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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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8-11-01 11:52 | 作者: 王安忆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座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砺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糜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一九七六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一九七二、七三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这名书记的形象,气质,装束,言语,都像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书记,以此也可见得我们这个地区文艺团体的性格——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

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材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日以继夜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何放水从来没想过。我们不惯泡澡,也嫌泡过澡的水不洁,所以更要赶早,早在乡人下池之前,用脸盆舀出池里的热水。前一晚就开始紧张,相互约定叫醒,次日清晨,三星还在天边,就已经上路。洗出回来,太阳刚刚升起。这一日,乡路上络绎着的,都是披散了黑发,红扑扑脸的女人,有意放缓了脚步,享受身上的轻暖清新。

回想魏庄的日子,是宁和而悠闲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去的时候,身着冬衣,夜晚的风还很料峭,麦子也沉寂着,一夜之间,树梢和田地全都绿了。有一个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来看望,走时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坝,太阳将身影投在坝顶晒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小小的,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心情忽变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然,还有情感上不尽如人意,如氤氲散开。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阳下,也有着一种静谧的荒漠。在这空廓的天地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动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们身上发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笼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稳着。可是就在这偃止的声色中,剧变却向我们临近。

这一日,忽召集全团大会,文工团的书记——另一位书记,我们更换领导相当频繁,总是指望新的领导带来新的气象,这位书记是黄白的脸色,长年有些浮肿,很少见他笑容,很缄默,凡来到文工团任书记,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会像前一位书记那样说出惨然的话,倒也不是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处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显然有更为开放的思想,因而他的忧患也更深沉——此时,他站在一面土墙前,昏黄的电灯在他脸上印下几片阴影。他的脸色更不好了,并且,忧心忡忡。与其说接下来的不安是来自他所传达的内容,毋宁说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说是哀伤的面容,给人强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发生了。书记方才从徐州地委领了指示,受命下达于各基层单位,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场斗争的新动向。他很快结束了传达,宣布散会,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又在四下里响起来了,那些最勤奋的乐手继续练琴。余下的人颇有深意地沉默着,忽而交换兴奋的眼神,那都是较为年长的人们,历经中国政治的时局变化,他们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虚实真伪。之后的几天,他们成了广播和报纸的爱好者,无论广播还是迟到的报纸都是发布新华社通发稿,可经过他们的评述和演绎,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的是这样的时政分析人材。渐渐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事情,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它离魏庄多么遥远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政治的。如魏庄这样的地方,是历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荡的世事里,它都居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团,要浮躁些,很难避免骚动,可又只是细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动起来。多少是盲目的,要等若多时日过去,拉开距离,从全局观,方才可归入历史。

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这夹层就好比火上的热锅。夹层里也没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从底下打了,通过灯光间的侧梯,一层一层端上,再一层一层端下倒去,女孩之间经常为窃水的事情口角。最热的时候,女孩也下楼睡在剧场,将座位翻下来,连成窄窄的一条铺,在扶手底下躺平。剧场里也是热,睡了一时,就有人热醒,三五结伴到剧场外大街上买瓜解暑。卖瓜人是睡在板车下面,随时爬起来接纳生意。午夜里,没有一丝风,整座城捂在高温,白日的光照和人的体温里,沉甸甸的热里,不时透出说话声和蒲扇扑打的声响,四处都是无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来,昏沉沉地吃,温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热来。反复折腾,天边已经亮起通红的晨曦。开演时分,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展露出瑰丽的人和景,人们绝想不到,这地方经过了怎样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经去睢宁县人民医院体检,企图检查出些问题好请病假回上海。人民医院清洁宽敞,墙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显得那么溽热难耐。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脸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又写信给家里,让母亲写一封信来,编造一个事端,让我请事假回上海。来回折腾的时候,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乱焦虑的处境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动,似乎没有余暇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结束终于放了假,再从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们团从火车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区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盖起了防震棚。

