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坚:我在四五事件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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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8-11-01 11:48 | 作者: 阿坚

引子

1978年10月,人民日报登了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的文章。那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一年级。

我是在晚自习的教室看到那张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人民日报的。有同学惊诧地递过报纸并说:这里提到你了,你是那个谈判代表赵世坚吧。

我扫了一眼,大意是4月5号中午广场群众选出了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XX、特艺机械修造厂工人赵世坚……五人进入天安门广场联合指挥部的小红楼与军警民兵的代表谈判。我当时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名字会上党报。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说起来,天安门广场的那场事儿是挺好玩,像是第一次体会了高潮,可是它过去了。现在提它,像老妻老夫重提年轻时的蜜月。我骨子里喜欢玩。当初搅进“四五”运动,除了基本的政治观点之外,主要也是觉得广场的热闹与咱的热血协调,广场上的故事就像自己演电影似的。

镜头一:在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1976年4月5号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内即是军队、警察、民兵的广场联合指挥部。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未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北京化工学院的陈XX、北京X工厂的侯XX、北京麻纺厂的王XX以及我和一些上午在广场上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挤在人群的最前列。人们高喊着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士兵的后面有当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释和警告:小楼里没有花圈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不要受坏人挑唆冲击营房;请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再往前冲后果要自己负责。但人群只有一句唇嘴不对的回语: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们这的,花圈也藏在这儿。军人的喇叭和人群的齐声一直在对喊,并且人群对士兵身体围墙的拱劲正逐步加大。

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乱,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派代表跟他们谈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齐喊:我们要谈判!我们要谈判!的确人群里有人,故意冲撞战士,而战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墙,也不说话。

没想到,过了十多分钟,对方竟同意谈判了,还让我们选出五人作为谈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个头也高像是会打架,并且刚才在人大会堂前、纪念碑前多有领呼口号、宣诵诗歌《告子弟兵书》等出风头举动,便也被选为谈判代表。

五人被人群七嘴八舌地选出,有北京化工学院的陈XX、北京X工厂的侯XX、北京麻纺厂的王XX、X中学学生以及我。陈中等个,瘦脸略白,戴眼镜,言语不多。王瘦方脸,薄唇,爱说。侯面红褐,大眼,爱出主意。进小楼前我们五个也没分工,也没合议,仓促上阵。进小楼前,有人喊:一个小时你们不出来,我们就冲。

除小楼外的几层士兵人墙,小楼大门的过道里也塞满了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也知不谁喊:从上面过去。我们五人就爬上了士兵们的肩膀,爬了好几米长的“肩膀走廊”后脚才着地。小楼里没什么特殊,除军人就是穿便衣的。广场上的人群大都知道,这几天在广场上被抓的群众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这里的。

我们上到了二层,被引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好像都不会谈判,暂时也不知跟谁说,那就先喊着一成不变的口号: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给我拿水来喝!几个战士立刻去接来了几搪瓷缸的凉开水。我们一饮而尽,跟“临行喝妈一碗酒”似的。

一会进来一位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高大,相俊,约四十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谈判时我基本没说什么话,只是偶尔冷场时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们五人说话最多的是侯XX和王XX.他俩互补式的摆乎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云云。

那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说: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二十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和我们是否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了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辆上海牌小轿、顶四个喇叭,是广播车,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也随人群去了广场中央。

我后来一直纳闷:参加四五事件那些有头脑有组织能力的精英呢,关键的时候他们应该组织一个有力能的谈判小组,哪能让我这个爱美人胜过爱革命、爱玩热闹胜过爱玩政治的混混儿占据了一个宝贵的谈判代表名额呢。我觉我们五人,基本算群众在混乱中即兴凑起的谈判代表。当我稀了马虎成了谈判代表时,我心里有些空白——这是怎么了?我?代表大家去跟当局谈判?我操!

镜头二: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从3月底至4月初,我每天上班前必在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且转悠呢,我仔细瞧广场上的人,觉得实在有点好玩。照说清明节前后,悼念死者,尤其是对周总理的追思,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人的脸上满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有的悼词或挽联写的相当工仗,不逊贾谊;有的婉转深邃,直追稽康。但更多的义愤露骨,如同社论,不怎么好玩。各种各样的花圈,甚至还有成吨重的金属做的,纪念碑周围的柏丛上也全部系满纸花绢花。广场上是花的森林、诗词的海洋。

更有不同层次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杆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我操,虽没指名道姓,有的话也太大胆了,但往往这种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我就像在一个朗诵、相声的博览会上,看看这个不好再走几步换一个小场,听听哪个有劲就帮着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不少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有花圈、诗词,纪念碑做背景道具,同时上演着几百台戏。差不多所有戏的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想起他妈的这次工资没给我长或想起单位操蛋的领导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穷或想起看了几本外国小说就被点名批判或想起妈的每月才供给半斤油根本不够或想起他们尽骗人外国哪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农村父兄越过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声抱怨了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广场上全是戏,人人连看带参与。

大部分演讲都是以周总理当个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也不是没有人流泪,也不是没有人切齿,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人把怨忿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悲伤系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我确实看到了潜藏的民主精英、文学精英。大广场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艺,广大老百姓都是跟着玩热闹的——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号——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的1路中山公园站下了车,去广场转一圈。突见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白花也不见了,纪念碑上干净冷清,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清场,运走所有花圈,驱赶群众并抓走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今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扛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显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乐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来了。不过我还从没站到过纪念碑的半腰上,在这里看天安门并不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略愧的是,刚才攀爬时,不得已我一只脚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来难,一是看不见下面的落脚点,二是有倒锥度,我手鳔着平台的沿儿,腿脚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气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穿便服的人很强硬的干涉,说: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抓起来也他妈挺讨厌的——传说这几天抓了好几十人呢——公安局里可不好玩。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儿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想当逃兵吗,跌份!侥幸心提醒我:哪就那么轻易轮到抓你。这早我穿的是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腰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了我,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回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XX家乔装一下,我有他家的钥匙。

