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星期日傍晚,正要做晚饭,雷叔叔来了,他跟父亲在河北省同一医院工作,家也在北京,據說他也是屬於在什麼政治運動中犯錯誤,被逐出北京的。每次他回家,不是受父亲之托给我们带回点乡下的食品,便是母亲托他带给父亲一些日常用品。

可这次雷叔叔来,手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拿,跟我打了个招呼,便径直去找母亲了。

房管局收房之后,只配给我们一大一小房间,大的不足一百呎,小的不足五十呎,大的我们用来会客、吃饭、睡觉、看书,小的则用来做饭,堆杂物。雷叔叔来的时候,我正在小房间,母亲将雷叔叔让到大房间说话。

已是傍晚掌灯时分,母亲却没有开灯,我不知雷叔叔会不会在这儿吃完饭再走,便欲推大房间的门问母亲,却听到雷叔叔的声音:

“唉,老杨也是,怎么也不能干出这样的事啊。又拖累家里人,对自己也不好。”

我心中纳闷,父亲干了什么啊?上封信说是被揪出来群众监督劳动,这回又干出什么事了呢?

雷叔叔又接着说:

“我跟老杨算老朋友了,运动一开始,我就劝他小心一点,别多说话。他确是没说什么话,可是医院的造反派还是把他当大右派揪出来。当晚他就跟我说:每次运动一来,他就这样遭人践踏,心中十分难过,不如一了百了。我马上劝他不能这样想,他不说话。

过了一个星期,我看见老杨躺在急诊室,手腕上血流如注——他想割脉自尽,但还好被人发觉,救回来了。”

大房间里沉寂了好一阵子,天越来越暗了,母親仍未开灯,雷叔叔又接着说:

“唔,我也该走了,不能在这儿留时间太长。以后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您,您可要多保重,看在孩子的面上,多保重。”

雷叔叔推门出来,我忙钻进小房间—–我不想見到他,真的,父親手腕血流如注的情景,久久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

母親送客回來,坐在大房間裡,一声不出,我忙进去,扭开了电灯,轻声地问:

“咱们吃饭吧?”

母亲紧抿着双唇,脸上的表情不是悲伤,却是愤怒:

“你爸就是这样不负责任,一受不了就要自杀,他死了倒轻松,我们呢?我们背了他这么些年的右派家属包袱,已经够瞧的了,这回他要真死了,那压力还不是我们来受?”

我把做好的饭菜,默默地一一摆在那张“书、饭合一”的小桌子上。

电灯泡明晃晃地挂在屋顶下,饭菜都凉了,但母亲未曾吃过一口。我的喉咙感到梗噎,知道吃了东西也咽不下去,便也不举筷。母亲以为她不吃我也不敢吃,便说:

“吃啊,再不吃都凉了,快点!”边说边往我的碗里夹菜。我的泪水涌在眼眶里,但我绝不能在母亲面前掉泪,惹她心中不快,便急起身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一夜无眠,脑子里凌乱极了,一会儿闪出父亲躺在急诊室急救的情景;一会儿又想起他每次回北京探亲时,带着我四处去玩的旧事;一会儿闪出学校的教师、团支书喋喋不休的“忠告”——-你要跟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一会儿又忆起边秀珍的父母双双自杀的事情。

对父亲的情,恨爱交织,令我痛苦之极,但,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在同学面前透露一句的,绝不会!我把它压在心的最底层,即使那是极痛苦的过程,我也将咬牙自己承担。否则,换来的,绝非是同情与安慰,反而会是嘲笑与蔑视。

一夜没睡,头重脚轻地回到学校,杨玉凡第一个见到我便叫:

“喂,你的眼睛怎么那样肿,是不是昨天晚上哭啦?”

这家伙一说便说到我的痛处,虽然我并未流过泪,但昨夜的心像是被镪水腐蚀过似的,留下深深的伤痕,比流泪更痛苦。她这样一说,我反倒泪水盈眶了,我望着别处,使劲将泪水忍下去,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谁哭啦?别胡扯了!哎,林湘子要请假,现在老师都不上课了,应该跟谁请假呀?”

“她干嘛要请假?”

“她病了呗。”我決心守口如瓶,湘子和我爸的事都不能随便讲出来。

“病了?哎,她家……出事了没有?你知道她妈是日本人。”杨玉凡仍死咬着不放。

“问这么多干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问你应该跟谁去请假呢!”

杨玉凡见我什么也不说,只好答道:

“现在都乱套了,既没有班长,也没班主任,嗯,国振强应该算是现在的头儿了,要不你跟他说说,唉,其实现在请不请假就那么回事,学校也不上课,咱们又不是红卫兵,没人管你的!”

