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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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8-11-01 11:45 | 作者: 李零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随手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扽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窜。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屄。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抵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余,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权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儿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一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八○后或七○后,六○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没有正式印刷品的诗人。我听说,“文革”后,哪一年,北岛给他开过一个会,拿他当“文革新诗”的祖师爷,仗义。

大概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讲真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

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

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源(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是一生意人)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曾上他家玩,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

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

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带假牙,形象很糟糕。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

进门,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文革”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空调,也没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他和他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

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

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所简易的楼房,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曹雪芹有关,他补充说。

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

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

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

他说,他很少出门,出门尽遇好人,大家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

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的没错。

四五事件

一月九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八号九点五十七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一月十一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集会,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炸。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拉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屄”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黧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翀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李零:祖籍山西武乡,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1949年3月后在北京长大。“文革”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1968-1970年在内蒙临河插队。1971-1975年在山西武乡插队。1975年底回北京。1977-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整理金文资料。1979-1982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参加沣西遗址的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史。1985年到现在在北京大学教书。其研究领域横跨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思想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军事史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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