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9-01-01
（据说是捻子盟主张乐行的画像）
与同时期的太平天国相比，关于捻子的研究一直不受重视，因为其规模、破坏力都不如前者，特性也不如前者显著。太平天国在中国传统叛乱中植入外来词汇，并以这些词汇打造新的话语体系和政治神话，试图取代旧式的儒家话语体系和皇权政治神话；强制推行公有制；严密控制人民的私生活；发掘愚昧和暴戾作为其最重要的力量源泉；试图粉碎官僚体系却又最终向官僚体系回归……堪称后世惨烈革命的预演，然其虽乘上机运掀起风潮，奈何编、导、演能力过于拙劣，无法吸引到中外智识精英的支持，最终难免烟消云散。
捻子系另一种叛乱模式，我们暂称为＂被动的叛乱＂。太平天国谋求主动地摧毁对方的官僚体系以达成革命之目的，而捻子则是在官僚体系失去控制能力之后自然生成的社会重组运动，因此对捻子的研究，也许比太平天国具有更积极的现实意义，它能为人们提供诸多官僚体系失控之后社会走向的深刻启示。
关于捻子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为可取的是两种。第一种认为：河南、安徽交界伏牛山中的土匪，以＂捻＂为单位，一＂捻＂即一股、一伙之意，＂捻子＂最初是对伏牛山土匪的称呼（类似的情况还有关东的强盗们被称为＂绺子＂）。另一种观点认为：鄂豫皖一带的白莲教以募捐灯油钱为籍口向村民征索保护费，定期交钱供给一捻灯芯使之长明不灭，称为＂入捻＂，十八、十九世纪清廷连续的禁教令使白莲教被迫转入地下，不敢亮出旗号，于是＂捻＂成了其帮会组织的代号，久而久之这个代号反成了正式名称，其追随者被称为＂捻子＂。
（伏牛山，土匪的天堂）
实际情况也许是上述两种说法外加一些次要成因的混合物。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的压力、官僚阶层腐化、黄河连续泛滥（很大程归咎于官府的腐败无能导致河防工程形同虚设）使黄淮地区的人们生活越发举步唯艰。地方官面对无数头疼问题既无能为力也不敢将实情上报，因为上报或者试图有所作为反倒会因暴露出问题而被皇帝怪咎，无异于自找麻烦。轻则影响升迁，重则引祸上身。全中国的官场都在无所用心，靠编造假材料度日，尤以黄淮一带为甚。这一带既人口密集，问题繁多，乡绅文化亦被摧残殆尽，政府消灭了潜挑战者的同时也失去了现成的盟友。当政府因无力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外加自身腐化不堪最终沦为虚设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村民们需要自己组织起来，这些村社组织的目标大约有三：赶走官府征夫收税的胥吏；保护村庄免受匪类侵扰；规划邻近村落之间的势力边限。这些村社既是自立的军事共同体，又是生产互助组织，劳力短缺的家庭会受到其它家庭的义务帮助。村庄之间的恩怨非常复杂，中国农村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寨风＂，往往相邻两个村庄甚至同一村庄内的两半部份，风气大相径庭。有风俗淳厚，诚实礼让代代相传，有些时刁蛮粗野，数百年来充斥着偷鸡摸狗的人渣毫无起色。相邻的村庄有些世代通婚关系和睦，有些则世代仇怨冤冤相报。这些复杂的恩怨关系使各村社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一团乱麻，在自己的地盘上设卡收取买路钱，抢劫落单的外乡人甚至发动＂远征＂去洗劫别的村庄的情况十分常见。
他们纷纷以＂入捻＂的方式与土匪或黑帮结成同盟以自保，＂入捻＂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和匪类、黑帮搭成和解的格局，如果邻近的村庄都＂入捻＂的话，则意味着被统一到一个旗号之下，不仅有利于保持各方在势力边界上的和平，还有利于在抗税抗征时相互呼应，因此＂入捻＂将大大促进这些村社组织达成他们的三大根本目标。其势渐渐无法阻挡，＂入捻＂风潮席卷黄淮，不仅普遍涉及中下层的农民和小市民，富户们为免遭洗劫，入捻积极性甚至比贫苦者更高，并且他们很容易成为一方捻子的领袖。＂入捻＂不仅遍及农村社会，连胥吏、兵丁、甚至一部份读书人也卷入其中。当朝廷命令剿捻时，大员们会发现自己部下文武，相当一部份已经加入了捻子，或者与捻子称兄道弟，其乐融融。
虽然捻子起于社会边缘，但随着主流社会大量入捻，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本质是官僚体系失控后，社会回到史前村落模式，继而又朝着村落联盟方向迅速演化，古人类历经近十万年的村落社会演化史，在捻乱中仅用了十几年便重演了一遍。