“那不行,林湘子叫我帮她请假,我就得帮她请。”我心里很明白,我们这些黑五类的子女,虽平时不受重视,但一旦无故不到校,便立刻有人注意,弄不好,给你扣一頂无视文化革命的大帽子。

杨玉凡于是随了我一起去楼上及校园找国振强。

楼道、走廊、院子,是有墙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除了揭发赵同庆的大字报外,还多了许多揭发、批判其它老师的大字报,还有从北大、清华、航空学院转抄来的大字报。

我们从看大字报的人群中寻找国振强,但找不到。

上二楼,原校长办公室,现已成了红卫兵总部,我敲门,门被猛力地打开:

“找谁啊?”语气颇不客气。

“找国振强!”

“他没在这儿,以后也不在这儿了。”说完,门在我们面前“砰”地关上。

“怎么回事?”我跟杨玉凡几乎同声问道。

杨玉凡突然叫起来:

“你看!”

红卫兵总部门边的一张红大字报纸上写着:

“本校红卫兵总部大队长由郭秋生担任,自今日起免去国振强在本总部的一切职务,并免去国振强的红卫兵资格。”

我俩看得都傻了,大字报上的字跡尚未干,想是刚刚贴上去的。

国振强,全校头一个起來造校长的反,是所有同学心目中的英雄、革命造反派,怎么才作了这么几天红卫兵便被开除了呢?

“我去找郭秋生请假吧。”

“他刚才在楼下大字报区,我看见他了,你自己去找吧!”杨玉凡说要去厕所,走开了。

“什么事啊?”

找到郭秋生,他面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问道:

“我是替林湘子请假的,她这两天病了,不能来上学。”

郭秋生那狐疑的眼光好像要把我看透,他一字一顿地问我:

“你去她家,看见她病了吗?”

我心慌了,当然不能把真相告诉他,随即撒了个大谎:

“我在胡同口买菜,正好碰见她妈,是她妈让我帮她请假的。”

“请几天?”

“嗯,她妈没说,过两天好了就来了。”我紧张得额头直冒汗。

“唔,知道了。”郭秋生终于将他那死鱼似的眼珠转到别处去了,我松了一大口气。

回到教室,李铁城正在黑板上方挂毛主席像,讲台上站着好几个同学,指点着挂像的中央地方,他们手中每人拿着一个纸剪成的葵花,花盘上写着大字。

李铁城挂好毛主席像,又将葵花们贴在像的两侧,原来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十二个大字。

“这才突出我们班的政治气氛。”一位榜上有名的红卫兵大声说道。

“这还不够,应该每天在黑板上写一段语录,针对我们班出现的活思想,这才作到活学活用。”一位女同学应道。

杨玉凡扯扯我的衣角,把我拉到最后一排座位上,说道:

“刚才我在厕所听到国振强为什么被开除的事了。”

“厕所情报局局长开始办公啦?”我嘲笑她。

“哎,說正经的,国振强本来不是说他是工人出身吗?还说他爸爸入了党,当了工厂党支部书记吗?你猜怎么着?全栽在他姓国上面了。”

“姓国又怎么了,姓什么都有罪呀?”

“不是,‘国’是满族旗人的姓,他们家就是旗人,国振强的爷爷从前在皇宫里给太监听差的,他奶奶是选进宫的宫女。现在红卫兵的出身要三代红,查到国振强的爷爷那辈儿,说是封建遗老遗少,虽然穷得叮当响,也算是侍奉过封建王朝……。”

“那国振强他爸不是党员吗?算他爸爸的成份,他也不应该落到这步田地呀!”

“现在的话不是这么讲啦。”杨玉凡似是洞悉一切。“连国振强他爸也在工厂揪出来了,说他是工贼、封建遗少、隐瞒阶级成份、混入党内的反动分子。国振强这红卫兵还能当得上?”

教室里的黑板上,一位女生正在抄写毛主席语录: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刘创国这时走进教室,正坐在我和杨玉凡不远的座位一,看到教室前面的布置,嘟嚷了一句:

“Formalizm!”

“什么?你说什么?”李铁城正好走到教室后面,想审视一番他布置教室的成绩,恰好被他听到。

“我没说什么。”刘创国虽有些窘,却故作镇静地答道。

“我听见了,你说Formalizm——形式主义,是不是骂我们挂毛主席像、写语录是搞形式?刘创国你这小子胆子不小哇!”

