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邓时期的问题与政策的分析

张欣
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

一、从经济过热、“软着陆”到经济景气不足
二、“紧”还是“放”:关于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论争
三、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两难困境和对策
【注释】

东亚金融风暴出现后,对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稳定性有各种猜测。本文回顾1992年以来大陆经济的宏观形势,分析朱熔基主导下的经济“软着陆”实现后,大陆经济发展中的两难困境、近来大陆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

一、从经济过热、“软着陆”到经济景气不足

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以近两位数率增长,举世瞩目。1992年起邓南巡讲话虽然推动了经济思想的解放、加快了改革,但是对宏观经济环境也造成了很大压力,经济开始过热,固定资产规模膨胀失控,1993年物价急剧上升,1994年粮价调整进一步恶化物价形势,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7%。为了稳住经济形势,1993年以朱熔基为首的中央决策者采取了经济和行政手段并行的紧急措施,经济上紧缩货币发行,控制贷款规模,1993年7月恢复了三年以上居民保值储蓄,同年5月15日和7月11日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幅度为45.2%;财政上加强税收征管,增加国库券发行任务并限期完成,以控制流通中货币。朱在1994年同时进行了财税、汇率、金融、物价等全方位的改革,采用了一系列行政手段,包括加强投资项目管理、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制止乱拆借乱集资及乱设金融机构、加强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管理、加强物价控制等,以便整顿经济秩序。

这些政策虽然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的局面,但是并没解决经济过热造成的结构问题。1994年初固定资产投资类商品价格如钢材、水泥的价格回落,谁知六月份粮食调价政策出台后,立即引发恶性通货膨胀,1994年十月通胀率达27%。造成这个通货膨胀的原因和1993年不同,主要是粮价上升和农业歉收、特别是蔬菜价格上涨造成的。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又增加了保住“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措施,以及加强农业投资、强化物价监管等。1995年起通胀率逐渐回落,1996年全年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6.1%,1997年4月比上年上涨1.1%,这说明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在1997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9.4%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并存的形势,政府称之为成功的“软着陆”。

在这次宏观调控的过程中,除了朱熔基以外,还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年龄层次官员的比较成熟的决策思想库,包括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朱晓华等。他们与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人完全不同,基本上没有毛、邓式的农民理想主义和好大喜功的思维方式,这些技术官僚熟悉现代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能有效沟通,了解经济过热的恶性后果。除了这些官员以外,学术界也出现一大批提倡谨慎的宏观政策的经济学家。在这次的宏观调控中,基本上奠定了后邓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指导思想。

到1997年底,通货膨胀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其它经济体制与结构上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形势能否持久,就成了疑问。1997年第三季度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显著下降,从第二季度的9.4%一下降到8%,虽然8%还算是相当高的增长率,但是一个季度减少1.4个百分点,假如这个势头继续下去的话,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只有5%了,中国的大部份领导人大概难以接受这样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经济过热和“软着陆”,现在似乎又滑入景气不足的状态,其表现如下。首先,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企业反映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停产半停产企业大量增多。早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统计了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就发现,生产能力能比较充份利用(生产能力利用率达80%以上)的产品只有33种,仅占35.1%,主要是能源和部份化工产品,近三分之二的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其中生产能力闲置程度达到20%到30%的产品有26种,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能力闲置达50%以上的产品有35种,主要是轻工家电产品、部份机械、化工及纺织产品。1996和1997年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相反还变得更加突出了,国内不少专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此种情况。[1]第二,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大,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滑坡,1996年11月底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3.7%,生产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在1995年实现利润总额已经下降2.7%的基础上,1996年一季度实现利润不及上年同期的一半,国有企业盈不抵亏,净亏损34亿元;进入二季度后,尽管情况逐渐有所改善,但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总水平下降的局面仍未改变;1996年1至11月与上年同期相比,38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下降21%,其中国有企业下降55.1%。第三,银行呆账坏账增多,估计占全国银行总应收贷款的20%以上。企业资金循环不畅,产成品占压和相互拖欠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资金的紧缺状况。据对全国38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统计,到1996年11月末,产成品占压达5430亿元,比年初增加800多亿元,不合理库存超过1500亿元;应收账款净额达9257亿元,增加1200多亿元,不合理拖欠超过3000亿元。[2] 第四,失业和下岗待岗职工增加。至1997年9月为止,全国共有失业人员800多万,其中600多万为下岗职工。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4%,高于去年同期,如果加上其它半失业和农村中潜在的失业人口,失业率高达17%。第五,许多产品的价格实际上在下降,例如粮食价格下降,鲜菜和鲜果价格下降10%,日用品特别是家用电器产品价格下降,机电产品1997年3月份下降3.3%。

