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冈:邓后时期中国统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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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

一、邓后时期北京对台政策及其走向
二、台北在总统选举前后的大陆政策
三、中国统一的可能途径
四、结语
【注释】

虽然一九四九年以来,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分裂分治的局面,但北京和台北的执政当局均未放弃统一中国的最终目标。中共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将统一台湾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台北历经蒋家父子的威权统治和李登辉时代的民主转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直是官方所刻意宣示的政策诉求,尽管其实际意涵有所变化。事与愿违的是,两岸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方面的诸多差异和双方围绕台湾国际定位问题的主权之争,不但使中国的统一前景短期难以企盼,而且影响到两岸民间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步伐,甚至可能因政治冲突的加剧危及台海和平。后邓时期两岸关系的走向如何?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有哪些主要因素?中国是否可能重新统合?有哪些可能途径?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

一、邓后时期北京对台政策及其走向

1.从“江八点”到台海危机

自一九九五年初起,邓小平即不再公开露面或对外发话,标志着后邓时代的正式来临。与此同时,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于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长篇谈话,除重述中共“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外,着重就发展现阶段两岸关系提出八项看法。[1] 大陆“海协会”随即将“江八点”称之为“中国政府为突破两岸政治僵局、加强两岸经济和文化交流而发布的一个历史性文告”。[2] 从“江八点”出台的时机来看,北京当时显然有意在邓小平去世前,为后邓时期对台政策定调,并以此配合江泽民的正式接班。

从毛泽东的武力解放台湾口号,到邓小平的和平统一方针,北京对台政策经历了划时代的变化。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共仍固守“一国两制”、国共和谈的基调,继续推行以“三通”促和谈与以外交、武力手段打压台湾的软硬两手方针,但在策略上作出了一些调整,例如将统一的时间表从八十年代挪到下个世纪;[3] 将对台用武的前提限定于台湾独立或外力侵台,放弃以武力作为迫和促统的手段;对“一个中国”的意涵保留求同存异的余地,对统一后两岸关系予以象征性的对等安排等。[4] “江八点”进一步昭示北京对台策略的重心巳由邓小平时代的利诱急统,转为防独促和与增进两岸沟通。

如果说“叶九条”和“邓六条”所强调的是两岸统一后的政治安排的话,那么,“江八点”的重心则是如何发展统一前的两岸关系。为此,江泽民在其八点看法中,除了以“两岸和平统一谈判”的弹性提法,避开“两党谈判”和“两府谈判”名义所隐含的主权之争外,只字未提“一国两制”,也未明言反对“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等模式。更耐人寻味的是,江泽民在通篇讲话中,从未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字眼,暗示北京有意与台北就“一个中国”的意涵和统一后的新国号进行商榷。要言之,北京的策略是通过政治和解(建议举行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谈判和高层互访)、经济诱控(强调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认同(以中华文化作为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维持象征性的“一个中国”架构,其底线则是反对台北与其它国家发展官方关系以及参加政治性国际组织。然而,台北是否享有发展对外关系的独立主权,恰恰是现阶段两岸政治歧见的焦点所在,也是“江八点”无法化解的危机根源。

由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诱发的台海危机,曾使不少人担心北京将重新诉诸以武力迫和促统的策略。但事实表明,北京进行军事演习的目的仍在于防独,而不是急统。目前国际社会对北京“武力保台”的决心也仍是信疑参半。而使北京颇为困扰的是,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台湾独立?是根据官方宣示,还是根据某种程度的国际承认?对于台北在“一个中国”的名义下拓展国际空间的“迂徊独立”策略,北京早有警觉,只是难以遽下使用武力的决心。近年台北国际空间的拓展使台湾进一步走向事实上独立,从而使北京面临和战抉择的两难境地。在这种形势下,以军事演习和两岸关系的紧张态势,迫使台北收敛务实外交步伐,并对美国宣示中共为制止台独不惜一战的决心,也就成了北京的理想选择方案。

