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洛
美国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陈 闽
美国国际经营管理研究院（The American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助理教授，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博士
（三） 黎安友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以其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政治改革而知名，代表作是1985年出版的《中国的民主》。黎安友立足于对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掌握，对中国自1889年戊戌变法以来的民主改革的沧桑史很有研究。
本书从1978年冬民主思潮在中国大陆涌动写起，继之以1979年春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再回溯到1898年戊戌改革失败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经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直到邓小平等人的思想与行动，发现贯穿于百年过程之中，有一条中国政治文化里关于民主问题的认识和主张的线索。认识上，不论是保皇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认为西方的民主观点，如在中国不加控制地加以推行，只会造成混乱，因为西方是以保障个人权利而限制统治者，以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为其哲学基础。这就和中国以保障全社会利益而限制个人越轨行动，要求上下一致，政通人和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相矛盾的。这种认识，从梁启超到邓小平，基本一致。自1898年以来中国历代当政者都主张民主只作为一种调动被统治者向上反映情况的手段而为统治者所用，其限度一旦发展为向当政者提出挑战，则应加以取缔，以免造成动荡而损害全社会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一直在标榜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且于1980年大力鼓吹民主的优点，如可集中集体智慧以从事现代化，可使政治继承顺当过渡，可发现德才兼备的干部，可限制权力过份集中，可改善领导体制避免瞎指挥的错误（请注意，全是为了改善如何统治，没有一个字提到人民应享受的权利!）等等宣传之下，仍旧对群众自发的民主运动一再取缔和镇压的道理。
黎安友在书中提到许多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对民主的认识与西方的观念是一致的。黎安友列举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具有四大优点：
a）民主可以控制社会冲突的发展。它容许社会冲突通过和平渠道，通过法制途径来解决，而非通过贪污收买或暴力镇压。它可使政府不在单一的社会力量控制之下，从而提高它的能力并可以作出对社会有利的决定。它可使国家领导信息灵通，能够作出合理反馈，使决策有利于人民的总体利益。
b）民主可使政府具有更为合法化的基础。人民感到他们是受到尊重的，也就会支持政府的决定。由于反对派也存在，人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政府的政策不能样样都照一派人的意思去做。在决策之前，社会各界酝酿共同遵守的政策之前，可以通过协商、妥协、互让而使争议各方取得共识，然后才由政府作出决定。
c）民主可以提高政府的质量。它可为现代国家提供最好的方式来监督政府官员，以免滥用国家权力。国家领导人必须清楚他们的决策优缺点在哪里，才能向公众作出交代。民主能通过竞争途径选拔人才而非通过专制体制的任人唯亲，这就使任人唯贤和容许不同意见成为现实。
d）民主有利于稳定。官职官阶都是通过定期的考核和鉴定而取得的。掌权者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持其官职。政府的政策也因而不会多变和突变，因为政策的决定是通过不同利益之间长时间酝酿妥协而达成的。
黎安友认为民主最主要的前提是两条：1. 政府的职位是通过竞争取得的，也就是通过正常、合理的选举途径；2. 新闻自由，也就是容许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见原书PP. 224-226）
1989年“六四”之后，黎安友又出版了《中国的危机》一书，进一步阐明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从信息传播到群众文化水平都已超过印度，因而具备实行民主的物质基础。而从政治文化背景而言，台湾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苏联的列宁主义政治文化，跟中国都相近似，但是都在80年代上层建筑的民主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就是说，从基础到上层，今天的中国试行西方的民主运作，都是可能的。唯一的障碍只是掌权者的认识和主张。因此，黎安友在此书最后一章说：“今天，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裂痕，也许并不存在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落后的群众之间，而存在于要求有更多民主的人们和害怕给予民主的政治领导人之间。”
（四）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