镜头三:离开广场换衣又返回

我赶到住在虎坊桥的工友张XX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想想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动,稍有点后怕,决定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客、绝不当角儿。可我一来到天安门那节日的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嘛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汇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我练过美声和朗诵,别的领呼口号者的声音没我的高大,所以从虚荣心的角度说,随着我喊口号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起。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了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给我们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在偏左侧一些,我的左面挽着一个女青年——她个不高,手臂软软的,感觉真好,我都能试出她腋下的热气。我的右侧挽着的是最能“煽风点火”后来也是谈判代表的王XX.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让你们丫照个够——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丫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而生。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嘛——可能集体意识忽然空白了。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没等尴尬太大,忽听有人喊:我们去大会堂找花圈去。于是我们别别扭扭就散了队形,又一窝哄地奔向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大约已经10点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赶不上了,但我在广场上再玩一个小时也能保证下午的班不迟到。

刚才又有不少人给我照相了。“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社王X之邀去报社看“四五事件”的片子,看到当时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炸着头发,一副反动样,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这几天来广场的老泡都知广场上有不少便衣专门盯梢并在对象离开广场后将其扭进公安车中。我的胆子忽大忽小;虚荣时大,静思时小。我在走向大会堂的途中,也不断打量有没有使劲打量我的人,可我哪学过反侦察呀,根本看不出谁是雷子。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昨天广场同时估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流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说天安门的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事变。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一夜就能传入市井——中国人是一个爱传递隐秘消息的种群。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单抓我,我又没喊“打倒”的口号,我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也没喊拥护邓小平。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也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击。人群中乱喊着口号,也有骂语。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

镜头四:站在人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

4月5号约11点,因为人群中有人说花圈可能被公安都放进了人大会堂的地下室,于是大家一哄而走,喊着:去大会堂,去大会堂,要回花圈。地下室门前早被士兵的人墙挡住,冲了几次没冲进去。人群又上到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上。这里依然有士兵的几层人墙,对群众的呼喊漫骂一概不理。这时候有人掏出了一首诗,又将手提喇叭递我,我就念了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农子弟兵》。诗的大意是:工农子弟兵,请你们倾耳听,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工农,你们的枪口不应对着工农,你们应分清敌我。这诗节奏、用词、韵脚都不讲究,我念着念着觉得不特来劲,因为它比这些日子天安门诗抄的优秀者逊色不少。

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欢呼,怂着人更起劲地对士兵起哄。由于用力抵挡人群的冲拱,大多战士的脸都有汗水,他们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估计也是在执行命令:誓死保卫大会堂,一定不能让坏人冲进来。而群众的行为肯定不是在执行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组织,胡乱有个什么说法,就会一呼百应。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历史博物馆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大会堂台阶,拥往历史博物馆的西门。

我记不清历史博物馆门前有没有人墙,如果有也不如人大会堂门前那样铜墙铁壁。人群上到了门前的台阶,这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一个女同志大喊: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里面都是国家财产,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没有花圈,你们冲进去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那个女同志的确义正词严,又急直白脸,仿佛她身后就是自家的财产。人群竟不再往前冲了,却步了,后退了。也因为有人喊:走,我们去小红楼,那里有我们被抓的战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动着呼喊着往历史博物馆西侧偏南的小红楼涌去。广场上的小道消息早就传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常来这坐镇;首都工人民兵的总头马小六;王洪文几天前也来这视察过,并且江青、张春桥经常在人大会堂的平台顶观望广场的动静。

我觉差不多该走了,好歹下午在厂里露个面,否则算旷工就麻烦了。可是不知不觉,侯XX、王XX等几个爱领事的人总是在我左右,并且人群好像都跟着我们呀。反正我不可能说:我该去上班了,小楼我不去了。我自知小楼是最不应该冲的,我操,那是人家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

镜头五:烧汽车了,我赶紧溜走,受到工厂师傅们的保护

4月5号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人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我操,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被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呆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凭着基本的正义感来广场,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吭呦吭呦喊着号子翻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3点左右,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我所在的钳工四组组长赵师傅,悄悄问我是不是又去广场了,见我点头后,他又说:这几天考勤查得严,你现在是顶风作案呀。他又拿出考勤表,在4月5号我的名下画了一个“√”表示全勤,连迟到也没有。赵师傅也是老三届的,人憨厚,技术好,对我没的说。他是那种好好干活过日子的人,即便去广场也是溜边而过、绝不会参与闹事。

魏师傅过来问了我今天广场上的情况,我说了冲击大会堂、小楼谈判、掀政府的广播车后,他说这事闹大了、肯定还要抓更多的人。他又问了我在广场的行为,一脸严肃的说:麻烦了,估计你也跑不了,你百分之百被他们拍了照。他看赵师傅为我划了全勤,又对我说:无论有谁问你,你就一口咬定4月5号一早就来厂子上班了。

我们厂里是4点40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90%我逃不掉;但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他又教我被抓之后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否认在广场上的行为,因为年轻底儿又不潮,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被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奇怪,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4月6号上午我直接去的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晚上6点多,广场上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容是现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搞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应该迅速离开;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灯光全部亮起,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以木棍和皮鞋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并抓走几百人;卫戌区的部队都呆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待命;昨夜在广场以外也抓走了一些“闹事者”。几年后看到资料说:当天江青、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观察广场事态;6:30分广播吴德的讲话;动用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在广场抓走388人;五个营的军人在广场附近待命。

