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民主希望寄托于中共“党内民主”的人,给中共最多的建言是从党内派别制度化开始,期望那会成为多党制的起点。其实,派别制度化在中共党内早已进行,基本成为成熟体制,但是多党制却因此离得更远。

王力雄不赞成把中共分为“团派”和“太子派”,认为那既不准确也易误导,而另一种分“江派”、“胡派”则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王力雄将中共的分派称之为“N派”和“N+1派”。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古代按血统,简单明了,仍然免不了皇室残杀和宫廷阴谋。近代专制的权力传承往往伴随更大震荡。毛泽东几次安排接班人,却未防住他死后的宫廷政变;邓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先后被他废黜,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

邓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时指定两代接班人,江泽民和胡锦涛。一代只能在任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江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其交权后,自身会落到胡的权力下,为了自身安全就会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胡必须仰仗邓小平给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换到自己,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样沦落悲惨下场,因此一定把邓小平奉为圭臬,誓死维护。

邓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权力集团共识,虽然没有明文,但在实质上形成约束。即便在邓死后,江也不敢僭越,只能按时把权力交给胡。中共第一次实现权力平顺交接。对于邓,也许考虑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顺,但是由他开的这个头,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继续延伸——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也仿效邓小平,指定了胡之后的接班人习近平,由此使“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模式。

而党内的分派,过去总是体现为路线斗争,导致党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独裁者一统全党才会稳定。但是那种凌驾所有山头的独裁者也会凌驾于党,以其个人意志给党带来破坏,同时仍然免不了下一次传承时的震荡。隔代指定接班人,则会在党内自然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N派”和“N+1派”。其中的“N”随接班代数变化。两派之间没有路线斗争,区分只是轮替掌权的顺序。这种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在这种机制中,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自己就会到时按程序接班。在位者是强方,但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随接班而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强弱关系会随接班转换,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仍有实力,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前任的派系,也就意味着,对方一派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变成强方,因此在自己变强时就要考虑自己终会变弱的变化。这种规则,使得两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护,构成强弱轮替,相互制约,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可以长期持续平衡的机制。

2012/4/28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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