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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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里我变了许多。他眯起眼睛辨认了一会儿,才迈着大步走过来和我握手,兴奋地说:“老刘,还在报馆么?

来采访我们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脸胖了,面色却发黄了。没等我说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视工地,要给我看看,对我讲讲。

在便桥头上,他领了两件救生衣,给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结着背后的那个扣子,一面笑着说: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甚么都得有个制度。”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铁桥正在建造。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显得分外雄伟。第一个拱架已经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圆,像一条彩虹似的。简直不能想象,就凭这么一根窄窄的钢筋水泥的拱架,能经得住几千吨重的列车不断开过。好像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说:

“这是中国第一座钢拱桥。不用钢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宽,不简单哪。从前,连想也不敢想。”

罗队长给我详细介绍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现状。我们手扶着便桥的木栏杆,脚下就是奔腾的黄河之水。比起中下游的黄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风和水向我们扑来,越来越浓,像水的清香,又像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觉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了。

我们顺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队长对我指点着、解释着几十丈高的钢塔,新来的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绑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说:“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这可不是咱们白天黑夜搞抢修那时候了”……

忽然间,从左侧传来一阵比春雷还响的轰响。接着,有几块小石头从山上一直滚到我们脚下。一刹那间,觉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颤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是甚么。我说,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罢。他笑了,说: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

大—爆—破,这叫大爆破。听见过没有?把几十吨炸药一块填进去,送药的‘眼’儿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啊……”

两人都有点累了。我们在陡峭的黄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们脚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软,像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带子。

“不简单哪,”他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前,几十年间黄河上只修了三座桥。解放这么几年,咱们就一鼓气儿造了它三座!你写吧,我们造桥,你们报道!……”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来的经历。从我们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抢修桥梁那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刚刚改行不久的区委书记,现在成了桥梁专家。讲业务,不说是大学毕业,也该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了。据说,这几年他领导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座桥梁的总长度:“还不算现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许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满战斗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鸟瞰一下自己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队长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愉快的。

在我们快走到大虎沟的时候,他竟轻轻地哼起一个歌儿来。但是,一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你们队里有个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他。”

没等我把话说完,只见他双眉越皱越紧,眼睛直视着前方,一股说不清的不痛快在他整个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使劲揉着眉头,叹了口气说:

“你是要找个工程师是不是?”

我点头。他紧接着说:

“那好办。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们技术室的周主任,可以在报纸上介绍介绍。”

我想问,为甚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已向前走去,而且情绪远不适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话收住,跟着他朝叮叮当当的石场走去。

我住在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的房间里。

这是一幢用土坯造成的房屋。黄河边上,这要算是最好的住所了。它不像帐篷,可以不受任何风雨的威胁,除了大风天气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简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住在旷野里。也不像窑洞,一点不觉得有甚么阴沉。

在我的房间里听隔壁技术室的话声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隔壁的人打电话都能使谈话中断。各处工地在电话里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要技术室主任亲自回答的。奇怪的是这些回答都十分相像。说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呢,已经请示工程局的技术处了”,“这个问题呢,施工处还没答复”。当然,有不少问题,主任还是提出了意见的,但紧接着就一准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这是局里张总工程师说的”,“不,这可不是我的话呀,队长的意思”……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请示,技术室主任自己拿不出意见呢?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个装吊工人谈话,隔壁又传来周主任打电话的声音——

“哎,别急嘛,不请示局里怎么行呢,王处长说这两天就批示的……”

这时候,那个名叫张广发的起重工人忽然从条凳上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又是这一套!把南岸一个螺丝拿到北岸去都要请示,要你这个主任干屁呢?为了你这请示,我们窝了八天工了……”

说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来给我讲,甚么叫“骑马扣”,甚么叫“鸳鸯扣”……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哼,灰尘掉下来都怕把自己砸死,还叫工程师,主任呢!

曾工程师就不这样。跟你说,干起重工的,就愿意跟这样工程师干。他敢决定事情,常说:就这么干,我负责任!

……”

(二)

我开始知道年轻的工程师曾刚,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次在工程局施工处等着拿一个资料的时候,听两个职员谈起这个工程师的“怪事”。桥梁队的两个工人家属吵架动了手,一个女人被打伤了,最后扭到法院。出庭作证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工程师曾刚。

“多新鲜,”报告这个新闻的职员,最后加上一句自己的评论:“工程师连工人家属打架都管了起来,这还是头一遭儿听说……”

“那有甚么新鲜,”第二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前些日子人家还给部长写过一封信呢。”

“甚么?别瞎扯了!”

“信不信由你。信是请报社转去的。听说还打听过有没有回信呢……”

这两条新闻是不是确有其事,我没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每逢到工程局来跟有关桥梁建筑的部门打交道时,常常听到关于曾刚的一些传说。事情都一样,意见却分为两派。

谈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刚在民事诉讼方面的活动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兴趣,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范围以内的事。

比方说,多少年来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桥梁队的三分队却建议在钢板桩里、在水下造沉井,说是这样每个沉井可以节省一万多块钱。多少年来,桥身施工的脚手架都是在水上搭的,形状像个楼房,三分队却建议把它挪到岸上来,形状也改变一下,说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处长、科长、技术员都对我说过:同样一块木料或一立方公分的混凝土,在别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斤的力量,在三分队就得叫它吃一百公斤。

三分队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刚。

但是传说也不限于这一类技术问题。有一次,施工处的几个年轻人就为曾刚的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辩论。那是抢修渭河桥的时候发生的事。桥墩要垮了,钢梁已经朝便桥这边歪下来,看样子一阵大风就能把它给刮到河里。几个技术人员都拿不定主意,踌躇不前。曾刚来了,提出个方案,自己亲自走上了便桥,指挥工人用“千斤顶”把钢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说,曾刚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冒险——万一吊不起来怎么办?况且,工程师也没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反对这个意见的人说,曾刚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计算和经验,不能叫冒险,事实证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站在一起,那更没甚么不对,——在工作的紧急关头,工人们知道“工程师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听到的许多关于曾刚的意见,放在一起就是一场严重的、针锋相对的争辩。部分人是用钦佩、敬羡的口吻肯定曾刚的大胆精神,另一些人则抱着否定、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个人冒险,幼稚,不讲究科学……