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普遍存在于社会成员中的政治上价值取向和态度。这是从政治上反映出一个民族特点的文化。它是在一切政治行为和政治斗争后面的一种动力。由于一切政治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因此，政治文化的内容里，就有相当大的部份涉及到哲学、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领域。这就使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深入理解一个民族的政治心态和政治性格，从而可以有根据地对这个民族的政治活动作出描述、判断和预测。相对说来，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要比对政治体制、经济生活或军事力量的研究复杂一些，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似乎在有形无形之间，比较难于捉摸。因此，在美国学者中间，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最知名的为白鲁逊。他于1968年出版《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M. I. Press，1968），1981年出版《中国政治的原动力》（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1981 by The Rand Corporation），1985年出版《亚洲权力与政治》（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使他成为美国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白鲁逊生于1921年，属于第二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多年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这里介绍他1988年出版的《官员与干部：中国的两种政治文化》（The Mandarin and the Car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1988 b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本书主题是从中国文化的两个传统来说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的不同与相似，正如儒家、道家二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斥与相补。当然，毛泽东和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政治运作中， 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但是，其基本性格仍旧浓厚地表现出毛泽东的汪洋恣肆、造反起家、蔑视一切道德传统，象征着中国的道家思想和被统治者的农民文化，而邓小平则要求稳定、纪律、有秩序的体制运作，有成果的工作效率，象征着中国的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士大夫文化。一个是“政府的官员”，要求秩序与效率；一个是“革命的干部”，要求改变与改造。不过，这二者又有相通之处，都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传统的专制主义之实。所以，作者认为，邓小平不论在经济上的步子多么务实，在政治上他还是要忠于“马列主义”的，正如作者引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鉴定：“棉里藏针”。
下面摘译该书论及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及对邓小平等人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描述中的部份内容。
“至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无可逃避的事实是，没有那场浩劫，也就不可想象毛以后的中国（就国家政策而言）能够做到不仅脱离了苏式共产主义，而且脱离了任何已知的共产主义概念的模式。如果中国没有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惨遭那样残暴的动乱，最可能替代毛泽东革命乌托邦主义的，也就是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官僚共产主义好不了多少的局面。不可想象的是，中国会向现在这样在毛以后采取如此大胆的现代化政策。”
“然而，说起来也怪，文革的混乱记忆犹在，这就有可能吓坏了现在的中国领导，不让他们在自由化和权力下放这些方面放手，而这正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得以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官员仍旧对他们所认为的真正放权带来的危险非常非常敏感。他们一定感到他们已经接近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再往下看，他们见到混乱的可怖景象了。对文革期间政府失去控制以后出现灾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部份地说明政府在考虑改革价格体制，将人民币的币值由市场决定，取消各种补贴或者允许外汇储备措施之时，那样提心吊胆。如果价格不合理，政府的各种补贴使物价非常扭曲，不能反映现实，在此情况下，却要依靠所谓“市场”来引导，这才是今天中国真正的危险。
“这朵恐惧的乌云笼罩在心头，其后遗症还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今天的中国领导一想起文革期间教会了人民不相信领导，也就会疑神疑鬼起来。他们知道那时整个一代青年人都起来造反，攻击所有的权威，包括一般被看成是神物的共产党。这就使得当今领导认为允许政治上或文化上存在太多的自由思想有多么危险。邓和他指定的继承人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将中国引到离开毛曾打算让国家走上的那条道路，但是，他们可能比毛还要害怕政治自由化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失控的局势变化。由于已见过什么叫无政府的样子，他们现在再也不敢轻易一试了。花那么异乎寻常的长时间来安排特定的个人来继承他们，名之为“第二”“第三”梯队，就生动地证明当前的领导不相信任何政治的自然运转。认为需要在未来几代人中挑选人才方面加以控制，充份说明他们对未来的担心，这担心是因文化大革命那场“恶梦”的景象而来的。
