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我与我的故乡离别很久了。

离开她的那一天,我捧着一颗父亲为我削掉皮儿水分淋漓的梨,我们的愿望很明确,离开,不再回到这个偏僻的地方。

自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始,我的祖辈们在这里避居十余世了,祖父和父亲都曾试图远行追寻心海中的梦想,但皆因社会的乱相羁绊无法远航。

车行时,我表情严肃,凝视着前方。

现在,我想回到我的故乡。我个人和社会的理想可以被人或异形任意蔑视、肆意践踏的时候,那么,回到故乡,回到亲人身旁是我新的盼望。

我的向往是有根据的:与其让他辞职漂泊于无地,不如给个地方把他栓着固定下来,如此方便监控,更符合当局的便宜和利益。对于那个大字不识几箩筐的教办主任,我充分地展示了我的蔑视,然后如愿回到老家的初级中学——保石镇中学继续教书。

父亲曾在此任教过,我也曾在此上过两年学。现在算是重回故地。

除了十来株桉树高大挺拔外,学校是彻底地破败着。因为几个昏庸透顶的人把持着学校,所以几乎年年没有人能靠读书升学改变命运,百姓们恨得牙痒痒,骂道:一群钻米虫。校舍没有大的改变,改变的是它的容颜,暮气沉沉,年老色衰,青春不再。教师宿舍不多,一间教室隔成六个小间,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猪圈。因为数量有限,只住着九户人,所以,能够享受上猪圈待遇的人并不多,其余20多人自己解决,或回家或在附近租农民房。

我就每天回家,朝而往,暮而归。下午放学,可以在街上买一块肉回去,到家里可以替妈妈挑水、干些农活。我的身体在收容所里变虚弱了一些,对于重活,暗中咬紧牙关。想想多少年离家不在,现在做些补偿,觉得不无自在。

家中的老人们倒有些不自在:娃儿没法读书啊。

尽管他们知道,我今日的处境全是读书太多太甚惹的祸。但不读书他又能干什么呢?非憋坏不可啊。

其实,他们还看出,我现在的孝顺,多少有些勉强的成分,用一阳自己心里窝藏着的话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消失了,再也尽不了那份孝心。”

父亲叹了口气,说:“在街上给你租间房吧。”

此时间,去除最初所谓的自在而外,我的确也不忍心直面祖父母和父母一刻也不间断于我当下处境的怜惜和怜爱目光,我需要一个安放书桌的地方。在中国的农村社会,沉重的泥土和五谷杂粮未必能完全填满生活其中的人们的生活,但它却能完全真实地填满每一颗试图思考的头脑,这一点我相信毛泽东氏和一阳最明白不过。工业化城市化无产阶级化失败,毛泽东氏的选择是将那些知识分子和可能的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说那里是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大有作为,现在,一阳的选择是接受了父亲的叹息和他的建议。

父亲和一阳在学校四近寻找可以容身的地方。那并不容易,要么是碎米厂机器轰鸣,要么是猪崽哼哼,父亲和一阳都有些泄气的意思。

九月末的一天,学校里的老住户突然搬走了三家,兀自租房而居,一阳和五位刚分配出来的教师被告知搬进空出的三个猪圈里。一阳和父亲不必再努力不必再泄气。

和一阳进同一个猪圈的叫周志刚,毕业于南充教育学院政教系,小伙子矮而壮实,担任一阳所在年级三个班的政治和历史课。

猪圈八平米,门在左侧靠窗,我们先安放两张木床,一张对门,一张在右里,然后靠窗硬塞进两张书桌。剩余的空间可以塞一、二张木椅,倘若人要进出,需把椅子小心费力地移到门外或塞进靠门的那张书桌之下。

最里面的那张书桌被右里的床抵死,只桌面可以堆放物品。我看中那张书桌可以堆放我的书籍,就要了右里的那张床。靠门那张书桌的三个抽屉,我可以占用一个,放置纸笔。

如此,倘要看书,就只有上床。

好在先前我已学会了盘坐,后来在灵泉寺下的收容所得到强化,到也无妨。赶紧把书籍搬放进去,重叠数层。还有一角空余的桌面,不忍心浪费,就到野径上挖来一蓬蕨草,找一破器盛土植上,放置在那里。蕨草是极卑贱的植物,对水、土、阳光的需求都不很讲究,竟如我愿地在那里蓬蓬勃勃地绿色昂然地生长,猪圈的意味就衰弱了一些去。

姚放仍然在那个偏僻的地方教书,但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到我那里还是来也,还是便当。杨幺同学始在区司法局上班,后来到了三家镇司法所,继而到了拦江镇司法所任上。两位以及其他三五人,原本是好朋友,现在同为沦落人,靠得如此近便,就来我处玩耍,我就在床上接待他们,抵足而谈,或触膝而谈,决不虚妄。

午间的时候最多闲暇,我放下纱帐,盘坐床上,或阅读,或静思,肉身的空间虽然狭小,心的世界却无限地大起来。

昨日,帝王们的暴虐把人逼上山,然后有白骨蔽原野、千里无鸡鸣的悲凉与苍黄。

今日,政变者把我挤进猪圈撵上床。

一介书生,摸爬滚打的硬功夫无法与人抗衡。

一阳哦,上床好,上床可以活命。

一阳哦,上床吧,上床就上床。

注释

周志刚教师,人权民运人士。1991年毕业于南充教育学院政教系,与作者在保石中学是同事,受国安当局指派作线人,监视作者。后毅然成为人权民运人士,与作者一同从事人权民运活动,探索人权民运模式,后被驱逐,被迫辞职。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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