二、“紧”还是“放”:关于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论争

大陆经济显示景气不足的状况后,许多经济学家(如厉以宁等)认为,经济已出现衰退的迹象。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指出,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银行信贷增长偏低,国家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用不完”,商业银行归还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数额越来越大,国家商业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平均比重下降到75%以下,有的银行甚至下降到50%以下;1997年上半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幅为19%左右,不仅是近年来最低的,也明显低于23%的计划目标。该报告说,虽然货币当局主观上并不想紧缩货币,但上述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目前事实上已处在“货币紧缩”状态。这派经济学家认为,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如果不松动货币供应,经济会“起动不了”,他们主张放松货币发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认为1997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增长13.5%,偏低了。樊钢还认为,过份追求宏观稳定,要象西方国家那样维持“2%的通货膨胀率”,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过于奢侈了。[3]

对此,以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为代表的一派不完全同意。他在1997年8月15日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央银行仍然要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过他说,中央要适当调节宏观调控的力度,改进金融服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首先要合理掌握贷款增量,国家银行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切实加强现金管理,同时要安排好产品有市场、有效益、还款付息有保证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要支持经济效益好的在建工程加快建设进度,要适当扩大科技货款的投入。虽然戴相龙强调偏紧的货币政策,但是在通胀率下降的情况下,1996年中央银行还是两次下调利率,1997年10月23日利率再次下调,这反映出央行宏观政策的微妙改变。戴相龙一再强调,金融政策要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对一些效益好的、还款付息有保证的基础建设项目,可由借外债改为用本币、适当增加人民币贷款;要积极按条件发放“安居工程”贷款,适当增加居民购房抵押贷款,促进中低档商品房销售;要组织银团贷款,支持企业横向联合,培育企业集团,支持经济区内大型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要适当支持其他经济成份的企业对信贷资金的合理需要;在重点支持大中型企业的同时,也要按信贷和产业政策,支持在市场中有竞争能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亏损企业的贷款要区别对待,凡不能还本付息的、不能用贷款解决其困难,但对还款付息有保证的企业,或亏损企业中有市场的产品,银行应酌情支持。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邱晓华也认为,1998年应继续实行“稳中求进、适度从紧、紧中有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宜作大的调整,总量调控可基本保持1997年的力度,并进一步加大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靠改革促调整、以调整促效益,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他认为,199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注意三点。第一是要改革国有企业机制求活力,不能靠简单地注入资金去帮助企业脱困,而是要通过改革和调整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其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力度,利用直接融资等多种方式,帮助企业增资减债。第二,通过盘活积压商品房,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国内商品住宅空置面积高达5000万平方米,积压资金达800亿元人民币,不仅严重影响房地产业的稳定发展,制约了新经济增长点的发育,也严重影响了社会资金的正常循环,因此新的一年里宜把盘活积压商品住宅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来抓。第三,应该调整投资结构,投资总量的大小是保持合理社会需求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则上应努力做到投资的适度稳定、超前增长。考虑到目前让投资主体承担投资风险的改革尚未到位,宏观调控稍有放松,投资就可能再次膨胀,新的一年还不宜在投资总量上放松得太多,而应把调整投资结构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他建议在继续严格控制一般性投资项目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城市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控制。他认为,这些工作若能到位,1998年全国经济增长率也有可能继续保持与上年相当的水平、达到10%左右,而物价涨幅也不会高于4%。

社科院顾问、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并不“偏冷”。他的理由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宏观调控预期的全年目标(8%),处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8%-10%),排在世界各国的前列,速度不算低,不能说“偏冷”。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2.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8%,实际增幅与上年同期大体持平,出口同比增长26.2%,今年上半年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最终需求的增长幅度都高于GDP的增长幅度(9.5%),对经济增长的拉力不低,不能说需求不足。现在出现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这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有利于实现消费者选择的主权,促进市场竞争,比求大供的“短缺经济”或“卖方市场”,更便于调控。不能一见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的出现,就惊叫“需求不足”。他认为,1997年上半年注入经济的贷款和投资增幅并不低,出口结汇也增加了不少人民币资金,上市公司在股市又吸收了不少资金,实质生产部门的资金转向虚拟资本部门,在股市上炒作,说明资金不那么缺;货币供应量M0、M1、M21997上半年的增幅是19%、19.1%、20.6%,都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9.5%)加物价上涨率(1.8%),也说明资金不那么紧。今年上半年物价涨幅继续下降是好事,主要得益于农业,这样的形势并不稳固,不能掉以轻心。他指出,有人一看到物价涨幅低,就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双低”,提出要实行“适度的”物价上涨,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不妥当的。对通货膨胀的口子一开,只能刺激新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各国经验普遍证明了的真理,中国不能重蹈覆辙。