“因此，最终说来，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后遗症。首先，就国家政治这一层而言，要是没有那场痛苦的经历，也就没有当前的改革和开放政策；然而同时，正由于有过那场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经历所渗入人心的惶恐不安，却又使得完全发挥改革的潜力，或者说允许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自由，成为不可能。结果就出现了在领导人态度上的一种奇异的混合体：一方面推行大胆的措施，一方面又提心吊胆不知后果会怎样。邓所实行的各项改革，的确已超过通常意义上的改革，而达到在体制上构成重大变革的程度。然而，中国领导人总的说都感到需要抓紧对体制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又是从毛式“官僚共产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对前途难料的恐惧使他们在现在就要把下两代的领导人都安排好，绝不希图侥幸，也不让具有活力的政治进程按自己运转的规律去发展。这就有助于说明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本能上就看中遵纪守法，这在早期他掌握反右运动时已有表现，今天仍然很强烈，在“反自由化”运动中他攻击知识分子无法无天的创造性时，又表现了出来。”
“第二，就个人经历这一层而言，从文化大革命痛苦的振荡中活下来的人，一方面在与同伴们相比之下总算幸运，没被整死，略有所愧，而今情随事迁，终成过去；另一方面又因他们终于还能活了下来而受到信心增强的鼓舞，因而现在准备大干一场，脱离正统的共产主义模式，比当年毛曾打算要去做的还要走的远。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现在就比过去更为只顾忙自己的事，享享清福，颐养天年了。他们的大部份精力现在正用于忙着搞个人关系和私人的兴趣。在这方面，他们的倾向性，是在传统的中国人行为规范方面赋以新意，从而加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即使说在国家政策方面看上去象是正往新的方向发展。
“鉴于有此相互矛盾的后遗症，今天我们很难预见文化大革命长期起作用的全面后果会是怎样，因为我们跟中国人一样没法弄清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究竟是个什么样。不过，在文化大革命20年后的今天，对它重新估价，我们能有把握地说，那时和今天一样，中国政治的心理–文化动力正静悄悄地安坐在那潜伏着矛盾的感情之上，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比公开声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政策，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PP. 132–134）
（五）专门研究中国的政治如何影响社会变化的舍尔（Orville Schell）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汉语很好，能说会读，这对他亲身来中国作调查了解极有帮助。从70年代中期以后，舍尔多次访问中国。1977年至1987年，10年间出了6本关于中国的书。最近的一本是1988年的《迪斯科与民主》。此书专写1986-1987年期间舍尔在中国亲身经历的事件和观察到的社会变化与问题，主要内容涉及1986年冬至1987年春的民主运动，尤其是1987年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被开除党籍的前前后后，一直写到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赵紫阳正式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舍尔属于本文所归纳的第三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考查中国的政治如何影响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变化如何反映中国的政治变化。在《迪斯科与民主》一书中，作者不仅从时装表演和健美操的风行、迪斯科舞和崔健热、以及美国快餐店的开设等衣着、审美和文化生活上观察到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大变化，尤其在民主运动中，人们在政治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另外，中国社会的“代沟”现象非常突出。老一代人仍执著于对毛泽东的敬仰，而新一代则完全不考虑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本书最后一章《毛与肯塔基炸鸡》中，作者引用香港亲大陆的《文汇报》所作的社会调查，发现在中国现在“只有20％的学生知道毛泽东是谁”。（PP. 375） 而作者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时，却有另一段描写，说明在老一代人身上，毛的影子还在忽隐忽现，而且已成为反对改革的武器。摘译如下：