“我就没出声,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听见我说话了?”刘创国涨红了脸辩解,假如这句话真的说出去,刘创国的罪过确是不小。

“杨玉凡,你听见没有?”李铁城找“同盟军”。

“没听见。”

“杨贝,你听见没有?”

“没,没有。”

“哼。”刘创国颇有得意之色,望着李铁城。“有凭无据,你能诬陷我呀?”

“刘创国,你他妈小子等着。反动军人的狗崽子也想翻天了。”李铁城骂骂咧咧地走出教室。

杨玉凡与我对看了一眼,刘创国正要起身走出去,杨玉凡叫住了他:

“喂,你说话小心点好不好?”她压低了声音,“你看见操场西边那间小屋关着好些人吗,那些人好多是说错一句话就给关进来的,红卫兵又踢又打,吓人着呢!”

“我怕什么?我才不怕呢,大不了不就是死吗?死我都不怕!”刘创国的口气很硬,当然,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班上功课又是最好的,怎么也不能输在我们这些女生手上。

赵晓莉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从红卫兵成立的那天就没看见她,今天国振强被开除出红卫兵,她却出现了。

几天不见,赵晓莉显得很疲累的样子,但精神却很好,见了我们还跟我们打招呼:

“外面有好些新大字报,你们去看了吗?”那时的同学之间问候,大字报是主要内容之一。

“看了。”

“哼,国振强也有今天!”

我们没有人出声——不知如何回应她才好。晓莉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神情,当时——才不过一个多月以前,国振强因赵晓莉的父亲问题,而不让晓莉加入红卫兵,结果,如今国振强也因出身问题,被人家踢出了红卫兵组织。

今天要听忆苦思甜报告,所有同学都要准时到校,现在,教室里的人已坐得差不多满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不断,大家在交换各自的“情报”。

郭秋生走进教室,他现在不仅是红卫兵的头头,还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长,他左臂戴着通红的袖章,上面三个黄色的毛体字——红卫兵,身穿一套军装(没有领章),神气十足地走到讲台旁。

“全体起立!”所有同学都站起来,不敢再讲话了。郭秋生手上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捧在胸前,转身向着李铁城他们贴上去的毛主席像:

“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

同学们揮動手中的紅色語錄本,跟着喊: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本来班上有五十人的,现在只剩下三十几个同学,那十几个人中有些去大串联,有些是家中变故不能来上学的,如边秀珍、林湘子,还有些不知去向,文革一开始已失了踪影。

我们那所中学,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师资相当不错,收进来的学生,大多是家境比较好的,如出身职员、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占了大多数,也有出身高干、革干家庭的,但不多,完全清白如工农兵者,每班只有一、两个。

为了这一“不公平”现象,赵同庆校长还挨了好一顿的批斗——为什么不拣工农兵子女入校读书,一定是有险恶的居心,云云。

現在留下的三十几人,出身职员、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因那条“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都成了黑五类,也因家庭受到文革的冲击,一个个变得垂头丧气。

即使是出身革命家庭的,此时也因干部受到大规模冲击而靠边站了,这些同学成了新生的“黑五类”,神情落寞,无精打采,赵晓莉也是其中之一。

郭秋生的父亲听说是中央军委的,在林彪的手下做事,军衔是中将,后台硬,至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报纸上还不时见到他爸陪着林彪出席各种会议的照片。

郭秋生因此“气粗”得很,十分骄傲他有这样一个令他自豪的爸爸——別人皆被打倒、批斗,惟有他爸屹立不倒。

“现在,我们一起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预备,唱!”郭秋生挺着他那矮小的身子在讲台上指挥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全班同学跟着唱起來,但歌声一点也不高亢,显得懒懒散散,每人都在想每人的心事。

“停!”郭秋生声嘶力竭地喊道。“唱得这么没精打采的,算什么呀,啊?歌颂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你们就唱成这样儿?阶级感情都到哪去了?再唱一次!”郭秋生颇有其父之风,个子虽小,中气却十足,站在讲台上,倒也像个指挥官似的。

歌唱完了,全体坐下。

郭秋生望了一眼他腕上的手表,那时学生戴表者极罕见,而郭的手表,据说是他爸五零年在朝鲜战场上从美军那儿缴获回来的。

“现在,忆苦思甜报告就要开始,大家注意听,听完了讨论!”

