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歌颂、要赞美，莫过于用比喻。说姑娘美，说姑娘漂亮，这只是浅层次的套式恭维。说姑娘“好像早上升起的太阳无比的新鲜”给人的印象就强烈。唱大阪城的姑娘“两个眼睛真漂亮”是一般的赞扬，普希金说安娜·奥列尼娜的眼睛“可以比南方的星星，啊，更赛过南方的诗歌······它闪得比火焰更轻盈”（《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集P222）就比一般的赞词奇特。解放以来几十年赞美共产党是旗帜，是灯塔，是天上的北斗，是太阳，连篇累牍，都比不上两首歌来得有情感。一首是《唱支山歌給党听》，一首是《党啊，亲爱的妈妈》。它们协力打造了一个“党妈妈”的形象：“母亲只给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亲爱的党啊，你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这两首歌成功之处在于利用了人们对伟大母亲的普遍认同，几十年来敲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屝。
有人鉴于党的这样那样的缺失，便结论说：“共产党是‘恶党’”，甚至说共产党是“十恶不赦”的邪党。
当然，这言过其实。
说句实在话，我所受的教育绝大部分是在新中国完成的。解放前我只念了几年私塾，到49年进国立小学也只读了高小七册、八册。解放后高小毕业、上初中、高中、大学，共产党妈妈也并没有以邪恶为德让我们走邪恶之路。师长教导我们要学好本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艰苦朴素为美德。打小学起就教我们“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同时树以诸多民族英雄、科学家为楷模。这些“初乳”收到了很好的功效。不过几十年之后面对各种社会痼疾爆发的当今——当官的一切为了钱，当民的也必然一切向钱看；儿子为钱可以杀死父母，妻子为钱可以杀死丈夫；偷车的为了钱可以卡死婴儿，医生为了钱可以欺骗病家·······一切的一切，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简切地表述：“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P253）
更令人困惑的是，我们可以用大于国防预算的开支去维稳，千方百计地阻止上访民众。我们在好些方面掌握了高科技，可以把神几神几发射到太空，可怎么我们就没有能力制住年复一年发生的异常惨烈的矿难。甘愿受全世界的指斥：中国挖出的煤是带血的煤。这事如果发生在国外，政府早就停摆了。
这不得不使人反思——党妈妈的乳汁到底怎么了？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是农民领袖》，但原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则进一步说共产党是“农民党”。李没有进一步说为什么是“农民党”，怎么样的“农民党”。但，对照几十年来党的行为轨迹，我们会自然得出这个结论。农民是一个封闭落后的阶层，目光短浅，看不到自身利益以外世界的丰富多彩。共产党要我们热爱新社会，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强调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那时我们既贫穷又艰苦），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现在的一代都明白这是愚蠢的谎言，可是在当年封闭的中国，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还信以为真呢！在美苏两大国拥有数千枚核弹的形势下，毛泽东控制下的党还沉醉在“小米加步枪”的旧梦中。理直气壮地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方针（按：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称其为“修正主义”。看不到如果爆发核战争，那将是人类文明的大毁灭、社会的大倒退。否定历史，为我所用。八年抗战，国民党担负起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寇的重任。与日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大型战役1千余次，小型战斗3万8千多次，204位国军将领殉国，伤亡国军官兵321万人，民众死亡2千余万。但毛泽东定下了调子说，蒋介石“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了“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摘桃子”。（《毛泽东选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选》P1021-1032）这种为标一党之功、营一党之私，“剪辑”历史的作法骗了我们几代人。我们的近现代史根本就没提国民党抗日这回事，有中小学历史课本为证。当年太史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说“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P三二九五）司马谈惧怕的，党妈妈却不怕，硬是要砍断历史。我们的影视中所宣杨的、编造的解放区抗日的奇迹：一个小孩可以杀死多少日寇，弹弓也可以是不错的抗日武器，在一场儿戏中就完成了战斗。有人统计过，我们影视作品中消灭日寇的总数超过了侵华日军总数的若干倍。我们几代人也不知道侵华日军是向“中华民国”投降的。“我们的教育目的有问题，就是灌输知识点，最终得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结论完事”。