“正当我们就要依次步出瞻仰所时，在我前面几码远的一位老农民停下来，回过头最后又偷偷地看了一眼，象是要弄明白他刚才看到的不是毛泽东的鬼魂，而是他的真身。当这位老农在冥思之中稍一止步时，后面的队伍就跟上来催他了，直到一名警卫突然大步走上来，说了他几句，让他跟上队列走出所门。就在这位老农看着毛上过蜡的面容那一瞬间，我有种感觉，毛和他领导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仍然深深地，即或说是潜在地，烙进了中国人民的心中。尽管毛主席当年被称作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如今在他死后，丧失了大部份的号召力，尤其在年轻一代人身上是如此，可是，他对那些在他领导的革命年代里全心投入自己生命的老一代人身上，显然仍具有吸引力，即使说不一定仍如当年那样唯命是从的话。正如那幅挂在天安门上取不下来的巨大画像和刚才我们参观到的防腐尸体那样，毛的思想也同样证明具有惊人的驱赶不走的能力。正当人们总愿意认为中国终于把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弃诸脑后了，可是，毛所留下的东西，却在党内持强硬路线的一派人号召回到延安精神和学习雷锋无私奉献这种旗号之下，又冒了出来。表面上看上去并不明显，实际上毛的影响仍在事物的表面之下生存着。正如军械库里封存的战舰那样，一旦需要，就可立即投入战斗。毛的思想正以一种有力的反改革武器，坚守岗位，随时待命。不论何时，主张现代化的人和改革派，把中国领着往前走，脱离毛的革命基点太远或太快，不论何时，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过于明显，或者中国的青年人过于火红的西方化或过于激进地要求民主，这时毛的思想就来了，那些党内奢宿们，入党多年，长期领导，就会马上重新启用毛的思想当作对抗的武器来使。尽管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成熟到不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毛泽东思想的说教仍旧有其感染力。”（PP. 376-377）
（六）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从研究中国历史入手的，这以费正清为代表。费正清自己也一直随时注意中国现实的变化。本文所介绍的《1800到1985年间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把这185年中国的变革分四个阶段来写：（a） 1800–1895，从社会变迁到民族危机；（b） 1895–1911，从戊戌改革失败到清王朝覆灭；（c） 1912–1949，从共和体制的失败到共产党的胜利；（d）1949–1985，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在最后一章带结论性的评述中，作者写到：
“在第一章里我们即承认有这种概念：大量应用科学与技术的有效成果，可以与根本性的变革带来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体制的深层变化区分开来。然而，这种隐而不露的说法，也就是表面上看得见的革新掩盖着同时在发生的社会–文化变化，无疑会产生跟它能解决的同样多的问题。它会领着我们脱离苦海，却又下了油锅……这就意味着，尽管今天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然而仍旧面临社会革命的问题和风险。政治上，共产党力求躲开人民的反叛。文化上，又要发挥人才的潜力，经济上则要求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
“中国的长期历史，其影响在周遭的环境中都能看得见，摸的着，如语言、民俗、政府的工作方法，工商界和人际关系。现在，说来说去就是强调现代化问题如何紧迫，比如，开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国外投资，就要建立法制，包括其核心要有律师，然而共产党却又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承认各类专家在其专业上和作家、艺术家在其创作上，有其自主权。但是，又仍受治于政府的限制。法律、教育、中国式的自由思想，都该有其广阔前途，可是，几乎完全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80年代中国人的生命力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如何抓住今天的中国人不放，最明显的莫过于人人都必须依靠私人关系来运作。这几乎是躲避官僚主义扯后腿的唯一办法。然而靠关系就培养着任人唯亲的贪污腐化。这就会使改革半途而废。”“另外，邓小平领导下的共产党还面临这样的问题：政治改革难道不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吗？……我们西方人，由于自己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深信民主的概念迟早有一天会实现，使中国人民用他们的新方法参与国家事务，建立他们的政治体制。不过，这条道路可能崎岖不平，艰难险阻，而且会有许多反复……”（PP. 361–368）
（七）80年代以后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美国第四代学者，大都着眼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往何处去，着眼于中国的动态研究。本文选介的史万恩是一位年轻学者，1986年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员，专攻中国与日本的政治。他在“六四”事件周年之际，在1990年5─6月号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一篇长文，论90年代的中国将会出现何种情况。文章题为《中国面临的90年代：制度在危机中》，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来说明90年代的中国将面临的困境。文章虽长，好在作者在开头和收尾两部份，对90年代中国的问题作了概括，因此，这里就把这两部份译出。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天安门悲剧一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继续在一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权威。对某些观察家来说，这种做法标志着要恢复过去中国的全面极权主义，包括毛泽东时代大多数的强硬措施。这种看法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着又一次的历史上所表现的大幅度向左摆，摆回到全党一致的控制，全面镇压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这种观点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叫’恢复极权主义的思路’。”