每个教室都装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喇叭箱,广播室在二楼,作报告的人,如校长、教务主任、苦大仇深的农民、解放军等等,只须坐在二楼的广播室,声音即可传播至全校每个教室了。

这时,喇叭箱“咔啦咔啦”地响了一阵子,接着,有清喉咙的声音:

“咳,咳,俺们那个家乡呀,过去可穷着哩,一亩地打不下二十斤粮食,哎,还得养活妻儿老小……。”这苦大仇深的忆苦人,是河北人,口音浓重,加上喇叭箱的噪音,简直听不出这老农民在讲什么。

我坐在课椅上,不由得又想起了父亲,父亲现在也在河北,一个小城中,雷叔叔说的“手腕流下汩汩的鲜血”的情景,又闪现在脑海中。求死不成,惩罚将比死更难受——

以死来对抗文化革命运动!

以死来威胁党和人民!

北京也有很多自杀未遂的人,那下场简直是比死掉还不好过。爸爸呀,你就忍着吧,妈那天发了那么大的脾气,也是无奈何的事,我不怨她,可是爸你也要多保重,你一个人牵着我们全家五口人呢。

奇怪,文革虽然才开始了几个月,我觉得好像已经过了三、五年那么长,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而我自己也在这几个月里长大了许多,每天的事情—–校内校外,家裡家外——-都逼着我不能不思考、再思考。

想着想着,突然发觉教室前面的喇叭不响了——-忆苦思甜报告结束了。糟糕,我什么也没听到,耳朵里只觉嗡嗡一片。

“你们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人家王大爷在旧社会卖儿鬻女,穷得三分地都没有,你们连一滴的同情眼泪也掉不下来,啊?”郭秋生中气十足的声音,孤单地回荡在教室里。

我不敢抬头,却未想到郭秋生一个个的点名,叫到名字的,必须站起来——郭秋生要检查谁没有流下“同情的眼泪”。

我斜眼望了杨玉凡一眼,她把头埋在两肘之间,好像是哭了的样子。咦,好多同学都是这样姿势,噢,我明白了,我赶忙将手拿到桌上,正准备俯首下去,郭秋生点名:

“杨贝,站起来!”

我的心狂跳,哆哆嗦嗦站起来,郭秋生比我高不了许多,我一站起来,他已见到我的脸上没有泪痕了。

“我听忆苦思甜报告后,心里特别难受,只是,嗯,只是……。”我企图解释清楚这件事。“其实,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把压迫王大爷的地主阶级永远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我吁了一口气,背上的汗湿透了衣服,幸亏平时看的都是这些东西,讲起来也特别顺口,就算过了关。

郭秋生示意我坐下,他接着说:

“对,我们就是要化悲愤为力量,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我“砰砰”跳的一颗心,这时才慢慢平复下来。

教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有人探头进来,像是要找什么人。

“干嘛的?”郭秋生厉声问道。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门外几个声音同时叫着。

郭秋生猛一下子把门拉开,门外几个外班的男生慌慌张张地站在门口,郭恶声道:

“你们想干嘛?吃饱撑的上这儿捣什么乱?”

噪雜的人群后面挤上來一个高大的学生,他一抬头,我们楞了——是国振强。郭秋生十分蔑视地望了他一眼,没说话,仿佛不屑于与这个新生的黑五类、被逐出红卫兵之列的人讲一句话。

国振强的脸上显得很焦急,完全不顾郭秋生满脸鄙夷的神色,把郭秋生拉到教室门外,耳语了一番。当郭秋生再走进教室的时候,神色显得有些不自然,国振强也随他走进教室,朝着坐在墙边的晓莉说:

“晓莉,你出来一下!”

晓莉用眼角斜睨了他一眼:

“我不出去又怎么样?”

“真的,有急事,你快点出来。”国振强的神情越来越焦急。

晓莉冷笑了一声,旁若无人地说:

“哟,这回你着急啦,嘿,你急我不急呀。告诉你,我偏不出来,你能把我怎么样?”

国振强急得脸都红了,与郭秋生交换了个眼色,郭秋生看了看表,说道:

“忆苦思甜课现在就上到这儿,下课。”

同学们纷纷离座,走到教室外面。国振强一个箭步跨到晓莉面前:

“晓莉,快,你爸出事了,在后面小院。”

晓莉闻之,开始是惊诧,瞪大眼睛说不出一句话,约摸半分钟,她又恢复了刚才的神情,歪着头问:

“真的假的?你别造谣!”

