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睡到半夜，突然被胡同外面的吵闹声惊醒，侧耳倾听，似不像那种夫妻、婆媳、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声音高亢、严厉，一声接一声：
“你们这些狗崽子，喝人民的血长大……，滚起来！站好了……。”
断断续续的声音，在秋夜的寒凉中，越过黑压压的屋顶，传到我们那个小四合院。母亲睡着，她耳聋，听不见。我披了件衣服蹑手蹑脚走出去。
惨淡的月光透过院子里的两棵苹果树，筛下一地的魍魉鬼影，我推开大门，向着那声音寻去。
胡同里已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好奇人，在昏黄的路灯下边疾走，边议论着：
“这是谁家呀？”
“听说是万家，他家有好些四旧。”
“怎么黑更半夜抄呀？听着怪吓人的。”
“你怕呀？怕就别跟着来啊！”
“干嘛不来，得看看怎么个破四旧。”
纷踏的脚步声，终于停在十四号门前，两扇剥落了红漆的大门紧掩着，那高亢而又严厉的声音清晰地从里面传出来：
“说，把黄金藏哪儿啦？”
“……”
“不说是不是？红卫兵战士们，把她家这地板给撬开，满院儿的砖也给撬了，看她这封建遗少的臭娘们把金子能藏哪儿去。”
人群哗然——这是宝格格的家，不是万家。宝格格住在我们这条胡同听说有几十年了。“格格”就是皇族里跟皇帝沾亲的女辈，她们不能随便嫁人，一定要门当户对，否则，宁可守一辈子孤身。
宝格格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未婚，单身住在这小院子，没有孩子，没有亲戚，但宝格格的人缘倒还不错，常常见到她穿戴整洁地倚在大门口，跟街坊打招呼、聊闲天。见到小孩儿宝格格尤其喜欢，跑进屋里，抓把糖给他们吃。
忽然，紧闭的大门里面传出一阵惊呼：
“啊，这么多！”
又是那个高亢的声音：
“你这臭娘们，藏了这么多金砖干嘛？说！还有什么东西藏起来了？”
宝格格低声说了句什么，听不清。
“啪”，一声皮带打在人身上的聲音，“啪”、“啪”……，“让你尝尝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威力！”
门外的人群一下子都争先恐后地透過那仅有一厘米宽的门缝往裡看，你推我挤、吵吵嚷嚷，大门正在这时卻突然开了：
“你们这是干嘛呢！看什么热闹？”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戴着顶帽子，腰里束着一个腰带，院子里的灯光很强，射在年轻人的背上，他的脸倒成了全黑的一片了。
年轻人手里还握着一条皮带，就像我在东单三条三十三号见到的那个红卫兵一样，皮带头尾叠在一处，握在手中。
踏出大门槛，他用那只握皮带的手，挥了挥我们这群人：
“去去去，这儿没什么好看的。我们在这儿破四旧，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在这儿算干嘛的？”
他一边说，我一边向他背後的大门里面张望——-
院子里乱级了，一百瓦的灯泡吊在那小院的树枝上，把小院照得如白昼一样。红的、绿的、紫的、黄的缎子小袄、裙褂，扔了一地，一只紫黑色的硬木小桌摆放在院子中央，上面堆着好多手饰、玉器。
最令我惊诧的是，宝格格跪在一块搓板上，衣服凌乱，头发一边剪得参差不齐，另一边全剪光，这就是当年的“阴阳头”。她的头低着，身子歪斜着，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抖动……
“叫你走怎么不走啊？”那年轻人在我耳边大喝一声，吓了我一跳，赶忙跑到正对着十四号的墙根下站着，魂惊魄散。
人群静下来，除了那几个红卫兵的叫嚷，没有人说话。
“啪”，一滴水落在我的脸上。
“下雨啦！”
人群猛地四散开去，我狠命地往家跑，其实雨刚刚开始下，并不大，我心里明白我怕的并不是那几滴雨，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雨点“噼噼啪啪”打在院子里的砖地上，乌云将月光全遮住了，睡房里漆黑一片，我却睁着眼睡不着。刚才，宝格格……是梦吗？仔细听着大门动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们抄完宝格格的家，会不会来这儿……？
“贝，快起床！”我揉着惺忪的眼睛，原来已经天亮了，见到母亲一脸焦急地站在我床前。“房管局昨天晚上通知，限三天让咱们把房子全让出来，只留下北屋两小间给我们俩住。”
“三天？这么快！”我一下子醒过来。
“你快去你二姐学校，一来告诉她这事，二来她也有一阵子不回家了，看看她怎么样了，天气凉了，给她带两件厚衣服。”
母亲说完便上班去了。
北京清华大学在北京城的西面，穿过由东至西的长安街，出西直门，再向西。一路上，到处都挂着或贴着红底白字或黑字的大标语：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破四旧，立四新！”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雨还在下，雨水順着写了墨笔字的红色大字报纸流到地上，汇成一条红里裹黑的水滩，张牙舞爪地四处流淌。
