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习得性无助”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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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性无助”(The Learned Helplessness)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他用狗做了一项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此时狗不但不逃反而不等电击出现就先倒在地上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随后的很多实验证明了这种“习得性无助”在人身上也会发生。简而言之,“习得性无助”就是指有机体在遭受一系列挫败打击之后,在情感上、认知上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他们沮丧,心灰意懒,在努把力就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仍然自暴自弃、无所作为,不去争取胜利。

赛利格曼的实验被心理学界称为经典,据说对这个实验的结果在学界也有争议,不过在我辈看来这个实验却有些多余,因为这种实验早就在人类社会里进行过若干次了。专制统治的建立和维系,不就是一场大规模的“习得性无助”实验吗?

就以中国为例。中共自建政以来,不停顿地搞运动,巧立名目实行政治迫害,杀鸡吓猴,杀一儆百,造成普遍的恐惧即普遍的“习得性无助”,以致到后来,统治集团内部也因此而分化内耗,力量严重削弱,大多数民众却仍然迟迟不敢起来反抗。

在初期,统治者要不停地清洗迫害,很是劳累,但等到后来,一般民众都被吓怕被制服,被染上“习得性无助”症,统治者就可以省心省事了。就像王夫之所说,“申商者,乍劳长逸之术也”。杀人立威,威一旦立起来了,人就可以少杀了。雍正乾隆之后,文字狱少了,那不是皇帝变开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见马戏团的老兽,很少再挨鞭子。

人们往往过高估计谎言对人的欺骗作用。他们以为那些不起来反抗的人主要是受蒙蔽,是不知道事情真相,其实,不起来反抗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不知道中共有多坏,一种是太知道。事实上,前一种人有不少同时也属于后一种——当你告诉他们真相,当他们终于了解到真相,你会发现,他们往往并不像你期待的那样起来反抗,可见他们原先的不反抗就并不只是出于不了解真相;事实上,他们也是“习得性无助”病患者,只不过这一点他们自己原先都未曾意识到而已。

那么,怎样矫治“习得性无助”症呢?

心病还须心药医。心理学家开出的药方是,让患者充分了解到“习得性无助”症的成因,帮助患者发现正面的信仰,认识到自己心灵的被扭曲,恢复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通过成功的尝试强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他人的示范常常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以为,专制统治的维系和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心理学的问题。在促成制度转型的问题上,很多人过分看重硬件,比如说他们很强调社会的结构,经济发展状况,人均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等等。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软件,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和社会氛围。

考查苏东波和阿拉伯之春,我们发现,在巨变前夕,这些国家的硬件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整个体制看上去一如既往,但是人心变了,无论是民众还是统治集团自身。另外,苏东波和阿拉伯之春都是一种连锁反应,一种骨牌效应:一个国家的专制统治被冲垮了,紧接着其它那些同质性的国家也都发生了同样的巨变。这就是示范作用:别人能,我们和别人一样,因此我们也应该能。别处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倍增,士气大涨;别处的专制统治垮台,使得此处的专制统治集团军心涣散,无心恋战。

最后一点。“习得性无助”是后天经验的产物,它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专制者不可能对每一代人都来一次恐惧的震撼教育。先前几代人或许都是吓大的,后继的几代却不可避免地是长大的。因此,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孕育着希望。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0期(2013年3月8日—3月21日)2013年3月18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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