年后,周围街坊邻居似乎没有人投诉,于是大着胆子又换了部星海钢琴,比起东方红琴质量要好得多,冼星海乃中共认可的革命音乐家,星海琴也应该算作革命琴了吧。

当年的我,因父亲右派被视为黑五类子女,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曾想办法考取了西北偏远地区的文工团,却因出身问题被拒,用一句广东话形容最为贴切——头头碰着黑,我那时属于社会地位最低的那一批人,完全看不到前途(除了下乡务农),心中的苦闷真是难以言喻。

藉钢琴发泄心中苦闷

当时有个男友,处境与我相同,他说社会排斥我们,不给我们上大学机会,但我们的时间是自己的,二十几岁正是学习的最好年龄段,我们不能随波逐流地浪费掉。于是我以家为课堂,钢琴和英语是我的主修,并先后找到黄媚莹(音乐学院钢琴老师)和杜鸣心(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配乐的作曲家)作我的钢琴老师,每周上课一次,英语则另有老师;男友则主修高等数学和高等代数及英语,我们选择的“主修”都是不必借助学校实验室的,英语只要循序渐进坚持学习即可,钢琴只要每日勤练即可,数学则只要笔和纸即可。

当时我已在一小工厂打工,不过常泡病假以换取时间练琴和念英文,只是依然看不到前途,但我借着练琴却学会了如何抒发郁闷。肖邦华丽的旋律和贝多芬激情的乐段令我彷彿置身另个时代,所有革命带来的侮辱、欺凌和不公都暂时离我远去,现在推崇的音乐治疗,我三十多年前已早有体会。

颇受江青重视的殷承宗(文革期间改名为殷诚忠),是当年的钢琴王子,他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片段,改写成钢琴伴唱红灯记。我找到琴谱,里面有一段是李铁梅的唱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词充满仇恨,我一边弹一边将自己的感情“反向带入”:

“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我就想父母之恩);
“今日起志高眼发亮,讨血债,要血偿,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这词儿简直就是我心里的话);
另一唱段——仇恨入心要发芽,更是令我代入;
“提起敌寇心肺炸”(我改成提起老毛心肺炸),“强忍仇恨咬碎牙”(正是我的写照)。

那时,北京政治空气浓厚,各种批判会无日无之,我只能做沉默羔羊,回家后便藉琴发挥,狠命地敲击琴键,以抒发不得其志之郁,有天用力过猛,竟然将钢琴里的琴弦弹断,“砰”的一声闷响吓了我一跳。钢琴之于我,竟然还有如此功用,对于如今成千上万的习琴者,恐怕难以理解。

后来我移居香港,一九九零年殷承宗访港演出,我去访问他,居然有机会请他在我的钢琴伴唱红灯记琴谱上签名。当然殷承宗也是被江青利用,是文革的受害者,不过,他一定料不到当年有我这样一名黑五类,藉钢琴、藉他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泄愤。

心中苦甜参半的青春记忆

钢琴从上个世纪初被传教士带到中国,之后进入西化家庭,成为一种文明教养不可缺少的元素,然后被共产党视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源头,之后又被毛妻江青挖掘,变成革命宣传利器。浩劫过后,改革开放开始,先后富起来的人们衣食足了以后,纷纷在家里购置钢琴,会弹不会弹不是问题,家里有架钢琴便是体面富足的象征,钢琴居然成了国人心目中矜贵的家具,令欧美家庭自叹弗如。

至于令子女习琴者,更是趋之若鹜,成为一种潮流,反之,学其他乐器的远远不能与其比肩,此现象延烧至今。

令我想不到的是,移居香港后教琴也成为我糊口手段之一,有朋友恭维我有先见之明,其实与先见全无关系,实在是因郁闷、苦无出路而以钢琴作发泄,谁知歪打正着,不仅可以教琴为职,更在老之将至的现在,自娱自乐之外,还可到老人院作义工献奏,娱人娱己。不过想起我跟钢琴的这段“孽缘”,心中依然苦甜参半。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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