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咨询顾问

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二、中国大陆经济与港台经济
三、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
四、结论与若干政策建议
【注释】

自1979年中国大陆实行广泛的经济改革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中国南部经济已与香港、台湾的经济结合起来,使该地区成为继台湾、香港、南韩、新加坡之后的亚洲经济“第五小龙”,亦被称为中华经济区。自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第一次因其经济实力引起世界的注意。然而,1995年台湾李登辉先生访美引起的中美台关系的紧张,1997年香港将回归中国,以及其他一系列事件,给这个世界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又增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

本文从回顾与展望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角度,以经济统计资料为基础,简评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篇幅有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与港台之间的关系。文章分成四大部份。第一部份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第二部份分析中国大陆经济与港台经济的关系;第三部份有关中国大陆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尤其是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第四部份结论与若干政策建议。

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在1979年经济改革之前,危机四伏,停滞不前,被认为“中国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自1979年之后,在短短的15年内,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政策,给中国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深远影响,下面列举与本文有关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结构逐渐调整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宏观经济控制能力逐渐完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迅速增长。从1980年到1989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15.2%。从1989年到1993年,该速度增快到18.4%。[1] 按1995年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字,1995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8%。作为一个大国,在15年内以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少有的。这高速发展也初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

在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的结构初步调整到较合理的水平。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虽然农业发展以粮为纲,但粮食发展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经济作物的发展受压抑。交通、能源等基础工业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经过十五年的发展,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这为中国经济持续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在经济发展中,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有所改善。中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逐渐由集权计划经济的行政干预过度到利用市场经济杠杆的间接影响(郑,1994A)。从1980年至1995年间,中国宏观经济几度出现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等宏观失控现象,经过政府使用直接行政干预与间接调控双管齐下的管理方法,终于化险为夷。中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曾在1988年、1989年间达两位数,分别为 18.5%与17.8%。1993年以后通货膨胀再度上涨,分别达到1993年的13.2%,1994年的21.7%。经过中国政府采取相应的紧缩政策以后,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995年的14.8%的水平。大体来说,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逐步提高。

第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大多数老百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改革前,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逐年下降。改革后,老百姓分享到改革和生产力提高的利益。如果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得到改革的好处,改革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又反过来有利于政府改革政策的深化,使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处于一个良性循环的有力局面。这种良性循环与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引起经济大幅度下降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在1978年为5.3%,1993年降到2.6%。职工名义平均工资1978年为615元,1993年升至3,371元(中国统计年鉴,1994,p.225)。如扣除此期间年均6.4%的通货膨胀率,年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为5.6%。

第三,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在近代史以来第一次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生产要素市场。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由于此项内容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在此将从国际贸易、投资、国际劳务交易、技术贸易这四方面分别论述。

经济改革以前,中国采取保守的对外经济政策,闭关自守,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为荣。 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对外开放,尤其是沿海地区与城市,采取了“出口推进”的发展战略,率先加入了世界市场的竞争行列。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发展速度达到空前水平,大大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速度。以人民币计算1980年至1989年的国际贸易年增长率为24.7%,1989年至1993年为28.3%,分别超过同期GDP的15.2%与18.4%的年增长率。[2] 其结果是: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由1980年的12.8%升至1989年的26.3%,1993年达36%。如果按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布兰森区分出口贸易国的标准(其标准是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现中国可称为出口贸易国。1980年,中国的该标准为6.1%,1989年为12.4%,1993年为17%,终于达到并超过布兰森标准。[3]

为了与同期国际水平比较,表1B将中国国际贸易额换成美元计算,中国在1980-1989年和1989-1993年期间分别为12.7%与15%,大大超过同期世界贸易的5%与6.2%的水平,亦超过同期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3.3%与11.4%的水平,并与亚洲国际贸易年增长率13.1%和12.7%一比高下。[4]