此外,北京对台文批武吓的目的还在于间接介入台湾选举活动。北京明知新党等第三势力在台湾的影响有限,但因为他们反台独立场鲜明,故仍希望他们能掌握一定的议席,以体现“台湾人民的反台独意愿”,制约民进党和国民党当局的“台独”或“独台”路线。在中共看来,制造两岸紧张局势,并将其归因于李登辉的个人“外交秀”,显然有助于激发台湾内部的统独之争,利用台湾民间求稳怕乱的心理,影响台湾的选情变化。

2.对台策略的重新调整

台湾选举尘埃落定后,北京对台武力威胁巳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着力点。鉴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北京军事演习的强烈反应,白宫有关不鼓励台湾独立、希望两岸加强对话以及愿意为两岸担任调解人的表态,台海紧张局势对大陆台资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台湾的政治现实,北京在台湾总统选举结束后,即开始调整策略。除停止军事演习外,北京刻意提及李登辉在选举期间为迎合要求“稳定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民意而发表的有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言论,为体认李登辉的领导地位、与其正面打交道预设台阶。[5]

选后数日,中共先是发表“北京学者敦促台湾当局以实际行动缓和两岸关系”的有关报导,重新使用在大陆报端消失数月之久的“缓和”一词,继而由江泽民、李瑞环等人发表有关两岸关系“雨过天晴”、“存在弹性”的谈话。[6] 与此同时,北京一面多次宣称“江八点”仍是中共对台政策的指导方针,一面以听其言、观其行的姿态,以台北在行动上收敛务实外交,作为恢复两岸正常关系的条件。对于台北在选举过后有关恢复“海基”、“海协”两会会谈,进行高层互访的提议,北京一概予以“冷处理”,高挂“免谈牌”。

在辜汪会谈三周年之际,北京指责台北“利用两会商谈制造分裂分治和两岸关系缓和的假象”,拓展务实外交和国际空间,坚称恢复海基、海协两会会谈的条件是台北方面“以实际行动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上来”。[7] 中共这一以逸待劳的策略,在江泽民九月初接受法国媒体《费加罗报》访谈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谈话中,江声称“江八点”巳明确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我们欢迎台湾领导人以适当身份来大陆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如果台湾当局确有诚意进行会晤,就应放弃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图谋,停止所谓‘重返联合国’和其它形式的分裂活动,同时在两岸关系上,毫不拖延地采取实际行动,特别是早日实现两岸的直接‘三通’”。[8]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研“江八点”第八条,就可看到江当初在建议举行两岸领导人会谈,或“相互走走看看”时,并未明确提到“一个中国”的前提(与有关举行两岸和平统一谈判的第三条有别)。但在李登辉访美后,北京巳改变了原先的温和调子,对两岸互访预设新的条件。虽然江泽民去年十月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采访时,曾偏离讲稿,再次表示两岸领导人可随时进行高层互访,[9] 但中共新华社事后公布的谈话内容,却是以“只有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才是有意义的”为统一口径。[10]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随后更强调,“两岸关系能否改善,两岸领导人能否会晤,关键取决于台湾当局是否能够真正停止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对高层互访的条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11] 中共总理李鹏在纪念“江八点”发表一周年的讲话中,对其有关两岸高层互访的提议则乾脆略而不谈。[12] 此次江泽民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以台湾停止争取加入联合国等外交活动,以及开放直接“三通”作为两岸领导人会晤的具体条件,抬高价码,把球踢回对方,反映了双方在高层互访问题上的攻守易位,也说明北京对江李会面巳更为谨慎,并未完全回到“江八点”的既定基调。

如果说,政治谈判和军事威胁是北京在李登辉访美前后交替使用的两个重点策略的话,那么,在台湾总统大选后,对台进行外交封杀和经济诱控巳成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当务之急。一九九六年春天以来,中共高层领导人先后频频出访,从人大委员长乔石的俄罗斯、加拿大之行,副委员长田纪云的欧洲之行,李鹏的法国之行,江泽民的非洲之行,到后来江、李、乔等人的再次大举出访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均含有防堵台湾务实外交的深意。另一方面,北京利用香港回归在即的有利时机,加强了对台湾的经济诱控。继中共交通部公布“两岸间航运管理办法”后,王兆国又表示两岸直接通航后的旗帜悬挂问题,可采既非五星国旗也非青天白日旗的第三种旗,亦即所谓“方便旗”,化解彼此争端。[13]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共台办经济局、国家计委外事司、中华全国工商联、贸易发展促进会、国家旅游局的高层官员纷纷访台,意味着中共巳加强推动两岸直接“三通”的力度,且以台湾大型企业为主攻目标。

