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文教资料》2012年第27期,作者:仇惠。

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1952~1997),从云南农场的知青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再到一个由理科生转行到文坛的文字高手,王小波的职业经历着实特别。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王小波的“另类”呢?不同论者给出了各式解读。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谈道:“有人说,他是从古典文学,从那里面探索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知道的最清楚,我们那时看的什么东西。他那时思想的形成,和前人不一样,都是从外国的东西里面来的。”这些说法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事实,即以欧美文学为主的西方文化对王小波的创作影响甚大。

学者仵从巨曾著文《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进行过探讨。他对包括“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等在内的6本著作中涉及的“西方”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就是王小波曾读过谁、关注谁、欣赏谁)等做了爬梳式的“量”化统计,得出这类人物的数量共约173人、510人次。本人就在此沿着这一思路,以王小波的中篇小说《万寿寺》为例,简单谈谈这个文本所接受到的西方资源及其意义。

《万寿寺》的开篇第一段是:“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病房里住了很多病人,不知它是谁的。我观察了许久,觉得它像是件无主之物,把它拿到手里来看;但心中惕惕,随时准备把它还回去。

过了很久也没人来要,我就把它据为己有。过了一会儿,我才骤然领悟到:这本书原来是我的。这世界上原来还有属于我的东西——说起来平淡无奇,但我确实没想到。病房里弥漫着水果味。米饭味、汗臭味,还有煮熟的芹菜味。在这个拥挤、闭塞、气味很坏的地方,我迎来了黎明。我的过去一片朦胧……”首尾呼应,乍看之下,两部小说多少会有些联系。认真读下去,《万寿寺》的确在对比《暗店街》,并且一直贯穿始终,后者对前者的深层意蕴和整体结构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暗店街》是法国作家莫迪阿诺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的小说。主人公“我”——私家侦探居伊·罗朗(本名彼得罗·斯特恩)在一次事故中丧失了记忆,只能依靠伪造的身份生活。为了摆脱失忆造成的痛苦和迷惘,居伊决心追查自己的过去。经过种种艰难曲折,最后,居伊不远万里来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寻找他的昔日好友弗雷迪——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能够揭开他前半生之谜的人。

然而在他到达之前,弗雷迪就在一次航海事故中神秘地失踪了。怅然若失的居伊决定到他的出生地——罗马暗店街2号——去进行最后的尝试……于是,小说在一片浓重压抑的阴霾中结束了。这部小说是一个“复合型”文本,“主文本”里记叙着主人公的自我追寻,在这之外充斥着大量由往来信件、调查材料、身份证明、《博坦》(一种电话簿)和年鉴摘录构成的“次文本”,它们甚至独立成章,并不时取代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成为小说的另一重视角。《万寿寺》的结构也是如此。小说的主干情节是失去记忆的“我”在发现手稿、重述手稿的过程中恢复记忆,其间穿插着“我”失忆前写好的有关晚唐人薛嵩的故事,“我”在尚未恢复记忆时改写的薛嵩故事,“我”失忆以前想好、恢复记忆后写下的薛嵩走上塔顶去修锅炉的故事,“我”为了“和没有记忆的生活告别”而写下的故事——长安奇情。整个故事不断起头,不断重复,周而复始。

由此,小说中便出现了两个平行且相互对照的语义空间:现实中的万寿寺——一个暮气沉沉、荒谬绝伦的凡俗世界,想象中的凤凰寨和长安城——一个充满嘉年华色彩的童话世界。最后,“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我和过去的我融会贯通,变成了一个人……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我究竟是谁?”这是困扰着《暗店街》主人公的一个难题,也代表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普遍精神病症——自我意识的沦丧及由此引发的内在焦虑。所以,“我”要去追寻,而这寻找自我的过程正是寻找作为人的存在性的过程。它是一场个体从生存到存在的探索与挣扎,更是人类为自己举办的一次精神救赎。王小波在《万寿寺》里延续了追寻自我的命题,但他在莫迪亚诺的基础上又深化了一步,即“真实的我到底存在于哪里?”是在现实中吗?于王小波看来,显然不是。

