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8年12月21日 06:41 邓聿文 为FT中文网撰稿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官方在12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无论一场改革还是一场革命，或者一场运动，积时40年，确实有许多经验或教训值得总结。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总结，是否因某种政治需要，而回避一些本来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
今天我们说改革开放进行了40年，这是官方的说法，如果要总结改开经验或教训的话，首要的问题，这40年是否在一直不间断地推进改革开放。很显然，在这点上，民间跟官方是有不同看法的。即使在官方内部，不同人特别是学者间，意见亦不一样。
我认为，从中国改革的初心出发，从改革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出发，从人们一般理解的改革出发，这40年，改革开放并不一直是主角，一些时候，中国不是在改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反改革，即走与改革开放相反的路。
严格意义上、真正的改革在40年里只有三个时间段在进行，分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8 年、1992年到2001年加入WTO、加入WTO到2008年。此后尤其是2012年以来，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进行改革，充其量，只是在某个环节，或某件事情上，有一点技术上的小调整而已。本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文本，但可惜，只停留在本文上，实践中没有按照决议的精神和规划去推进和落实，丧失了一次大好的改革机会。所以，改革其实只有不到30年。
在上述三个时间段的改革中，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的改革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以包产到户、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以打破铁饭碗，承包制为主的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都搞得风生水起；这一阶段的改革不仅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治意义，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推进政治改革，有些改革本身既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比如，将国家的路线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主，其政治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也是一项政治决定。这还不说直接的政治改革。今天硕果仅存的几项政治措施，如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和退休制，曾经长时间实行的党政分开和集体领导制度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做出的。还有，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赵紫阳做总书记的时期，也曾计划在扩大政治参与，变形式上的选举为竞争性选举方面，推出一些改革举措。所以，我不太赞成中国改革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说法，只能说政治改革的步伐迈得很少，而且长期停步不前，现在把已经取得的有限成果、原来以为很难改变的一些东西，也改回去了。
从世界历史看，与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东国家相比，中国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的改革无论从内容还是成绩来说，都毫不逊色。也正因为这个阶段的改革触及到了政治，当时政治气氛的宽容宽松和自由是中共建政来从没有的，思想理论界也是空前活跃，由此才引发了89年的政治事件。当然众所周知，它以悲剧收场，但也使改革沉寂下去。三年治理整顿，造成中国改革的大后退，差点使改革阵亡。
1992年邓小平通过“南巡”重新启动了奄奄一息的改革，并因此使中国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结束。作为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改革无疑与他的历史地位挂钩，所以他不能让八九事件后的保守势力将改革掐灭。这就是他为什么以高龄之躯，进行南巡，发动改革的原因。然而，这一阶段的改革与前一阶段的改革不同，只集中于经济领域，不再延伸于政治领域，只进行经济改革，不再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为市场经济戴上了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这是该阶段改革，也是整个中国改革取得的最大成就。在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是在国企改革上通过“抓大放小”，大大减少了国企数量，使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比重降低。这一阶段的另一特点，就是经济开放程度、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力度比前一阶段大大加强，通过十多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加入WTO，锁定了中国的开放路，防止中国在闭关锁国上回潮。
第三阶段的改革也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着眼于开放，主要是落实入世的承诺，今天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没有很好落实入世承诺，某种角度说，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误读”。在这个方面最有权威的“裁判者”应该是WTO。WTO对中国入世承诺的“审议”结果是，基本履行了入世承诺，WTO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以中国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当时谈判给中国的要求过低。美欧等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中国，而中国坚持入世谈判的标准，这是症结所在。但不管如何，由于加入WTO，中国经济和社会更深更广地融入世界，和全球捆绑在一起。
除更大程度开放外，由于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官方向国际社会做了一些承诺，中国在公民社会方面，发展很快，对媒体和民间组织的管控，有所放松，自由度有所加强。另外，这一阶段为弥补前一阶段大规模的国企改革造成的后遗症，开始加强社会建设，矫正社会公正的缺席。政治改革虽然已经停止，但在某些领域和地方，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在四川等地出现直选乡长和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现象。