4月6号在厂子上班时,我心里1/3忐忑,2/3懵登,心说听天由命吧。赵师傅和魏师傅都悄悄对我说:你不用干活了,歇着吧。他们是好意,我却觉得不那么吉祥,好像我享福的日子没几天了。一天平安无事,魏师傅告诉我:他们要查找照片上的人得费几天的工夫。当晚魏、赵、朱等师傅又请我吃饭,明显的像是临刑餐嘛。那晚喝酒都挺严肃的。我说过:还没有结过婚就被判刑有些冤,祖国的好些地方我还没玩过呢。

1976年4月7日,电台和报纸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措施;这场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中央决定,撤消邓的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准备清查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定性“暴乱”让我没想到:“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很遗憾。4月7日,江青在人大会堂宴请清理广场的民兵、公安代表,说是表彰他们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月8日人民日报有文章《天安门事件说明什么》,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全国继续批邓。

镜头六:在恐怖的日子里,我是漏网之鱼

由4月5号开始的大搜捕,使得所有参加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的“闹事分子”都觉在劫难逃,而一般去过广场的普通工人、职员、学生也都陷入写检查的风潮。当时上级布置的是每人都要写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去过几次广场、干过什么、知道别人干过什么。小道消息每天都有:谁谁谁被抓走了;广场上的小平头是谁。其实广场“闹事分子”不少都梳小平头,比如我们5个谈判代表就有3个梳平头;抓的人城区的监狱都装不下;有的中学生也被抓了。

我所接触到的哪怕最没政治觉悟的工人也认为把“四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太过分了。大多数人都对写检查敷衍了事。法不责众,那七八天城区的市民几乎没有没去过广场的。比如四月四号那天广场的人次就超过百万。是有老实巴交胆小的人去过广场也不承认,我没听说过谁揭发了谁——几千年来传统中的“不告密”是道德底线之一。我也写了检查,只言上下班过天安门广场,顺便去悼念一下周总理,绝没提我在广场上的那些事。写的时候,我并不很痛快,惭愧自己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有种人。

抓人的风潮一个月才过去。奇怪的是我平安无事,连厂里的保卫科长都没找我谈过话,真是神了。那一个月,我吃了不少好的,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钱花冒了,还跟好友“借”过钱吃喝——心说我都是快进去的人了,“借”你点钱享受一下不应该么。生活上呢,也有一点破罐破摔,跟着不良青工晚间从天窗翻进食堂偷吃的,用肉和圈套诱捕附近农民的狗——但最后我没吃,还在工厂自制的汽水中偷兑上廉价白酒专门打给女青工们喝以图稍后观看她们慵困之态,因为每一天都当成在外面的最后一天过,便没弄一个短期恋爱计划,加上心情不放松只顾得上满足口福——有关艳福呢,也仅是更加贪婪地窥视厂子里的那些美女,比如我想办法去食堂买饭时排在人家后面。那时女工都穿肥大、严捂的工作服,能看到一截白皙的脖子就不容易了。

在6月上旬某日以前,我过着瞎吃瞎喝有今儿没明儿的日子,当然也看书、玩篮球踢足球。偶尔也想想万一进去了怎么办——不知道,再说呗;我的筋长,老虎凳得好几块砖才会疼但电棍滋味据说特别受不了。后来我才知我侥幸的原因有几条,据说4月5号过了几天,有公安人员拿着我的照片来我厂调查,但,第一我那天的考勤是全勤连迟到都没有,第二照片上的我因是疯狂表情、头发炸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第三任何领导都不愿自己单位出个反革命,加上我平日工作很好以及团员的政治面目,可能也为我说了好话。

镜头七:终于落网,我被查出是“反革命”,隔离审查

“四五事件”过了两个月,因车间的保护和现场照片与我不“符”,我仍逍遥“法”外,其间我不知公安来查过我而未果即归。1976年6月上旬的某日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那个矮矮的保卫科长说找我有事。我随他去党委书记办公室。路上我心说多半是那个事了,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呀。

办公室中有一白衣警察,有候厂长、孟书记、保卫科长和一个陌生干部,后知他是我公司上级二轻局专门为我成立的专案组组长。当时的情形我大概记得。

先是孟书记问:知道找你干嘛吧,站起来说。我说:知道,是因为清明节的事,去广场。我站了起来,凳子被人撤走。孟是河北籍,部队转业到特种工艺公司当团委书记,又调我厂当党支部书记。他又问:到广场干什么去了。我说:悼念周总理。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在广场上的一切举止都是出于对总理的悼念心情,周总理呀,就委屈您了。

那个白衣公安无声地走到我身后,忽然踹了我两脚但并不很重。他说:你还不老实,可以马上把你铐走你信不信。他拿出手铐晃了晃,又说:你以为我们查不到你,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你给我老实交待,不老实马上铐走。

那个专案组长是个较文静的中年人,他开始说话了:赵世坚,你一定要坦白你的罪行,你的事我们都调查清楚了,证据也有,你彻底说清才有出路。我说:那些天,我常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国家也没说不让去。一付光明磊落还有点儿冤的样子。至于怎么坦白,我在“四五”之后的抓人风潮中就想好了:实话实说,反正我也没干打砸抢的事,也没领喊反动口号,唱《国际歌》不犯法,至于我朗诵《告工农子弟兵》、上小楼与当局谈判,也出于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我最放心就是我不会出卖谁,因为广场“闹事者”的地址我都不知道或者就说不知道;惟一不好圆场的就是我半道去工友家换了件衣服,说出是去张XX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总觉小事“抬人”也不道德。