我听到的,毕竟还是后一种意见更多一些。虽然没有轻易置信,却也受了一定影响。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几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预料的完全相反。这几年采访中所见所闻,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见的恼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没有。我问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己今天、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所以,也就没有工地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我在哪儿?”的笑话了。分队的计划,每月都超额完成。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稳当,和“冒险”是一点边儿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队的其它分队,情形却正好相反:经常是月初窝工,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每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几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无人说这种杂乱无章、盲目赶工、大量发生人身、质量事故是冒险,反而觉得那里一切都很正常,很稳当。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工程师一起一连坐了两个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经验。他重视计划工作,每次编计划都亲自动手。这样每月、每旬队里工作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脑筋,随时记得。一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全盘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不同,他亲自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议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见,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及时作出结论,不必经过繁复的登记、审查、批准等手续……

如此等等。

但是谈了两个晚上,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点。这几年,施工组织上的经验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而一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乱、犯了错误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负咎地)微笑着说:“不行啊,都是因为咱们经验不足啊……”缺乏经验,当然就无可厚非了:谁能责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错别字呢?但是不,在很多场合,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经验的问题。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尘的人,不可能单依靠别人的经验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正像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黄继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学习勇敢一样。

当然,像一切经验一样,曾刚这两天所谈的经验中间,也包含着比方法问题更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说“每逢作计划,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儿,一定得告诉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他也激动地说过:“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国家建设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们一滴血一滴汗凝结起来的啊。看着工人在水下作业呼吸困难,脸都白了,浇湿了浑身衣服,冻肿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疏忽,浪费他们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化的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们算术、画图之类的东西(可惜,许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还认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两个钟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而是——想尽办法去组织这些力量,凭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把工人和他们的机械、工作场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第三次谈话,曾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已经谈了老半天,曾刚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面,见我进来,用眼睛告诉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说:

“没错,一点也没错。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个立方公尺。

混凝土工是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劳动力完成了四十个人的任务。”

电话里又说了一句话。我看见曾刚的脸色霎时变了,敲着桌子的那只手也忽然停下来,声音肯定而坚决地说:

“我没有权利捆住工人的手。至于质量,你们已经检查了三次。还可以来检查第四次。……但是请记住,上星期干了八方,下星期就可能干到十方。混凝土工也是,现在他们已经在研究用二十人干四十人的工作了。队部该早一点作准备。”

放下电话,他忽然笑了。当人们发觉自己在干着可笑的事情时,才这么笑的。他请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没走几步路,他又那么笑了,带着请求的口气对我说:

“咱们别谈经验了。扯点别的吧。……”

可是他没说该谈些甚么。我等他开头。这时已走到河边。

河上已是一片暮色。远处大桥的桥头,燃起了几点灯火。我们两人同时看见河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鹰张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地停着。初看去,仿佛是站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面,其实是站在空气里。几秒钟以后,它飞走了。这时曾刚才开口说:

“有时候,我倒羡慕你们作记者,当作家的。哪儿出了甚么好事,有了甚么经验,你们去写写,在报上登登,任务就完成了。……可是实际怎么样呢?事情明明是好的,经验明明是成功的,要想大干,就有困难。”

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就连忙问下去。像平常一样,曾刚回答得很简单:

“半年以前,三分队一个混凝土工人超额一倍。队部在全队通报表扬,给了奖励。上个月,突破定额一倍的增加到四五十人,队部也表扬了,可是同时就来了指示,叫分队领导上控制。这几天,青年工人们提出要搞双倍定额运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一个月完成两个月的任务,队部忽然火急通知:不许发动,说这是冒险……”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了,说:

“不懂?我也不懂。奥妙也就在这里。这不是头一次了。”

大概他知道话不是几分钟就谈得完的,自己首先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

“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谈它。就说这双倍定额罢:前几天党委书记也问过我工作速度能不能加快这个问题。”他拿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个50%,又把它擦掉,说:“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把桥梁修建的速度提高一倍,没有问题。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力量现在只用了一半。你看,机械设备的运用率不到40%。每年因为施工准备工作不好、施工力量组织得不好而浪费的人力,至少有30%,因为没好好组织而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就无法统计了。可是拿青年工人来说,据我了解,把劳动效率普遍提高50%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人力可以增加一倍。有了机器又有了人,你说还缺什么?”

他用鞋底擦掉那几个数字,猛一下站了起来。被他的脚踹掉的一堆土,从陡峭的土崖上急滚下去,就像一条土的河流。土粉在下面流个不断,土块和石块在这“水流”的上面飞跳着朝前滚去,最先落到黄河水里。

“就剩下一个问题了:需要用斯塔哈诺夫精神来工作。可是为了大家能够用斯塔哈诺夫精神工作,那些干计划、组织、设计工作的人就得首先有斯塔哈诺夫精神。”

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几句话,然后询问地望着我。见我点头,就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我忽然觉得他那么像个孩子。

晚上,我把这次谈话补记到笔记上。顺便翻一翻前几天笔记上随便乱画的一些问题——“曾刚的经验里最主要的是甚么?”“为甚么‘冒险’的人工作最稳当,而工作‘稳当’的人反而冒着失败的危险?”……忽然觉得好像朝答案前进了一步。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为甚么桥梁队队长罗立正(我相信自己了解他)不喜欢他手下这个如此得力的干部?

(三)

不能说罗立正不了解自己的干部,也不能说他不爱才。提拔曾刚作第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是他的意思。也是他,一九五三年里接连几次在队部干部会议上表扬过曾刚,一再提起第三分队对于扭转桥梁队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他私下跟老朋友谈话中间也表示过,曾刚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正是周维本的不足之处,虽然也同时表示了对周维本的细心谨慎的推崇。对于曾刚敢于提出一定见解,罗立正也不完全反对。近两年,罗队长不大好提出自己意见来,在讨论计划或总结工作的场合,他宁愿等别人提出个意见、方案,然后点点头说“可以”。通过别人的意见、方案,或者对个别问题提出点修正的意见,总比自己去从头到尾构思、起草要轻松得多啊。一个桥梁队长又没有个自己的秘书!

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罗队长和曾工程师的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十二月里一次讨论一九五四年度计划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各科室主任、分队队长相继发言,对计划的某些细节作了些补充,文字上作了些修正。茶壶里的茶水已经淡得跟白水差不多了,桌上的纸烟已经抽完,有人在卷烟头了。罗队长正要宣布散会,曾工程师忽然提出个问题。他把前胸紧靠着桌子,眼睛瞅着烟灰盒说:

“指标,明年的各项指标,是不是都低了一点?”

