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2018.8.10

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在国外层出不穷,这场战争为严谨的历史学家提供多了足够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来满足其研究欲望;又为通俗史作家提供了足够多的有趣场景使其作品妙趣横生。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历史写作还停留在与谎言斗争的阶段,象外国学者那样去作出深刻的研究和思辩甚为奢望。

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联手,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勤劳的中国人民,使中国永远积贫积弱,永远受其奴役。鸦片战争是这个巨大阴谋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走向耻辱。

此论调并非中国人所原创,它来自莫斯科,隶属于一整套"唯物史观"。就象一把大钉靶翻动整个人类历史,只剩下最顺从的泥沙可以存留,不合其口径者无论有机植株还是无机石块全部抛弃。称其为"史观",倒不如说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和它相比,林则徐所编造的谎言如同小孩过家家,林则徐出于自保心态对皇帝一人扯谎;而它对千秋万世的中国人民扯谎,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与文明世界相互敌视与䣓绝。如今,谎言的制造者在自己的祖国被唾弃,而其执行者,在"成功地"将中国变成一个由赤贫和政治迫害充塞而成的国度凡30载之后,仍不余遗力试图使中国隔绝于文明世界之外并制造相互敌视。围绕中国(统治者)挨了打这件事,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被描绘为一部被列强蹂躏的屈辱史。和梁启超、胡适之那一代人的感受完全不同,那一代人认为:中国人真正的屈辱在于――居然能够默默忍受腐败、残酷的专制政权之统治而不肯觉醒自强,以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武装自己。

即便没有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贸易,战争同样会爆发,鸦片问题只是战争的导火索而非其动因。这样的观点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要求中国按照对等原则融入新的国际秩序,放弃夜郎自大的天朝观念;废除闭关锁国的政策,适应自由贸易原则扩大通商;以及由这两个问题衍生出来的数不清现实问题――包括禁烟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想要通过谈判解决都必须依赖一个前提条件:打破天朝体制。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天朝体制为敌,想要在此两千年体制下单独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就算林则徐采取国际合作政策,与义律搭成中英联合禁烟章程,也随时可能被皇帝否决并将其拿办。除非使用武力,让皇帝和他的近臣们感到恐惧和胆寒。

英国想要用炮舰轰开天朝国门的念头,早在马嗄尔尼访问失败后便已产生,并在阿美士德失败后强化。律劳卑证实中国人民离不开国际贸易,中国人极度贫困,中国市场需要大量稻米和原棉输入,但购买力又非常疲软,普通人根本买不起进口的农产品,只能在饥寒交迫中穿土布、吃粗粮。国际贸易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中国政府却漠不关心,他们只需要银子,这种唯白银是取的贸易政策只顾政府而无视百姓,是对外商和中国百姓的双向盘剥,市场寻找白银替代品是其必然后果。达官贵人们可以买得起鸦片、毛昵、钟表等奢侈品,老百姓却买不起粮、棉等必需品,自由贸易可以改变这种邪恶和畸形的市场状况,英国人深信打一场战争是正义的,对中国人民和外商皆是如此。

(梁卓如:饮冰十年,热血未凉)

到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完全有实力轻松地发动一场对远东地区的远征。装备旋转式舰炮的蒸汽轮船可以轻松进入内河,轰击沿江城市。过去,军舰吃水太深也只能"逞威于外洋",无法直接进攻广州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因此即便最有见识的那几个中国高官也认为:中英关系最糟糕的结果不外乎通商断绝。皇帝并不惧怕通商断绝,因此他们拼命地迎合皇帝的排外心态。更何况大部份官僚对洋务一无所知。林则徐象每一位天朝官僚一样,想用一刀切的办法想三下五除二解决鸦片问题,或者说三下五除二做出政绩对皇帝交差。在天朝,长远的政策规划是不可能的,那样做无法速出政绩,时间拖得越长越发夜长梦多。他无法读懂义律以英国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向他移交鸦片,是支持他禁烟的一个强烈外交信号;相反,他认为这是英国人软弱和害怕的表示,于是接下来步步相逼。一切都得按他的意愿说了算,毫无谈判的余地,他直接扼杀了联合禁烟的一丝微茫可能。"只有屈从于我才是公平的,对等地谈判是我的耻辱。"这种天朝逻辑两千多年来使弱小的邻国被迫屈从,天朝就象一个被完全惯坏了宠儿(如果被打败就把征服者裹进这套文化中来,成为自己人,然后续继放纵)。当中外关系的神经已经被天朝逻辑压迫到了极限,等待看一根手指将它轻轻拨断的时候,林则徐,这个自大、无知、固执的典型天朝官僚出现了。