有人记录,好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那公安说:现在说就在这说,现在不说就带走你。

我说: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因为我去广场是为悼念周总理,好几天的事,我说哪天的啊。对方说:先说4月5号的事。我于是慢慢叙述那天早晨如何坐车到的广场、看见纪念碑在戒严、上面一个花圈都没有。

对方着急,说:捡重要的说,否则换了地方你就该后悔了。我的表情肯定特老实,半畏罪半无辜的样子。我说出我爬上纪念碑帮着放置花圈、下来后领呼口号、又挽手走向国旗,但我没提中间离开广场去张XX家换衣服的事,对方也没问,我觉侥幸,万一问我先后的衣服为何不一致我也早编好了说辞。

公安、专案组长、孟书记也插问不少。比如:谁指使你爬的纪念碑?冲击纪念碑戒严线是什么样的人领的头?呼的口号有无事先写好的条子?谁出的主意走向国旗?有人在纪念碑上打人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照实答的:没人指使,我身高力大,一般人还爬不上纪念碑;没人领头冲戒严线,是群众集体冲的;口号都是随口而出的,没有一个反动口号;打人的人像是几个小痞子,但打得不重。

因为须记录,我说的慢,“四五”那天的一幕幕我基本没忘,且在近两个月前我就理好了基本如实的供词——但脑子里的想法肯定是不能如实披露的。交待的第一回合,对方像是满意,说:重要的你还没说。

我也怕他们把我带走,便直接挑大个的说:我和四个人上小红楼跟联合指挥部的人谈判过。见对方并不惊异,而是说:讲详细些,全部过程。我就像口述回忆录一样,以客观视角尽量具体地讲述。只是对方老打断插问,其中几个插问肯定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比如:到底怎么商量的成立谈判小组?谁出的主意?你还知道那四个人什么事?他们不满我的回答,一再说我不老实,那个公安还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天安门广场的所作所为是反革命活动,对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绝不手软的。

我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一时半会儿真地记不起好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悼念总理是无罪的,才不怕如实说出。

中午吃没吃饭我忘了,反正除了上厕所我没出那个屋。厕所在楼下,有两人跟着我去,我还努着说了一句一点不幽默的笑语: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上厕所的路上被厂子个别人看到了,他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故意微笑一下,肯定不自然。看看远在几十米外的车间和食堂,我忽然觉得很远,难道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到那里了吗?我更担心的是呆会儿他们会不会把我带走?不像,因为没有警车跟来,二是也一直没给我带铐,可我又知不少事儿比我轻的人早就被抓走了。管他呢,爱咋地咋地吧;我只是想若是真判我个10年可真耽误我交女朋友呀,女人之谜我还没亲自破解呢。

接着讯问,我又大致说出了在大会堂台阶接过别人的诗稿念《告工农子弟兵》。对方这次等我大致说完才提问。他们提问的底儿我听得出来,就是希望我说出更“反动”、更极端的内容。可事实并不那么激烈,我也无能为力。

我尤其强调:我离开广场时烧的汽车才冒烟,我没参与翻车和纵火;4月5号下午只是6点左右路过广场并没进入并且此后再没进过广场。这两点对我不被“从严”很重要。

到下午五六点,我已交待了4月5号我在广场的主要事情。对于他们问的“你真的没殴打战士——若是我们拿出证据来你再承认也就晚了”、“你不可能不认识那些闹事的反革命头头——你若不交待而他们交待出你可就对你不利了”等严重问题,我当然铁嘴钢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没做的事干嘛要承认,你们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

专案组长发话了:今天先到这里,先给你一次机会不抓你,我们要看你明天的表现再考虑抓不抓你,今天你交待了一些犯罪事实,但有很多重要的事你还没有讲,今晚你要好好想。孟书记接着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今天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一旦你不老实,立即逮捕,你只有交待了并检举立功,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晚饭是由人送到屋里吃的。当晚我被锁进办公楼的一间有床铺的屋子,屋里有水和便桶。不知门外有无人看守。可能他们审问我时看我那副畏惧以及怕被抓的样子便根本不担心我会自杀和逃跑。那晚我睡得不错,也因白天脑力活动过大,紧张也是消耗体力的。睡着前也不是一点没愧疚过:我为何不能像许云峰、牛氓那样跟他们拍桌子,慷慨激昂地讲有罪的不是我,把审讯当成辩论;我今天的表现是让他们比较满意的,否则弄个车拉走我还不容易。我估计,今天没带走我,明天也不会了。我又想:我这个谈判代表也不抓,那这个谈判代表的份量也太轻了,便觉得有点失落。

镜头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不小心“抬”了个人

我被隔离审查的当天,便交待了主要“罪行”,也许因此我没被铐走,但也被吓唬:你还有重大犯罪事实没有交待,再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逮捕法办。审查的第一夜,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里,但我有了定心丸:我不会被抓进去了。虽然在这小屋里不自由,但比起4月份抓人风潮时的惶惶不可终日我现在倒踏实了。交待就交待呗,人在无产阶级的铁拳边上,怎能跟它较劲。我已经被定性为参加天安门广场暴乱的反革命分子,从即日起停发工资,不许乱走乱动。我当时有点像在梦中:我是反革命?以后就完了?别逗了。

从这日起,上面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和一个警察就天天到我的小屋来上班了。在座的还有我厂的孟书记;头几天还有一个记录员。隔离的第二天,照样是讯问。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我当然看到了同情或怀疑的目光,也有一半人似不知道。