一下子,会场的空气马上变了,仿佛甚么人一手推开了所有这六面窗子。靠在椅背上打盹的,也伸直了腰。罗队长用眼睛示意请曾刚说下去。

“这些数字,比咱们实际完成的还低一点,”曾刚手里捏着一本计划,心里怪不好意思,所以把“一点”说得特别清楚一些,以缓和自己这个意见的锋芒。本来事先他已经在心里斗争了老半天,可是这次会议和历次的会议的空气一向都那么温和,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见,事先都能预感到众人好奇的、责备的眼光会多么难受:“我是说,应该把指标订高点。

就说材料这一项,报上还批评过咱们,不想办法,明年超支要更严重。三分队的技术人员们说,咱们队造两个桥就整整赔掉一个桥……”

罗立正心里好不自在。他瞅着曾刚的高而宽的前额,好像在细心倾听别人的意见,心里可在想:哎——,怎么搞的,昨天在下面都跟你谈了嘛:指标高点、低点有什么关系?大家有多少劲使多少劲嘛。”低点,超额容易点”——这个道理你还不懂?这对国家也没有多少损失嘛!

经过周主任的解释,计划室主任又说了句“会后研究”,曾刚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可是这次事件却给罗立正一个警号:曾刚这人在变!

从此,罗队长对三分队和曾工程师就多了一份儿心。果然,不出罗立正所料:从前,三分队新事儿也不少,一九五四年里可有点特别。从前,罗立正觉得三分队出的事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比方说,打钢板桩不圆,是全队的大困难,三分队曾工程师发明了“转盘打桩架”,罗队长从心眼里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报社,请把这件事给“登到头版头条”;局的领导也拍手叫好。但是五四年里三分队出的新事好像都多多少少长点刺儿,比方说,三分队学了长春的经验,成立了青年节约队。别处节约队都是拾废铁,三分队的,却要搞甚么“反浪费展览会”,甚么“要求降低材料消耗定额”。搞节约,不是队里、局里的中心工作,反浪费,更不在工程局领导意图的范围之内。这还不说,六月里,曾刚竟给工程局局长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提了一大串建议,自然也少不了对桥梁队的批评。局里三个星期没答复,这封信竟又出现在部里!

从前,别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曾刚“大胆”,罗立正还不置可否,心里想,胆大点有甚么不好——多搞点发明创造,成绩还不是整个队的!这回,罗立正才真正领会了这“大胆”的滋味。隔三岔五的,三分队就打电话找队长。别的分队也打电话,人家不是请示就是报告,三分队呢,除了请示报告之外总爱提点问题,凡事都好催、好争、弄得罗立正一听见电话铃响就有点心神不安……

于是,为了防止这种大胆给事业造成损失,就必须加以控制了。审查计划、技术方案,对第三分队总要更仔细些。如果要求其它分队把技术方案的保险系数加大百分之二十的话,第三分队就一定得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别的分队提出的数字,明明是估算出来的,也不追究;三分队的数字,即使经过最仔细的计算,也要反复怀疑,一再叮问:有问题吧?计算过么?假如一些可有可无的报表、资料、其它分队不一定要交的话,第三分队就非但必交,而且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内。

器材、机具的供应,一般都是不及时的,对第三分队呢,就分外迟缓一些,催得急了,就答复说:你们队底子好,先进嘛,差这一星半点的算得了甚么,得发挥阶级友爱精神,多帮助一下落后的单位呀。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请尽量提”,但为了每一件具体事都准备有具体理由反驳,除了浩繁的中外古今的技术资料,还有厚得像枕头的各种规章制度可供参考。要弄清谁是谁非,就得有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决心,而一个人只要还想工作,就下不起这种决心,——每件事,都得去争论,这种旷日耗时的争论本身,客观上也起着“控制冒险”的作用。

日久天长,队部与三分队领导之间的关系弄僵了。三分队为了工作的利益,除了提抗议以外,只有一种办法:一切能够自己负责、自己解决的事,就自己想办法,少跟队部扯皮。

可是这一来,事情就反而更复杂了:从分队朝总队打来的电话次数减少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定下“无纪律”的罪名。

等到有一次曾刚在队务会议上与周主任针锋相对地争论起来,拒绝接受过低的工作指标,后来又把自己的意见一直提到工程局局长办公室的时候,队部里一片哗然,调度室主任竟把这件事提到“是否反党行为”的高度来加以评论,而且居然有一两个科室的干部点头称是,主张把问题提到党委会议上加以“肯定”。直到党委书记出面加以解释,才算打消了这种想法。但这种评论却已经发生影响,有些人从此就把曾刚看作一个危险人物,了解他、同情他的人,也只能暗暗为他着急,担心。

于是,在队部的一部分干部中间,就形成一种舆论:三分队最难惹,最不好领导;曾工程师最难打交道。原因呢?简单得很——他这人“太大胆”了。

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连曾刚本人都一再否认自己大胆。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一再否认自己是大胆的人,说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都平常得很,算不得甚么大胆。

后来才知道,在桥梁队,“大胆”这个字眼儿是“冒失”、“狂妄”、“鲁莽”以及“不负责任”等等东西的混合体,有时候“大胆”和“冒险”又是一个意思。难怪连曾刚自己都害怕这个字眼儿了。

现在,再把话拉回来说。我从凌口大桥回来两天以后,罗队长和曾工程师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开头是私人性质的,结尾就变成纯粹工作性质——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性的谈话了。

许是因为很久没到罗队长家来过的缘故,曾刚一走进这个房间,就觉得浑身紧张,好像小学生走进试场,又不能指望这次考试顺利似的。

罗队长却和两年以前曾刚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一样,亲切而自然地让曾刚坐在他自己的那把破转椅上,接着就去沏茶。

照例寒暄了一阵,照例闲扯扯队里的新闻以后,罗立正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谈话引入了正题。

“不简单,不简单哪,”罗立正拖长声音说:“可是这几年咱们祖国建设的成就,不能说不惊人哪。还记得咱们造木桥那时节么?跟现在比比看。真是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一口气喝下多半杯凉茶,又接着说:“当然,缺点也不是没有。

有,有。就拿你我说,以咱们这样水平负这样的责任,谁敢说没毛病?有,有缺点……”

听他的语气,曾刚知道他这段话不过是引子,下面就该把这些话否定掉了。先肯定后否定,一正一反,就分外有力量。果然,罗立正的眼光更真挚感人了,语气也更加有力量:

