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胡平《屠杀与奇迹》一文的附录）
【浙江在线03月11日讯】与周瑞金见面之前，记者与他通过多次电话与短信，一贯的斯文儒雅，与之前流传于世的政论时评之犀利不尽相同。
有知情人事先点拨记者：周曾师从南怀瑾，每日雷打不动要打坐冥想，这点令他成为他口中的那种“和谐人”，也使他身上的矛盾相安无事：虽游刃仕途官场，却多年饱怀赤子之心；虽针砭时弊一针见血，为人却一贯的低调与真诚。
周瑞金自退休之后，一直定居上海。其家附近的番禺路上的真锅咖啡馆，是周常与朋友会面的地方。记者这次去上海寻访他，也是与他约在那儿见面。
那日下午，周瑞金徒步而来，年近七十的人，走路虎虎生风。笔挺衣装、纹丝不乱的发脚，有沪上知识分子的气度和考究。
隔着玻璃远远地与记者招呼示意，到眼前话未开口，已盘腿坐定。服务生送来一壶铁观音，他们不认识“皇甫平”，但他们显然熟悉这位老客的喜好。
茶酣耳热，周瑞金开始与记者回忆十几年前的那场争论。条分缕析，说到激动处，他的语速加快，表情变丰富，但，声音克制，表述的语言亦克制，是那种记下来即可成文的书面语。
这点，与他的文字很呼应——即使有激越而“狠准”的观点要喷薄而出，也要字字珠矶，前后严丝合缝，不能落下被人攻击的软肋。这是他长年在各大主流媒体发表政论的职业习惯，也是退休后成为网络“名嘴”的基本素养。
名片·周瑞金
1939年10月生于浙江平阳县。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并兼任华东分社社长。有多篇作品获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其中以“皇甫平”署名的评论产生了海内外的广泛影响。
1991年农历大年初一，“皇甫平”发表了第一篇言论
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1990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东欧剧变、德国柏林墙被推倒、波兰总统向瓦文萨交出权力、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解体。”
周瑞金对往事的叙述从此处开始。我们旁边另一桌的沪上青年，正在讨论着刚刚看完的《大灌篮》。周瑞金的声音与这些愉快的议论交杂在一起，很有些时空转换的意境。
“经历了1989年那场风波的中国知识界，那时普遍地陷在批判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语境中。而国际上发生的这些事，也让国内有些人产生错觉，认为苏联和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由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集中到最后就是对改革开放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
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周瑞金以一个老报人的敏感，认为《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到了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是年，周瑞金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管评论。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
这是邓小平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与前三次不同，他发表的很多都是关于解放思想的观点。尤其在听了开发浦东的汇报之后，邓小平很动情，对陪同的同志说：“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讲不行，全党都要讲。”“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这些话语重心长，涵义深刻。
“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新年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当时我们三人署的是‘皇甫平’这个笔名。”
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
文章发到第三篇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弹
批判的声调越来越高，说“皇甫平”把思想给搞乱了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第三篇文章见报引起了巨大的反弹。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姓资？”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字眼超敏感的那时，这样的诘问让周瑞金感到了浓重的火药味。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这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一再明示，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此后，全国不少省市区驻沪办事处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甚至派员到上海来了解文章的“发表背景”。许多读者说，文章“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但是，除了当年4月的《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而少数几个人的攻击、批判开始升级。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周瑞金回忆说。
“我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连到香港履新的任命都被突然取消了”
然而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当时压力真的是非常之大。事情过去十几年之后，对周瑞金来说已恍若隔世，但当年交锋之激烈的情形却已成了他心中对于1991年的深刻注脚。
“我本来要去香港（《大公报》，记者注）履任新职，后来突然被取消。但上级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我们不写反击文章，以沉默淡化之。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坚信大多数干部、群众是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的。”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江泽民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其中一句“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删去。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的鲜明态度。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南巡，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并用“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简明生动的词句激励我们把经济迅速搞上去。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这场争论由此平息。以之为先导的那一轮思想解放也伴随着深化改革而开展。
“改革开放的下一阶段，要着重从‘经济人’转向‘和谐人’”
再论思想解放，周瑞金多次提到了一个词——“民生”
“可能已经站到了历史的新拐点上。”周瑞金敏感地说，“广东省最近已经造了很大的势，要迎接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最后树立了实践的权威。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经历的对改革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最后是树立了生产力的权威。而接下来，新的思想解放则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权威。”在对未来的解放思想的构想中，周瑞金多次提到了一个词——“民生”。
2006年，周瑞金以“皇甫平”之名再写新论《改革不可动摇》，此番重出“江湖”，引人瞩目。
在《改革不可动摇》中，周瑞金并没有回避改革遇到的问题。他说，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产生了变化。
他说，“接下来的改革，将会加速对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力度，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相匹配，成为四位一体、全面改革。”
而在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改革中，特别需要解放思想。因为民生问题远不是现在理解的“增加些低收入者工资”、“增加一些教育经费”的层面问题，而是需要从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城乡适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充分社会就业的政策保障机制、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建立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等七个方面全面推进。
他说，他不是一个预言家，但他是个资深的时政评论员，对于形势变化有着职业的敏感。他说，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将比前几次更艰难，因为将更多地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还利于民到还权于民；从着重解决思想层面问题转向制度创新。
周瑞金最后说，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是将人变成了“政治人”；而改革三十年，是将人变成了“经济人”，人人关注创造物质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致力于从“经济人”变成“和谐人”。
所谓“和谐人”就是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的枷锁中摆脱出来，实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平衡，真正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浙江在线-钱江晚报200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