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胡平《屠杀与奇迹》一文的附录)

看着电视中的繁华情景,听着播音员深情的的解说:“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更加富裕安康……”,我们下岗工人却只能望着干瘪的钱包,桌上的少油的酸菜汤苦笑。天翻了,地覆了,工人更穷了,要弄清我们是如何穷的,就必须先弄清一小部分人是如何富裕的。

客观的说,工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富裕过,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与全国人民一样在过着并不富裕但很充实的生活。工农兵学商,工人排第一位,国人都称我们为“工人老大哥”,各阶层除农民外,经济地位基本均等,并无富裕阶层。而农民最穷。那时,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十分高涨,出现了象铁人王进喜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国营企业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质量事实上都远胜于日本企业。工人自律程度和合作意识都极高。我们以简陋的设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现在被一部分人视为包袱、而另一部分人视为财富的工厂,绝大部分就诞生在我们的手里。

改革开放是一个财富转移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政府降低积累率,通过农副产品提价和涨工资、发奖金等方式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多年来的辛勤劳动做出一些补偿,赢得了全的社会的好评,制造了拥护改革开放的舆论。

从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眼光看来,“铁饭碗”也束缚了资方的权力,使资方无法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降低工资,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中国的改革从“破三铁”开始,工人就失去了主人翁地位,而厂长却开始行使资本家的权力,在厂长负责制名义下,应该代表全民经营企业的厂长、经理获得了空前的、不受监督的权力,他们一步步将过去前三十年建设的财富和工人们正在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承包制公开承认厂长们化公为私的权力,价格双轨制又给厂长们化公为私的途径。在权力和金钱的腐蚀下,越来越多的厂长、经理背叛了党的宗旨和原则,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将企业变成独立王国和向政府讨价还价的工具,成为发财致富的先头部队。

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是利用改革开放机遇的主要受益群体。这个群体中头脑活络,有知识,有经验,有权力背景。并利用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大肆鼓吹他们的理论。他们中的一部分率先下海经商,利用体制转换期间的无数漏洞,成为新生的资本家。一部分人在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中成为“第三梯队”,至于工厂内的大多数劳动知识分子,则只能是“光着屁股坐花轿”了。

中上层干部及公务员们是改革开放的动力,其中大多数也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层次越高,权力越大,受益越多。以往,干部受到各种运动的约束,夹着尾巴做人。现在,发财致富名利双收,那些私欲重的干部率先做起“以权换钱”、“以钱换更大权”的如意买卖,成为现实权力扩大再生产者。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第一轮致富潮,是发生在广东沿海的走私进口潮和广西、云南边陲的贩毒潮。这一波潮流开始范围较小、层次较低、金额还不算太大,因而不引人瞩目,但这两股潮流后来愈演愈烈,特别是走私潮,成为沿海地区的致富主要秘密武器。从过去电视、报纸所报道的资料我们可看到:许多沿海城市无一不靠走私致富。在一些地区和城市,走私决定甚至牵涉众多官员。在厦门远华案中可以看到,海关、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由于走私,我国许多沿海城市因走私而崛起,而东北、西北、中原各地的重化工业城市萧条衰落。累计20多年的走私金额,可创造多少百万和千万富翁?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轮致富潮发生在城市承包制和双轨制期间。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承包者大肆鲸吞下陷入困境,财务混乱,工资拖欠,设备过度使用,产品以次充好,从而实现承包者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物资流通上,计划内外价格巨大落差造就出了一大批暴发户和暴发企业。当承包者拥有紧俏物资定价和销售权时,这两种制度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便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天堂。这一轮致富潮遍及神州大地,但致致富的手段比较简单,持续时间比较短,而且致富者思想还未彻底解放,故总案值当在5万亿人民币以下,实际落入承包者和官倒者手中约为1万亿人民币,可造就不到100万个百万富翁。

第三轮致富潮是在邓南巡讲话以后的土地和股票的投机热中。部分高干子女是土地投机热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凭借权力和关系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然后转手倒卖,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规模都超过前两轮狂潮。潮势所至,各地的银行甚至财政资金纷纷卷入土地投机,获得的利润进入相应机构和个人的腰包,损失成为银行的呆坏帐、财政的赤字。这是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也是省、市、县政府村债务的第一个主要来源。股票投机伴随着土地投机达到高峰,在政府收紧银根后,几乎同时破灭。其效应也和土地投机相似,获得原始股的权势人物功成身退,盘满钵溢,跟风炒作者被洗劫一空。这轮致富潮为时虽短,但涉及面广,层次高,金额大,总案值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可造就200万个百万富翁。

第四轮致富潮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所谓大股小卖,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售拍卖。经过前三轮的准备,财富都已经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他们有能力收购国有企业。即使如此,这些人也不会按照市场价格收购。这时候一批会计事务所、国有资产评估所大显身手,将国有企业的价格严重低估,拍卖给当地的实权人物,并从中捞取丰厚的中介费。这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地抢劫。政府和银行帮助这一抢劫过程顺利地进行,政府允许被私人收购的企业逃废债务,用军警弹压企业职工的抗议,银行提供贷款帮助收购。尘埃落定时,地方和部门的实权人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了。

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也同样是一场抢劫,裁减员工,买断工龄,是主要的抢劫方式。此外,6000万中小股民被抢劫的对象,所用的办法是让会计师事物所高估企业资产,发行掺水股票,不断地圈股民的钱。朱总理给会计学院的题词“不做假账”,是对这一轮抢劫行情的绝妙注解。估计这轮行情的总值也在5亿人民币左右,可造就100万个百万富翁。

每一轮致富行情都是腐败的好机会。在这些行情外,在工程招标和建设,重大设备和大宗物资采购,大笔贷款,重要职务任命等,都是产生百万富翁的丰厚土壤,这些也是银行不良资产增长的丰厚土壤。此外,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权力背景或权钱交易的、在市场中拼杀出来的百万翁。这样,是我们创造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其中,更有数百名资产过亿的大富翁。这些人就是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中坚力量,他们是今日中国政权的真正执掌者。但这部分人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几?

经过这四波大潮洗劫后,政府手中还能掌握多少资源?土地虽然未卖光,但剩下的多为不太值钱的市郊地;国有企业也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没人要,也不好意思卖的军工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各地政府因搞欠债繁荣,一任接一任地积累起庞大的地方债务。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越来越早的职工退休,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所有这些债务、不良资产、基金缺口最终都是要由国家来承担,说白了,也就是要由咱们占绝大多数的未富起来的人共同承担。

这就是少数人速富的原因。共和国亿万人民五十多年来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流进了少数先富起来者的腰包,却留下了无数个债务黑洞。填补这个黑洞的,只能是恶通货膨胀,届时,老百姓手头的存款将被洗劫一空。但我们已经无所谓,因为,我们都已赤贫,我们在高兴的等待新的同伴,我们将拥抱新的穷人。

2006年7月27日

和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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