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八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郭秋生在教室里大声地念着,杨玉凡捅了我一下,低声告诉我:

“你知道吗?老舍给揪出来了。”

“什么?老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我们多么敬爱的作家。

“你别这么大声,这是真的,我们家住国子监,那天孔庙批斗牛鬼蛇神,我挤进去看了,全都是文联的大作家,老舍就在那里面,哎哟,让红卫兵打得脑袋流血,眼镜也打飞了。后来,红卫兵又让他把一块写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挂在脖子上,老舍可能是挨打得太厉害了,那牌子掉在地上,红卫兵马上拥上去,又是一通乱打……。”

老舍是我们最喜爱的作家,《茶馆》、《四世同堂》、《龙须沟》,谁都会背几段。他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

郭秋生读完社论后,对全班同学说:

“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红卫兵大串联,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全国各地。我们班除已公布的红卫兵之外,还有一批红外围可以参加革命串联,红外围,即是出身不算黑五类的,但家庭清白的同学。但是,出身黑五类,或被抄家的同学不能去串联。

现在公布不能去串联的同学名单:

边秀珍、杨贝、杨玉凡、刘创国、赵晓莉、何成用、费黎黎、徐晓之、祖兰英、林湘子……

这些同学可以在学校努力学习毛著,改造思想,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

我的心又“突突”跳起来,脸也红了,头都抬不起来。这样开诚布公地宣布,就是要将我们打入另册——黑五类的另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翻身?

回家時,杨玉凡见我情绪不好,说要陪我一段路。我们学校在东安门大街,我回家时必经過廼子府、灯市口,我们骑车到廼子府的时候,不由得望了望那小黑门——老舍的住宅,却见墙上贴着新的标语:

“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绝无好下场!”

我和杨玉凡忙跳下车子,对望了一眼:

“老舍死了?”

是的,这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就在他于孔庙受了一生之中的奇耻大辱之后,自尽于城北的太平湖。有人看见,老舍从八月二十四日早晨起,便坐在湖边,直到下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像。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但这位著作等身的剧作家却没有为这个世界遗下只言片语。

他,沉默地离开了热爱过的人民和那片土地。

我和杨玉凡无言地离开了老舍家门口,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又不敢说出来,老舍是“现行反革命”,假如将同情他的话传出去,再加上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岂不罪上加罪?

“边秀珍怎么样了?”我故意不去谈老舍。

“她下礼拜就走了,去西北她姐家。”

“离开北京?为什么?”

“她父母都没了,家里只剩她一个人,日子怎么过呀?”

杨玉凡是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里面,最“洒脱”的一个,她跟那个写“我就是混蛋”的杨维维,是堂姐妹关系。杨维维家是资本家成份,但杨玉凡的父亲以前不善经营,临到解放那年,小工厂已濒倒闭的地步。后因家族的生意关系,杨玉凡的父亲仍被划成资本家。

我曾去过杨家,杨父在工厂任职锅炉工,杨母在家领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帮补一家八口人的开销。按杨玉凡家的生活情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全无“资本”可言。大概因此缘由吧,杨玉凡特别不在乎她那个“资本家”出身,完全没有“罪恶”感,讲起话来也比我们大胆。

“你们家,嗯……没事吧?”我问。

“我们家除了‘资本家’那仨字属于有钱的,剩下的就没有一样值钱的了,抄个什么?根本我们家的成份就划错了,划成城市贫民倒差不多。就这样,街道积极分子还警告我妈:不许乱说乱动。喂,你家怎么样了?”

“嗯……,现在还没事。”我的那块心病一下子又翻上来了——今天回家,家里会不会像宝格格家那样抄得乱七八糟,妈会不会挨打?我回去后会怎么样?我馬上没了心情。

与杨玉凡道别后,马上骑车回家。

到家门口才想起,今天是房管局的最后限期日——腾空所有房屋,只留两间我们母女住。

母亲在家。

“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我血压高到二百三十,医院让我回家歇半天,明天再去,正好可以把该搬、该卖的都处理掉。”母亲边收拾边答道。

“怎么处理呀?”