3.未来走向

在邓后初期,特别是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北京看来仍将维持对台关系的“冷处理”策略,不急于恢复两会协商,或举行高层会谈。经过台海危机后,中共巳不满足于以往只谈事务性问题,却有双方政治关系缓和意义的两会运作模式。在中共看来,两会的功能应以协商政治议题及签署重要协议文件为主要内容。既然双方在开放直接“三通”和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共也就不再急于寻求两岸政治关系的突破,而是致力于对台湾外交封杀和经济诱控,先在这些问题上求得突破,再与台北在政治上周旋。

北京不急于高层互访,跟中共内部在邓后初期的权力继承斗争亦有很大关系。江泽民在邓小平淡出政治舞台之际,发表“江八点”,建议两岸领导人互访,本有为后邓时期对台政策定调与权力接班造势的用意,但李登辉访美效应,却使江泽民的温和策略和领袖“外交”手腕受到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挑战。基于权力斗争的利益考虑,非江系统势力既不愿附和江泽民的温和策略,也不会乐见江李会晤大功告成,让江泽民独占突破两岸政治僵局的荣耀。江泽民在去年十月间对美国记者表示随时可以应邀访台,中共官方却在事后予以否认,正是北京内部权力和政策之争的典型写照。

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制约下,江泽民既想在两岸关系的发展方面有所突破,建立个人政绩,又不敢在敏感的政治议题上轻易让步,以免给政敌留下对台软弱的口实,因此只能在对台策略上作一些有限的弹性调整。鉴于以“三通”促和谈、促统一是北京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巳确立的策略,中共高层对此较具共识,采取先经济、后政治的顺位安排,致力于促进两岸“三通”,便成了江泽民的最佳选择。而对台北有关两岸高层会晤善意表示,中共亦只有静观其变,等待中共十五大权力布局告一段落后,再予以回应了。

促使北京全力推动两岸直航、扩大经贸交流的另一重要契机是香港九七回归。从经济角度看,香港回归中共之后,将难以继续作为两岸“间接”“三通”的中介地,如果届时两岸未能直接“三通”,现有经贸交流规模和香港的经济繁荣将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为此,北京必须及早采取因应措施,争取“三通”的早日实现。从政治角度看,香港是中共实行“一国两制”模式的试验点,为证明该模式的可信度和可行性,中共首先必须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鉴于去年三月台海军事演习对香港民心的负面影响和香港回归在即,北京在香港过渡期,应不会轻易再在台海兴师动众,以免影响回归期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总之,在中共权力继承和香港过渡期因素的双双制约下,北京对台北政治和解和军事打压手段的施展空间均为之缩小,除在外交上对台北继续予以封杀外,全力推动两岸直接“三通”,自然成为北京在经济上拉住台湾,防独促统的重要手段。

二、台北在总统选举前后的大陆政策

1.台北在大陆政策和务实外交之间寻求平衡

从蒋经国到李登辉,台北的内政外交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台湾的外交孤立与两岸军事对峙局面的结束,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紧急状态统治”面临合法性危机。为此,蒋经国在其晚年发动了以回归宪政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使台北当局日后得以摆脱“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束缚,拓展务实外交,渐次开放两岸民间交流。李登辉主政后,台北提出“一国两府”模式,一面积极以“中国台北”的名义重返国际组织,通过“渡假外交”、“金钱外交”,与一些国家发展非官方关系,进而寻求国际社会的交叉承认,一面正式宣告终止“动员勘乱时期”,逐渐淡化对大陆的主权要求,制定“国家统一纲领”,成立“海基会”,开放两岸间接“三通”和半官方接触,寻求与大陆改善关系。“国统纲领”涵盖以交流互惠为内容的近程阶段,以互信合作为内容的中程阶段,以及以协商统一为内容的远程阶段。根据台北的解释,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或举行高层会谈属于中程阶段的内容,其前提是中共承认台北为对等的政治实体,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停止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取决于北京对台湾独立主权的承认和尊重。至于远程的统一目标,必须等大陆实现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后才有可能实现。