随着国际贸易的大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名次,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1989年的第16位,1993年达到第11位。总金额为1,960亿美元。同期,中国引进外资亦达到空前水平。表4A表明:中国的外资使用在1980年几乎等于零。1989年为100亿美元,1993年达39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40%。更引人注目的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大增加。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由1989年的34亿美元增至1993年的275亿美元。这种增长说明了中国利用外资已达到新水平,也说明国际金融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这态度还可以从另两方面数据得以反映。其一,1993年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投资净额(不包括证券投资)为1,218亿美元,中国占其32%。可见近1/3的外国资本被中国吸收了。[5] 其二,外国在中国的证券投资已开始起步,由1989年的1.1亿美元升至1993年的31亿美元,年增长率为89%。[6]同时,中国公司也随外贸的发展急剧向海外扩张。目前中国有2万余家海外企业,资产达数千亿人民币(王,1995)。随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中国,外国资本占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由1983年的4.7%升至1989年的6.6%,1993年为7.3%,[7]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引进外资水平的影响。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也大大发展。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基本份为两部份,工程项目承包与劳务输出。这两项总金额由1980年的1.7亿美元,上升为1989年的16.9亿美元,1993年为45亿美元。这种国际合作由1980年的16个国家发展到1993年的158个国家。由1989年6万人次发展到1993年的17万人次。[8]

中国的技术进步也随着引进外资与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得到大幅度提高。根据1995年世界竞争能力报告评价: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已提高到工业化国家的低档次水平,在世界排行第26位,位于西班牙之后。华尔街报称中国为“在外国合作夥伴的帮助下初展实力的技术巨人”(12/7/1995,A11)。

虽然中国经济15年来实力大增,但是如何准确、客观地评价中国的目前经济实力以及它在世界的地位是个十分困难的课题。按现行的美元对人民币的汇价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8.5%,日本的12.8%。不过现行美元汇率折算法有低估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弊病。因此不少国际组织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PPP)来测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方法请参见IMF,1993)。但是各自的计算结果出入很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92年为2万亿美元($2 trillion,人均1700美元)。世界银行测算为2.21万亿美元(1990年)。如按10%的增长率换算到1992年,其数额为2.87万亿美元,人均2460美元(中国之谜,经济学家,May p8. 1993)。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出来的新数字,中国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中国学者的估计,1991年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27美元至1663美元(Ren & Chen ,1995)。不过中国人口有12亿。即使按PPP方法来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千至3千美元。如果按现汇率方法计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3年只有490美元(World Bank,P.X.1995)。中国仍属世界最穷国家之列。因此中国的实力是以整体而言。如考虑到巨大的人口大军,中国每个国民的收入还是很低,对中国个人的富裕不能有过份乐观的看法。根据测算,如果中国仍能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下去,到2000年,按PPP方法计算,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约达9,80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9,700亿美元(Kermit Lansner,1993)。[9]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有内因亦有外因,内因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有密切关系。在过去15年中,中国采取一系列大幅度的经济改革,这些经济改革包括了价格制度、农业生产管理、外贸管理、外汇管理、金融体制、企业管理、商品流通管理等一系列新政策。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中国已从计划经济转到一个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新经济体制。从外因来看,中国恰逢良好的国际经济条件:其一,欧美克服了70年代的“滞胀”局面,在80年代经历了本世纪最长的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输出提供了广阔市场(郑,1992);其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逐渐下降,为中国引进外资提供了较低的成本(郑,1992);其三中国推行“出口推进”政策,在港台商的帮助下,逐步打进世界市场,同时这也使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的经济发展逐渐结合起来。这一点将在本文第二部份进一步展开。

现在中国经济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包袱沉重,它们之中只有1/3赚钱,国家每年补贴很多,同时亦造成国有银行贷款压力,三角债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其二,农业后劲不足,过去15年中,中国农业的基本投资不足,大量良田被工业与住宅建设占用。大量的农业人口有待工业发展所吸收。其三,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个人收入差别急剧增加。其四,环境污染严重,基础工业设施有待进一步发展,还有金融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与问题还很多。但是,比较起80年代初积重难返,百废待兴的被动局面,90年代的发展条件好多了。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看好的。按照中国政府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为8-9%,同时希望把通货膨胀率降到两位数字以下。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的国际经济环境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在这一时期内,西方工业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与80年代相似,约3%年增长率。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将比80年代加快,预计将达6%。西方通货膨胀率下降,以至实际利率下降到3.4%左右。油价继续下跌,这些条件都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与引进外资与技术(郑,1992)。