“我叫了东单老三羊拍卖行的人来估价,他呆会儿就拉走这些东西。”

我忙走进堂屋,所有家具都移动过,乱了轶序,每样家具都贴着标价:

三人丝绒长沙发:十元;单人沙发每张:五元;大理石台面、硬木八仙桌:十二元;钢琴:五十元;硬木套几:六元……

“这么便宜的价钱就卖了?”我实在有些依依不舍那些陪着我长大的家具。

“唉,你懂什么?我们家没抄家就算谢天谢地了,你没看见咱们胡同十四号宝格格家被抄完以后,又把她的那些硬木家具全拉走了,听说连睡觉的床也拉走了……”

“啪,啪,啪。”有人在敲街门,很急。一定是拍卖行的人来了,我跑出去开门。

三个大汉不由分说便往院里走,我叫道:

“你们是不是拍卖行的?家具在北屋呢。”

其中一个大汉挥了挥手上的工具说:

“什么拍卖行,我们是来拆你们的浴缸、馬桶的。”

“什么,洗澡房的东西你们都要拆?那让我们去哪儿洗澡、上厕所?”

“你这小姑娘思想可真不怎么样,你不知道工农兵是怎么上厕所的呀?谁跟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那样,上茅房还得坐在马桶上,以后哇,全出去上公共厕所,跟工农兵看齐,懂不懂?”

母亲走到院子里,一边拉我一边说:

“由得他们拆吧,这房子都是房管局的了,我们怎么拗得过他们。”

我站在洗澡房门口,看他们拆。三大汉闲聊着:

“喂,我说老李呀,手底下轻着点儿,头儿说了,不能碰瓷儿。”

“哪儿来那么多事儿?”

“哎,说你不信是不是,明儿这浴缸、馬桶、洗手盆,就得给吴头儿家装上去。”

“吴头儿是谁?”

“哎哟,您这都不知道?咱房管局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呀。人家可比原来的孙局长还腰杆子硬呢!”

又有人在敲街门,我跑出去,开门处,是林湘子一脸愁苦地站在那儿:

“杨贝,我们家……”刚说了两句,她就说不下去了,仿佛梗咽着。

“来,进来说,怎么回事?”

“不,我不能呆时候太长,就在这儿说。”林湘子压低了声音,就在我家门背后急促的说起来。“我爸被揪出来了,说是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起来审查,我妈一下子吓出病来了,老说有人要杀她,我不敢离开她,明天我不上学了,你帮我请假,说我病了,我们家的事儿可别给我说出去啊。”

湘子说完,便匆匆走了。

说起林湘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兼好朋友,更巧的是湘子与我住同一条胡同,上学、放学都常碰到一块儿。

林湘子是中日混血儿,她爸是中国人,妈是日本人,家里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所以,湘子常把我邀到她家里玩儿,林妈妈不太会讲中文,只跟湘子讲日文,每次见了我,高兴得叽哩咕噜地讲一串日文,我一句也不懂,湘子便笑着为我们作翻译。

林伯伯是人类学家,很会讲故事,书房里有数不清的书,我一去,他便忙不迭地抱着一本本的书为我介绍。

林伯伯怎么可能里通外国呢?特务多是出卖情报,人类学家出卖什么,中国猿人?北京山顶洞人?

唉,文革开始以来,好多事都变得难以理解了,但是每天还在继续发生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誰都不能解釋。

我走到洗澡房去看,他們正不知如何將那搪瓷恭桶拆掉搬走,其中一個人說:

“這還不容易,拿鋼鋸從底下鋸斷不就行了!”

另個人立刻拿來鋼鋸,就開始鋸,吱吱拉拉,鋼鋸咬嗜在馬桶搪瓷質料上,發出尖利刺耳的噪音,令我不得不塞住兩耳,不一會,白瓷恭桶便已倒在地上,原本放置馬桶的地方出現一個大約半尺直徑的洞,裡面汪着水,洞的周圍是鋸斷的一圈白瓷。

“過兩天,拿水泥把這個洞堵上就行了。這房子還能住人。”扔下這句話,那三个大汉扛着我家的馬桶、洗手盆、浴缸便走出去了。

不久,我们的院子里便添了一户新邻居——抽旱烟袋的木匠老头,吸纸烟的小脚女人,还有他们的三个宝贝儿子。他們住的就是這原洗澡房,還有一間北屋。

第九章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