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把鸦片战争视为"自由贸易事业对腐敗自大王朝的一场神圣战争",他极力反对把战争冠于鸦片之名,美国和欧陆学术界更喜欢用"贸易战争"或者"第一次中英战争"这样的词汇。但英国人并不以为意,他们命名一场战争非常随意,并不在意其名称有何影响,比如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亚罗尔战争",日俄战争为"莫里循战争"。

但是,华裔美国学者张馨保教授认为:即便没有文明秩序冲突和扩大通商诉求,光鸦片问题就足以引发一场国际战争:"设想如果美国人用拘留英国领事及商人,对他们发出死亡威胁为手段,要求其缴出违禁品,英国政府会不会因此宣战?"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外交方式本身就是战争宣言。

(爱尔兰的丘比特——巴麦斯顿,年轻时有诸多风流韵事)

英国首相巴麦斯顿因发动鸦片战争而名留史册,他在下议院的演讲代表着英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有权没收在其海岸的违禁品,但首先应该追究中国官僚保护这项走私贸易的犯罪行为,而非单方面地以对英国人实施迫害来达成目的。"

实际上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并未正式宣战,决定与天朝交战可谓一波三折。当林则徐在广州监禁外国人索要鸦片时,正值主战派的辉格党内阁因"人民宪章"运动冲击面临不信案。不久托利党重组内阁,托利党的基本论调认为:尽管天朝越过了诸多底线,但因为鸦片走私问题发动一场战争,有损对英国国旗的荣誉和国家利益。商务监督义律一封封书信除了汇报情况之外,反复重申两大内容:把舰队派到中国来,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自由;打击鸦片走私,使其在中国海岸受到遏制。

不久,不肯向中国海岸派兵的托利党内阁也面临不信任案。辉格党重新组阁,可是又险些再次被不信任案解散。女王因中意一位辉格派的侍从女官,而要无故免去另一位托利派侍从女官之职。辉格党的名声因女王的"年轻任性"被牵连。此事的后果便是巴麦斯顿出任内首相重新组阁。巴麦斯顿子爵长期担任外交大臣,所在的政党属于议会中的第三党,既非辉格派那样的自由贸易忠实拥趸,也非热衷于自我道德审判的托利派。他更接近那种职业技术性行政官员的角色,以完成政府工作为目的,而更少考虑背后的价值原则。按照义律的要求,他向中国派遣了舰队,不过不同意义律以封锁中国口岸,断绝通商作为手段,将天朝政府逼到谈判桌上来的提议。他要求义律转交一封给中国皇帝的信,内容大概是:赔偿英商及印度商人损失,支付战争费用;在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地中,至少再增加三处为通商口岸;废除广州体制,外商可以自由进入通商口岸城市,承认中央帝国与各国的平等地位,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对等通信,对等礼仪;治外法权。

(女王维多利亚一世)

这些条件中国皇帝只有全部答应,不存在讨价还价,因此,也就意味着全权代表义律需要动用战争手段使中国皇帝就范。

当军队被派到半路时,反对用兵的托利党发起了最后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在下议院经过激烈辩论,以九票之差未能通过,战争终于成为事实。十年后,中国最著名的私史作家梁廷柟在其《夷氛闻记》中这样写道:"顾通国商民皆不欲启衅粤东,且用兵势将加税也,议数日不决,终以众喙汹汹,人持一见,随以求和争战两事,谐其所事罗占土神祠阄卜,将决焉,得战阄三,于是专意称兵。"

因为中国问题,英国国内政治形势儿起几落,因此直到十一个月之后,义律上校才收到了军舰和陆战队已经派出的指令,这时,已经到了184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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