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高尔基(续)

高尔基当时“不合时宜的思想”之一是他不同意那种认为革命会激发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看法。他针对“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和“农民的作用”的观点说:“我不认为人们能严肃地把整个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心智的力量来谈论。也许在同资产阶级的论战中,为了压倒对方和鼓舞自己的士气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在这里,在严肃地聚集在一起深入地思考俄国命运的人们之中这样做是完全不必要的。无产阶级就其大部分来说仅仅是一个物质力量,一点也不多,农民也是如此。”他说如果一个工人以属于某种特殊的社会等级的口气炫耀说“我是无产阶级”,那么他的腔调正像一个贵族声称“我是贵族”一样让人生厌。在1918年6月他断言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群众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与过时的对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态度作斗争的新的意识。”

高尔基在1917年11月25日的专栏文章中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被他们的意志的毫无理智的统治者所鼓动,表现出特权阶层的精神和做法,并运用暴力和恐怖。而工人群众的优秀领袖、他们的有觉悟的同志很长时间极其英勇地进行斗争,反对的正是这种暴力和恐怖。如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然不能再同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为伍了。”

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滥施专政手段,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予以愤怒的谴责:“难道民主派觉得自己的作用是不对的,所以惧怕敌人的批评?难道立宪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强大,只有用对身体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战胜他们?

“剥夺出版自由一一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不相称的。”

“用恐怖和蹂躏暴行吓唬那些不想参加托洛茨基在俄国的废墟上组织舞会的人,是可耻的事,也是犯罪的事。

“所有这一切都是不需要的,这只能加强对工人阶级的仇恨。工人阶级将因自已领袖的错误和罪行付出成千上万条生命和河流般的鲜血。”

高尔基在反对革命的同时,认为唯一能拯救俄国的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全国建立起传播教育和知识的网络,用文化来取代阶级意识。他说:“首先要建立起由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他们认识到单靠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不可能培养出‘新人`,煽动敌意和仇恨将把人们引向纯粹的残酷和野蛮;而立即的和大量的文化工作对国家的复兴是必需的。”他在这些文章中一再提出知识分是俄国的大脑和心脏,是唯一的理性的力量。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处境使他忧心如焚,他一再用“大脑在流血”、“俄国在出血”来形容由于政治原因和生活困难使俄国知识分子遭受的损失。

列宁对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起初给予了最大的宽容。这部分是出于对这位具有世界声望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尊重,部分出于对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深厚的历史渊源的珍惜。然而,到1918年春天,在布尔什维克把巩固政权作为压倒一切任务的局面下,高尔基对革命日益激烈的攻击逐渐使苏维埃政权无法容忍了。《真理报》和其它布尔什维克报纸开始反击,它们说高尔基“正在离开人民”,“卸下他的面具”,“憎恨人民”。1918年6月,《真理报》发表“群众来信”,对《新生活报》的经济来源提出质疑。高尔基立即发文澄清了这一问题并指出:“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从1901年到1917年间,有数十万卢布的钱经我之手用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在这些钱中有我的工资数万卢布,而其余的都是取自‘资产阶级`的口袋。《火星报》(党的机关报)是靠萨瓦。莫罗佐夫(纺织厂老板)的钱出版的,莫罗佐夫当然不是放债,而是把钱捐了出去。我能叫出十几个可敬的人一一”资产者“一一的名字,他们从物质上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成长。这些弗·伊·列宁和党的其他老工作人员都非常清楚。

“在《新生活报》的财务中,没有”捐款“,只有我的借债。你们污蔑性地反对《新生活报》的肮脏的做法不能使它,而只能使你们蒙受耻辱。”

这次笔战两周之后的1918年7月16日,彼得格勒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来到《新生活报》编辑部,出示了查封该报的命令。高尔基签署了编辑部的抗议书,同时立即写信给列宁: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新生活报》的问题变得非常尖锐,工人和职员们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新生活报》还办不办?……

“我恳求您,请回答,尽可能地快些,您让不让办报?一天我们要付一万卢布。

“这封短信将由我儿子交给您。

“我迫切地求您说一句一一办还是不办?”

当时参加处理《新生活报》问题的苏维埃工作人员马尔金回忆说:“为了最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面前站着的是工人国家的思想上无情的领袖。他没有丝毫犹豫,抛弃了一切个人的同情和好感。

“当然,应当关掉《新生活报》。在现在必须动员全国保卫革命的条件下,一切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有害的。阿。高尔基是我们的人……他与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联系太紧密了,他自己就是来自下层的。他会无条件地回到我们这边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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