这两天,他们专门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主要有:谈判小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真正出主意的人反而没进小楼?我只好又重复一遍昨的话,只不过稍具体了点。我说的大致意思是:乱哄哄的场面,谁起个头一般都会获得大家响应;我看不出谁是头,连一个初中学生都能当谈判代表,这个谈判小组的素质可想而知;我不觉我被利用了,我想的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一定要回花圈和战友。他们打断我:你不要老提周总理,你们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惯例,没有集团怎么能弄出反革命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法西斯”。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江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广场各种声音很大、我没听见”来撒谎也说得过去,这种不损人不害己的作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是在大会堂东阶上。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粗黑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交待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因为被家里开除,我故意在专案组和那个警察面前表情凄苦,可怜兮兮的,这当然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宽大我。其实我有点得寸进尺了:被抓与被隔离,后者太幸福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做了很多“认罪态度”比较老实的交待,但也总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还声称:我当时没觉做的不对,所以现在才没必要撒谎。可对方也嘲讽地问:既然你做的没错,为什么“四五”那天明明旷工去搞反革命活动反而让记考勤的给你记了全勤,你做贼心虚呗。

对此我真是哑口无言。也知道为我记全勤掩护我的组长赵师傅肯定为此受了连累。专案组透出这么个信息,他们说的是若不是你的那个“全勤”,你早就被抓起来了。我这次是亲身领教了国家机器的专业效率,在“四五”仅过了一周左右,他们就拿着照片来了。

记得在连续审我一周后,专案组长以及公安就不常来了。一周后,我只是根据他们的专题专问写些详细的“认罪书”。这样一个人是清净的,无人打扰,且去买饭也没人跟着了。停发工资(35元)后给我16元。在厂子里吃饭是够了。

工人就是以实惠方式帮助一个落难者。我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但他们可以在排在我身后时与我耳语,意思是关心、坚持、别太倔什么的。

我在专案组面前丝毫不倔,也就比奴颜婢膝好。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永远愁眉耷拉嘴,眼睛不睁大,像是这辈子的“政治生命”彻底完了。

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平常是组长来看我写的交待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却没说过的问题:你在广场上肯定有知根知底的同伙,这一点你一直隐瞒着。我矢口否认。他们说出:那为什么你在广场上早晨和中午的衣服不一样?

我说:咳,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要和我换衣服穿,于是我的蓝工作服就换成了他的浅灰夹克。

公安说:夹克要花十几元买,工作服是发的,他不认识你干嘛这样。我只好说:他可能觉得我太出众被盯上了不安全。公安又问: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我说约好第二天晚7点在西单体育场换回,但他第二天没来会我。

没想到公安非要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这次真是顺口诌的,说叫王德明。心说不可能有这个人,你们丫查去吧。

三四天后,他们又是全部上阵,说是今天给你一个立功机会,看看这些照片中人在广场上干了什么。大约三四张照片,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知怎么回事,将那几张照片摆在桌上,假装认真辨认。我无意拿起一张照片,随手一翻,见背面三个字:王德明。我心里呵呀一声,坏了,他们真地查出了几个王德明。

我还故做不屑的说:不是这个王德明。心里为这三四个王德明担忧,又一想他们没做过的事是不会承认的。

镜头九:弄出一尺多厚的交待材料,工友的仗义和管不住的春梦

我大概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和思想认识,那一个多月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稿纸。

除了交待事实,我肯定也无数次地写过如下认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上了坏人的当,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工具;我冲击小楼、当谈判代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爬上纪念碑浮雕是反革命的跳梁小丑;我不听政府的话,赖在广场,起到了破坏和捣乱的作用;我念《告工农子弟兵》,是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半道换衣服是想蒙混过关,但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低头认罪。

我肯定也写了不少求饶的文字:念我还年青,请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质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不是故意犯的错误;我有技术有文化还可以为国家干很多事情;我要接受教训,抓紧思想改造。有一次我甚至假惺惺地问孟书记:以后我若特别努力的话,我还能入党么。孟给我的是蔑笑,他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些事了,先交待好罪行再说。

总之吧,那一个来月,我把报纸电台上的极左语言用了好几遍。说空话大话谎话已经很顺嘴了。那么多令我恶心的文字出自我手,后来我都不太相信,可当时没觉得什么,只是希望早点结束审查。我的思想更是灰溜溜的,混一天算一天,尤其是想起很多人在监狱中受苦,我就特惭愧地认为:他们在替我蹲监狱,我替他们在牢外清闲——每天能吃肉,不挨揍,买饭时照样能看见靓丽的女工,我真对不起他们,我真是小人、胆小鬼、软骨头——幸亏我不知什么有价值的地址,否则高压之下我当叛徒也说不定呢。想深了,我就自卑起来,一副甫志高的表情。

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赵X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X偷偷地给我送来好吃的。我劝他们快离开我的小屋,他们不在乎,还说:就算来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快些认罪。他们当然表示了:大家都希望你早些能自由,回车间,谁也不会拿你当反革命对待的,还说车间不少人挺佩服你的。

最出格的一次是朱师傅来找我,当时我已被审查了一个月,专案组不怎么来了,孟书记也不天天盯着我。朱师傅说:你肯定特想游泳,我带你去。他告我他提前看好了孟书记去公司开会了。我出小屋时虚掩上门,仿佛我去厕所了。我俩是跳墙出去的。久违的游泳池,久违的自由泳,太美了。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返回,无人察觉。我继续以写检查来练钢笔书法。

我小学时练过欧体一年多,进工厂后爱临黄山谷的字。至于硬笔书法我在青工中可能是最好的。艺无止境,我在那一个多月,练习悬肘写钢笔字。这样写字特挥洒自在,但没练过的人极不适应。到后期我的检查,有时以《兰亭序》的笔意写,有时以怀素和尚的草书写,但不敢使隶书,怕他们以为我在玩。