“然而，更多的中国问题分析者认为，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非是这批反动的老人领袖们在其体制垂死之前作最后的挣扎。这些分析家的观点是，目前的政治只是在踏步走，就等着邓小平和他那些七老八十的同夥们离开人间，从而加速政权的垮台，而且很可能随之而来就是整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这种看法的含义就是，正如东欧所出现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力量已势不可挡，从而使中国的发展趋势一定会以重新来一个更快的步调促使其变化。这种观点可名之曰：改革势不可挡的思路。”
“尽管这两种对中国的前途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可是，他们在一种令人难以同意的设想方面又是一致的，即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是决定未来变化的关键因素，党内最高领导层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就导致改革下去或反动下去。这种看法显然把情况简单化了，也低估了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对中国高层不论是什么样的领导，在其有效地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方面，又估计得过高了。”
“中国的体制现在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经济上不论是中国已从事的改革进程或1988年9月以来的紧缩整顿的方案，都没有真正针对中国体制的根本问题拿出办法来。问题是由于基本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为关键资源短缺，包括急需的能源和交通所需要资金、技术、管理及市场机制的投入，而更重要的是，对资源使用的效率越来越差。政治上，十年来有限而点滴的改革，在体制上造成的问题和改革所解决的问题同样多。天安门事件只不过是由于这种片面的政治改革而造成一系列动荡之中最为声势浩大的一次动荡而已。而正是由于出了天安门事件，现在的政治危机正大大加剧经济危机，两者成为不可分割。”
“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向前发展，就要求制定和执行那些迄今为止更为革新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而其后果又几乎肯定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然而，另一方面，现行体制在应付发展革新政策所带来的挑战，其能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弱。”
“现在我们在中国见到的是，在所有方面，包括政权能力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最高层领导是分裂的而且没有远大目标；城市和乡村两个地区的基层党组织没有原则立场，而且动摇不定，常常是不能或不愿与中央的要求保持一致；中上层的政府和党的机构在体制上各行其是，相互矛盾，而其领导人的利益和信念已经变得不利于中央的控制；军队，这个社会秩序的最后靠山，也卷入了主要是内部危机的旋涡，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在新闻媒介上只是模模糊糊地透露了一点点。”
“全面的景象显示出，在今后一段无法确定的时间里，而且不论高层领导的继承人问题会马上产生什么后果，中央要想推进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方案或想重新建立集中控制，都办不到。反之，我们可能会见到一种第三可能，就是说，一种长期下去的，谁也挡不住的国家机制往下滑，滑向无能为力、混乱不已、无所适从，此时，中央政府仅仅能压制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而不能引导和提出方向。”（PP. 20-21）
最后，作者在结论中写到：
“主要是通过各项改革而已在中国发生的体制变化，其复杂过程已经对中央想要发展革新政策来克服巨大问题方面，产生了一种反面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对’恢复极权’和’改革不可抗拒’这两种思路都产生怀疑。人们也许可以认为，本文前述各项政策的失败，无非就是反映了具有广泛基础赞成继续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力量在抗拒中央想要往回倒的措施，而非中央无力推行。然而，正如本文所试图说的，那些有意无意抵制中央政策的党和国家机构，在多数情况下其动力和坚持劲头并非来自诚心诚意要改变现状，而是来自要维持现状，其基础就是中国不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扭曲、低效能、地方主义的体制和态度，以及私相授受交易。对这种现行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不论是更为开放或者更为封闭，都会威胁着要维持现状的这些人的利益。”
“那么，这会让中国走向何方呢？在邓小平和那些思想保守的老人们去世以后，我们可能会见到出现一种比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所出现过的更为权力下放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权力弱化的中央政府，成天陷在连绵不断的权力斗争之中，然而又由于都极其害怕动乱而表面上维系着有个中央政府的局面，尤其明白表示反对动乱的是军队；经济上走向’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既有继续繁荣发展，又有日见贫困的状况，每个地区主要是在地方政治机构控制之下，关心的是保护和扩大自己地区的经济发展而非向北京最高政治领导提出挑战。社会的沮丧和不满会继续下去，只是会在一段时期内有限度的经济增长和北京的意识形态控制有所削弱之下有所缓和而已。”