魏庄故事早已经结束,这是后续的后续了,但又似乎并没完,从它源起的事端还在向前发展,并且加速行进。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辨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样简素的时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经过一个煎熬的暑天,秋天显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极远处可见南迁的雁阵,呼吸都是轻快的。似乎是和时局不相宜的情绪,可季侯就是这样笼罩着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气息,是不是其间潜伏着更强大的意志?而我们,是政治社会中小而又小的单位,在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缝隙里,自成格局,度着一己的悲欢。在接踵而至,更剧烈的震动,也就是四人帮倒台,我们自然也是兴奋的。文工团的人总是喜欢热闹,虽然谁也不真正了解政权上层在发生什么,但严谨的政治生活总归是束缚人的活泼劲。我们团即兴排演的一出活报剧,表现四人帮的丑行,在此剧中,可说大大释放了我们团风趣的天性。扮演张春桥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着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镜,摇一柄折扇,前进三,后退二地上场,真是活脱脱的。听老演员说,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戏里的扇子功。他幼年进江苏省戏曲学校柳子戏班坐科,习的是武丑,后来毕业,柳子戏专成一团,放在徐州地区,就是文工团的前身。这一个古老的几近失传的剧种,有着严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业上再走远,那也是压箱底的货。看电影《有话好好说》,他与姜文在饭馆里谈判的那场戏,一句一句地压上来,忽有一瞬松弛,再压上来,无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术的训练,单靠体验派的现代表演教育是达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过去,冬天来到,我们还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报时有时无,传闻紧张时侯,夜里还安排轮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较艰苦,从暖和的被窝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们也挺会消磨,在炉子上烤红薯。所谓值班,就是守着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锣。一整个冬天里,除了我们自己不小心推倒,没有一次自行倒下。红薯烤熟,香气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时间已过去。与接班的交割,回进棚里再接着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芦席铺顶,很长的一条,生了炉子。也不觉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结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显感到腿沉,拖不动似的。从剧场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车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个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无比,就好像梦中人走路,心里急却使不上劲。后来一临近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惧。我以为我一定是患了严重的关节病,家里寄来一双护膝,却也无济于事。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很多日子过去,社会开始对精神卫生有所认识,抑郁症几成流行病,我读到其中有一症状,就是关节障碍,不由想起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病痛,意味着它不治而愈,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复发。那一个冬天,确实是个沉郁的冬天,我们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着,多少是因为房屋紧缺。火车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团膨胀出来的人口占满。又一批男女结婚生子成家,从宿舍搬出,独占一室,原先的集体宿舍已分割成多个单间。我们这些单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经过那条令我胆寒的坡路。

时局确实在变化,许多禁演的剧目开放,我们团开排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春节隆重上演。除夕夜首场演出,我发着高烧,一个人睡在防震棚里,昏沉中感觉有人走进防震棚,大约看见棚里有灯光,是我们团的会计。走过来在我额上摸一下,说了声:烫人!走了出去。我以为他要去喊人,事实上一去不回,而我也睡熟了。次日清晨已全面退烧,晚上还是到剧场演出。我们团寄予厚望的《洪湖赤卫队》只演了十一场便封箱落幕,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映。时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可我们团却日益窘迫,每一次谋求新路紧接着就是遭受重创,人心涣散,都盘算着如何离开文工团。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突然间涌现那么多可能性,简直目不暇接。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了那么多,意气已经消沉,却发现,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都还年轻,来得及开创另一种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团往下坡路上又推了一把,我们团留不住人了。

我们团在一起时总是给人颓败的印象,没一件事做得顺当,可分成个人,后来证明都发展得不坏。李保田是不消说了,有一位美工师去了北京艺术研究院;一位圆号手考入艺术院校,毕业后留校;有歌唱演员和演奏员调入省歌舞团和大军区文工团;有自建民乐团名扬海内外……看起来,我们团当年方针动摇,目的不明,招募人员杂沓不齐,但却很识得人材,作为个体,都有些斤两。

关于《模范山乡》还有一件事可说,就是彩色剧照。我有一个演员队里的同龄好朋友,在《模范山乡》扮演一名村姑,戏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张剧照——白军清乡后,从藏身的壁橱里钻出,两手推开橱门,屈膝探身。这一张照片拍得极好,都可印成明信片发行。心中很是羡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许不等有一张好照片,青春韶华就将流逝。文工团的男女普遍年轻,大多在十二三岁招来,满二十岁就有成人感,特别能感觉年华易逝。有一次去地区医院,听医生唤我“小女孩”,十分的不适和反感,这就是我们对年龄的概念。想不到之后还会有很长的岁月要度,很多的改变要经历,会拥有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厌烦的照片图像。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会从壅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

2008年7月1日于上海

王安忆:小说家。1977年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等多部以及散文、论述、剧本等,共计约六百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有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俄、日、韩、越等文字出版。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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