捻子领袖的产生极具中国特色，大大小小的邻袖们普遍具备两大特质：一是＂会做人＂，在中国传统的人情礼数来往中，让人挑不出毛病；二是＂讲义气、够朋友＂，在被清廷抓获的捻子领袖中，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也不招供同伙的情况，普遍到了令人竖指赞叹的程度。
更高一级的领袖除了能将上述两条要素做到完美，使次级首领们信服之外，面对清廷的镇压，还必须具备协调能力使次级首领们各安其所，洞悉底层人民的需求以赢得民心支持，维护军纪不至于迅速沦为欺压村民的恶霸，具备战略头脑赢得军事胜利。
（张乐行家族产业的一角）
张乐行出身富户之家，祖上留给他良田、粮行、酒坊、赌场等大量产业。但其为人＂仗义疏财＂，专好救人急难，结交豪杰，很快家财散尽，干脆干起贩私盐的勾当。1851年他为救被捕同伙，啸集一票人马劫牢反狱，从此正式成为一股捻匪。他的搭档，深度近视的龚德树则是贫穷乡村教师兼游方郎中出身，因与豪门结怨聚集一帮好汉复仇，犯下人命沦为捻匪，据说专挑＂为富不仁＂者干＂劫富济贫＂的勾当。
张乐行和龚德树酷似水浒传中的晁盖与吴用，一个最讲兄弟义气，赴汤蹈火再所不辞，且行事公道深受江湖好汉们爱戴；一个游历丰富足智多谋，对黄淮一带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他们前半生混迹三教九流，对各个阶层的心态了如指掌，深知如何在动荡的世道中找到立足的根本。
1852年，张乐行已经成为一股大型捻匪联盟的盟主，他在亳州农村建立起一系列堡垒，以此为基地四处抢劫官仓、号召农民抗税罢征，＂张老乐＂和＂龚瞎子＂的名号甚至传到了天津和陕西。1855年，几路大型的捻子在张乐行的老巢亳州雉河集＂会盟＂，张乐行被拥为盟主、＂大汉明王＂，定下五旗兵制和《行军条例》。尽管官方记载将其一律说成是残暴的抢匪，然不过如梁启超所言：＂汉高明太，昨日无赖，今日神圣。不过成王败寇耳。＂清朝＂龙兴关外＂，努尔哈赤挖参淘金的黑帮头子出身，张乐行的人格魅力，恐怕未必逊于汉高、明太、努尔哈赤之流。
从目击过捻子军队的外国传教士们记录来看（因为篇幅本文中暂不引用），这些条例得到了很好地执行。少数几个曾经深入到捻乱地区的传教士异口同声地称：捻军所到之处并不扰民，他们抢劫官仓而无滥杀，找大户＂借粮＂时并不蛮横，大部分富户系自愿或半自愿拿出粮食来支持他们。行军时遇上难民会拿出自己的军粮来接济他们，还赞助流离失所的人一些本钱和种粮回故乡安居，使他们成为自己日后的支持者。
（日耳曼人的队伍）
捻子的社会模式和亚洲腹地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古日尔曼村落联盟及先秦早期的＂八百诸侯＂有巨大的相似性，其中孕育着封建制的萌芽。因为资料失据今天已经很难知晓其财政及后勤来源的细节，只能大概知晓：抢劫官仓并不是其主要部份，这些行为更多是对敌人的报复性手段；其财政主要来自士兵们从各自故乡自带军需听从盟主号召奔赴战场，以及富户们的主动捐输以及盐巴生意。
从捻子兴起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到一幅场景，当官僚阶层失控之后，民间社会并未陷入混乱、凄惨的无政府状况之中，他们按照一种非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抛弃被说教了两千年的纲常义理，按自己的价值观重组了社会价值体系，即更加通俗的人情和义气。它们才是比儒家学说更加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而士大夫阶层幻想了两千多年，那种道德君子升上高位成为领袖的景象，反倒是在他们失去控制之后，在民间社会重组的过程中露出苗头。此景在近现代中国并非捻子的村社所独有，城市亦然：在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和北京，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次大事件中，亦曾出现。这些迹象表明，中国人道德上的衰退，完全拜官僚集团的专制所赐。同时似乎也印证了洛克的理论：当人们退回到自然状态之后，仍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住道德状态不致崩溃。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即使伟大如洛克也不敢妄加推测，但我们可以肯定：这段时间一定会是社会重建的最关键阶段。
（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
严复曾云：治术坏民智。今观历史，治术对人民道德的伤害，恐怕才是更深重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