（《南方周末》2007,5,31日批评版）美国民间的志愿者陈纳德组织的“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日，打下了日本几百架飞机是历史抹杀不了的，中国人民也永远忘不了。但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连环画讲的是《空中飞贼陈纳德》。（按：近年来我们终于反正，承认了陈纳德的抗日业绩。）我有一位小学老师，就因为他曾经参加过“远征军”（赴缅甸的抗日部队）就倒了一辈子霉。谁让他是以国民党军的身份去抗日的呢？党私到了如此以白为黑的地步！只有“农民党”才缺乏坚定的理论。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忽视生产规律的“大跃进”，亩产万斤粮······一连串的糊涂观念、糊涂行为。暗藏下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而且还是“毛主席亲手批示下来”的，使“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韦君宜《思痛录》P32）。这大冤案影响了中国几十年，使中国知识分子真的噤声了。五七年“反右”，实际上风行的谎言政治。什么“章罗联盟”——章伯钧、罗隆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P271）。但这是《人民日报》铁定的罪名。又说大右派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案，《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的报导分明有“断章取义，故意曲解人意”之弊（戴煌《葛珮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九月第一版P307），葛珮琦见报后就给编辑部去过信，但《人民日报》并未刊登葛的“应改为”。在之前的《人大周报》上也同样摘登过葛珮琦的发言，但葛珮琦就在“当天下午”找过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诬陷我吗？”但也未更正。据戴煌评说，就断章取义之说言，“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说的‘弄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同上文上书），但，葛珮琦就是“要杀共产党人”！整个儿“右派”骨子里虽说是忧国忧民，承担的罪名却是要让老百姓“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又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也是一场国际大骗局。据解密档案：起因是金日成先发动攻打南朝鲜的战争才引来了联合国军的反攻，怎么又牵连上了中国要“保家卫国”呢！在中国，老百姓没有结社自由，哪里说得上自个儿去组织一支援外的军队？——“志愿军”就是国防军。解放后，中央、各省都处理过一大批“反党集团”、“反党联盟”，但都属“莫须有”。
要见识一下我们自力更生的“实绩”，我们不妨领略一下老共产党员、作家韦君宜回忆的万吨轮下水吧！那是1972年。为了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外国买办洋奴思想，众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赴大连红旗造船厂取经，观看中国自己造的万吨轮下水典礼——真相却只是一只空船壳，“用五彩带和红绸红花打扮起来，沿海滩还搭起看台”。空船壳没有装机器“能开下水吗？”“用千斤顶顶下水就完了。”我们的万吨轮！当时的报纸——全国的，都在狂欢，中国人民真有志气！（《思痛录》P143-147）
这些大政治、大历史、大经济的谎言组成的交响乐章，正是党妈妈为一党之私，一党的声望，一党的业绩，一党的历史中参入的“三聚氰胺”。它使几十年来受党文化教育、薰陶、耳濡目染的青少年乃至成人——特别是党政干部患下的“肾结石”比“三鹿”案中毒的几万患儿严重得多。少不更事，只不过是“误导”下的“误识”，对成年人（特别是党政干部）则会在某时某刻唤醒沉睡在他头脑中的一种党文化哲理，使他们能从容应对中央及部委、省的反腐条规（乃至一切法规）。他们明白写出来的与表面说出来的同实际要践行的是一种什么关系。你听！几个贪官说出来的“金玉良言”——“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东北贪官慕绥新，死缓）“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广西贪官成克杰，死刑。）“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的老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永远穿草鞋······”（重庆贪官张宗海，有期徒刑15年）。只要想到党妈妈乳汁中的“三聚氰胺”，你就会理解从中共十五大以来至十八大中央下发的三千余件反腐条规为什么纯属空谈。想到这“三聚氰胺”你就会理解近来曝光的一家医院妇产科为什么会明目张胆地骗卖产妇的刚产出婴儿！想到这“三聚氰胺”你就会理解一个高考强县（钟祥）作弊不成的家长为什么敢公然去围攻殴打监考老师，他们公然叫嚷“不作弊，不公平！”（《南方周末》2013年6,20头版）
“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三三00）谁能过滤去、分解去党妈妈乳汁中的“三聚氰胺”，历史就会给他记一大功！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3/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