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人狗情

从少年时寄居乡间，到青年时在中苏边境当侦察兵，再到如今客居莫斯科，狗，始终是我无言的朋友。想想现在，人打狗，狗咬人，人怕狗，狗更怕人，我们身边的人狗关系就是这么紧张，远没有欧洲城市中人与狗之间的那种互信与和谐

我和狗的全部感情开始于60年代末期。当时，我10岁，被寄养在北京郊区的沙河镇，而父母则被流放在辽远的赣中大山里面。我的领养人在当地农村，一座土坡上的农家院子里租了一间土坯房，房东是一个生产队负责喷农药的小伙子，叫来子，他和他患有哮喘病的老妈种了一院子的向日葵，并养了一只小黑狗。来子告诉我，他叫来子，所以狗叫黑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关系）。来子经常不回家，在外边喝酒，我就和黑子成了朋友。黑子很小，还没有断奶，他妈住在坡下，那是一家富裕户。黑子长得很快，特别是跑得很快，就像当时的我一样，这是我们成为朋友的其中一个理由。我们家坡下有一个不大的垃圾堆，傍晚的时候，经常有邻家的白猪和黑白花猪在那里刨来拱去的，我就坐在门前的枣树下面看着它们在那里肆虐，黑子蹲在我的身旁，小黑眼珠看看我，又看看猪，好像已经猜透我打算做什么。突然有一天，我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高喊一声：“黑子，上！”黑子竟然像一支黑色的短箭，朝猪群射过去……

黑子虽然身材短小，牙齿也没有长全，可是他的威风足以灭猪，特别是他飞跑的动态让我在30年后也难以忘怀。他从坡上朝下面俯冲，四条腿前刨后蹬，灵活转向，以避开路上的坑洼和石头什么的。风把略长的黑毛推向身后，爪子蹬地的声音和今天武打片里武侠进攻时的声音简直一模一样。猪群登时炸了窝，嘶叫着朝远处的公路退去，黑子也一直追着猪们跑到公路边上，我老远地看着，简直享受极了。然后，我再高喊一声“黑子！”他就飞似的回到我的身边，彼此相视，我一笑，他一吐舌头，我们俩好像同时在说：“牛！”

以后，这竟然成了我和黑子很长时间的一个傍晚固定节目。

黑子的灾难是从他妈经常来看他以后开始的。他妈长得很瘦，肚子底下耷拉着一排奶头，见到别人面无表情，可是见到黑子的时候，眼里总是闪起疼爱的光芒，她总是在上午阳光照上窗棂的时候，无声无息地进到我们的院子里来，黑子会立刻钻到她的肚子下面。有一次，好像是快到冬天的时候，我忽然找不到黑子了，就跑出院子，突然发现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正跪在一个沙堆上面，胳膊肘下面夹着嗷嗷挣扎的黑子，他竟然残酷地往黑子嘴里灌沙子！我当时有些害怕那个比我大地男孩，可又想救黑子，于是就冲他喊了一声：“嘿！”听见我的喊声，男孩一惊，抬起头来，黑子趁机从他的手中溜了。男孩站起身来，对我说：“这小黑狗原来是我们家的，我想咋样就咋样，你管得着吗！”原来那男孩是黑子妈的主人，他嫉妒黑子跟我在一起。后来黑子脑袋上被钻了一个血洞，我给他在院子里搭的窝也在一个雪夜被人用石头给砸塌了，我心里明白那是谁干的。

那是我第一次为狗流泪！

70年代，我在落寞的北方农村经常见到人狗关系紧张的景象，比如说，我们路过某一家生产队或者供销社大门的时候，里面会经常冲出一条大黄狗或者大花狗来，这个时候，只要人一弯腰，狗就会本能地往旁边躲——原来这些可怜地狗儿们早就知道板儿砖的厉害了。可见，我们的人狗关系曾经紧张到什么程度！

80年代初，我在东北兴安岭支脉上的一个海拔2000米的军事高地上当侦察兵。那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最后一次重大的军事部署还是在1945年，苏军对日本的一次并未实施的坦克伏击战）。我们平时的生活寂寞无聊，当时唯一可以陪伴我的就是那20多条狗。他们都是边防团警犬的后代，短毛，尖耳朵，特别机灵的那种。每年春节前后，我们高山上的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35度以下，我每天起得早，就沿着将将够一辆解放牌卡车宽度的石头山路晨跑，那场面真是壮观又美丽：一大群大大小小的狗儿们，足有20多只！他们先要施一番隆重的见面礼：后退支起身子，把前爪搭上我的肩膀，吐出火红的舌头，啪啦啪啦开始舔我的脸。而且，一只舔完还有第二只和第三只……小一点的，够不着我的肩膀，急得乱蹦，我还得蹲下身子，接受大礼。他们一拥而上的时候，我常常会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然后，他们就簇拥着我，我们一起咯吱咯吱地踏着厚厚的积雪（有的时候厚达2－3尺不止），沿着山路跑起来，人和狗的哈气白白地冒成一片，升腾到秃裸的白桦林的上空，消失在碧蓝的天宇间。而我一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士兵，在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冬天的时候，我们驻地附近经常有熊瞎子和金钱豹出没），在一群黑子一样忠诚的伙伴护卫下，在冬天的早晨独自一个人，在群峰凸立之中，迎接远天升起的朝日，我心中升腾着和狗在一起的骄傲！他们很均匀地环绕在我的四周，有一些还时不时停下脚步，侧耳聆听，我知道他们可以听到我听不见的事情，比如远处黑熊的脚步。