“可是,不管缺点怎么多,成绩还是最主要的。谁要是忽略这一点,谁就得犯错误。就说造桥,就说咱们队上,有人批评说我们浪费,成本超支,这都是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赔了钱就是赔了钱。可是桥呢?桥还是造起来了!我们没来,这一带黄河上没有桥,我们一走——这块儿就有了桥。从无到有,这叫成就。不错,钱是化多了点,桥可造起来了!……”

说着说着,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薄薄的白纸,——这是一篇稿子的“小样”递给曾刚。曾刚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三分队一个通讯员写的一篇稿子。说来说去,原来是为着这件事!他笑了。

这一笑不要紧,罗立正变了脸,站起来在土地上走来走去,疾言厉色地说:

“‘领导保守’!‘保守’!根据是甚么?指标低了点?定额落后了?可这是经过局里批准的呀。况且,工程局属下段段如此,队队如此。说桥梁队领导保守,就等于说工程局领导保守。这话可不能随便说……”

曾刚知道这种辩论不会有甚么结果。他早有打算把这些问题铺开来好好争论一下,可这不是合适的地方。最好在党委会议上。他想早一点结束这次谈话,就随便说了一句:

“这篇稿子主要是表扬工人劳动热情的。这不是,标题就叫‘桥梁队三分队青年突击队开展双倍定额运动’。说领导保守,只不过提了一句……”

罗立正忽然在他面前站下,直视着他的眼睛,非常严肃地说:

“对,对,问题就在这里呀。老弟,你仔细想想,工人要搞双倍定额,这不等于说定额太保守么?定额保守,不就是等于说工程局领导保守么?有心人一看就明白的。这是一。更重要的还是:别的队,有的连一个定额还完不成。叫上边部里知道这事会怎么样?那就得命令工程局在各队都搞。这一军,可就要把局长给将住。明明办不到嘛。部里可就得说,桥梁队办得到,为什么别的队就办不到?这还是朝轻里估计。万一中央负责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许连部的领导都要作难——那就得在全国各地都这么搞哇……”

“那有甚么不好,”曾刚心里火气上升,可是罗立正这种说法又不能不叫他觉得好笑:“大家都来超额,有甚么不好?

……”

“不,”罗立正伸出一只手,好像要堵住对方的嘴:“问题是行不通!十个指头从来没有一般齐的。我知道,苏联有过这么一个运动——叫‘两倍定额’,可那是苏联。不,不行,把苏联的玩意儿硬搬到中国来不行。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搞大运动,像‘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中央指示,可以批评。平时,没有指示,我们就不能批评局里;要批评,也得局里批准。苏联做事讲究猛,咱们中国就讲究稳,这也是一个特点。凡事都要多多注意中国的特点,就不会犯错误了。懂么?……”

这回,是曾刚站起来了。这些话,他听过不止一次,唯其不止一次,才忍无可忍。他想一下就把想过多少次的意见都朝罗立正兜出来,可又不知先从哪里开始。要说,就要说得有力量,使对方失去反击的能力。所以,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把话说出来:

“算了,罗队长。不喜欢的,就说不合中国特点所以不能办,喜欢的就说这是中国特点必须这么办。不行,说不过去。

请问你,罗队长,中国难道只有这些特点么?生产条件落后,机器不够,领导不提倡,可是工人们还要搞两倍定额,这叫不叫中国特点?你光说落后的特点,可这些特点,就一点也不需要改变么?因为工人技术低,所以机器常出毛病;机器出毛病,只好用人力。这叫中国特点。那么,把工人技术提高一点,对中国有甚么损失?干部水平低,工人文化浅,所以只好多开会,只好开长会。这叫中国特点。可是你成天开会,层层开会,干部不用思想、工人无法学习,怎么能提高?

……”他还想说下去,忽然看见罗立正的眼睛里已经充满睡意,显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就不往下说了。

罗立正对于这些抽象问题一点也没有兴趣。他一向只关心具体问题。此刻他想的,是怎样把这团火给压住,不叫这篇稿子见报,不叫这惹是生非的什么几倍定额运动搞起来。他也设想了:万一压不住,局长、副局长对这些东西会有甚么反应……

像平时一样,在曾刚火气正盛的时候,罗立正就把谈话引到更和平一些的话题上去,颇为认真地和曾刚探讨起如何在洪水到来以前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如何处理过期的水泥、不合规格的石料,一直谈到下一次队务会议怎样个开法。这时,一群群乌鸦从屋顶上呱呱飞过,房屋对面黄土山上层层窑洞里已经燃起万家灯火,曾刚呢,也疲倦得要打哈欠,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子。这时罗立正才把最后一个话题草草结束,站起身来,十分亲切地握住曾刚的手说:

“事情总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这篇稿子,我看还是不忙发表。跟党委书记研究一下……”在曾刚的眼睛看不到反对的意思,这才进一步说道:“至于两倍定额运动这个事,我也并不是反对。这样的大事,党委会怎么能不讨论一下?我看,最好先在那两个突击队试试点,然后再考虑铺开的问题。

……”

已经走出房门,罗立正已经把曾刚送到街上,才像自己人似的低声说道:

“咱们是老同志,我才跟你说,队部里有些同志说你太褊狭,只看缺点不看成绩。个别的负责干部还说过,这是不是一种反党情绪,不然,为甚么尽找领导的毛病呢?……”

曾刚本已朝河岸走去,听见这最后一句话,猛然站下来。

天色已经很黑,河上吹来的风逼得人透不过气来,显然不是谈话的时候。他把背对着风向站了几秒钟,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世界上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自然界从来都比试验室的配方或设计院的图纸里所反映的要复杂得多。再高明的工程师,也躲不开工作里必然碰到的偶然因素。建设,就是不断的试探,摸索,创造,发现新的办法,然后又否定掉它,再去创造更为新颖、更为合理的办法。

设计图或计划,是张素描,必须有千百只劳动的画笔给它涂抹上各种鲜艳的色彩,才能变成一张真正的图画。从挖起第一锹土、炸下第一块石头到安好桥上的最后一根钢梁,需要群众想出多少“独出心裁”的办法,才能把一座桥梁造得又快又好又省啊!他们不仅能够想办法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双手,而且能够帮助领导把千万只手组织得更好,帮助领导早一点发现成熟了的问题,早一点防止或克服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灾害。造桥如此,事事如此。