二、中国大陆经济与港台经济

15年来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份是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与香港、台湾的经济逐渐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亚太地区最富有活力的经济区。这个经济区亦被称为“中华经济区”,有人把新加坡也纳入这个范围,称其为“大中华经济圈”。本文主要围绕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经济的关系而谈。

(一)大陆与台湾关系

80年代初,在金门与厦门双方停止炮击之后,海峡两方的敌意减少。1987年11月台湾政府开放对大陆探亲。两岸的经济关系突破自1949年以来将近四十年的隔离,迅速地发展起来。两岸的经济关系表现如下特点:

第一,先间接贸易,后间接投资,经贸关系从简单的商品贸易走向复杂的多种生产要素贸易。由于海峡两岸的关系没有完全正常化,不能直接通商与投资,两岸通商与投资只能通过香港为中转站。香港政府海关统计处资料表明,1980年台湾通过香港出口到大陆的金额为12亿港币,而大陆向台湾出口的价值是3亿港币。此数额到1992年分别达490亿港币和87亿港币。1993年,台湾与大陆总贸易144亿美元,占大陆本年外贸额的7%,台湾为大陆第四大贸易夥伴。[10] 大陆亦为台湾第五大贸易夥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一直保持大额度顺差。根据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1993年报告,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系数由1983年的0.55上升到1993年的3.8,而同期大陆对台湾的贸易依存系数由0.57上升到7.06。[11] 两岸依存系数的急剧增加反映了两岸经济结合程度的加深。贸易依存系数是指甲乙两方贸易中,甲方(乙方)在乙方(甲方)贸易额中的比重。

台湾的大陆投资亦随贸易的发展而大幅度增加。1989年台湾在大陆投资还排不上中国外资排名前六名,但在1993年台湾在大陆的实际投资额达31亿美元,为大陆第三大投资夥伴,占大陆当年的外资总额的8%。[12] 台湾在大陆的直接投资七成集中在广东与福建,尤以广东深圳和福建厦门为中心,三成份布在皖、鲁、京、浙、川、琼等省。由于政治风险上的考虑,台湾大财团和大产业还未全面进入大陆。

根据台湾刘荣主先生的研究:在起初阶段,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已工业用原料及零配件为主;而大陆对台湾的出口以工农业原料半成品为主。台湾商人对大陆直接投资以降低成本为主要考量。着眼于大陆的廉价劳力,进行装配加工。近年来,台湾的大陆投资逐步由劳动密集型扩展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由下游加工业转移到中上游原材料,以及装配业。同时,台商在大陆也转向多样化,转向房地产、服务业、股票等行业。

第二,台湾海峡的政府对这种经贸关系态度不一致。虽然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双方仍没有官方的正式法律条文来规范这种经贸关系。两方仍通过半官方性质的海基会(台湾方面),海协会(大陆方面)进行协商。大陆政府对促进海峡的经贸发展态度比台湾方面积极,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措施。反之,台湾方面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是民间促政府。台湾官方制定了“大陆地区物品管理办法”,“对大陆地区间接输出货品管理办法”,“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条文来管理对大陆的经贸关系。台湾经济部建立了一个“两岸经贸互动预警数量模型”,以监督对大陆的经贸发展。据有关人士透露,民间自发性的经贸发展一再突破由这个互动预警数量模型计算出的上限指标。

第三,两岸经贸发展基于良性互动,循序发展,通过香港为中介,成为大中华经济体系的基础。两岸的经贸发展以贸易为先导,带动投资,投资反过来促进贸易,形成良性循环。海峡两岸的经济都从中受惠。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经贸的发展促进海峡两岸人民的互相了解,增加信任感。为将来中国统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大陆与香港关系

大陆与香港的经贸关系发展由来以久。自1949年以来,香港一直是大陆最重要的贸易夥伴。自从1987年台湾取消禁止对大陆探亲的法令之后,随着1997年7月香港回归大陆的期限临近,香港在将来的中华经济区的位置显得尤其特殊。