“江八点”出台后,李登辉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初发表“六点看法”,正式予以回应。[14] 虽然“李六条”同样宣称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以及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互利互补关系,但其强调的是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对于江泽民有关两岸互访的提议,李登辉以在国际场合自然见面为宜相回应。至于有关结束双方敌对状态的谈判,台北坚持其前提是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从“李六条”的行文看,台北似巳不再坚持以中共停止对台外交打压作为两岸和平谈判的条件。换言之,台北可能认为改善与大陆关系和拓展务实外交可以分开进行,而不必坚持“议题联结”的策略。但两岸刚刚开始出现的谈判契机却因李登辉访美和中共的强烈反弹,迅速中断。

在台海危机期间,台北仍继续在外交空间和大陆关系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重申推行务实外交,争取国际地位的既定政策,同时不断宣示“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主张,希望以“江八点”和“李六条”作为未来推动两岸关系的桥梁,建议台湾总统大选后两岸举行高层会谈,且暗示谈判地点可有弹性。但由于台湾民意对中共外交打压和军事威胁的普遍不满,国民党为争取选票,在选前更多地强调务实外交的优先性。例如,李登辉在九五年九月初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华民国领导人,“必须对国家尊严有所表示”,“人民不能在孤立中生活”;[15] 在十月初谈到“主权在民”原则时,再次提及“台湾人的悲哀”,其后又表示当选总统后,“要到大陆想都想不到的国家”去访问。诸如此类与北京公开较劲,以争取选民的言论,很自然地构成了国民党以及民进党竞选言论的重要内容。

2.台北在总统选举后的政策走向

北京的军事演习对台北的政治生态和大陆政策究竟有何影响,两岸有不同评说。台北方面认为,中共军事演习反而激发了选民的台湾意识,李登辉以百分之五十四得票率高票当选,说明了台湾人民不畏强敌,坚持国家独立主权的决心,也证明了北京“要把李登辉拉下马”的计划的彻底失败;民进党将选举失败的主因归于“弃彭保李”情结,并以百分七十五以上的台湾人民支持“明独”或“暗独”为由,说明中共的武力威胁无助于影响台湾民意。中共则在选后宣称其反台独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理由是第三势力两组总统候选人林洋港(百分之十四点九)和陈履安(百分之九点九八)的合计得票率超过了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彭明敏的得票率(百分之廿一点廿三)。[16] 有些支持中共的海外学者甚至认为,在三月的台海危机中,中共对外显示了决心,表明了为达成军事演习目标、维护台湾主权、不惜与美国一战的姿态,从而迫使美方有所退却。而美国政界和学界绝大部份有关人士则认为,美国两次派遣航空母舰巡戈台海,成功地遏阻了中共对台用武企图和军事演习的力度,也显示了美国维护台海现状与和平的决心。

如果我们比较九四年台湾省和台北、高雄两市选举、九五年立法院选举和九六年国民大会选举,可以看到民进党的得票率的确从百分之三十五点六降为三十三点二,再降为廿九点九;新党的得票率则由百分之七上升为百分之十三,再升为十六点七;国民党在三次选举中的选票则游离于百分之五十点一、四十六和四十九之间。[17] 民、新两党选票的消长似难排除中共的外力作用,国民党则因蚕食了民进党的部份票源,而未受到北京打压的影响。由于总统选举更易受到候选人个人因素的影响,上述三次选举较能反映台湾三党政治生态的分布及其变化。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北京对台进行文批武吓,未能影响国民党的支持率,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扶植第三势力、削弱民进党的目的。根据选后民意代表的政党分布结构,民进党仍为第二大党,但因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低于第三势力两组人马的合计得票率,加之李登辉高票当选,国民党日后处理务实外交和两岸关系问题时,可以较少地受到民进党强硬路线的制约,易于左右逢源,扩大与北京打交道的灵活空间。