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不就是这种主动性么?在桥梁队和工人、技术人员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随时感觉到他们在为许多事焦虑不安,为许多事议论纷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又兴奋,又着急:有多少聪敏的头脑在为我们国家想事情,有多少颗不安的心在为我们大家的事业忧虑和喜悦啊!但是,许许多多新鲜的思想没有成为实际,许许多多有益的、明智的意见变成空谈。

就在队长办公室门外,墙上挂着一个大木箱,上面写着“意见箱”三个大字。锁都锈住了,也没有人投进什么意见。

工人们每天上下班要经过队部两次,也很少有人走进办公室,坐下来谈谈。这也难怪:既然意见、建议变成了有效行动的还要受到排斥,谈话还有甚么用处呢?队部里,是另外一种空气。

队部里最常用的字眼是“正常”。每周计划会议上各科室主任回顾七天工作时,嘴里说的是“正常”;调度电话里、给局里的汇报上,写的也是“正常”。

所谓“正常”,就是一切该传达、该布置、该讨论、该计算的都作过了。但是在作过这一切以后,下面存在甚么困难,有甚么问题,群众有甚么要求或建议,就都不在话下了。

罗队长只承认局里来的决定、指标、规章、制度。一切来自群众的意思、意见、办法等等,哪怕是实现一个指示所必需的,也不加理睬。倘使一个建议或方案超乎计划、规定的范围之外,罗队长自己还没来得及想到,就带着紧张与厌烦混杂在一起的情绪去看待。如果它们不慎触犯了队里的秩序,可能破坏队里的“正常”状态或违背五年前制订的哪一条规章;或者——这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它们正好不是局里目前所提倡的,甚至可能是违背“领导意图”的,就大惊失色地目为异端,说是“冒险”。

罗立正每有机会就向队部和各分队的干部谆谆告诫:

“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领会领导意图。对上级的困难,则要多多体谅。有时候,你以为领导大意马虎,办事拖拉,岂不知人家心中有数,这里面有个意图……”

执行上级规定,罗立正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有时甚至可以牺牲一点工作利益。我就见过这样一件怪事:

砌石拱桥用的方顺石,工程局原来的要求是公差不许超过二厘。技术室要求石工这么作。凡超过二厘的,一律算作废品。做了半个月,打了几千块石头,百分之七十五都不合乎这个要求。工人拿不到基本工资。老工人、技术员提了多少次,说石拱桥上的方顺石,不需要这么精密,而且石质确实太粗,不是掉角就是裂缝。吵得凶了,技术室周主任到工地上实地看了看,确实不是工人偷懒,也不是技术太差,这种石头就是做不精细。回到队部,把情况汇报给罗队长,两人交换了意见,最后由罗队长签名给石工队写了个命令:

“……为保证石拱桥质量,方顺石规格不许擅自更改,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局规定,按原规格要求加工……”

后来事情闹到了工程局,局里派人来检查一次,把方顺石规格的公差放宽了四倍——八厘,认为对桥身牢固毫无影响。再回头找那几千块报废了的石头,已经毫无踪影——都给市建设局铺了马路了。

罗立正在这方面,从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如果局里要队上通知一下职工注意安全,队部就得叫工人讨论三次;如果局里说,安全问题必须组织一次学习,桥梁队就要拿一个星期的晚上作报告、组织层层讨论。但一个星期以后,队部也可以根本忘记安全这一回事。

这就叫似是而非。

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第一个学会了这个“精神”。凡事多说几个“不够”,总没有坏处。各分队提上来的技术方案、措施之类东西,技术室总要把保险系数在原有基础上再加大20%。几百吨水泥、钢材、木料都在“力求安全”的要求下白白浪费了。可是谁也不能把罪名加在周主任的头上,“安全第一”嘛,这是上级的指示,周维本又一个钱也没放到自己腰包里!……

在党委办公室里,有一次我和党委书记章志华同志谈起了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他听完我谈这段时期看到的这些情况,捏了把烟叶塞到用得发亮了的烟斗里,使劲吸了一会儿,烟叶才算燃着了。他脸上忽然现出一丝苦笑,显然是想起了不快的往事:

“外边人、局里人都说,要说桥梁队的队长嘛,那可是组织性、纪律性最强的。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局里的甚么指示,桥梁队也贯彻的最坚决。这倒是事实。可是究竟甚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呢?中央的政策,不学习;中央的决定、指示不附着局里的命令就不理会;党报的社论也从来不大看,说这是针对‘一般情况’写的,咱们队是‘具体情况’,不一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一阵,又说:

“方针是一条:一个人不按报纸的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这不算犯错误。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就是这么个逻辑……”

听着这位瘦瘦的、因为贫血脸色苍白的同志这些话,大体上就可以理解他每天工作里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甚么。

队长是党委委员。党委会议上多数人作出甚么决议,他从来不反对。党委书记平时的意见,他也是尊重的。但是,实现任何一个决议、意见,都需要条件。许多条件要靠行政上支持、采取措施才创造得出来,而行政领导人——队长随时都可以举出几十个具体困难,把他不十分喜欢或认为非当务之急的事给拖下去。谁也不能责备,因为他并不是反对党委会的决议啊。

党委书记来了三个月,看势头不对,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下面去。他凭着长期政治工作的嗅觉,一下子就看中了三分队。三分队的曾刚,从三方面给党委书记以帮助:作为一个行政领导人和主管工程师,他在自己分队里想尽办法创造条件,按党委决议组织起真正的竞赛,把工人的每一件可行的合理化建议付诸实现。作为团委会的一个委员,他在三分队首先成立了三个青年团监督岗,这就大大推动了行政管理、施工组织的改进。最后,作为一个同志,他帮助这位门外汉的党委书记在一个月之内熟悉了造桥原理和施工组织上的基本原则。

章志华原来想的是,先在三分队作出个样子,叫别的分队跟着走,也可以推动队部领导改进自己的工作。事情可比他所想的要复杂得多。把三分队的一两点经验传授给别的分队,是容易的,要把队长的根本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给各科室、各分队的强大的影响扭转过来,可就困难得多了。这个影响不改变,好东西也要走样子。三分队的青年团监督岗推广到五分队,忽然变成了“表扬”岗,每批评一次甚么人,就要在黑板报、大字报上表扬五次别的人,这是队长来过以后提的意见,说是必须多表扬,监督岗才不至脱离群众。二分队的监督岗刚成立五天,就揭发了十三件分队部、大队部工作里的拖拉、疏忽和不负责任现象。第七天,团总支书记从大队部回来,皱着眉传达了罗队长的意思:监督岗,主要是监督工人群众中间的问题,不应把矛头指向领导,这样下去有损害领导威信的危险……