刘国光分析了宏观政策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就业问题十分复杂,要多渠道综合治理,尤其要做好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再就业工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工作,这决不单是“松银根、刺需求”所能奏效的。中国目前的情况主要是供给结构扭曲、盲目追求粗放扩张、以及重复建设超过正常需求所造成的,一旦需求膨胀消除,便会暴露出来。有人提出用扩大投资的办法来刺激需求,但在目前体制条件下,这只能继续鼓励粗放、重复建设,进一步扭曲供给结构。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不是刺激需求总量、加快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改进结构、提高素质和效益的问题,这要靠两个根本性转变来实现,在宏观环境上要以适度从紧的方针来保证。现在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应当利用大好时机,加大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力度,这才是当务之急。

从这一轮“紧”和“放”的争论中可以看到,中国占主流的官方经济指导思想,与毛泽东时代已有根本不同。在毛泽东时代,经济上冒进、追求盲目增长的方针占主导地位。而现在中国新一代的经济领导人,对通货膨胀与持久增长的关系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理论都相当熟悉,谨慎的宏观政策思想在后邓班子中占重要地位。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学界与经济决策阶层的成熟与进步。

三、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两难困境和对策

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外贸、外汇储备等指标,比其它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要出色,但是,中国实际的经济形势仍然面临相当严峻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目前的良好表现可能很快消失。以上两派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目前,中国经济确实总体有效需求不足,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结构扭曲现象。这种结构扭曲,首先表现为企业体制的扭曲,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仍然吸纳、浪费大量资金,没有转变到适应市场竞争的体制下;其次是就业的扭曲,除了劳动力配置以及劳力训练等问题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心态还没从旧时铁饭碗的体制下根本转变过来,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第三则是产业结构的扭曲。

如果从总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个判断出发,对策似乎应该是增加有效需求。根据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可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刺激企业投资、增加信贷、增加政府开支等。中国目前通胀率相当低,同时经济增长不断减速,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似乎需要宏观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在结构扭曲的环境下,这些做法却会有减缓结构调整、甚至加重结构扭曲的副作用。例如,在中国所有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宏观上放松银根后,注入的资金很可能多数流向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同时阻碍顺应结构调整的再就业工程。所以,邱晓华和刘国光等的忧虑并非无道理。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如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战等,也主张宏观偏紧的政策要再坚持一下,应当把结构改革的问题搞好后再放松银根。

问题在于,结构改革的过程可能相当长。假如,中国熬上两到三年后,结构扭曲的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那么现在就应该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虽然短期内增长率下降到4%,但是换来了结构与体制的完善,从而保证以后长期的持久经济增长,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但是,如果结构调整期长于五年以上,连续多年维持经济的低增长率,对就业、福利等方面的危害就很大了,中国政府恐怕又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事实上,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很可能是长期的,而无法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完成。

我认为,中国可以适当权衡两者的关系来作宏观微调。目前经济增长率仍有8%,不必过虑,可以继续适度偏紧的宏观政策。但在约束硬化的条件下,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利率可以进一步调低,以刺激有效投资;同时要加快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如果物价保持稳定,而经济增长率跌破7%,央行就可以考虑采取刺激经济的手段,不过使用这样的手段必须非常谨慎。在财政方面的刺激手段上,政府应该主要资助基础建设、环境保护、农业等有外部经济效果的部门;财政不应资助所谓的长期战略部门,如高新技术或“婴儿”工业等,因为这些产业可能有很高的投资回报,只是回报周期长一些而已,可由商业银行给这些部门长期贷款,利率则可以降低。在金融手段方面,中央银行自1996年以来已三次下调利率,现在通胀率很低,名义利率下降一些并不会造成很大问题,但是利率下调可能恶化目前已经过热的股票市场。政府可以考虑增加股票发行,以及在股票交易上增收手续费或徵税,以冷却股票市场。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尚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现代手段,其原因如前所说,一是经济结构扭曲,二是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尚未解决,三是货币市场尚未成熟,四是金融市场投机因素强烈。因此,在最近的将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会继续保持自己的特点。在今后一段期间内,宏观决策部门应密切注意观察经济趋势的变化,加强对经济运行态势的监测预警。当然建立一个可行又精确的系统是相当困难的,短期内可行的方法是选择一些主要的观察指标来确定态势,如在完善宏观景气分析指标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观察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参考指标。

结论

中国大陆1994年出现结构性通货膨胀以后,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取得一定效果。邓小平之后的经济决策思想和班底,在此段时间中已经基本形成。1997年通胀率进一步下降,但同时经济增长迟缓、就业压力严重的迹象也日渐显露,企业和地方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增大,而中央银行及部份经济学者则认为,偏紧的宏观政策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造。在中国总体有效需求不足而经济结构扭曲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应视情况随时微调,同时加快结构和所有制改革。从这一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后邓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在理解现代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实践上,已经成熟起来,他们和毛、邓时期的经济指挥者已完全不同,这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希望。

【注释】
[1] “正确看待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国家信息中心简报》。
[2] 同上。
[3]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杨启先,“适当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厉以宁,“谨防’刹车容易启动难’”,均见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经济热点分析》。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8 Issue 1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