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从商业部长王磊丰泽园吃饭没给钱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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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9月20日关于中国病毒论讨论会上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

我们都还记得很清楚,80年代初期,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了一顿饭,没给钱,其实是给了的,是给的太少。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不是民间,而是官方媒体给捅出来的,可见当时朝野对腐败的容忍度相当低。1989年,大家都知道,就两个口号,一个“要自由要民主”,一个“反腐败反官倒”。当时很多官员也赞成这个口号。

当时是那样的情况,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民腐败。关键,就是“六四”。

“六四”之后,中共通过了一个决议,整顿公司。首先从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整起,从康华公司开刀。邓小平当时也觉得,这是个问题:腐败激起这么大的民怨,自由化分子就是利用我们的腐败来煽动民众,反对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克服我们的腐败。所以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但是干了一段,他就不干了,他想明白了。他原来是看到腐败激起民愤,那么多人起来抗议,但他想明白了:原来我们不敢腐败是怕人民上街嘛,现在谁还敢上街?既然没人敢上街,我们还怕什么呢?那个决议马上作废,马上变本加厉地腐败。当时两种说法:一个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另一个是,“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稳定”。这个话也对呀:过去靠理想的支撑,现在当官的人,你不给他捞取个人利益的机会,他干嘛要支持你、维护你?从江泽民身上看得最明显:他作为一个弱主上台,凭什么赢得大佬们的支持?就是给你腐败的机会。

包括党内比较自由化的那一派官员,虽然政治上被迫靠边了,但是很多人的子女还是被分到了一定的腐败的机会。这就减少了高级官员中的离心力,也减少了对江的权力的挑战,大家都忙着发财了,政权就这么稳定起来了。

另一方面,腐败成了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润滑剂。因为经济改革总是意味着政府要把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给社会、让给市场,那么官员当然不高兴了:但他一旦发现,自己可以利用改革之机上下其手,大发其财,那一个个全都成了改革派!“六四”之前,中国经济改革还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到了“九二南巡”之后,按理说,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了,可是,党内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反而没有了!陈云也不是保守派了,李鹏也不反对了,全都成了“改革派”了。20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没有唱反调的。道理很简单嘛,陈云李鹏他们原来为什么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他们是担心经济改革引起的政治后果:对我们过去搞的社会主义都否定了,都搞资本主义了,那么我们共产党凭什么还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还坐在这儿?“六四”一过,人都杀了,谅你也不敢反抗了,无所谓了!所以就“不问姓社姓资”了嘛。

共产国家搞经改,起初都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之内改革,小打小闹,还问题不大,如果你要突破社会主义框架,明明白白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意味着你对整个共产革命的彻底否定。你的功绩全成了罪恶。东欧那些国家就很明显,为什么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因为走到那一步,就得回答,是不是我们要走到资本主义那儿去?走到那儿去了,上上下下,就没有谁还保持社会主义信念、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当民众起来时,他们就杀不了人了。杀人要狠得下心,好歹得有一套说服自己的理由,要相信自己是对的,既然认识到自己错了,怎么还能杀得下手?

共产国家中为什么其它国家都没有搞出“中国模式”,因为他们迈不过这个坎儿。“六四”刚杀人之后,邓小平讲话,反覆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杀人的唯一的理论根据。“六四”时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那么远,如果当时改革进展得更快、更彻底一点,动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搞下去了,社会主义信念就真要崩溃掉了,中国发生八九民运那样的事,主张镇压的人就少了。但是经济改革并没有走到那一步,“六四”发生了,杀完了,他们也想明白了:原来的顾虑都不需要了,可以“不管姓社姓资”、不管腐败不腐败的问题了,资本主义反而可以走得大张旗鼓。南巡就是这样出来的嘛。一般人当然都欢迎南巡了,因为要回到毛路线,不是更不好吗,经济发展起来总是好事吧。他们对经济改革就都变得积极了。而西方国家本来就有成见:以为只要你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中产阶级发展起来,政治上就会逐步开放,自由民主就实现了,所以对中国在“六四”之后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表示欢迎态度。因此中国的路走得很顺,这也就有了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不仅是说你中国穷,劳动力廉价,而是政府有意识地压制民众的基本权益。民众没有任何集体抗争的手段,权贵们剥夺起来才肆无忌惮,有了很大的优势。

政府如果是铁腕统治,政策的连续性很强,大家就都很放心。而像东欧那些国家,开始了政治改革,又进行经济改革,政策变化很大,今天这么办,明天那么办,没有一个总理做满了任期。外资当然就望而却步,大量投到中国——中国就这么发展起来了,腐败也就泛滥成灾了。从对腐败零容忍,到一下翻过来,而到翻过来到一定程度,反腐败就变成不可能的事了。好比大家在街上看游行,有人踮起脚来,自己看得更多,却妨碍别人看了;大家都踮起脚来了,谁也不能比别人看得更多,徒然增加疲劳。如果开头踮起脚来的人比较少,大家制止他,要他不要踮脚,比较容易,被吆喝的人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你不再踮脚,只是失去了你本来不应该有的利益,但你并没有失去应有的和别人一样的利益;但一旦踮起脚来的人多了,你要他们不要踮脚,就谁都不干了,别人踮脚我不踮脚,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谁不踮脚谁吃亏,不止是失去本来不应该得的利益,就连应该得的利益也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厌恶腐败,又人人不得不腐败。腐败是要分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的。腐败到一定程度了,一定会把所有人都卷进去。这种情况我们早就经历过,“文化革命”后期,我们当知青的,只要你还有点点本钱,谁不去给社队干部招工人员送礼啊?包括卖身。那是不可能制止的,每个人都这样做呀。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忘记了原来我们怎么想的。“4·26”社论刚出来时,学生上街游行,反对社论所说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说法,那时,所有人对社论都不以为然:我们悼念胡耀邦争自由民主,怎么是“动乱”呢!但是现在你要在中国提倡民主,担心动乱的人就多了。这说明社会变化太大了!如果1989年这一关过去了,大家都不认为会乱,那就不会乱。现在的社会矛盾这么深,基本共识断裂,官民对立贫富对立严重,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时候忧虑社会运动会导致动乱,就不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经历过1989,看到过1989,当时我们怎么想的?现在又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六四”就是一个关键。“六四”造成的深层影响和后续效应,就有了今天的一切。

谈到对毛与邓的评价,我认为,就像地震,毛是八级地震,邓也许只有六级,但是八级地震造成破坏尚在恢复,这个时间又来一个六级地震,就成了叠加效应。邓的恶,肯定比不过毛,毛的罪恶,要比邓大得多。但是叠加,造成的后果就严重了。两次地震的震法还不一样,一次是水平方向,一次是垂直方向。第一次地震有些东西还能保留下来,又来了个不同方向的地震,就没有完整的东西了,全成了碎片。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比“文革”还要糟糕,叠加效应,互补效应,造成了全面的摧毁。到了今天,我们哪怕再乐观的人,想到明天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巨变,我们对巨变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敢有多乐观。这与我们二十几年前对前途的估计完全不一样。在这一点上,不是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是事实确实发生了变化——就在这二十几年中造成的。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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