经济改革开始后,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已高度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广东地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香港仅次于日本,成为大陆第二大贸易夥伴。1990年香港取代日本,跃居首位。1993年香港的统计数字把与台湾的间接贸易划分出来,香港又退居第二位。1993年,香港占大陆外贸总额的17%。[13] 香港的进口市场严重依赖于大陆市场,1990年与1992年,香港的进口市场依赖于大陆的比例分别是32.3%与30.4%。尽管香港不是大陆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但是香港出口到大陆的贸易仍占香港出口总额的17%左右。[14]

香港亦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夥伴。从1986年起,香港一直居于第二位。但是从1993年的数据,[15] 香港已上升到第一位,且远远超过第二位的日本。1993年,香港投资到大陆189亿美元,占当年大陆外资引进的一半。在这189亿美元中,近174亿美元属于直接投资形式(这数字有部份可能属于大陆资金回流)。

香港和大陆的投资关系与台湾不一样,香港与大陆的投资是双向性。即当香港向大陆大量投资时,大量的大陆资金也涌入香港。据有关报导,大陆流向香港的资金并不亚于香港流入大陆的资本。而台湾向大陆投资是单方向,台湾不允许大陆在台湾直接投资。香港与大陆的结合远远超过台湾。现在香港成为大陆的接货点与销售点。而大陆特别是广东成为香港的加工、生产工场。即使台湾与大陆实行三通后,大陆与香港的这种特殊方法仍会发展下去。

(三)两岸三地的经济结合

从经济原理上讲,自经济改革以来,两岸三地的经济结合是十分自然的,完全符合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基本原理。从社会地理来看,三地同文同种,没有文化语言的障碍,地理交通条件方便。三地人民的血缘关系成为经贸发展的自然纽带。从比较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大陆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猛进,急需外资、技术、市场、国际营销经验以及有由市场条件下的管理经验。同时大陆经济迅速发展,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资源,便宜的有纪律有训练的劳动力,这正是已处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之列的香港与台湾所需要的。香港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转口营销中心、国际交通、通讯中心等优势。台湾的制造业基础完备,出口业发达,国际经营有方,现正值技术转代升级阶段,其劳动密集型行业渐被淘汰,大陆需要并能吸收这些转移技术。同时,台湾的巨额贸易顺差,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造成出口竞争能力下降,进口成本上升。对外资本输出是减少这种新台币升值压力的理想途径。而一海之隔的大陆是其理想的投资输出的地方。再则,如果大陆雄厚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基础工业能与台湾的实用科学与先进管理营销优势相结合,两岸的经济合作将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果台湾计划把台湾建成亚洲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国际营运中心,一个迅速发展的大陆经济与稳定安全的台湾海峡亦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郑,1994B)。简言之,两岸三地的经济各自有其比较优势。他们相互的经贸关系基本属于互补性的,是最理想的经济合作夥伴。由此可见,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障碍完全来自于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

从1993年的数字来看,台湾与香港对大陆的贸易占大陆外贸总额的24%。[16] 台湾与香港对大陆的投资竟占大陆总外资的57%之巨![17] 如果两岸三地的经贸按过去10年的状态健康发展下去,将会形成一个以大陆为基础,以台湾、香港为先导的经济磁场。在这巨大磁场吸引之下,一个非排他性的、按比较优势自然形成的、并结合新加坡,东南亚华裔华侨以欧美的华裔华侨财力的,广义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建立并非空想。如果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能以勤劳的双手,建好自己的家园,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福音,亦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两岸三地的结合并非如此乐观,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先谈大陆与台湾的经济结合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台湾政界与经济界对台海之间的经济结合有以下两种消极意见:

