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12

一直以来对所谓“中国历史”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今日的“中史”基础知识之中,早已混入自西方民族主义东传之后,以当代的民族主义所窜改的历史,已成为当代华人不可动摇的“基础知识”;更复杂的问题,是晚清时代窜改一次,去到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后,为“继承”满清帝国又窜改,去到蒋介石北伐以至抗日又窜改,到中共打败国民党为攻击西方就更加放胆地去窜改,于是几个源头都是窜改后的假货,反而“弄假成真”,令人以为集各家之见就是真相,以为“去党化”后的“中国”,就是真正的“中国历史”,这已困扰了华人认真看待历史几十年,以至造成华人普遍去追求所谓“统一”,或者常说什么“民族苦难”的根源,一如李白的《静夜思》,原诗保留在日本,华人却纷纷奉假诗为真诗,甚至为假诗辩护,说假诗犹胜真诗云云。

在1860年起有“意大利”这个民族国家之前,“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在所谓“中国”,在20世纪以前的汉人知识份子眼中,只不过是代表世界或者宇宙中心地带“顺应天命”所统治的文明中心,而非一个国家。

今日海内外的华人,根本无法明白“中国”是20世纪华人知识份子所创造出来的想像,而本书就把这段过程如何发生来“还原”——本书指出,是梁启超变法失败流亡日本,从日本已学习“日本史”、“国史”,慨叹华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更没有自己的“国史”,于是就于1902年写了《中国史叙论》,开始称之为“中国史”,把古代天朝“世界史”以廿四史为骨干,一如其他国家历史般创制了所谓“中国史”;本书指出,梁启超在其书如此说:“吾人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真相就是在梁启超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之前,华人只有天子,而代表“天”即宇宙,就是神的代言人,而天下是没有边界的,受天子管理的就是文明人,而远方不受管理的,就是野蛮人,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族与族之间更没有“平等交往”这回事,这个“迷信”直至日本以甲午战争打败大清皇朝而崩溃,于是“应天命”服务满清权贵的汉人,就学日本反过来创制了自己的“中国”。

本书不是以西方民族主义起源、定义的严肃架构下的书籍,却不断从“中史”角度找到很多新观点,去追查“中国民族主义起源”;例如以往“中史”提到满清雍正皇帝的文字狱,只会说成是恐怖政治与对人民的压迫,本书却指出曾静《知新录》与后来与雍正“辩论”而后屈服所写成的《大义觉迷录》,正反映了汉人对抗满洲人,在没有“民族主义”下无法自圆其说,最终被迫承认满洲人“正统”的一个过程;文中指曾静支持明代吕留良的观点,真正有资格做皇帝的人,只可能生于“阴阳绝妙调和,充满正德”的汉人“中土”、“中国”,而因为“中土”以外的都是“倾险而邪之僻地”,只能够产生“夷狄”,以至语言不通的“禽兽”;而雍正皇帝则反驳这个“生于中土为人,生于夷狄为禽兽”,说自己就是生为夷狄,偏偏满洲人生而勇敢朴实,而远胜于“奢侈糜烂”最终不敌夷狄的汉人,因此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而儒家如朱熹既提倡“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夷之别”;而这本《大义觉迷录》作为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的作品,先成为“清即正统”的“圣经”,再成为日后梁启超变之为“中国”的起源。

本书在讨论“清”的本质,讨论东亚各国与“中华”之间的纠结的史料方面,补充了很多华人以“中史”所忽视的角度视野;然而缺乏西方“创制”民族主义的基础讨论,则变成缺乏架构的讨论而有点松散。

或许作者平野聪是想以轻松比较日本史与针对日本读者的世界观,因此采取了这样的架构,但对华人而言本书也是非常有阅读的价值,特别是点出了中国民族主义原来是抄自日本的源头,这是对东亚各国历史都熟悉的作者所拥有的强项。

RFA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