“当然，这种设想的出现，绝非一定如此。许多情况还得看前面讨论过的在时间流程之中各项体制变化的程度而定，特别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各地区和地方上势力的出现会怎样，政府机构本身的分散化以及基层干部、中央官员和知识阶层利益如何变化。这种设想，或者说任何对未来的设想，关键将在中国军队的行动。如前所述，军队是中国制度下有着相当数量有权力也具有进步思想领导人的唯一政权支柱，它可能成为一支真正要求变革的力量。然而，支持现代化和专业化，并不等于支持民主和市场经济，而且已有一部份军队人员深深陷入贪污受贿和非法买卖。与此同时，除了政治化还是专业化这个军内首要的争论之外，军内关于人事和机构之间的裂痕等其他因素，又终于难以使军方得以成为一支促进改革的力量。唯一可能协调这些军内分歧的共同点，是军方认为自己的职责在于维护中国境内的秩序。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之下，秩序的含义就是经济上的停滞。”（PP. 34-35）
1991年2月美国“国会研究中心”（CRS）在集征了17位知名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意见之后，对中国前景的看法得出三条共识：
1. 重返共产主义及中央计划的可能性极低；
2. 存在于中央与地方（各省）之间的紧张关系将继续下去；
3. 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出现稳定的代议制民主政体。
这三条共同看法与本文摘引何汉理、黎安友、史万恩的观点是相似的。
这17位美国学者之中，有6位已见本文介绍，即鲍大可、白鲁逊、何汉理、黎安友、奥森伯格和李伯瑟尔。他们都是专攻中国政治的专家。其余11位学者中，知名度较高的有亚洲问题专家史伯乐（Robert A. Scalapino），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和美籍华人宾州大学教授张旭成（Parris Chang），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教授地特米尔（Lowell Dittmir），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辛顿（Harold Hinton）和纽约大学的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另有三位是专攻中国军事及战略的乔治城大学的鲁宾逊（Thomas W. Robinson），迈阿密大学的教授德莱尔（June T. Dreyer）和海军研究院的金克斯（Harlan Jincks）；两位是专攻中国经济的拉迪（Nichilas R. Lardy）和诺顿（Barry Naughton）。
这17位学者，除了三点共识，还有不同看法，表现在下列八个问题：
1. 掌权的老人们，尤其是邓小平去世了，会怎样？
2. 政权崩溃的可能性如何估计？
3. 军队内部的团结问题和军队在今后的角色？
4. 国家会不会分裂，社会会不会动乱？
5. 如果出现政治改革，其幅度及步调如何？
6. 继续维持开放政策的动力何在？
7. 不同政见者是否会进入政治舞台？
8. 台湾经验，苏联局势发展的教训或中国历史的价值观如何看？
这些问题可能正是今后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研究中国动向的主要内容。
III. 附录
我们这里将比较知名而在80年代以后仍在出版新作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人名，作一次初步整理，分成四类：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政治类中包括有关当代政治的历史；社会类中包括文化。表内只列人名及所在单位。虽在美国出书或发表文章而其国籍为英、澳、法、德等国者均未列入。
（一）政治类：
Barnette，A. Doak，Johns Hopkins，DC
Baum，Richard D.，Berkeley
Bennet，Gorden A.，Texas
Benewick，Robert
Bernstein，Thomas，Columbia
Blecher，Marc.，Oberlin，OH
Brchman，David M.，Washington at Seattle
Burns，John P.，Berkeley — Hong Kong
Butterfield，Fox，Journalist
Chang，Parris，Penn State
Cheek，Timothy，Colorado College
Crane，George T.，Williams College，MA
Dittmir，Lowell，Berkeley
Doolin，Dennis J.，Hoover Institute
Esherick，Joseph W.，Oregon
Fairbank，John K.，Harvard
Farmer，Edward L.，Minnesota
Fewsmith，Joseph，Boston U.
Fields，Karl J.，Dominican College，CA
Glaser，Bonnie 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l Studies，DC
Goldstein，Avery，Pennsylvania
Goldstein，Steve M.，Smith College，MA
Goodman，David S.G.
Grunfield，A. Tom，New York U.
Halpern，Nina P.，Stanford
Harding，Harry，Brookings Institute
Harmin，Carol L.，State Department，DC
Hinton，Harold C.，George Washington，DC
Hollander，Paul，Massachusetts，Amhurst
Hsiung，James C.，New York Uni.
Hsu，Immanuel C.T.，UC at Santa Barbara
Hunt，Michael H.，North Carolina
Hunter，Neale
Johnson，Chamlers A.，Berkeley
Kallgran，Joyce K.，UC at Davis
Kim，Samuel S.，Monmouth，IL
Kraus，Richard C.，Oregon
Ladany，Laszio，Stanford
Lampton，David M.，US-China Relation Committee，NY
Lanham，Megan G.