第一,台湾将过份依赖大陆。如前所述,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由空白变为依存。但是这种依存是否会变成依赖以及成为大陆要挟台湾的经济杠杆呢?台湾方面的忧虑有其理由:因为自1927年上海国共合作破裂后台海两岸的领导人宿怨已久。从1949年起,两岸军事外交上对峙近40年。现在一夜之间,大陆成为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依赖夥伴。有朝一日,双方一翻脸,台湾经济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大陆与台湾不一样,大陆地大物博,即使失去台湾这个经济新夥伴,大陆的损失可从发展其他新夥伴来弥补。而台湾只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两岸之间经济破裂对台湾的震动远远大于大陆。很明显,两方经济结合的重要政治前提是双方互相信任。台海两岸的经济结合的特殊之处是:在两岸决策人还未解决这重要前提之前,双方的经济已互相结合起来。至今,这种结合给双方政治与社会上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两地人民能通过通商、探亲以及文化交往等形式互相了解。更重要的是,大陆经济日益市场化与改革深化,又为这种经济结合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如果大陆的经济改革能进一步深化,并从制度上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这将会大大消除台湾方面的顾虑。台湾方面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的不定性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对大陆改革的复杂性,反复性的充份考虑是正常的,但是过份强调大陆的不定因素,并以此作为独立的原因,将会不利于两地经济发展。

第二,台湾经济将会“空洞化”。所谓台湾经济空洞化是指台湾商人把产业外移而造成台湾本土产业衰落与就业减少。这种顾虑似乎多余。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1979)的动态比较利益理论,他认为比较优势有不同阶段。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利益阶段大致经历从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再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后过渡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台湾的产业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之间,因此它的劳动密集型不得不转移或淘汰。这种情况并非仅仅发生在台湾,它带有普遍性,曾发生在美、日和香港、南韩等经济。因此,台湾的“夕阳产业”即使不转移到大陆,也会转移到其他劳力丰富的地区。作为政府决策人来说,应把精力放在产品转型升级,产业结构改革上,而不应采取消极的保护主义的措施,认为地延长过时产业的寿命,这将不利于台湾经济发展(参见Li,1994)。事实上,台湾政府已成功地支持台湾的高精尖科技产品的发展,例如半导体,电脑等产业。

况且,把过期产业转移到大陆去也间接带动台湾经济发展。根据严宗大等人(1992)的研究,台商在大陆投资7.6亿美元,可能带动7.2亿美元中间投入品从台湾出口到大陆,约占1990年台湾对大陆间接出口的22%。英国《经济学家》(1991)评述在西方各国面临经济衰退的情势下,台湾仍能继续增长,失业率为2%的原因之一是,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使得台湾经济免受西方衰退的影响。台商在大陆有利可图。据戴一义等人(1989)的研究:大陆生产的产品毛利高于台湾9%,净利高5%,土地、厂房、劳力远较台湾低。

近年来,台湾经济面临着国民储蓄率下滑、民间投资不足、土地人工价格急涨、研究开发热情不够、产品升级换代不快等问题(见《天下》杂志,1992年3月等期)。如果台湾海峡双方能消除疑虑,在政府一级的关系上加强沟通,在直接贸易、直接通讯、交通问题上达成协议,经济合作由民间的交往、中小规模的交往上升到政府、大公司、大资本的交往以及战略性的经济合作,两岸经济合作将会出现新的突破。

其次,大陆与香港的经济结合也潜在许多问题。第一,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香港回归大陆管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虽然香港的“信心危机”的狂飙已过,但是香港人的“信心危机”还未彻底解决。香港1995年第三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放慢到4.2%,失业率为十年之最,达3.6%,消费能力增长乏力。这种状况会持续到1996年。西方分析家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人们对1997年的回归大陆表示谨慎的态度和大陆南方经济因银根紧缩和新外贸政策而减少进口需求(见Oxford Analytical Asia Pacific Daily Brief,2/7/1996)。

香港问题与台湾相似,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大陆将来发展与对香港管理能力的信心。现在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一个仍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能否管好以“亚洲四小龙”之一而著称的香港。如果将来的中国如前文所述,继续以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大陆与香港,台湾的经济差距将会日益缩小。香港的经济将从中得益。反之,如果将来的中国如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混乱、倒退,香港人的信心危机不是没有理由的。笔者对前一种可能性表示乐观。其一,正如第一章所述,经济改革已深刻地改造了中国,任何倒退到原来中央集权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的做法都是不得人心的;其二,大陆正面临着领导权力交替之际。新的领导班子在管理经济上更为务实(见郑,pp11-12,1992)。其三,香港是大陆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尽管随着大陆的全面开放,许多大陆城市与企业直接与西方交往,无需通过香港作为中介点,但是香港仍将是亚洲最重要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与通讯交通枢纽。况且,大陆已在香港作出巨额投资。因此,香港的经济稳定对大陆攸关重要。当然,能否管理好香港对大陆新的领导班子是一个考验与挑战。其四,从香港经济的现实来看,大陆高层领导班子十分重视香港大亨们的建议(Beijing Gets Advice from HK Tycoons,USA Today,2/20/1996),不少香港大财团在大陆大量投资,并参与许多长期性投资项目。