真不好意思,我在隔离期间,还做了几次朦胧地流氓梦并且“放了水”。梦外我是反革命,梦里我是流氓。由于白天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是“文字”工作,觉就睡不太好了。失眠时想的更多的是厂里漂亮女工,今夜想这个,下夜想那个,每晚都挺专一的。

隔离审查让我烦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发个最高指示,饶了我们这些青年呢。

镜头十:由隔离审查改为监督劳动及终获平反

1976年7月的一天,已经隔离审查一个来月的时候,专案组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结束,回车间监督劳动改造;随时要向组织汇报言行;你是反革命分子,在四五事件中有重大罪行,组织鉴于你认罪态度好才没移交公安机关;你的事还没有最后结果;工资恢复正常。

我又回到了车间宿舍。我坚信:我没什么事了,他们就是吓唬我。

回到车间当天,车间王主任过来对我很和蔼地说:好好干活吧。一个多月没干活了,乍一干跟参加运动会似的,痛快,抒情,弄得不少人以为我真在玩命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说是“监督劳动改造”,其实没人监督,我只须每周向孟书记写一份假话连篇的思想汇报就行。我被家里“开除”,户口转为厂里的集体户。我无法回家也懒得回家。

我也去特艺总公司的德外一家厂子见了好友张XX.我跟张讲了:专案组问我那件换的夹克是谁的,我瞎编一人名,结果叫这名的有三四个。张XX说你其实没必要,我借你件衣服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在“监督改造”的日子,工友和师傅对我如常。除了干活,也跟他们一样打闹说笑,打牌打球。下班后常打一个小时的“三先”才散,挂赌,输的人请赢的三人去六部口喝豆汁吃焦圈,那时的豆汁才两分一碗。虽破费很少,但大家都很投入,牌出得照样惊天动地……

十月初,有消息传来,说四人帮被抓了,是以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为由在中南海抓的。

文革初期,几年北海公园不开放,据说江青住在里面。玉泉山自解放后也不是人民的公园,文革后期叶剑英住在其中,而民国时的中央公园(中南海)买票即进,1949年后成了毛主席的居处。反正国民党时的不少公园都成了领袖及其战友“为中国人民日夜操心”的地方了。幸亏毛泽东,说绝不住以前的皇宫,那是亡国的皇宫。百姓才可近瞻皇家禁地。像北京古典八景的“玉泉垂虹”、“太液清波”只能远观了。

粉碎四人帮正式公布于1976年10月14日,但大多数人是在抓四人帮的第二天就知道了。我当然乐坏了。说我是反革命的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就是好人了。

10月8号晚,我请我们钳工四组全体及车间好友去五道口餐厅大搓一顿。最贵的菜都要了,花了三十多元。那时一整只香酥鸡不过三四元,炖的整鸭四五元,里脊丁也就八九角。我那天没有喝醉,工友说我笑傻了、都不会说完整的话。

翌日在水房打水,碰到我的专案组成员、我厂的书记孟XX。他阴着脸说:听说你昨晚请客来着,告诉你,你的问题还没有完,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没和他顶,哼啊应着,心说以后我不是反革命不也得归他管,不能惹他。

四人帮垮台后不到一个月,在厂食堂就为我开了平反大会。是侯厂长主持并主说的,大意有:为赵世坚彻底平反,他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战士;补发工资;当众销毁材料。会后即拿来我写的约厚一尺的东西,点火烧了。烧的时候纸乱飞,我和工友四处追捡,场面滑稽。这些让我脸红的东西、软骨头的证据烧了才好。我松了一口气,仿佛我叛变的证据全毁了。记得那会后,前些日子让我“别高兴太早、你的问题没完”的孟书记过来温和地跟我说:你是好同志,以前我们对你的审查是上级的指示,是四人帮的罪行,你不要记恨我们。我当然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人逢喜事,前嫌尽弃嘛。再说以后我旷个工、犯个错还要求孟书记高抬贵手呢。

镜头十一:身不由己,成了“四五英雄”,烦做英雄事迹报告

“四五事件”平反后,有几百人便被报纸、电台称为“四五英雄”——没办法,我也是。我们学校因是北京地区招生,所以学生中肯定有不少参加过“四五事件”的,甚至有些无名英雄,他们用诗词或演讲做过更扎实的事情,但不如跳梁的我得的名声大。并且因为“四五”的事,我最多就挨过两脚,没受过肉体折磨,“英雄”于我,受之有愧。当年的反革命现在成了英雄,并且提前捞到了大学上——但我只对后者在意。在中国经历过文革或学过党史的人都知政治的天平没谱极了,这回我算亲身领教了。

系里又找我谈话,大意是我虽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在“四五”的表现已说明火线上用行动入了党,他们让我写份申请书。我是有些别扭,最终只说:我觉我还不够共产党员的标准,让我写申请书,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要不,让我在党外做些好事吧。

一两天后,系里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让我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你对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认识的,这几年以至将来有什么打算,四五运动时你最坚定的想法是什么。我依次回答了。一是我肯定不能说共产党的坏话,二是我也不能说我今后就想吃喝玩乐顺便写小说,关于我参加“四五”我也只说与广大群众做的没啥两样,只因嗓门大身体好而更显眼一些。

没想到系里派辅导员李老师对我说:上次让你写的对党的认识就算是入党申请书,你只须将你写的重新誊抄一遍。我慌了,连说:不行不行,太突然了,您就让我在党外再努力几年,等差不多了,我一定写一份合格的入党申请书。从这以后人家才不拿入党来烦我。

