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中国的保守与激进――同治中兴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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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9-01-05

(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埃德蒙.柏克;堪与霍布斯、洛克相提并论的伟大思想家。)

随着保守主义越来越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一部份人开始试图将保守主义引入中国。这也许是比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更加艰难的课题。

在叙述中国的保守派之前,我们先尝试简略叙述一番欧洲的保守主义,稍不留神就会使这一博大精深的学说流于程式化和教条化,违背它内在的真谛。保守主义是所有政治哲学中最难以简单概述的一种,几乎不可能从中抽出原则性的教条。它竖起尊重人类既有经验的大旗,反对照着某些简单原则去构筑社会,因为人本身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能力,当人们试图按照一些原则去构筑社会时,事态并不会朝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譬如试图以公有制建立起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想社会,其现实却是:我既不会为人,人更不会为我,甚至连起码的只想为自己都不可能,掌管分配权的人拥有一切,其余人一无所有。

因此保守主义者执着于维护人类现有的成就使之免于破坏、遗弃、流失,在此基础上谨慎地接受渐进改良,他们几乎不会为技术进步所鼓舞,尤其珍视既有的道德、单纯情感和价值体系。保守主义者尊重自然生成的新事物,而对一切人为武断地以新异旧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

欧洲的保守主义深深地根植于其历史文化之中:在一个多元、变动的世界里,基于"无人可以自以为义"的宗教情怀,守護既有的良知性经验。它和新教伦理几乎无法剥离,新教伦理认为:自然演化之物系造物主之安排,其中蕴涵有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深刻意义;而人为武断为之之物,则多流于虚妄。

(英格兰的绅士阶层)

譬如世袭贵族体制,似乎有诸多不公正的成份,但随着人类认知的渐渐扩大,人们发现强大的世袭贵族世系可以有效地抵御国家权力的扩张,使社会免于向专制衰落。在人民没有强大起来之前武断地拔除它,非但不能促进公正,反而使人民失去了抵御专制的防风林,连接沦为帝王翻云覆雨之下的蝼蚁。

欧洲的保守主义随着时代不同面目亦在不断变化,当新生事物历久弥坚成为传统的一部份后,便自动为保守主义输入新的血液,赋予它新的内涵。人的自由权利在18世纪系振聋发聩的革命性新事物,但如今却成了保守主义者们的重要财富。不过有些基本脉落却至今未变,且越发坚定:保守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保守权力分散的格局反对权力集中;保守多元并存的地方本位,反对天下一统的世界主义;保守人的谦卑情怀,反对"英雄造时势"式的豪迈情结;尊重自然演化进程,反对唯人造教条是尊的庸俗主义。

而中国的保守派,除了"保守"二字略有相同之外,在其价值内核上与欧洲的保守主义完全相悖。他们虽然喜欢自己聚敛资财,却无视私有财产的正当性,认为一旦正义的事业需要,或者作为惩罚手段,就可以没收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他们打压地方势力,要把全世界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虽然他们的世界只认识到了地球表面的一小部份);他们以唯一"义理"的化身自居,对多元并存毫无兴趣,谋求垄断政治权力和文化、道德解释权,不仅治下之民被剥夺了话语权,还想要治外的"蛮夷"们也按着自己定下的规矩来行事;他们不肯接受一个不断变动、超乎人为操控能力之外的世界,幻想用自己的教条打造并驾驭一个静止的、全宇宙的永恒大同。

(中国的绅士阶层)

这些根深蒂固的情愫不仅存在于儒家士绅灵魂深处,连贩夫走卒也无法幸免。

就价值内核而言,中国的保守派与欧洲的保守主义毫不沾边,倒是与欧洲的极端激进主张相互呼应。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演进,刚开始表现为顽固的儒教皇权秩序疯狂而愚蠢地抵制欧洲的市民社会在亚洲的渗透,在抵抗失败、自身坍塌后,又表现为激进革命者们重新整合这些情愫卷土重来,向正在艰难演化之中、弱小的中国市民社会复仇,并继续顽固地抵制市民社会向中国的渗透。如果对传统中国进行作一番审视的话,那么我们便不会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从冥顽不灵的守旧,摇身一变化作万劫不复的疯狂和激进过于惊讶。它们是愚蠢和狂妄自大情结的冰火两面。

中国的保守派诞生于"同治中兴",这次重建中央帝国的努力与历史上的诸多王朝兴衰不同,这次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天下一统"这一形而上的目标,统一的任务必须服从于另一个全新目标:旧的宇宙中心世界观被打破了,帝国需要在全新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一代的中国保守派可谓信心满满,在中央有温和、明智的恭亲王和文祥,地方上有战功赫赫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中兴汉臣",满汉之间搭成新的平衡和团结。无疑,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满汉官员占据了政府最重要的位置,那种"有德者居上位"的幻觉似乎真的出现了。他们坚信中国的旧秩序只需稍加改良,便可应对来自新世界的一切挑战。按官僚体制的固有行为方式,这种改良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应对来自新世界的挑战。通过这个衙门,把中国和新世界连接在一起,虽然不再谋求洋人象过去的蛮夷们一样成为"向化纳贡"的藩属,但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认为:儒教秩序如同一座坚实堂皇的大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秩序,中国暂时的失败是因为统治者"失德"所至,只要找回上古的道德清明,中央帝国不仅不会受困于暂时的失落,还会将自己的价值体系输出到全世界。清朝本身就是这种信心来源最大的证据:因为失德,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天下大乱,弱势的中国被满洲人征服,但儒教秩序却反过来俘虏了满洲征服者,有什么理由怀疑它不能俘虏那些前来求通商的洋人呢?

(文祥(右)在总理衙门)

曾国藩谆谆教诲,要求官员门在处理洋务时"以忠信为本",展示中国优越的礼教。虽然在武力上中国完全没有与洋人掰手腕的机会,但圣人名教仍足堪做洋人圭臬。

到了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第二代(李鸿章系过渡性人物),随着曾国藩去世,西后崛起,恭亲王和文祥失势,满汉平衡、团结的格局被打破,政府中满人愚蠢贪婪、汉人愚蠢守旧的局面重新出现。中国的保守派们发现自己的大厦并非坚实,甚至连虚有其表都谈不上,它不仅岌岌可危且到处都是窟隆。他们信心大不如前,转而在腐败和守旧两股势力夹攻之下寻求裱糊之道,他们意识到世界的变动并认为儒教秩序必须得到外来力量有力的输血,才能继续存在: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繁荣的外贸、靠政府的力量组织起工业。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渴望的力量并非独立存在之物,而是市民社会的一系列副产品。那将是中国保守派的另一个历史阶段:自强运动。我们将留待后文细表。

(二十世纪初的越南,比中国更象中国)

儒教秩序的大厦终于坍塌,第三代保守派如同一群流亡者,他们放弃了全盘维护儒护儒教秩序的信念,试图从传统中找到一些堪称"民族永久财富"的"国祽"。他们携带祖传的字画,从坍塌的儒教大厦搬进不伦不类的临时新居,并想靠这些字画打造出民族认同。

终于有一天,一群匪徒闯入,将祖传字画撕得粉碎。激进的革命者终于夺取政权,新一轮的保守又开始了:新的政治神话;新的闭关锁国;新的精神胜利法(宁要社草,不要资苗);新的唯一"义理"及其化身;新的全宇宙最优越的秩序及其输出;新的"万邦来朝"之梦……

然后,随着政治神话破产,又是似曾相识的李中堂时代:强军梦、东南沿海的外贸、政府垄断工业命脉和技术研发……不过,旧的儒家秩序,至少还曾留下过些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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