总而言之,两岸三地的经济的进一步结合既取决于大陆经济发展与高层领导的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亦取决台湾、香港方面对大陆将来发展的正确判断以及相应的积极措施。

三、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

这里中国经济有两种含义,一是仅指中国大陆的经济;另一指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的大中国。这里主要针对狭义的中国进行分析,也会涉及到广义的中国,即中华经济区。首先,中国与美日的经贸关系。因为美日两国是亚太地区最强大的经济,亦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夥伴。然后谈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最后谈与世界的关系。

(一)在中国的经贸地位中,日本无论在贸易或投资方面一直都在美国之前,但是近年来美国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1981年,日本是中国第一位外贸夥伴,占中国外贸的25%。美国居第三位,占14%。到1993年,日本仍是第一位,占中国外贸20%。美国仍居第三位,仍占14%。但是美日占中国的外贸差距缩小。[18] 在投资方面,1986年日本亦是占第一位,占中国外资引进的40%,而美国占第五位,只占5.6%。但是到1993年,日本占第二位,占当年中国外资额的13%,而美国变为第四位,占7%。美日占中国的投资比例的差距也在缩小。[19]

美日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有所不同。第一,中国对日贸易逆差,对美顺差;第二,日本投资以贷款为主,而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所以中国一直希望日本能在华增加直接投资,以加速技术转让,但是日本一直按兵不动。这种情况与台湾希望日本增加技术转让一样,日本同样一直台湾方面失望。

台湾,香港对美日贸易情况类似,亦表现巨额对美顺差,对日逆差。[20] 由于台湾许多出口是通过香港到大陆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这造成美方计算贸易顺差时的难度。现在美国国会已表示对中国巨额顺差的不满。中华经济区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与美国在贸易差额方面的摩擦。

第三,现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情况远远大于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从《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4,pp181-185的数字中可见,1990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占日本总进口的3.4%,1992年为5%。1990年日本的出口到中国占日本的出口总额2.6%,1992年为4%。而美国相应的数字是:1990年进口为1%,1992年上升为1.6%。1990年出口为1.7%,1992年2%。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如下几点:第一,中国商品打进美国的市场的余力很大,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目前中美之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第二,美国对中国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发展速度可能超过日本。美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期间完成其经济结构、技术与管理的改造,其劳动生产率超过日本,再次成为世界之首,估计90年代末美国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反之日本还未能从“泡沫经济破灭”中完全恢复。[21]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对美日经济影响增加,中美、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加深的趋势。同时中华经济区与美日的依赖关系在加深。第四,由于中美之间的依存程度不一样,中方大于美方,这成为中方与美方谈判时的制约条件。由于中国以及中华经济区有可能成为下个世纪初最有活力,甚至总体上最强大的经济区域,中美日三国的经济稳定直接对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15年来,中国经济与亚太地区,尤其是亚洲的经济关系密切。中国的外贸60%是集中在亚洲。[22] 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夥伴近年来有所变化。第一,与新加坡的贸易持续发展,1993年中新贸易额为49亿美元;第二,自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与南韩的贸易急剧发展,1993年南韩与中国贸易达82亿美元,超过新加坡名列第六位;第三,与俄罗斯的亚洲部份合作加紧。俄罗斯在1993年对华贸易额为80亿美元,是中国第七位贸易夥伴。最近中国、俄罗斯、南韩、北朝鲜、蒙古五国计划共同开发图们江流域。在联合国的协调之下,这个开发计划雄心勃勃。总斥资为300亿美元。计划把这个东亚区开发成亚洲的阿姆斯特丹(见BBC,12/7/1995报导)。