事实上,台北在总统大选后便开始调整大陆政策和务实外交的轻重取向。李登辉当选后,一方面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和治权目前均不及于大陆,台北要继续争取加入联合国;另一方面又表示今年将会很忙而无法出国访问,透露了降低两岸紧张局势的愿望,并表示将广集各界意见,“优先处理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研拟签订和平协定”,以兑现其在选举期间有关“改善两岸关系是当选者当务之急”的承诺。同时,行政院长连战也表示应排除巳往对高层见面时机、埸合、议题、身份等所预设限制。台北官方立埸的微妙变化,在李登辉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有进一步的披露。

第一,李在演说中虽未明言“一个中国”原则,但巧妙地以“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苦难的中国”一语,暗示中国只有一个。且以“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宣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立场。第二,李强调台北“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采行所谓的‘台独’路线”;两岸“隔海分治,乃是事实;但是海峡双方都以追求国家统一为目标,也是事实”。第三,李宣称台北将继续推动务实外交,以“拥有必要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但对于中共最为敏感的争取参加联合国问题,语焉未及。第四,李宣称只要“国家需要,人民支持”,“愿意带着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的共识与意志,访问中国大陆,从事和平之旅”,对高层互访不再预设具体的前提条件。[18]

虽然台北在选后多次要求缓和两岸关系,北京却不愿轻易恢复两会之间的磋商管道。而台北亦不愿放弃独立主权,无条件开放直接“三通”。面对北京的经济攻势,香港九七回归的临近和台湾民间厂商有关早日“三通”的要求,台北基于“安全、对等、尊严”的原则及加强台湾经济竞争优势的考虑,坚持在“亚太营运中心”的总体框架下规划“境外航运中心”,从货物转运及简单加工开始,再逐步设立特区,作为两岸通航、通商的中介地,替代香港的中转地位。此一“区域三通”前瞻性规划与中共有关两岸定点“三通”的主张,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其关键点是强调两岸通航、通商必须分步骤逐渐推进,维护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进一步开创台湾经济的国际发展空间,其政治意涵和战略考虑,与中共的“三通”主张殊然有别。为减轻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李登辉在九六年八月间发表重新检讨亚太营运中心的谈话时,告诫厂商应份散经营后,又于九月间要求厂商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则,节制两岸交流步伐。[19] 两岸对民间交流幅度和方式的不同规划,反映了双方的政治歧见,也说明双方的经济整合并非易事。

三、中国统一的可能途径

1.武力统一途径

古今中外的分裂国家,不乏以武力手段、最终实现统一的例子。中共在八十年代亦曾考虑过以战迫和的策略,声称如果国民党长期拒和,就将对台使用武力,迫使台北走到谈判桌上来。但实际上,大陆军力既不足以强行攻取台湾,也未必具有封锁台湾的实力,加以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坚持军售台湾、维持两岸军力平衡的政策,北京在考虑武力统一的途径时,不得不慎而又慎。为此,北京在进入九十年代后,便将武力限定为防止台独的最后手段,以“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保持对台军事威慑的可信度。

在邓后时期,北京是否将因军力的提升而重新考虑以战迫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维系对台军售政策,对台湾安全提供保障。根据中美“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将在质与量上限制对台军售。但在其后十几年中,美国实际上依据的是《台湾关系法》的有关规定,并未如约逐年减少对台军售规模,美国对台出售武器装备和军事科技的质量远远超过了中美建交前的水准。[20] 中共在台海军演期间,美国两次派遣航空母舰巡戈台海,以遏阻北京对台用武企图和军事演习的力度,说明美国不愿放弃其在台海的安全利益。

中美关系改善后,北京料将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游说、施压,希望美国减少对台军售,以及逼迫台湾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但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亦有其不可松动的底线,亦即在一个中国的象征性架构下,对台湾安全提供保障,反对强行改变两岸划峡分治的现状。美国坚持军售台湾的目的,就在于维系台海两岸武力均势,遏阻中共攻台企图,从而确保台海和平以及亚太地区的繁荣、安全与自由。另外,冷战的结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传统军火市场,仅仅是为了维护国内军火厂商的利益,华府也将极力维持现有的对台军售格局。