一个党委书记,总不能为每一件这类事情都去找一次队长。而且,桥梁队历来的空气是不大容易展开什么争论的,如果哪个领导干部对另一个领导干部的意见迎头给以反驳,大家会觉得这“不正常”,在场的人都会有几分钟不大舒服。章志华自然也不能一点不受这个传统的约束。况且,问题是即便你决心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大家痛痛快快地把真理争个明白,也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对方躲着你的锋芒,不肯应战。许多次谈话都是无济而终,不明不白地结束的。

(四)

四月底,黄河的水发黑了。

这是警报,洪水就要来了。这一带,造桥的人每年要两次面对自然的威胁:春季的洪水和冬季的流冰。

眼看着水位一天比一天高,流速一天比一天急。工人们的心比水还急:不赶快把桥墩抢修出水面,就要扔掉半年时间,到秋天,洪水退了,才能继续施工。工作速度一鼓劲地加快了。

洪水也不让步。它要抢先。它横冲直撞地朝桥墩工程袭来,要冲倒立在河心的钢板桩。

水文站每天几次来电话通知水位,流速的发展。能够安全施工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黄河上两座大桥,有两个桥墩还在施工。钢板桩有被冲垮的危险。

五月七日这天,拱桥的一号墩钢板桩迎着水头的那一面:

有点向后倾斜了。继续施工?还是先去把钢板桩加固?主管工程师拿不定主意,向队部请示。罗队长跑到桥头看了看,又跑回来,愁眉深锁,忧虑重重:继续施工吧,不一定能抢修得出来,钢板桩被冲垮或是水淹了人可怎么办?停止施工吧,万一洪水来得太猛,以后无法把桥墩抢出水面,这责任谁负得了?需要决定,即刻作出决定。可是这太困难了啊:无论怎么决定,都没有十分把握,倒有七分犯错误的可能。要负责任,这责任可担待不了啊……

急中生智:请示工程局!再没有比这更如意的办法了。只要处长或局长说话,一切问题,一切困难就都不存在了。

于是,罗队长拿起电话耳机来。处长不在,副处长也不在。第二次拿起耳机,仍然不在。第三次,交换台算是从会议上把处长找来了。可是,罗队长总算还在河边看过,处长却看也没看见水势怎样。自然需要考虑。约好了,夜里来电话,通告处理的意见。

就在罗立正站在电话机旁着急、对话的时候,黄河的水朝河心的钢板桩一次又一次猛力打来。下午五时,就是罗队长好容易在耳机里听到处长声音的时候,圆圆的钢板桩变扁了,整个朝后仰过身去。河岸上的工人张罗着要上去抢救里面的机器。可是这已经确实要冒险了,谁也不放他们上去。五点半钟,便桥的木头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下午六时,钢板桩前面的便桥叫河水给冲断了。七点钟左右,周副队长仍然在办公室等着电话,外面传来群众惊呼、忙乱的声音。罗立正不看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他还是跟着众人朝河边走去。他走到河边的时候,钢板桩已经没有了影子。在他身旁,一个工人哭了。

“一百多根钢板桩,怎么打捞啊?”

‘不打捞也不行,桥墩还得修在这块地方……’“抽水机也给冲走了……”

工人们议论着这次灾害造成的损失。队长比他们清楚得多,他早都想过了。打捞费、材料费、工时损失费……,你如果要,他可以在十分钟内就计算出来。他想的是另一回事:

“万幸,万幸,电话总算打通了——不管怎样,我请示过了……”

就在这同一段时间,凌口大桥上发生着另一件事。

凌口大桥离大拱桥有十几里路远。打在拱桥桥墩上的洪水,几分钟以后就朝河口大桥的桥墩上冲来了。

五月七号早晨,曾刚从桥头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河水快跟五号墩桩子扫平了。下面,基础还差六寸多就可以落底。

但是洪水每分钟都可能冲垮便桥,断绝工人的后路,随时都可能打进桥墩工事,把工人埋在里面。

“桥墩不出水,就要影响通车!”

“瞧这水头,快有你高了。”

怎么着也得把它抢出来!”

工人们议论纷纷。曾刚马上召集积极分子开会讨论:能不能继续施工?如果能够,有甚么办法保证安全?

还没等会议开完,这天早晨接班的基础工就成立了突击队。这群小伙子穿上胶皮衣裤走过颤颤悠悠的便桥去上班,并不是不担心:只要洪水耍个急躁,就准保有去无回呀。但是谁都知道这八小时多么重要,也相信主管工程师和老工人们有办法,不会叫他们吃亏。

前一天,就作了准备。修理了便桥,检查了一切钢索,调换了钢板桩下的抽水机,在钢板桩中间加了一道支撑,上面还加了一圈土口袋。这天的会议上又想了许多办法,方针是:

能坚持,就多坚持一分钟;水情剧变,就立即停止工作。党团组织在工人中间也作了工作。

水下,破碎机加快了凿岩速度,响声连成一片。梯子上设置了专人注视着岸上,手里紧捏着电门——岸上一摇旗,他就要关死绿灯,打开红灯,命令工人们撤退。工人们却谁也顾不得仰头去看灯。

河上水涨一点,沉井下面马上就觉得出来。到中午,水都没了工人们的膝盖。下午二时,钢板桩的支撑被洪水硬给挤断了,水从钢板桩的缝子里扑扑地淌进来。工人们不敢挺直腰板——一挺身,就灌一脖子水。水一股一股地涌进来,抽水机的大管子都抽不干了。工人们仍然支持工作,沉井缓缓地下沉着……

这个时刻,分队办公室里电话响了。没人接。过了几分钟,又响了。还是没人接。电话执拗地响个不停,一个过路去接班的工人进来拿起了听筒。电话里说,据了解,凌口大桥的便桥不行了,必须马上拆掉。这工人告诉它,便桥昨天早已修好了,要拆也不行——沉井下面的工人们怎么回来啊。

电话里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必须停止施工,等待局里指示,还要找曾工程师说话。这工人放下耳机,朝工地走去。他在桥头上见了曾工程师,想叫他来接电话,可是又一想,算了,抢工要紧,现在就是要谁放弃工作他也不肯干的,于是,就脱下棉衣,换上胶衣,走上了便桥……,电话还在办公室里等着,就再也没人理会。

沉井下面,水还在上涨。人们工作四小时,就疲劳了,石粉呛人,空气也不是味道。曾工程师下令,把三八制工班改成四六制,另外随时准备一批人接替疲乏过度的工人。

……天刚扑亮,沉井落底了。最后一班工人顺梯子爬上水面时,耳朵震动得甚么也听不见了。心里呢,可着实欢哪,就像烧了把火似的。一上来,没顾水面已经把便桥给浮了起来,就扯着嗓子朝岸上喊:

“提前啦——!”