总的来说,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的反映是正面的。美国华尔街报在第一版以引人注目的标题报导:“中国经济在亚洲初展头角。”(7/24/95,A1)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预测:到2010年,亚洲需求将占世界的1/3。该报告认为,中国无疑是这1/3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

美国著名投资银行CS,第一波士顿驻香港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 Jim Rohwer,在其新发表的著作《亚洲飞腾;为何美国受益于亚洲的经济迅进?》一书中提到:中国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根据法国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国大陆是促进亚洲区域经济繁荣的推动者与市场,而不是具有威胁性的潜在竞争者。报告提出:1984年时,亚洲各国输向中国大陆(包含香港)的商品金额仅为183亿美元。到1994年,此金额增至1200亿美元,约占该区域贸易出口比重的12.3%,而1984年仅为5.5%。而同期亚洲各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金额也从182亿美元增加到1020亿美元,比重由6.2%提高到11.6%(新加坡12/26/95,法新社电)。

但是国际上亦有对中国经济发展在亚洲的影响持消极态度的反映。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995年7月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约束中国”。文中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及影响表示担忧。其理由是国际上很难与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历史曾受到外来欺侮的大国相处。而中国正具有沙文主义因素和受外来欺侮的历史的大国。

(三)中国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提高。由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是全方位的,因此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简列若干影响。第一,随着中国在过去15年的国际贸易大发展与所铺垫的良好基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提高,到下世纪末,中国将会进一步发展成一个世界贸易大国;第二,中国吸引外资的方式将会从长期投资(长期贷款与直接投资)扩展到证券投资的新领域,中国各种证券的建立、发展、健全以及正在筹备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改革已为这新发展提供了条件(郑,1995)。而且中国的跨国型公司以及资本输出会进一步发展,以联合中国商品输出(王,1995)。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将会形成。第三,中国的劳务输出以及技术引进、技术贸易将进一步发展。中国相对有训练的、丰富的劳工输出以及劳动密集型成品出口将会在国际劳工市场上引起剧烈竞争。第四,中国作为了超大型国家全面进入国际生产要素市场,将会严重地影响到国际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价格决定。例如世界劳力工资、世界资本价格(利率)、原材料价格(石油、金、粮食等)。第五,如果亚洲成为下世纪的发展中心,中国将会是这中心的火车头。这个车头将会带动亚洲,从而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第六,中国经济区的形成还会影响到世界区域性经济组织(例如欧洲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的发展与重新组合。

四、结论与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以上部份简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中央集权计划转向市场经济,从而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老百姓是这次改革的受益者。这又保证了经济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的持续。在开放政策与经济改革的带动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得到全方位发展。国际贸易发展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大国并为世界最大的外资引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劳务输出与技术贸易亦得到长足发展。按照预测的中国国内经济环境与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很有可能完成其第九个五年计划,继续保持其在过去15年内经济增长的势头。

两岸三地已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兴的中国经济区。这个经济磁场将有助于更大范围的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区域的形成。中国的经济活动仍以亚洲为中心,并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亚太范围内,日本仍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夥伴。但是美国正在缩短这个距离,将有可能成为与日本并驾齐驱的中国贸易夥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全面地影响到世界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发展与结合。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若干重要的政策建议。第一,在一个充满机会与挑战的新世纪里,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既取决于国内市场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充份利用,亦取决于中国决策者对变幻多端的国际环境适应能力与调整能力,以及将国际的不定因素转变为机会的能力。如前所述,一个较为理想的国际经济环境为中国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中国应继续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做法,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经济竞争将取代意识形态的竞争,这导致国际经济的竞争将会变得更为激烈,中国只有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与相应的政治改革才能保证在这场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两岸三地的经济结合已成为中国经济区的核心,三方都在这个经济结合体中得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决策者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捐弃前嫌,携手共建一个非排他性的,能吸引全球华裔资本与能力的大中华经济圈,任何造成民族分裂,内战的极端措施与行为都是对国家,民族不负责的,同时也给所在地区的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两岸三地经济的进一步结合既取决于大陆经济发展与高层领导的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亦取决于台湾、香港方面对大陆将来发展的正确判断以及相应的积极措施。