奥运结束后的四年，即胡温执政时期的第二任期，中国还在按照前期的惯性往前运行。虽然官方不再出台任何指向进步的改革举措，但也没有刻意去阻拦打压，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无为而治”，因此，整个中国改革虽然止步不前，就民间来说，却也乐得其所。如在舆论方面，现在看来，那是还是比较宽松的，发言的空间比较大。但这一切都结束于2013年。从此开始，中国进入官方所说的“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和“新气象”，但官方的“新作为”，不过是把前30年改革要摒弃的东西重新拣回来，加以新的“包装”，由此呈现的“新气象”不过是让人们似曾相识的“旧面貌”而已。
本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和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决定”都还不错，如果真正按照两个“决定”的要求和精神去做，虽然不期望中国会进入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但至少目前的状况会有很大改观，市场经济的基础会更扎实，社会的法治意识和需求会更强烈。但这一切并没有到来，相反，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倒退，管控全面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左转定于一尊以及个人崇拜，仿佛让人们觉得，文革可能重现。
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中国改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事情还得回到前30年三个阶段的改革和开放中去寻找。从上面的简单描述和分析看，以下几点是需要检讨的：
第一，“四项基本原则”阻碍了改革的深入，使改革无法扩大到政治领域，从而造成中国改革的跛足。
邓小平为预防政治改革和民主诉求对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造成冲击而给改革开放戴的这个“紧箍咒”，基本上封杀了政治改革和政治开放的可能性和空间。虽然邓小平和官方也讲政治改革，但那是戴着政治改革帽子的行政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要素，如党禁和选举，是不能触及的，一旦涉及到这些问题的外围层面，改革就会被叫停。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没有进行过政治改革，也说得通。政治改革必然会影响经济和社会改革，或者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必然要触及政治改革。邓小平本人也说过，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进行不下去，这就是事情的总根源，但正是他的这个“紧箍咒”，造成今天的局面。因此，要想经济和社会改革获得活力和动力，必须重新启动政治改革，摘掉孙大圣头上的“紧箍咒”。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阻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让权力干预市场有了法理基础和支撑，在实践中形成了“权力市场体制”和“权贵”特殊阶层，扼杀了人民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
十四大确立的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前加“社会主义”这个“帽子”，表明在邓小平等政治保守派看来，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党要防止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这实际是“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改革上的体现，担忧的还是发展市场经济对党的统治的威胁。邓本人在南方谈话中对左派对市场的诬蔑曾有过批评，市场既不姓资也姓社，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但现在，市场经济只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谁是社会主义的代表？因此，在实践中，它就必然会歪曲兑变为权力和权贵服务，开启权力干预市场之门，将之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权力经济迅速推进到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
中国的市场经济被扭曲成权力市场经济，它的一个后果，就是无所不在的腐败。腐败不仅指的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权力寻租索租行为，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在权力支配社会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不应有的效率损失。这种损失如果用数字来衡量，比官员贪污腐败所得不知大多少倍，实际上，它是无法衡量的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伤害，损坏的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改色变，改革也就不可能得到人民认同，无法推进。
第三，“发展是硬道理”在现实中被官方神圣化为不可动摇的“信条”和“教义”，在发展的名义下，三次分配严重失衡，公平正义缺席，社会道德和环境被毁坏，改革开放成果被权贵和政府剥夺。
对一个人口众多、长期落后的贫困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将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又将经济增长简化为GDP和财政收入等能够看得见、体现官员政绩的东西，并且把它长期化。官方并非不知道追求GDP增长会带来包括收入分配和环境破坏等在内的一系列恶果，然而，由于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只能通过做大蛋糕来追求“合法性”。可称之为统治“正当性”困境。在官方看来，经济增长，蛋糕做大后，一是能够解决迫在眉睫和不断生长的贫困问题，总体上让人民脱贫进小康；二是壮大国力，满足民众做大国子民的民族情感的心理需求，以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换言之，今天党的统治的“正当性”依赖于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而它们都建立在GDP上，需要不断做大GDP蛋糕来支撑。
严重的困境还在于，人民在解决贫困和温饱后，需要获得公平感，而由于前述的体制因素，改革成果的大头被权贵阶层攫取以及被政府自身耗损，要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满足民众的公平感，只有进一步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才有可能。此乃中国官方不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因所在：一方面将“发展是硬道理”作为挡箭牌，尽量压低大众的各种应有需求；另一方面又确实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化解其统治的正当性困境。
所以，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而是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重新出发。但如果在上述三点上不能有所放弃或突破，还把改革开放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是很难走远的。
（注：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