“交——出去啦——!”

“这边没问题啦——!”

岸上,人们早已在等着这个消息了。

事情可还没完。砌石工接着就爬上了桥墩砌镶面石。说也紧张,工人在上面砌,水在下面涨;石头起一层,水涨起一层。刚把镶面石作完,水就淹上来了……

人们都轻松地喘了口气:就靠这二十四小时,真险哪!但他们没有欢乐多久。几分钟以后,他们得到一个丧气的消息:

拱桥的一号墩叫洪水给冲垮了。

(五)

在离开桥梁队以前,我来到河边和未完成的拱桥告别。

这将是一座多么漂亮的桥梁啊!从南岸扬起的第一个拱架,活像一只雄鹰的翅膀。如果一号墩修起来,那么另一只翅膀也该张开了。现在,在河心仅有的一个桥墩的北侧,露出几根钢筋,拱架却没有了,就像甚么人一刀砍断了这只翅膀,只剩下几根筋骨似的……

令人惋惜的,当然不仅是这一座桥梁。半年以后,被冲垮的桥墩仍然要树立起来。火车仍然要从这桥上开过。人们仍然有机会欣赏这座雄伟的大桥。另一件事远比这件更为重要。

我向罗队长、周主任告别。天气已是黄昏时候,工地上一片寂静。往常这个时候,工人们正来来往往交班,最热闹不过了。一号墩冲垮以后,各项工作大都停了下来,于是整个工地便沉陷在对于这个不幸事件的哀悼之中。看见这副景象,我不禁叹了口气。罗立正跟着也叹了口气。但是我知道,从最近他写给局里的报告看,他并不认为自己在一号墩事件上有甚么责任。洪水来得太早,自然灾害,有甚么办法呀!……

每逢提起一号墩的事,罗立正总是苦笑着摇头。起初闹不清他这笑和摇头是甚么意思,仔细看了几次才恍然大悟,这意思是:有甚么办法呢?倒霉事都叫我们摊上了。今天,叹气之后他又这样苦笑起来。

我忽然想起周主任最爱说的一句说,也苦笑着说:“造桥,不容易啊!”

“是呢,不容易啊!”周主任马上发生了共鸣:“好在,这次没出人身事故。一个人也没有死。这么大的洪水!来得又那么突然!不死人,这不简单哪……”

罗队长马上又把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说:“就是,就是。

不可避免。谁让老天爷不跟咱们商量呢!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就是行不通。不可避免的,就是不可避免……”

我想问:假如既不让桥墩冲垮,又不出人身事故,岂不是更好么?三分队的凌口大桥跟拱桥同在一条河上,不是也避免了“不可避免”的灾害么?

一路上,我的思想里不停地翻腾着这个问题。是的,在我们建设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不能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今后,经验不足、自然灾害也是不能完全防止的。但是,我们少炼出的每一吨钢水、少铺下的每一根钢轨、糟蹋掉的每一方木材和多耗费的每一元资金都是“不可避免”的么?就在今天,条件完全一样的两个地方,事故次数、工作速度和成本与质量的高低悬殊很大,这又怎么解释呢?

五个月以后,一九五五年十月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了。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开始,工业建设战线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年底,工人们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建设速度的指示。工人们说,“毛主席给咱们撑腰了!”

一个空前规模的劳动高潮首先从辽宁省、从抚顺的矿下和沈阳的车间里出现,紧接着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形成。群众的劳动热情像潮水一般,冲破保守主义者设下的堤防,卷走了许许多多据说是“祖传下来”因而“动不得”的东西。工人们扬眉吐气,用自己的双手修改了计划和指标,扩大了先进生产者名单,打破了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迷信。大批大批昨天的“落后分子”挤入了最前列,一天干两个定额的青年突击手们越来越多了。

过去也有过劳动热潮,有过群众性的技术改革运动,但哪一次也没有这么广泛,没有这么迅速;这是第一次,群众竞赛的矛头首先指向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一再斟酌、壮着胆子拟出的规划,一拿到工人大会上就被更高的要求给突破了。愁坏了计划工作者,忙坏了搞原材料供应的人……

二月里,我为一个采访任务去西北,路上忽然想起了老朋友罗立正和他的桥梁队。这位仁兄今天在干些甚么?还是那么泰然自若么?还是在群众大会上擦着汗朗读自己修改了几次的检讨呢?想起这些,我忍不住要笑。

我决定顺便去看望看望他。

从高兰市乘公共汽车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西冈镇。从这里,还要翻过几个山头,才是桥梁队队部的所在地。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沿着路轨走那段平路还没有甚么,上山的时候可就有点艰难了。我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骤然增加了十几斤分量。翻过两个山头,我就累得满头大汗了。

走上最后一个山头,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面前是一片迷人的雪景。无边的白雪罩住了目所能及的一切。黄河不见了。没有风,缕缕炊烟从窑洞和土房的门前像条线般向空中升起。在一片静穆之中,沐浴着阳光的枯树枝儿和一两声吱喳的鸟鸣,透露着分外强烈的生气。我张开嘴,狠狠地吸了一口清鲜的、带着一股甜味的空气。春天要到了。

阳光在那屹立在河心的拱桥石墩上抹下了最浓的色彩。

这时我才看见,一群稀稀拉拉的黑影在河边雪地上来回移动。

对岸也是一样。定睛看去,才知道这些工人们是在搬运木桩。

一定是一号墩的重新修建又要开始了。我在编辑部看过来稿,说是五月的事故发生以后,在洪水的威胁下,半年多时间桥墩不能动工。十二月才请来潜水工人,在河底把一百多根钢板桩一一拆开,有的还要一段段锯开,然后才慢慢打捞上来。

看来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我身后传来吱吱咯咯的踏雪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工人赶上了我。那个子稍矮的一个,穿着一身染满了油垢的黄色棉大衣。看见我,他忽然站了下来,然后就迈着大步跑来拉我的手。原来他是起重工张广发,从前教过我认各种绳扣的。我们一起朝队部走去。这三里地路上,他忽而兴奋、忽而气愤地对我追述着半年多时间里桥梁队发生的事情。他的脸通红,冒着热气,眼睛显得分外地黑白分明,露着一股稚气。我奇怪为甚么他一句也没提到他十分敬爱的曾工程师。问起曾工程师,他忽然站住,直瞪着我惊讶地问道:

“怎么,你还不知道曾工程师早就调走了?”

