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捻子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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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9-01-01

(据说是捻子盟主张乐行的画像)

与同时期的太平天国相比,关于捻子的研究一直不受重视,因为其规模、破坏力都不如前者,特性也不如前者显著。太平天国在中国传统叛乱中植入外来词汇,并以这些词汇打造新的话语体系和政治神话,试图取代旧式的儒家话语体系和皇权政治神话;强制推行公有制;严密控制人民的私生活;发掘愚昧和暴戾作为其最重要的力量源泉;试图粉碎官僚体系却又最终向官僚体系回归……堪称后世惨烈革命的预演,然其虽乘上机运掀起风潮,奈何编、导、演能力过于拙劣,无法吸引到中外智识精英的支持,最终难免烟消云散。

捻子系另一种叛乱模式,我们暂称为"被动的叛乱"。太平天国谋求主动地摧毁对方的官僚体系以达成革命之目的,而捻子则是在官僚体系失去控制能力之后自然生成的社会重组运动,因此对捻子的研究,也许比太平天国具有更积极的现实意义,它能为人们提供诸多官僚体系失控之后社会走向的深刻启示。

关于捻子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为可取的是两种。第一种认为:河南、安徽交界伏牛山中的土匪,以"捻"为单位,一"捻"即一股、一伙之意,"捻子"最初是对伏牛山土匪的称呼(类似的情况还有关东的强盗们被称为"绺子")。另一种观点认为:鄂豫皖一带的白莲教以募捐灯油钱为籍口向村民征索保护费,定期交钱供给一捻灯芯使之长明不灭,称为"入捻",十八、十九世纪清廷连续的禁教令使白莲教被迫转入地下,不敢亮出旗号,于是"捻"成了其帮会组织的代号,久而久之这个代号反成了正式名称,其追随者被称为"捻子"。

(伏牛山,土匪的天堂)

实际情况也许是上述两种说法外加一些次要成因的混合物。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的压力、官僚阶层腐化、黄河连续泛滥(很大程归咎于官府的腐败无能导致河防工程形同虚设)使黄淮地区的人们生活越发举步唯艰。地方官面对无数头疼问题既无能为力也不敢将实情上报,因为上报或者试图有所作为反倒会因暴露出问题而被皇帝怪咎,无异于自找麻烦。轻则影响升迁,重则引祸上身。全中国的官场都在无所用心,靠编造假材料度日,尤以黄淮一带为甚。这一带既人口密集,问题繁多,乡绅文化亦被摧残殆尽,政府消灭了潜挑战者的同时也失去了现成的盟友。当政府因无力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外加自身腐化不堪最终沦为虚设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村民们需要自己组织起来,这些村社组织的目标大约有三:赶走官府征夫收税的胥吏;保护村庄免受匪类侵扰;规划邻近村落之间的势力边限。这些村社既是自立的军事共同体,又是生产互助组织,劳力短缺的家庭会受到其它家庭的义务帮助。村庄之间的恩怨非常复杂,中国农村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寨风",往往相邻两个村庄甚至同一村庄内的两半部份,风气大相径庭。有风俗淳厚,诚实礼让代代相传,有些时刁蛮粗野,数百年来充斥着偷鸡摸狗的人渣毫无起色。相邻的村庄有些世代通婚关系和睦,有些则世代仇怨冤冤相报。这些复杂的恩怨关系使各村社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一团乱麻,在自己的地盘上设卡收取买路钱,抢劫落单的外乡人甚至发动"远征"去洗劫别的村庄的情况十分常见。

他们纷纷以"入捻"的方式与土匪或黑帮结成同盟以自保,"入捻"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和匪类、黑帮搭成和解的格局,如果邻近的村庄都"入捻"的话,则意味着被统一到一个旗号之下,不仅有利于保持各方在势力边界上的和平,还有利于在抗税抗征时相互呼应,因此"入捻"将大大促进这些村社组织达成他们的三大根本目标。其势渐渐无法阻挡,"入捻"风潮席卷黄淮,不仅普遍涉及中下层的农民和小市民,富户们为免遭洗劫,入捻积极性甚至比贫苦者更高,并且他们很容易成为一方捻子的领袖。"入捻"不仅遍及农村社会,连胥吏、兵丁、甚至一部份读书人也卷入其中。当朝廷命令剿捻时,大员们会发现自己部下文武,相当一部份已经加入了捻子,或者与捻子称兄道弟,其乐融融。

虽然捻子起于社会边缘,但随着主流社会大量入捻,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本质是官僚体系失控后,社会回到史前村落模式,继而又朝着村落联盟方向迅速演化,古人类历经近十万年的村落社会演化史,在捻乱中仅用了十几年便重演了一遍。