在当边防军的日子里，我读过一本小说，里面有一句话，记得比较清楚：说军人不杀狗，特别是自己身边的狗。但是，事实远比小说要残酷得多，因为我们连队的军人后来杀了狗，那人叫张山，是一伙夫，为了救那只狗，我不仅惹恼了张山，还弄得全排的人后来都不怎么理我了。原来大雪封山的日子，我们断肉已经3个月，于是，张山带头把目光转向我们院子里和我一起跑步的狗。他们杀狗的方式极其残忍，用一个绳套先将狗的脖子套住，然后再用很粗的棍子猛击狗的头。人们利用平时从狗那里博得的信任，去接近他们，然后突然出手，在他们毫无戒心的时候杀死他们。狗那凄惨的嚎叫在我们营房的空场上空回荡了很久。一只很小的狗崽，那天一直跟我躲在屋里，不时用哀怜和戒备交织的目光看着我，他需要我，却又不让我抱他，嘴里发出细细的哀音，眼睛里流露出无助和怀疑。我好像在这一瞬间才彻底理解了狗心——渴望人类的关爱，又恐惧人类的欺骗！

那是我第二次为狗流泪！

10年之后，有一年冬天，我走在莫斯科著名的步行街——老阿尔巴特街一个街口的时候，看见一群卖小狗的女人，从她们敞开的呢子大衣的胸口处钻出一个个可爱的毛茸茸的小脑袋，黑的、白的和棕色白花的，我简直喜欢死了！我刚想摸摸一只小黑狗的脑袋，那女人竟然用一种很不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把怀里的小狗用手护住说：“吃狗肉的人，也会爱狗吗？”我一下子呆在那里，用俄语对那女人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对不起。”就默默地走开了。

说起人和狗的故事，前苏联作家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是我最喜欢的。难怪这部作品获得了当年苏联文学国家奖金，它将人狗关系的本质———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不欺瞒的特质演绎得催人泪下。也许，俄罗斯虽然也历经社会和政治动荡，可是他们狗的命运多少要比我们的狗少一些坎坷？不少来莫斯科旅行的中国人，看到街头有人或者无人牵领的大型狗，起初都多少有些害怕，可是当他们彼此擦肩而过的时候，中国人多少会感叹，呦，不咬人，也不叫唤！我有一个调皮的中国同胞，还特别当着一只大狗的面做弯腰捡砖头状，那狗不但没有躲闪，竟然径直跑到他的跟前，来嗅他的衣服。当然，在一个尊重狗命的社会里，大家当然会泰然相处。

我在莫斯科侨居的日子里，看到一个消息，说莫斯科街头有几十万条无人认领的狗在大街流浪。有一天，我就见到一只。那是1992年12月，莫斯科一个多雪的严冬。有天晚上，我匆匆走过加加林广场，回到200米开外我下榻的“旅伴”宾馆。一只瘦弱的黑狗迎面走来，浑身湿淋淋的。我们打了一个照面，同时停下脚步。我弯腰摸了摸他的脑袋，就往前走。他竟然一路跟着我回到了宾馆。警卫见到我身后的狗，问了一句：“这是您的狗吗？”我含混地答应了一声，就和狗一起乘电梯上了楼。他显然又饿又冻，依偎在暖气旁边，浑身哆嗦。我给了他一些牛奶和面包，他一口气都喝了吃了。就在他的湿毛快要烘干的时候，警卫来电话，说宾馆里有规定，不许带狗来。我只有将他用电梯送到楼下。我推开宾馆的大门，他蹿了出去，但是却站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久久不愿离去。停车场的保安过来，问我：“这是您的狗吗？”我清晰地说：“是。”突然，狗一转身，向宾馆不远的树林跑走了。

早上起来晨跑的时候，刚一推开宾馆的大门，一眼就见到那狗正蹲在台阶不远处冲我摇尾巴，眼神中满含着感激。我刚要招呼他，他竟朝着远方的街道奔去，直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保安告诉我说，那狗在宾馆的门口守了一宿。难道说他等了我一夜，就是为了一早要向我道谢？

我再一次流泪了。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