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政治学者和民主运动的先驱陈子明先生,便是这样的勇士,他一生活了六十余载,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监狱和监控中度过的,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又入研究室,始终不改最初的志向——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生,为争民主自由而死。
西方舆论把共产党政权比作铁幕,铁幕意味着极权、黑暗、专制、奴役,然而,追求自由的勇士并不畏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铁幕发出挑战,直到人生的终点。
我所认识的政治学者和民主运动的先驱陈子明先生,便是这样的勇士,他一生活了六十余载,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监狱和监控中度过的,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又入研究室,始终不改最初的志向——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生,为争民主自由而死。
从1976年以来,几乎每一场政治性运动,如”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八九民主运动”、”零八宪章运动”,都少不了他的参与、主导和付出,其中1989年的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导致他被判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等于出狱后四年,连嘴巴说话、写作出版的自由也都被剥夺了。
子明先生入狱后,被当局指控为幕后策划的”反革命黑手”,并在御用媒体上进行声讨和丑化。而那场浪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也被当局定性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其实,子明先生并不是一个激进型的民主斗士,反而是一个温和、务实、低调、认真的学者,他偏重于从民主政治思想上来影响那个时代的人,思想传播并不居于街头运动之后,比如他策划过民间修宪研讨会在今天仍很重要,因为宪政的前提是修立宪法,连一部真正符合现代政治传统的宪法草案文本都不能起草出来,何谈立宪,谈何宪政?
在他所著十二卷本的《陈子明文集》一书中,他和王军涛合作起草的公民问政相关立法草案,对三权分立、人大代表专职化、权力公开、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都有涉及,在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具有”平地一声惊雷”的效应。子明先生不但坐而论道,还起身而行,他在设计未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同时,还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1981年通过竞选当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此外,子明和王军涛先生还创办民间刊物《北京之春》和《经济学周报》,意在通过思想启蒙、民主运动来孕育真正的民主之春、自由之春,把”北京之春”引向全国,成为”中国之春”.由此可见,子明先生确实很有先见之明,难怪有人称他是当之无愧的先知先觉型政治精英。
可惜的是,中国民主化的时刻还没来到,子明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或许他生前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了。记得2011年8月,我与子明先生在杭州有过见面,除了吃饭时的交流外,我们还到他居住的饭店进行长谈,他直言不讳地提到了他对未来比较悲观,韩国、台湾早早民主化了,苏东波也后来居上,甚至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也一波又一波地民主化了,而中国不但没有进步,还是明显退步,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更为严重。自2008年”零八宪章”之后,当局对于政治异议人士的压制一浪高过一浪,子明先生自己也亲身感受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他到美国医病都要经过当局批准,一些敏感日的监控自然不会少。
但是,子明先生并不畏惧这些,他一直在铁幕中自由穿越,为媒体撰文、接受访谈、出书、参加活动、签名声援,还创办网站,立志为民主,一刻也不放弃,直到最后时刻。现在,他终于自由了。对于后来的接棒人来说,他多年来对民主运动的付出更加可贵,一点也没有白费,将来民主化的”中国之春”到来之日,将是对他的告慰之时。
10月25日,子明先生去世第五天,将在北京昌平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和多年前去世的另一自由主义学者包遵信一样,仪式前就受到了严密监控。居住广东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渡先生在前往北京的半路上就被截获,押解回广州;还有北京学者陈永苗等人也被禁足,当局禁止自由化分子聚集,哪怕一场低调的葬礼,也会严防死守,不留一个出口。
想起刚刚结束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却是悄悄安排在部队重兵包围的京西宾馆举行,没有记者云集,没有现场直播,仿佛是地下党的会议,如此做事的党恐怕全世界只有中共,别无二家了;如此倒退,是何等的讽刺。
以子明先生的经历,这不过是历史的闹剧。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一定是以民主自由为立国的根基。再者,就普世价值和历史规律而言,共产制度绝不能从自己制造的困境中脱身,除非废除该制度,走向民主化,否则永无出头之日。而走向民主化,是子明先生的未竟之业,也是一代又一代人所为之努力的,只要不放弃,终能会实现。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愿子明先生安息。(完)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4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