这回是轮到我惊讶了。他这才说道:

“那还是六月的事,半年多了……”

他的同伴,一路上一言未发的,这时忽然开口纠正他:

“哪是六月,五月底么,棉衣还没脱下来呢……”

“对,许是五月底,”张广发郑重其事地说下去。显然,这次人事调动在他们看来是桥梁队的一个大事件:“抢修五号墩过去没几天,就给调走了。这都是咱们听说的。那几天队部里成天开会,我们还以为是检查一号墩冲垮的事故呢。后来才知道是讨论曾工程师跟周主任的关系问题。说是,两人都有缺点,曾工程师骄傲自满,周维本也有毛病……。最后领导上的意见是两个人里一定得调走一个。我就不信曾工程师有缺点,可没想偏偏就把曾工程师给调走了……”

“那也不是,”那个个子稍微高一些的工人说,我这时才发觉他年纪要比张广发大得多,四十岁总有了:“曾工程师也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骄傲,大概也有点。可是人年轻,做事怎么能没有点不是?就说你,张广发,要挑毛病也总能挑出一篓子。你别笑。……我是说,不能光从这上看。凡事都得先把谁是谁非弄清楚。主任跟工程师不和,不能说两人都不对。早先劝架的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可是这一件跟吵嘴打架是两码事……”

“就算是两人都不对,为什么单把曾工程师给调走呢?我想不通!”张广发说完把嘴一闭,脸更红了。

“吴书记的意思,是两个都不调。要调,就调主任走。局里说,闹关系,就得拆开。偏巧水泥成品厂缺人。也怪,偏巧就非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去不可……”

我们已经走到最后的一个斜坡。队部办公室屋顶上滴下的雪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辞别了两位同伴,就朝队部走去。

我推开门,就走进队长办公室。罗立正正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好像在写甚么。仔细一看,原来他还在修理手表!见我进来,他惊呼一声,就过来用左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右手上尽是油泥。他满面笑容地和我寒暄。他一点也没瘦,还是满面红光,倒还胖了点。忽然间,他非常严肃地板起面孔,小声问我:

“听见中央的指示了么?”

不等我回答,就一面沏着红茶,感慨不已地说:

“英明啊,党中央真是无限英明!你说,咱们怎么就那么迟钝呢?故步自封,故步自封啊!”

接连歌颂了几句党中央英明之后,他瞅瞅我,忽然妙不可言地大笑起来。喝了口红茶,才说:

“小脚女人,哈,小脚女人,我们都是工业方面的小脚女人啦!哈……没长犄角,我们都没长犄角啊……”一阵笑声过去以后,他擦着眼泪,慷慨激昂地说:“豁然开朗,真叫是豁然开朗啊!谁说不保守?谁说中国没有官僚主义?啊?我们不就是?……”

我忽然想起一个熟识的厂长。这人平日矢口否认他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了我们报纸上的一篇批评稿里有这个字样,他竟争辩到面红耳赤,不肯退让,官司一直打到党省委工业部。可是上面一批判这类现象,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检查出这一类思想的时候,他又逢人便说自己就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代表,而且作了“深刻”的检查。这次反保守斗争,他又是奋勇承认自己是“最典型”的一个。而且多么巧,这人在谈到这些话的时候,也像今天罗立正这样大笑。连笑的声音都那么相似!

罗立正接着又谈了许多事例,证明“我们”过去是如何保守。他说了那么多“我们”,从话音里看,他这“我们”里既包括了他,也有全体干部和一切工人,好像除了党中央,大家都保守,而罗立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我提醒他,不久以前就在这个桥梁队,有人反对过保守,可是保守主义者不仅自己不长“犄角”,也不许别人头上长这类东西,把一切意见、建议都给打回去了。

他不笑了,可也没怎么介意,随便说道:

“那时节,还不是谁都一样?没有中央的指示嘛……。”沉思了一会儿,他忽然若有所感,激动地说:“这就叫党的领导啊!有了党的领导,我们还怕甚么?啊?还怕甚么?无论甚么问题,中央都想得周周到到,迟早总要解决的。”说完,他又笑了。

不知是因为黄土墙上那只大钟的响声太单调了呢,还是因为罗立正的笑容过于熟悉了,我觉得烦闷起来。我信步走到窗边,向外面看去。拱桥附近燃起的灯火,像星星似地在蓝色的黄河上颤抖。这个劳动日的第三班开始了。这些将要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普通工人们,是不是也在想“反正有了党的领导,一切都没有问题”呢?……

在这里再坐下去,已经无聊,可是我还是随便问了一句:

“队里的反保守进行得怎么样了?”

“自下而上,”看来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自下而上地搞,群众性的。先由工人、技术人员检查自己的保守思想,领导上加以批判,再由小队长、领工员检查——这些干部,保守思想最严重。然后,各分队、各科室的干部再作自我检查……”

我打断他,问道:“队长甚么时候才检查呢?”

他又笑了,拉开抽屉,拿出一大本文件递给我,胸有成竹地说:“呶,都在这里头了,两年规划。”他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亲热地说:“写篇文章,报道报道我们罢。写罢,写我们的保守也行。嘿,对,我可以给你找个典型,周主任!技术室的周主任!”

一股十分激烈的失望感忽然在我心头升起。又觉得懊丧而气愤。我曾以为,在今天这样全国性的高潮正在形成的时候,反掉保守、至少使保守者清醒过来该不是太难的事。我想错了。困难恰恰在于罗立正这样的人并不抵抗这个浪潮,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

外面,暴风从夜的黄河上呼啸着、翻腾着飞过。透过窗子,好像也能闻到春天的充满生命的气息。北方的春天派狂风为春天扫路来了。

我的朋友呢,还坐在那里,眼里凝结着睡意。

春风啊,你几时才吹进这个办公室呢?

1956年2月
(选自《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 )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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