Levine，Steve I.，Duke
Lieberthal，Kenneth，Michigan
Macfarquhar，Roderick，Harvard
Meisner，Maurice，Wisconsin
Metzger，Thomas A.，Columbia
Mitchell Peter M.，Yale
Moody，Peter R.，Notre Dame
Mydral，Jan
Myers，Ramon H.，Hoover Institute
Nathan，Andrew J.，Columbia
Nixon，Bob，Washington，Seattle
O’Brien，Kevin J.，Ohio State U.
Ogden，Suzanne，Northeastern，MN
Oi，Jean C.，Harvard
Oksenberg，Michel，West-East Center，Honolulu
Peatson，Margaret M.，Dartmouth，NH
Perry，Elizabeth J.，Berkeley
Pikcunas，Diane D.
Pye，Lucian W.，MIT
Rapp，John A.，Beloit，WI
Riskin，Carl，Columbia
Robinson，Thomas W.
Rosen，Stanley，Southern California
Salisbury，Harrison，Journalist
Scalapino，Robert A.，Berkeley
Schell，Orville，Journalist
Schwartz，Benjamin，Harvard
Selden，Mark，Yale
Senese，Donald J.
Shirk，Susan L.，UC at San Diego
Simmie，Scott，Washington，Seattle
Soloman，Richard H.，Rand — State Department
Starr，John Bryan，Yale
Stavos，Benedict，Iowa
Strand，David，Dicksin，PA
Sullivan，Lawrence R.，Michigan
Terill，Ross，Harvard
Thomson，James C. Jr.，Boston
Townsend，James R.，Washington，OR
Tsou，Tang，Chicago
Uhalley，Stephen Jr.，Stanford
Van Ness，Peter，U. of Danver & Australian Nat’l U.
Walder，Andrew G.，Harvard
Wang，James C.F.，Hawaii
White，Lynn T.，Princeton
Whiting，Allen S.，Arizona
Wilbur C. Martin，Columbia
Wilson，Jeanne L.，Harvard
Wingrove，Paul
Winkler，Edwin A.，Columbia
Womack，Brandt，Northern Illinois
Woodruff，John，Journalist
Wortzel，Larry M.
Wylie，Ray
Zagoria，Donald，Hunter，NY}
（二）经济类：
Battat，Joseph Y.，Michigan
Davis，Deborah
Eckstein，Alexander，Michigan
Feuwerker，Albert，Michigan
Fiedman，Edward L.，Wisconsin
Huang，Philip C.C.，UCLA
Lardy，Nicholas R.，Washington at Seattle
Parish，William
Perkins，Dwight，Harvard
Prybyia，Jan，Penn State
Rehn，Detlfe
Rabushka，Alvin
Saith，Anhwani
Simon，Dennis F.，Fletcher School
Solinger，Dorothy J.，UC at Irvine
Stross，Randall，San Jose，CA
Suttmeier，Rikchard P.，Hamilton，NY
Vogel，Ezra P.，Harvard
Williams，James W.，Berkeley}
（三）军事类：
Bullard，Monte R.
Dreyer，June T.，Miami
Hood，Steven J.
Jencks，Harlan W.，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Lewis，John W.，Stanford
Pollack，Jonathan D.，Rand
Ryan，Marck A.}
（四）社会类：
Banister，Judith，U.S.Bureau of Census
Barme，Germmie
Duke，Michael C.
Goldman，Merle，Boston U.
Israel，John，Virginia
Kinkley，Jeffery C.
Lord，Bette
Madsen，Richard，UC at San Diego
Naquin，Susan，Pennsyivania
Seymour，James D.，Columbia
Thurston，Anne，Wilson Center，DC
Unger，Jonathan
White，Golden
Whyte，Martin K.，Michigan
（编者注：本文有些资料比较过时，亦不太齐全。但作为综述，可以给不够了解情况的读者一些概况性介绍与阅读线索。在以后的同类文章中，本刊还会注意弥补这里的缺陷。）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4 Issu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