如果说,在八十年初期,美国尚有可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量,在军售台湾问题上对北京作出某种妥协的话,那么,在后冷战时期,中美之间巳经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假设敌作为连结双方利益的重要因素,两国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更带有零和游戏的性质。柯林顿连任总统后,即使急于寻求北京在全球事务的合作,恐怕也不会漠视“台湾牌”的价值,轻易牺牲美国在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也不会置共和党主控的国会的意见于不顾,违背《台湾关系法》有关维持台海和平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难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中共在后邓时期以武力迫和促统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2.经济整合途径

西欧国家由建立经济共同体,进而寻求政治整合的经验,为中国的未来统一,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八十年代后半期,建立“大中华经济圈”逐渐成为港、台、大陆和海外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其涵盖的范围有相当差异。最明显的差别是大陆和香港学者在使用“中国经济圈”、“海峡两岸经济圈”和“华南经济圈”、“中国人共同体”、“中国圈”、“华东南自由贸易区”等概念时,所涵盖范围不外乎大陆和台港澳等地,但台湾学者高希均先生和美籍华人学者郑竹园先生所分别提出的“亚洲华人共同市场”和“大中华共同市场”模式却均将新加坡包括在内。[21] 两岸对经济整合涵盖范围的不同认知,与双方的主权之争有很大关系。北京的方案将经济共同体视为中国内部的区域整合,颇有“在经济上拖住台湾”、“以三通促统一”的玄机;台北的方案则属国际间区域经济整合的性质,不以统一为预设目标,故而强调以新加坡作为合作夥伴,增加与北京打交道时的缓冲因素。

西欧经济共同体的成功经验是否可运用于中国的统一过程?西欧共同市埸在建立之初,其成员国均属自由民主国家,且互相尊重彼此主权,故而得以避免摩擦,循序渐进地推动经济整合和政治整合过程。与此相反,海峡两岸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虽然大陆近年努力建立市场经济,实行基层民主选举,但与实行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台湾仍相去甚远。据统计,截止一九九五年底,前往大陆投资的台湾厂商累计巳达三万家,协议金额两百八十三亿美元;九五年双方间接贸易亦巳高达两百廿五亿美元。[22] 然而,由于政治纷争,双方至今无法签订投资保障协定之类的经济性协议,更不用说就建立经济共同体达成共识。在两岸的制度和主权之争得到化解前,经济整合的效力究有多大,值得存疑。近年两岸经贸交流虽有增长,政治关系却未见根本缓和,以此推论,仅仅扩大两岸经贸交流幅度,并不足以促成中国的重新统一。

3.政治协商途径

鉴于台海分治、制度迥异的现实,两岸在短期内难以达成统一的共识。北京对此或许也很清楚。中共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九六年四月初接见泰国华文报业访问团时就曾表示,“中共提出一国两制,一国的原则是确定,至于两制可以等将来再谈”。李还指出,“中共认知台独问题与反统一或本土意识要分开,也了解台湾有些人不希望富而小的台湾与穷而大的大陆合起来,不过谁能预测将来大陆不能富起来?”[23] 李的这一表态,与“江八点”强调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发展现阶段两岸关系,颇为吻合。

事实上,在大陆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之前,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很小。中共的“两制”模式,难为台湾方面所接受;台湾方面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模式”、“多体制国家模式”、“两德模式”、“邦联模式”、“联邦模式”等,不是被中共视为“和平演变”的阴谋,就是被划上“分裂祖国”的等号。为此,如果海峡两岸对中国的最终统一确有信心和耐心,就不应急于一时,而应通过平等协商,从化解主权之争入手,培植互信互惠精神,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为未来的统一创造有利条件。

举行两岸政治和谈,本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从邓小平一厢情愿地寄希望大陆籍国民党当局与北京私相授受,到江泽民倡导吸收两岸各党派代表人士进行和平统一谈判,说明中共对台湾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的现实巳经有所体认。与此相应,台北从八十年代的“三不政策”,到“国统纲领”中有关两岸高层会谈的三个前提条件,再到李登辉有关“从事和平之旅”的提议,在两岸和谈问题上的态度巳由消极回避,转为积极回应;美方由当初对两岸谈判不予介入或鼓励的立场,转为希望两岸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也都有利于促进两岸政治接触。