捻子领袖的产生极具中国特色,大大小小的邻袖们普遍具备两大特质:一是"会做人",在中国传统的人情礼数来往中,让人挑不出毛病;二是"讲义气、够朋友",在被清廷抓获的捻子领袖中,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也不招供同伙的情况,普遍到了令人竖指赞叹的程度。

更高一级的领袖除了能将上述两条要素做到完美,使次级首领们信服之外,面对清廷的镇压,还必须具备协调能力使次级首领们各安其所,洞悉底层人民的需求以赢得民心支持,维护军纪不至于迅速沦为欺压村民的恶霸,具备战略头脑赢得军事胜利。

(张乐行家族产业的一角)

张乐行出身富户之家,祖上留给他良田、粮行、酒坊、赌场等大量产业。但其为人"仗义疏财",专好救人急难,结交豪杰,很快家财散尽,干脆干起贩私盐的勾当。1851年他为救被捕同伙,啸集一票人马劫牢反狱,从此正式成为一股捻匪。他的搭档,深度近视的龚德树则是贫穷乡村教师兼游方郎中出身,因与豪门结怨聚集一帮好汉复仇,犯下人命沦为捻匪,据说专挑"为富不仁"者干"劫富济贫"的勾当。

张乐行和龚德树酷似水浒传中的晁盖与吴用,一个最讲兄弟义气,赴汤蹈火再所不辞,且行事公道深受江湖好汉们爱戴;一个游历丰富足智多谋,对黄淮一带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他们前半生混迹三教九流,对各个阶层的心态了如指掌,深知如何在动荡的世道中找到立足的根本。

1852年,张乐行已经成为一股大型捻匪联盟的盟主,他在亳州农村建立起一系列堡垒,以此为基地四处抢劫官仓、号召农民抗税罢征,"张老乐"和"龚瞎子"的名号甚至传到了天津和陕西。1855年,几路大型的捻子在张乐行的老巢亳州雉河集"会盟",张乐行被拥为盟主、"大汉明王",定下五旗兵制和《行军条例》。尽管官方记载将其一律说成是残暴的抢匪,然不过如梁启超所言:"汉高明太,昨日无赖,今日神圣。不过成王败寇耳。"清朝"龙兴关外",努尔哈赤挖参淘金的黑帮头子出身,张乐行的人格魅力,恐怕未必逊于汉高、明太、努尔哈赤之流。

从目击过捻子军队的外国传教士们记录来看(因为篇幅本文中暂不引用),这些条例得到了很好地执行。少数几个曾经深入到捻乱地区的传教士异口同声地称:捻军所到之处并不扰民,他们抢劫官仓而无滥杀,找大户"借粮"时并不蛮横,大部分富户系自愿或半自愿拿出粮食来支持他们。行军时遇上难民会拿出自己的军粮来接济他们,还赞助流离失所的人一些本钱和种粮回故乡安居,使他们成为自己日后的支持者。

(日耳曼人的队伍)

捻子的社会模式和亚洲腹地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古日尔曼村落联盟及先秦早期的"八百诸侯"有巨大的相似性,其中孕育着封建制的萌芽。因为资料失据今天已经很难知晓其财政及后勤来源的细节,只能大概知晓:抢劫官仓并不是其主要部份,这些行为更多是对敌人的报复性手段;其财政主要来自士兵们从各自故乡自带军需听从盟主号召奔赴战场,以及富户们的主动捐输以及盐巴生意。

从捻子兴起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到一幅场景,当官僚阶层失控之后,民间社会并未陷入混乱、凄惨的无政府状况之中,他们按照一种非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抛弃被说教了两千年的纲常义理,按自己的价值观重组了社会价值体系,即更加通俗的人情和义气。它们才是比儒家学说更加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而士大夫阶层幻想了两千多年,那种道德君子升上高位成为领袖的景象,反倒是在他们失去控制之后,在民间社会重组的过程中露出苗头。此景在近现代中国并非捻子的村社所独有,城市亦然:在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和北京,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次大事件中,亦曾出现。这些迹象表明,中国人道德上的衰退,完全拜官僚集团的专制所赐。同时似乎也印证了洛克的理论:当人们退回到自然状态之后,仍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住道德状态不致崩溃。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即使伟大如洛克也不敢妄加推测,但我们可以肯定:这段时间一定会是社会重建的最关键阶段。

(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

严复曾云:治术坏民智。今观历史,治术对人民道德的伤害,恐怕才是更深重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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