我买饭时大多不排队,除非我要特意排在某个女生的后面。就餐高峰时得排队四五分钟。那次我直接夹到窗口,就听后面有人小声说:看看,夹塞儿的那个就是“四五英雄”。我一下就火了,转身一看,说我的是七七级的中文系男生,我嚷道:“四五英雄”又怎么了,夹塞儿又怎么了,老子就夹了。事后,哥们田X说我:没见你恼羞成怒过呢,你跟人家开个玩笑不就得了。

我肯定是我们系旷课最多的。李老师多次找我谈话,还拿出校规——其中有旷课多少即劝退,我早够了。李老师说:就因为你以前反“四人帮”的表现,就旷课问题系里已多次照顾你了,你要……。我也认真地回答:我以前在工厂养成的坏毛病太多了,您容我慢慢改。

1978年10月为“四五事件”正式平反后,我不得已成了“四五英雄”,成了几乎连入党申请书都不用写就可以入党的人。我觉:“四五”正式平不平反对我个人来说无所谓,我没有因为“四五”而不让考大学;有大学上是我个人的大幸福,“四五”平反是社会的大幸福。我更认为我在“四五”的表现是正义感、虚荣心、泄春火各占三分之一;而“英雄”,我担待不起,尤其事发后在公安面前我的表现虽不能说是叛徒,但肯定不光彩,我给自己的定性是,大暧昧,小屈服,灰溜溜,平淡淡。

本来大学生活的多彩早就让我忘了什么“四五”,不料平反之风又把我裹进“英雄”行列并推到众人眼前,这是我极别扭的,又不是“有朝一日成了功,一人发个女学生”。

平反的文章让我出了名,接着人民日报又请我去报社看也不知哪来的一些“四五”照片,我找到了照片上的我——几乎不认识这小疯子。后来我又在美术馆和个别讲四五的书上看到这幅照片。

平反后没多久,系里就转我市委印发的“四五英雄”表彰大会请柬。我说:我不去。系里说:一定得去,回来你得传达大会精神,这也是系里交给你的任务。我先去国务院招待所报到,那是上午10点。

报到是在一个会场里,有二百来人,前方有一个小舞台,上有麦克风。有个别的熟面孔,但我已说不上姓名。我坐在偏后的一个座位上,听着附近的议论声音。英雄的嗓门都不小,加上今天又是表彰庆功的日子,大部分人的脸上都是喜悦激动。

开始大部分议论的都是被抓的事:你什么时被抓进去的,他什么时候被放的;关在哪,又被转到哪:被判了几年等。我听得心情较灰黯,我没被抓过呀,何以受用“英雄”称号。刚报到时就发了一张日程表,大概安排是10至12点在会议室座谈,12点在X号厅午餐,13点半集合乘车,14点在首都体育馆开庆功大会。我耐心地等待午餐。

后来议论就转成了一小堆一小堆的谈话,且声音也小了起来。说的大概是:谁谁谁“抬”了谁;我好像被谁“抬”的;谁谁谁“抬”人最多可他今天也来了;谁谁谁最硬一个人都没抬。

不料,有一堆人像是在吵架,我听清的话有:你凭什么说是我出卖的你,我还听说你揭发了谁谁谁呢;别以为大家不知道你在里面的表现,为什么你一进来几天接着又进来几个——你卖的谁你自己知道。一个声音劝住了吵闹:不要互相攻击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们要向前看”。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台说了一阵,大意是你们都是英雄、在关键时候……、全国人民感激……、今天下午开英雄大会、大家先在这谈谈心、自由发言云云。可开始没人上台发言,终有一两个发言后就都争着上台了。往往是一个还没说完,另一个上台就抢前者的话筒并说让我讲几句让我讲几句。有时台上站着五六个人等着那个话筒。刚开始发言者说的还是虽然平反但要继续努力等等决心式话语。可到后来说的都是自己在广场如何如何的表功之词:我组织的什么什么;我贴的什么什么;我在狱里领导了什么什么;我在4月5号广场亮灯清场时怎么怎么。我听得有些不好意思。

台下也都开起了小会,三一群两一伙,群情振奋。我坐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因为我彻底交待了我的“罪行”。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至少有四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并寒暄,我哼呵而过。有一个熟脸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说:赵世坚,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XXX呵,当时咱们一起……。我支吾着,觉得可能是。

乱哄哄的场面,我盼着早点开饭。进了餐厅,10人一桌,有十多桌吧。菜很不错,但是没有任何酒——可能怕“英雄”们酒后在庆功会上失态吧。我先挑鸡块吃,又挑牛肉。不少人忘了吃,在桌上也大谈四五的事。我们这桌我吃的最多。

上午报到时每人发一朵红绢花,花联上写着“英雄”。下午开会时要戴上,也有人发的时候就戴上了。我离开喧嚣的餐厅在招待所院子里溜达,见已停了一排绿色的“斯客达”大客,车上还贴着编号。我是真不想去开庆功会了。

说走就走,有点像当时见广场情况不好我开溜一样。我去了附近工友陈XX的家,把那朵红绢花给他一岁的女儿玩了。

在首体召开完“四五英雄”庆功会后,有“四五”时期的同事来到校园找我,让我参加“英雄报告团”。我以学习任务重、不擅演讲来推脱,但来者反复做工作,我只好答应了,同时他们也同意我爱怎讲就怎讲。我心说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一次是在某个机关的礼堂,一次是在中国儿童剧院的会议室给导演和演员们讲。都是小汽车来校园接的我。我也没准备讲稿,没想到我临场不怵,望着台下那些好奇的眼睛和热情的面孔,我讲得挺顺。