国振强急得一手拉了晓莉的手,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我再神经病,也不能造这种谣哇……。”

我们在旁听了这话,全跟着他俩走出去,国振强说的“出事”是什么意思呢?反正一定凶多吉少。

校园里的同学,三三两两,都在议论着什么,见到赵晓莉被国振强拖着,都投以异样的眼光。晓莉像是受了这些目光的感染,一路上不再说话。

我们那所学校,只有一幢楼房,所有年级和图书馆、教务处,都包括在里面,楼前是一个小院子,有时便在这裡举行大会,后面小院很小,多是用来堆积杂物,或供工友休息的。赵同庆校长自从被揪出来以后,便被红卫兵安排到后面小院,与学校工友们一起打扫院子、清洁厕所等等,我们常常见到他弯着腰弓着背,在后面小院做这做那。

当我们转到后面小院的时候,靠近圍墙的地方站了一大群人,一双穿着布鞋的脚,从这一群人的脚“丛”中伸出,软弱地贴在地上。

晓莉一见到这情景,立即松开国振强的手,急步冲向那一群人,别人见是晓莉,忙给她让出一个空档。

“爸爸!”晓莉尖声叫了起来。

赵同庆穿着洗白了的蓝制服和蓝布裤,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身上的衣服沾着细碎的土疙瘩和枯树枝,脸上全没有了血色,额头肿起青紫色的一大块,手肘怪异地扭转着。

晓莉掩面大哭,泣不成声,国振强默默地站在她身边。

“死啦?”李铁城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臂上套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手插在裤袋里,用脚踢了一下赵同庆的腿。

校工崔大爷这时拿了一块毡布走来,听李铁城这样讲,便对他谄谀地说道:

“哎,是这么回事啊!今儿个早上听忆苦报告,我也跟(在)楼下听听,咱们也得受受教育是不是哇?正听着咧,‘咚’的一声,我当是谁从楼上往下扔砖头呢,忙急忙火地就往外跑,谁知道敢情是他呀。”说到这儿,崔大爷指了指赵同庆,又接着说:

“哎哟,这份量可真不轻啊,把地都砸出个大坑来,你不信,到楼前边看看。我把他抽起来,才知道他早没气儿啦,估摸是从五楼跳下来的,哎,哪条路不想,非想死路不行?”

崔大爷一口的天津口音,像说书似的把赵同庆跳楼自尽的经过说出来。

“少废话!专政小组的人都死哪去啦?”李铁城不耐烦起来。

立刻有两个瘦瘦高高,身穿旧军服的学生走出来,站在李铁城面前,诚惶诚恐的。

“你们俩怎么回事?就这么执行任务?让反革命份子自杀,就是纵容他们以此对抗党和人民,就是放了他们一条生路,懂不懂?”李铁城无限上纲上线的能力,显得比别人都高。

晓莉的哭声由强变弱,那股强烈压抑下的呜咽声,让人听了更难受。

崔大爷走过来把毡布盖在赵同庆身上,趁未盖上赵同庆脸的时候,对晓莉说:

“唉,闺女,再多看一眼吧,再不看就没的看啰!”

晓莉又禁不住大哭起来,我在一旁看了都心酸,我扯扯杨玉凡的衣袖:

“走吧,别看了。”

“哎,你知道吗?”杨玉凡的新消息永远比我知道得多。“晓莉她妈前年就病死了,她只有一个哥,在外地当兵,北京就剩她父女俩,这下,赵校长死了,晓莉怎么办?”

我脑海陡然出現父亲“躺在急诊室,手腕上血流如注”的情景,心里像被人抽紧了一样透不过气,晓莉的哭声惹得我的鼻子也开始发酸。

迎面走来一队人,郭秋生打头阵,全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袖子上套着通红的袖章,边走边唱: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大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嘿!”

他们操到赵同庆身旁的时候停下了,郭秋生中气十足的声音又喊起来:

“红卫兵们入列!没事的全站一边儿去,别站着碍事!”

看郭秋生那个凶样子,围着赵同庆的人群一下子都散开了,只剩下盖着毡布的赵同庆,一双穿布鞋的脚无力地贴在地上,手肘怪异地伸出毡布。

崔大爷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谁也不敢揭那块毡布。

郭秋生带领着红卫兵,站成三排,他拿出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也都跟着纷纷掏出带在身上的语录本。

“现在让我们学习最高指示,翻开毛主席语录第一百四十九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所有红卫兵都跟着念: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郭秋生放下语录本,义愤填膺地说道:

“赵同庆畏罪自杀,他根本没有好好交代他犯下的反党罪行,反而以死来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打倒赵同庆!

赵同庆死有余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这个教学楼背后的小院子,平时人迹罕至,此时口号声此起彼伏,倒给这秋风萧瑟的小院带来一些生气。

晓莉倚在不远的一棵树下,国振强站在她身边,晓莉已停止了哭泣,脸上的泪痕却未拭干,木无表情地望着这一切,头上梳的那两个小刷子不知什么时候散开了,齐肩的头发散乱地披落下来。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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