我穿着雨衣、骑着车，冒着寒凉的秋雨，向城西驶去。
骑到清华大学门口，我不由得怔住了，这是怎么了？
铁栅栏门紧闭着，只留一个小门供人出入，小门里面还有人把守着，穿着草绿色的军用雨衣。“清华大学”的校牌子也不见了，代之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
栅栏门里望进去，两列大字报板贴满了大字报，穿雨衣、打雨伞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读着新贴上去的大字报。往常那条干净、清新的林荫路，现在布满了碎纸、被雨水冲刷下来的大字报、砖头、瓦片，还未至深秋，树叶却已落得七七八八了。
我走近那个小门，“军用雨衣”马上端着一枝枪，瞪着眼睛警觉地问我：
“找谁？”
“我找我姐姐。”
“你姐是谁？”
“嗯……，她叫杨敏，生物系的。”
“军用雨衣”眼珠转了一下，这时，有几个人从传达室跑过来，询问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说：
“找杨敏啊，你是她妹妹呀？去吧，自己去找吧！”
那神情带着三分鄙夷，五分不屑。
我向校园深处走去，满目皆是破砖头、烂瓦块，教学樓的墙壁上贴满退了色和新贴上去的大字报，大概因为下雨，没有几个人在看，楼上的好几面窗户都没有了玻璃，只用木条横七竖八地钉在那裡，像是電影裡的戰爭場面。
整个校园，就像被劫后的废墟一样。我一面努力回忆着二姐上次指给我的宿舍大楼，一面四处观看。
突然，一阵高音喇叭的尖利叫声响起：
“东方红公社的龟孙子们，你们投降吧！你们的末日到了，你们的头头在用你们的鲜血来挽救他们的命运，不要再为他们卖命啦！你们这座楼是守不住的……。”
我不由得向高音喇叭走去，刚转过那楼角，陡然见到那建筑别致的水利馆，周围布满了粗制滥造的铁丝网，楼顶上架着一个用两条钢管和汽车內胎做成的巨型弹弓，假若将石块置于汽车內胎，再将內胎伸展、拉长，然后瞬間放松內胎，那石块便会像炮弹一样射向对方。
东方红公社的旗子插在楼顶当眼的地方，水利馆对面的楼上则插着井冈山兵团的旗子，楼顶上也同样有一个巨型弹弓。
突然，一块碗大的砖头飞将过来，落在水利馆的楼顶，打碎了一片瓦，水利馆上的人惊呼了一声，紧接着，一块篮球大的石块飞过去，就这样，偌大的石块如雨点似的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不敢走近，在一棵大树后面偷窥着。
大约十分钟后，水利馆楼顶上的人忽然欢呼起来，原来，对面楼上井冈山兵团的旗子被打穿了一个大洞，这下子可激怒了“井冈山人”。没一会儿，一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枪的人便出现在水利馆楼下，用枪托狠命地敲打着大门，楼上的窗户里立刻投下无数砖头，柳条帽打歪了，灰尘落得满身都是，人群却始终不散去。
如此这般，僵持了十几分钟，突然，水利馆楼门打开了，一辆包着铁皮的“战车”徐徐开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全副武装的、手持大刀长枪的人，唱着毛主席语录歌：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井冈山人”没有“战车”，被这突如其来的铁家伙惊呆了，他们慌乱了，向四处跑去，但那庞然大物却追击着。
忽然，一个“井冈山人”被刚才从楼上掷下的石块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战车”毫不犹豫地向他开来，轧过去，车后跟着的那群“东方红人”冲上来，木棍、长枪一齐向下扎去……，那人躺在地上，一会儿便不动了，深紫色的血，从他身下流出来，跟雨水汇集在一起。
“向东方红讨还血债！”
“血债要用血来还！”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尖利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只觉得我的双腿在发抖，心不住地跳，我搂着那棵树，仿佛那树是我的支撑一样。
“喂，你在这儿干嘛呢？是不是‘井冈山’的奸细？”一声粗嗓子的吼声把我吓得魂飞四散，我回过头，原来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壮的黑脸膛大学生，手里提着一枝长棍子。
“我…我不是奸细，我，我是找我姐姐的，嗯……，这儿正武斗呢，我过不去。”我低头“交待”着。
他大概看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像大学生，口气立刻放缓和了：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看我能不能帮你。”
“她叫杨敏，生物系的。”