每次报告会安排三人讲。第一次讲我是排在第二。那次第一发言的是一个因“四五”蹲过监狱的青年。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住了,但调子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语句是社论式的。其中有些过分的语言我不欣赏,比如他说什么早在“四五事件”以前就认清了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在“四五”时就决心跟王张江姚斗到底。可大家都知,“四五”时大家主要反对的是江青和张春桥,并不以王洪文为然。他还讲在狱中怎么坚持斗争,坚信四人帮不久就会垮台。我虽没进过监狱,但通过我与进去过的若干人聊天,知道在里面能尽量保持沉默就不容易,而且当时百姓中几个人有先见之明知道江青他们会很快垮台——连幕后策划搞掉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也没这么乐观吧。

可人家蹲过监狱受过苦,平反后在表达上有些激动和夸张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是被隔离审查,在政治资格上就差了档次,可是我万一进了监狱禁不住专政的铁拳乞饶如狗,甚至胡乱“咬人”,出来后也会被大家以及自己唾弃。我是照实讲的,绝无高调,尤其强调的是:来广场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他们最大的政治觉悟是改善生活,而不是非要与谁斗争;悼念周总理主要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广场上的确有闹事的小痞子;所谓谈判小组纯是即兴拼凑的草台班子,全无章法,更无预谋;我所以在隔离审查时屈服,也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决不想成为任何政治的牺牲品;我的理想仅是玩遍祖国争取再写点东西;我本是一个看戏的却鬼使神差被戏剧性地推到了舞台上演了一段后来连我都觉惊异的活话剧。

没想到我的报告受到了比第一位更持久的掌声,我真不好意思,也因为我觉对不起第一发言的人。由于我讲的调子比较低,并且受欢迎,不知是否受此影响或受到干扰,第三位的报告既没高昂上去也没低沉下来,我印象他讲的与生动、流畅无关。总之没讲好,我又觉我对不起他了,因为我认为他若讲在我前面肯定会讲得正常。

我认为的没大错。去做第二场报告时我被安排在了最后,于是前两位报告者都正常地“唱出了高音”。我不在乎压轴,反正我就是把真实尽量告诉听众,暗暗地还觉这是我的责任。

我们这个小组本应讲十多场的,可是第三场就没通知我,可能由于我讲的内容偏灰色被刷掉了。这挺好,没了“英雄”们的打扰,我可以全力以赴地过我的大学生活。反正做报告只管饭,不给钱。

尾声:一九七六年我的好运年

1976年我的运气太好了。先是大搜捕天安门闹事分子时我躲过了抓人风潮,接着是没隔离审查太久又赶上了四人帮倒台。“四五事件”平反后,有个工友看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橱窗中我当时表情疯狂的照片,他也说不太像我。我还能记得一些情节和感觉:爬到纪念碑的浮雕上才发现纪念碑特大,是高耸云天,那个“朽”字离我最近;4月5号前一两天我是偷偷摸摸将我写的诗挂在广场某一大花圈上的,然后总是溜达过来,可惜没什么人围着它看,可能我那诗太文了,不刺激,虽然很讲究格律;在小楼与当局代表谈判时,战士给我们的水杯中有的印着“献给最可爱的人”——那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专用的;4月5号早上纪念碑及四周很干净,还有水渍,肯定是夜里彻底清洗过;在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时,是第一次使用手提喇叭,它发出的我的声音有点奇怪;那天我穿的白色高腰回力鞋,是当时最好的篮球鞋;那一阵中山公园不开放;人民大会堂的楼顶平台总是有人;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喜悦大于哀伤、活泼大于严肃——不怎么像悼念周总理更似过节;的确有小痞子、胡同串子起哄比如喊“打丫的”之类的闹事。

我还记得我被隔离审查的一些小事:去厕所慢慢地走慢慢地回,认真地打量视野内的每一个女工,心说成了反革命后怎么搞对象呀,我那个东西还没用过呢;趴在窗户上看中午打篮球的场面,心里随着场上的持球者做同样动作;心情稍好时把写交待当成练书法,能以钢笔写出类似钟绍京小楷那样的字,沮丧时则瞎写,那字像叛徒一样恶心;有时小声地唱《国际歌》自娱抑或找悲壮感;无聊时默背我所知道的诗词,有时过一个唐诗之夜而忘记时间地点;学会很香地趴桌睡觉,有时哈喇子流在了认罪书上;我没哭过,但在专案组的吓唬面前,真想做出痛哭流涕的样子;下决心等解除隔离后,一定好好吃喝以及旅行,决不掺和天安门的事。

1976年秋冬之际,厂子为我平反,恢复正常生活,没什么人过多地打听我那时的事,更没人歧视或抬举我,因为我犯的不是作风、偷盗方面的事,一点不好玩,大家没兴趣口传。

1976年平反后,我又可以回家蹭饭,工资我得攒着用于出去玩。我家可能也觉那一阵没顶住压力把我开除家籍有些对我不起,便在伙食上显出了诚恳歉意。我妈擀的面条以及粉丝豆角肉沫卤很不错,我还爱吃家里的肉沫黄豆炒大头菜、带鱼烧心里美萝卜、肉皮丁炸酱、煎带鱼小黄花鱼、炒茄子,但我父亲酱的牛肉很一般,因为是纯肉我才爱吃。有时我还陪着父母包包饺子,却再也不用像小时包得难看而被拧腮帮子了,也不用再被罚吃自己包破的饺子。

阿坚:原名赵世坚,别名大踏,男,汉族,1955年生于北京,老家崂山县。当过5年钳工,半年中学老师。1983年5月退职,以写作、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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