目前的问题是,中共何时愿意结束对两岸政治接触的“冷处理”策略,完全回到“江八点”的基调?如果北京在十五大人事布局定案、收回香港、两岸经济交流扩大、中美互访以及与南非等国家建交后,再对台北提议进行政治谈判,台北是否会因经济、外交筹码的丧失,而以“国家不需要,人民不支持”为由,转攻为守,拒绝两岸会谈?即使两岸谈起来,如何解决台北的外交空间问题?两岸能否就维持彼此对外关系现状达成“休战”协议,互不挤压对方?北京是否愿意与台北共组代表团,参加国际性政治组织?台北是否愿意被中共矮化为纯经济实体?所有这些问题,均关系到双方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不同铨释。从海峡两岸在政治谈判问题上的攻守易位看来,目前双方的有关提议和回应,仍处于政治喊话阶段,在短期内未必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四、结语

根据功能主义理论,分裂国家通过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的交流和合作,可渐次达成国家的重新统一。然而,近年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不但未能带来双方关系的根本缓和,反而因千岛湖事件的诱发,凸显了双方在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上的差异。加以李登辉美国之行的后遗症,两岸关系陷入和战难定的低迷状态。台海危机后,两岸关系开始了新一轮的互动。北京对台策略的重点,从文批武吓转为外交封杀和经济诱控两手并举,不急于全面恢复李登辉访美前两岸关系的相对缓和局面;台北在坚持务实外交和控制两岸“三通”进程的同时,对举行两岸高层接触与和平谈判采取了更为主动的姿态。与此同时,华盛顿开始重新检视对华、对台政策,鼓励两岸和平对话,寻求重建中美合作关系;香港即将回归大陆,使目前两岸间接“三通”的格局面临调整的压力。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制约下,后邓时期的两岸关系呈现出既潜伏危机又充满活力的貌相。

在两岸主权和制度之争未见消除,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的情况下,中国走向统一的唯一捷径是两岸共组松散的邦联体制,让双方在象征性的“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享有事实上的对内、对外主权,通过发展经贸合作,缩小两岸的政治和经济差距。此一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岸政治的良性互动和内政外交的未来走向。根据目前的情形研判,在本世纪内两岸关系仍将维持不统不独的僵局,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统一共识之达成,亦非一件易事。

【注 释】
[1] “江八点”全文见《世界日报》1995年1月31日。
[2] 中新社北京二月三日电,见《世界日报》,1995年2月4日。
[3] 1992年中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明确告诉大陆对台工作人员,廿世纪结束前两岸没有统一的可能,目前对台工作的重点是扩大两岸经贸交流。
[4] 详见林冈,“台海冲突的前提,后果及防范”,《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2期。
[5] 新华社北京1996年3月23日电。
[6]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3月29日;《世界日报》,1996年4月9日,4月11日。
[7] 中共新华社文章,见《世界日报》,1996年4月27日。
[8] 《人民日报》,1996年9月7日。
[9] 高新,“台湾应采取何种对策以创造两岸关系双赢之局面”,见《双赢?双输?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明居正编),台北,中华欧亚学会,民国八十五年三月。
[10] 江泽民谈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发展前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0月18日。
[11]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0月20日。
[12] 李鹏谈话内容见《人民日报》,1996年1月31日。
[13] 《中国时报》1996年8月30日。
[14] “李六条”全文见《中国时报》1996年4月9日。
[15] 见《民众日报》1995年9月5日。
[16] 新华社北京1996年3月23日电。
[17] 《中国时报》1994年12月4日,《民众日报》1995年12月3日,《台湾公论报》1996年3月27日。
[18] 《世界日报》1996年5月20日。
[19] 《中国时报》1996年9月15日。
[20] 王德育,“美国对华军售政策”,《美欧月刊》,中华民国八十五年三月。
[21] 详见刘泰英,“‘大中华经济圈’发展的条件与前景”,迎接中华民国新时代研讨会论文(《中国时报》主办),1992年7月。
[22] Chang King-yuh,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East Asia’s Future,” The Free China Journal}, May 17, 1996.
[23] 《世界日报》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一日。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7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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