第三,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俱乐部的成员。中国应遵循俱乐部的游戏规则,积极争取参加世界贸易组织,遵守国际商业惯例,建立与健全中国的经济法,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商业道德,确保外国商品在华的知识产权以及外资、华侨、港人、台湾人在大陆的财产权利,使中国成为外资、侨资、港资、台资最理想的投资场所与最理想的合作夥伴,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

第四,中国应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两岸三地的经济都与美国经济高度结合。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市场经济,其富有活力的经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广阔与开放的市场、雄厚的资本实力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重要市场与途径,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与发展是中国经济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亚洲和平的保证。

第五,在两岸三地的经济圈中,大陆是个核心。只要大陆在自己的经济管理好了,其他经济夥伴就有信心了,也就有了合作的良好基础。因此,大陆在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要进行政治改革,并提高民族的道德水平,建立与新经济时期相适应的新文化。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造与民营企业的兴起,中国已形成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与敢于寻找新商业机会的企业家阶层,他们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应该以法律形式保护这批人的经济利益,防止1950年代的大规模“一化三改”运动的再次发生。

十五年来的经济改革已深刻影响到并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领导者应因势利导,及时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励精图治,以达长治久安。中国应吸引伊朗的历史教训。伊朗国王巴列维只注意经济西化而忽视社会改革而导致霍梅尼的上台。中国传统的孔孟文化经多次批判已面目全非,中国又缺乏促进西方经济与文明兴起的宗教基础,加之现行理论体系中的许多论述已不适合改革后的中国现实。因而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建立一个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吻合的新文化已成为一项任务。一个强国经济的兴起与其文明、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中国的新文化承担着多种功能:一则它是市场经济下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二则它是中国统一的共同语言,是统一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侨胞的文化依据;三则它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互相沟通与交流的基础。纵观世界史,明治维新带来的经济振兴造成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第三帝国的兴起导致德国法西斯在国际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中国应让世界放心,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正期待着新时期的“贞观之治”“乾隆盛世”。

【注 释】
[1] Chinese Statistics Yearbook:1983,p.20-23,p.64;1990,p.24;1994,p.506;China Foreign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p.19 ang p.22,1994 by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2] Ibid.,1
[3] Ibid.,2
[4] Ibid.,3
[5] China Foreign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p.248-p.249,1994;IMF,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Various years;and the World Bank,World Debt Tables,Various years
[6] Ibid.,5
[7] Chinese Statistic Yearbook:1990,p.153,p.653;1994,p.140
[8] China Foreign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p.327,1994
[9] The 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Group,World Economic Outlook,(Bala Cynwyd,PA:July 1994)
[10] China foreign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pp.106-109,1994
[11] 香港政府海关统计处统计资料。
[12] Chinese Statistic Yearbook (English Version):1987,p.532;1991,p.568;1994p.528-529
[13] Ibid.,10
[14] China Foreign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pp.181-185,1994
[15] Ibid.,12
[16] Ibid.,10
[17] Ibid.,12
[18] Ibid.,10
[19] Ibid.,12
[20] Cinese Statistic Yearbook,p.701 and p.719,p.514,1994;1983,p.440
[21] Ibid.,9

【参考文献】
[1] 王韬光、胡海峰,《企业兼并》尹尊声、海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郑德呈,《中国大陆与台湾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之比较》,台湾经验与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B。
[2] 郑德呈,《亚太地区90年代的经济趋势及其对中国的政策含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普林斯顿,1992 第三卷第二期。
[3] 刘荣主,《两岸经贸关系总览》,现况与展望,美国华府国建会主办的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研讨会,1991。
[4] Bela.巴拉萨,1979,《比较利益的阶段论》,Irma Adelman 主编,经济增长和资源:国家和国际问题,第五卷。
[5] 严宗大、林君、钟琴,(1992)《台商大陆投资与贸易之研究》,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
[6] 戴一义、黄昭夫等人,《业者在大陆经贸活动的经验与认识》,对大陆投资与贸易研讨会,1989年6月。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6 Issue 2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