“噢，杨敏啊，我认识她，跟我一派的，我们都是东方红公社的，哎，那是你姐姐啊！走，我带你找她去！”
黑脸大个子没告我他姓甚名谁，没问我叫什么，就这样，知道了二姐跟他是一派的，于是，就对我热情如火起来。
左转右拐，终于到了生物系大楼，黑脸大个子说他还有事，先走了，让我自己上楼找便是。
雨已经停了，天仍未放晴，走进生物系大楼，先闻见一股潮乎乎的味道，楼道里贴满大字报。我慢慢向楼梯走去，突然，在楼梯转角的地方，我见“杨敏”两个大字被写得歪歪斜斜，还打上“×”，标题是：
揪出生物系里的二号右派杨敏！
我赶忙细看内容。
内容大致是：杨敏文化革命前便是个只问学习不问政治思想的白专典型，根子就是杨敏的父亲便是这样一名极右分子，杨敏本来应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脱胎换骨的，但她没有，反而隐瞒了她父亲里通外国的情况。我们现在已掌握人证物证，杨敏必须作出进一步交待！
我马上想起了那天二姐在家里拿走那照片的情形，我不明白二姐怎么会被人这样攻击。
爬上三楼，敲门。
“你怎么来了？”二姐多日没回家，整个人变得又黑又瘦又憔悴。
我疲累地坐在房间里临时搭起的床铺上，床上有一幅未完成的毛泽东绣像，说：
“妈让我来的，天凉了，送两件厚衣服给你。还有，”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像是报告一项讣闻似的。“咱们家的房子全缴公了，房管局限三天让我们搬出，只剩北屋两小间，你有什么要保存的，或是要拿到这儿的？”
二姐缄默了，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
“我只想要我的集邮册，你能帮我保存吗？”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不行，你交给我中学同学姚美兰那儿行不行？不好不好，你还是拿来给我吧！嗯……，我最近回不去了，咱家嗯……”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答道：
“咱家没抄家。”
二姐舒了口气，但脸上的愁云却不见散去，她拿起床上放着的毛泽东绣像继续绣起来，边绣边说：
“我们学校的斗争很复杂。你刚才进学校的时候，大概都看见了，一派叫井冈山兵团，一派叫东方红公社，我是东方红的。”
“我在楼下看见了那张大字报。”我打断了她的话，想听听她怎么解释。
“啋，那都是井冈山的胡说八道。他们攻击我，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好。被他们骂成狗崽子，我真是不服气，不就是出身不好吗，那也不是我选择的。可是，我的功课、表现，样样都不差过他们出身好的，这就引来他们的妒忌，说我不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了。
其实，我们虽然家庭出身不好，可是我一直还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党的。”
“你……你没什么危险吧？”
“没有，不过我知道他们在整我的黑材料，还派了人专门监视我、记录我的言行，还把我划成我们年级的二号右派，据说还在公安局备了案呢。这些全是井冈山兵团干的，我们东方红对我不错，让我自己搬到这间房来住。”
“我刚才看见水利馆的武斗了，你们东方红的车子把一个人轧死了，吓死人了。”
“我听说了，唉，那个同学也真可怜，他出身地主，从农村来的，千方百计想靠拢出身好的，便加入了井冈山，每次两派大辩论都看见他，结果今天就这么……。不过，他们井冈山兵团也可恶，轧死也活该了！
我那天回家把照片带回学校后，为了忠诚于组织，我便交给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他现在就是东方红的头儿，我明明跟他说我交出这些照片，是为了彻底与家庭划清界限，可他第二天就公布出来，说我故意隐瞒敌情……。真把我气死了，这人多么卑鄙！”
二姐说这席话的时候，手中一直没停过绣那幅毛泽东像，单薄的衣服裹着她那越发瘦削的身体。我把带来的衣服递给她：
“给你的。我走了。”
“等等。”她走向书桌，从抽屉里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们工程系的同学自己造的。”她又从书架取下一本书交给我，“这是‘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先给你，我再去找。咱们出身不好，有必要比人家多学习，改造世界观。”
“还有一件事。”我顿了顿，不知该怎么说。
“什么事？”二姐急切地问。
“爸爸来信了。”
“他说什么？”望着二姐那过早爬上额头的皱纹，我犹豫再三：
“嗯……，没说什么，说他挺好的，没事。”我撒了个谎，不忍把父亲又被揪出来的事告诉这个被人指作“二号右派”的姐姐。
当然，二姐在学校的事，我也不会告诉母亲，不然，她的血压怎么受得了？
（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