现实中的自我不过是一个扭曲了的异化了的自我,而真实的自我只在个体的想象之域里,属于“诗意的世界”。故而,莫迪亚诺笔下的“我”若是找到了“暗店街”,就可以解开所有的过去之谜,达到拯救自我的目的。可是,王小波笔下的“万寿寺”却似乎要残酷得多。它不仅不能成为自我濒临迷失绝境的最后一计,反倒像一个压抑自由个体的坚固城堡,自我追寻至此确实找到了一个“我”,却又同时陷入了别无选择的人生宿命。《暗店街》中一段关于“海滩人”的描述很有意思,显示出莫迪亚诺对人类存在状态的一种思考——个体何等渺小与无奈,总是处于被遗忘的恐惧和对自身价值的怀疑中。然而,莫迪亚诺至少是充满希望的,坚信“我最终一定会找到他的”。

王小波却不尽然,他觉得悲剧的背后也仍是虚无的深渊。现实的荒凉让他体味到“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这样才会在诗与美中实现个体生命的自由与超越。不过,诗意世界在真实世界的威逼下,最终不得不低下头来;因此,薛嵩还是会和红线汇合,而“我”的真实生活也将走向无可挽回的庸俗。王小波从莫迪亚诺那里汲取了现代人类精神羁旅中的悲剧性主题,但他在小说的结尾处表达出的这种无奈也许是莫迪亚诺没有体会到的。

在小说的结构方面,双重结构无疑是《暗店街》的一个重要特征。小说的显性结构以主人公寻找记忆为核心线索,隐性结构则是寄居巴黎的一群外籍人在上世纪40年代的坎坷经历。两边各有一位主角——显性结构中的居伊·罗朗和隐性结构中的彼得罗·斯特恩。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我”,所以追寻自我正是要使分离的“我”弥合起来。当然,结果是失败的。这种结构也被王小波借鉴到了《万寿寺》中,小说里出现了现实世界中的“我”和想象世界中的薛嵩;但是王小波显然扩张了隐形结构,把想象世界里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改写。作者这么做的目的同样是尽量叠合两个主人公之间的裂隙,并试图在诗意的虚构世界里提炼出真实的自我。

《暗店街》还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手法,“我”即侦探,侦察的对象也是“我”,“我”不遗余力地要排除障碍搞清楚“我”。如果说《万寿寺》的行文一样是套用侦探模式的话,其中的“我”肯定不是个积极寻求真相的侦探,白衣女人、倒腾木材的表弟也不是阻止“我”确认身份的障碍,相反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很多事情想了起来,实在缺乏侦探小说应该具备的悬念感;倒是作者围绕着薛嵩、红线、老妓女、小妓女和刺客等人又会编写出怎样的故事,成了留给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最大悬念。因而,就这一点而言,王小波更像是借了莫迪亚诺的瓶子,却往里面倒入了新酒——将侦探模式当成供作家拆解和戏谑的对象。他或许就是要在小说中刻意营造出这样一种境界:一件事情可以有无数种可能,处处都在上演着罗生门。因而,《万寿寺》,这部类似于“关于写作小说的小说”后现代主义的色彩挺浓的。

尽管在《万寿寺》中不乏王小波小说一贯表达的内容,像是对现实荒谬性的摹写与嘲讽,对乌托邦神话的怀疑与反抗,对诗意世界的渴慕与信守之类,而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交叉叙述也正是其小说叙事的一大特点,但将上述种种素材技巧熔于一炉,构成一个堪称总结性的艺术整体,却又不能不归功于《暗店街》的启迪。另外,王小波在创作时亦非简单地仿拟莫迪亚诺的笔法,他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大胆开拓,使得在《万寿寺》中,《暗店街》的深层意蕴“还获得了某种意想不到的‘增殖’,作为一个富于启示性的参照文本,它在另一重维度上引发了作者绵长的沉思和澎湃的想象”。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有趣现象,莫迪亚诺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声很响的作家,早前几乎没什么人了解他。后来,人们知晓这位法国人,完全是因为王小波在作品中提及他,大家出于好奇才去拜读他的小说。这么看起来,莫迪亚诺的文字是王小波的写作源泉之一,王小波的一部作品又拉高了莫迪亚诺在中国的人气。

来源:滕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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